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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将媒介作为环境予以研究的媒介生态学的观点，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权力调控舆论难度的加大，是提升媒体舆论监督效果的外在生态因子；地方新闻媒体管理体制改革步伐的加快，以及网络监督日益彰显的民众力量，是提升媒体舆论监督效果的内在生态因子。这表明舆论监督并非进入“弱效果时代”，它将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日益发挥助推器作用。
【关键词】媒介生态；舆论监督；权力调控；新闻改革；监督效力
2010年第12期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收录了一篇题为《舆论监督进入“弱效果时代”》的文章，文章称“舆论监督环境劣变，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但报道后的冲击力也日渐式微”，呼吁通过倡导和培养“新闻职业共同体意识”来改变当下传播环境，维护媒体共同利益，以显示整个媒体行业的力量。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包括对政权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对社会公众行为的监督两方面内容，其形式有媒体的批评报道、读者来信、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等，而媒体的批评报道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舆论氛围，舆论监督不但是搭建信息传受的桥梁，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安全阀”，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发现问题并促使问题的解决。现今的舆论监督，是否正如文章所说，进入“弱效果时代”了吗？
若把媒体看成生态环境，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媒介生态学”正是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培仁如此定义媒介生态学：“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1]他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媒介的信息传播与运作，其任务就是“找到保持生态平衡、传播适度的内在与外在的控制因素——生态因子，测量出传者或媒介对诸种因素的耐度和适应度”。
本文以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分析促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增强监督实效的内外生态因子，阐明舆论监督并非进入“弱效果时代”。
外在生态因子：政治环境好转——政府对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视
媒介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媒介政策、传播制度等。媒介的舆论监督环境，更依赖并得益于政治环境——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善待媒体”，是现今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而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将很大程度地提升舆论监督的实效。
现在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官员了解民生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意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反腐倡廉以及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积极作用。调查性报道“山西黑砖窑事件”曾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示；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要习惯于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作为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评论部于2011年6月16日撰文批评地方政府打压媒体，称舆情不是敌情，要求各级媒体亟须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人民网成立专门的“舆情频道”对各级政府的舆情应对进行专题报道与分析；中央电视台舆论监督类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日益凸显其品牌效应。
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更表现在系列保障舆论监督的制度的出台。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促进了媒体监督政府，问责、监督形成了制度。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明确提出要“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党内舆论监督被写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舆论监督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一个重要监督制度。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舆论监督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监督的力度可以得到加大，监督的效果与影响力自然也可以得到提升。
外在生态因子：舆论生态多元——权力调控舆论难度加大
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是否意味着现代信息社会里权力调控舆论变得越来越容易？
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舆论生态。当前中国的舆论生态，包括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四大舆论场，民间舆论呈现出网络化生存特点，传统媒体舆论场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特点，网络舆论场则呈现“倒逼”传统媒体效应[2]。当前中国属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造成舆论燃点很低，而舆论一律几乎不可能，本地舆论监督受压制，还有异地舆论监督；内地舆论失声，还有境外舆论喧哗。内外舆论场互动，使舆论事件多发，舆论调控难度加大。同样的话题，媒体之间的竞争或呼应又会激活舆论场，引发舆论共振或辩论，以致“小事闹大，大事闹炸”。
权力调控舆论难度加大还表现在媒体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途径的多元化。媒体记者开展舆论监督，平面媒体不行，还有新媒体，如博客、微博和手机信息。不少传统媒体在自己的新闻网站开通博客频道，由记者们写博文告知“新闻背后不知道的故事”，如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博客频道，汇集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记者的博客。新媒体为记者们打造了一个更为高效、便捷的舆论监督平台，以致“即使在舆论约束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传统媒体也可以有所作为，最大限度地表达社会舆论的真实诉求”[2]。
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从另一角度也表明了“权力”们对监督性报道发表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的担忧。舆论生态的多元，信息的多渠道传播，使舆论一旦失控，场面将无法收拾。“权力”们介入舆论迟缓或干预不当，将“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3]。监督性报道的监督效力，从一定程度上讲并非日渐式微。
内在生态因子：生存压力驱使——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步伐 作为一种环境系统，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地方新闻媒体党内舆论监督现状不容乐观，归根结底还在于地方新闻媒体的体制问题。地方新闻媒体大都由地方财政养活，领导层又往往由地方党委任命。行政干预过多导致舆论监督无为，地方新闻媒体开展的舆论监督往往根据党委或司法部门的定案进行奉命报道，其实质上行使的是伪舆论监督。
而媒体作为一种符号消费，不能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媒体格局多元化、媒体竞争国际化，媒介宏观生存环境的巨变也给其管理体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其管理思路、管理手段、管理力量等亟待改革。日本《朝日新闻》原主编中马清福在《报业的活路》一书中，指出现代“报纸的效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有益性，即有意思，有用；二是言论性，即有明显的观点主张，发挥了监督权力的作用；三是影响性，即对舆论的形成起了作用。从中可见传媒行使舆论监督对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媒体的最大压力是来自生存的压力，已成为不少传媒人的共识。现国内新闻媒体大都进行集团化运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运作实体，并且跨区域出版发行、跨行业投资经营。经济上的“断奶”也带来了经营上的相对独立，这在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中表现越发明显。毋庸讳言，随着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新闻产品的有益性、言论性、影响性不断提升，批评报道在媒体上更有升温的趋势。近年来不少传统媒体开设了言论版，为公民的舆论表达提供了便利，借此也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当然，国情不同，媒体的政治属性也不同。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认为，我国新闻传媒并不具备西方传媒作为第四权力的性征，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传播者”、“解读者”和“引领者”，新闻改革的进程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保持协调与适应。作为新闻媒体，既要记录历史，也要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而媒体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往往在引导舆论走向中完成。
内在生态因子：传播渠道拓展——网络监督彰显民众力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网络传播的高效快捷，使单一的个人议题得以在短时间内变成社会性议题，而其跨区域性和全球性，又可以使区域性的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公共性议题。现有不少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如天价烟事件、“香艳日记”事件、杭州70码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往往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得出的数据，2009年该比例已高达30%。网络舆论已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2009年9月贵阳市在全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推出“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认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用于舆论监督的网络形式，包括博客、播客等个性化网页，QQ和MSN等聊天工具，也包括具有网络功能的PDA等。内容多样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网络为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提供了信息资源和工具上的便利，也促生了更为开放、自由的监督环境。同时，网络的“多通道属性增强了监督的实效”[4]。
网络已冲击到了主流媒体的生产过程，它不仅改变了传播格局，也削弱了权力在信息传播中的掌控能力，“捂盖子”变得越来越难。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围观改变世界”是一个响亮的口号。网络独立调查人更是网络监督的新生力量，如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发起人吴君亮，“促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公开财政预算，推动了行政改革”[5]。政府部门日益重视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一些重大制度的出台，不断在网络上征询网民意见，如个人税收起征点，就是在尊重网络民意的基础上提高到3500元的。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中，网络民意不断凯旋，这说明各级领导部门，谁又能无视网络民意的存在？
结 语
“网络扩散、传媒报道、网络热议、传媒调控”，网络监督和传统媒体相结合，将是未来舆论监督的发展趋势。传统媒体的一元格局正在被新媒体的多元格局打破，如网络广播电视、手机电视、播客分流了大量的传统广电媒体受众，计算机、手机、PDA、MP3、MP4、MP5等已经成为视听节目消费方式的主要终端。一些国内媒体在海外市场上市融资，舆论斗争将更加国际化。监督性报道只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媒体舆论监督也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整个舆论监督的内容，却要复杂与多元化得多。由监督性报道发表的受扰与影响力来判定舆论监督环境的劣变，其合理性尚待商榷。
舆论监督并非已进入“弱效果时代”。它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将日益发挥助推器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5，14.
[2]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J].当代传播，2011（2）.
[3]人民日报评论部.“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N].人民日报，2011-06-16.
[4]张淑华.媒体舆论监督失范与新媒体条件下监督合力模式构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苏艳丽.网络传播语境下的舆情应急[J].新闻知识，2011（1）.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编校：施 宇
【关键词】媒介生态；舆论监督；权力调控；新闻改革；监督效力
2010年第12期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收录了一篇题为《舆论监督进入“弱效果时代”》的文章，文章称“舆论监督环境劣变，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但报道后的冲击力也日渐式微”，呼吁通过倡导和培养“新闻职业共同体意识”来改变当下传播环境，维护媒体共同利益，以显示整个媒体行业的力量。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体的主要功能，包括对政权和政府行为的监督和对社会公众行为的监督两方面内容，其形式有媒体的批评报道、读者来信、新闻调查、新闻评论等，而媒体的批评报道是舆论监督的主要形式。和谐社会离不开和谐的舆论氛围，舆论监督不但是搭建信息传受的桥梁，也是推进社会进步的“安全阀”，通过舆论监督可以发现问题并促使问题的解决。现今的舆论监督，是否正如文章所说，进入“弱效果时代”了吗？
若把媒体看成生态环境，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而“媒介生态学”正是将媒介作为环境的研究。浙江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邵培仁如此定义媒介生态学：“用生态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探索和揭示人与媒介、社会、自然四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1]他认为，媒介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的观点来审视媒介的信息传播与运作，其任务就是“找到保持生态平衡、传播适度的内在与外在的控制因素——生态因子，测量出传者或媒介对诸种因素的耐度和适应度”。
本文以媒介生态学的观点，分析促使媒体开展舆论监督，增强监督实效的内外生态因子，阐明舆论监督并非进入“弱效果时代”。
外在生态因子：政治环境好转——政府对舆论监督越来越重视
媒介的生存环境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媒介政策、传播制度等。媒介的舆论监督环境，更依赖并得益于政治环境——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善待媒体”，是现今对各级政府执政能力的新考验，而政府与媒体的良性互动，将很大程度地提升舆论监督的实效。
现在舆论监督已经成为官员了解民生的重要途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意识到了舆论监督对于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反腐倡廉以及推动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有着积极作用。调查性报道“山西黑砖窑事件”曾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示；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政府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要接受新闻舆论的监督，要习惯于在舆论监督下开展工作。作为中共官方喉舌，人民日报评论部于2011年6月16日撰文批评地方政府打压媒体，称舆情不是敌情，要求各级媒体亟须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人民网成立专门的“舆情频道”对各级政府的舆情应对进行专题报道与分析；中央电视台舆论监督类栏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的公信力与影响力日益凸显其品牌效应。
政府对舆论监督的重视更表现在系列保障舆论监督的制度的出台。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促进了媒体监督政府，问责、监督形成了制度。2009年4月1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也明确提出要“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党内舆论监督被写入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中，舆论监督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一个重要监督制度。2009年1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舆论监督有了制度上的保障，监督的力度可以得到加大，监督的效果与影响力自然也可以得到提升。
外在生态因子：舆论生态多元——权力调控舆论难度加大
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是否意味着现代信息社会里权力调控舆论变得越来越容易？
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舆论生态。当前中国的舆论生态，包括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境外舆论场四大舆论场，民间舆论呈现出网络化生存特点，传统媒体舆论场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特点，网络舆论场则呈现“倒逼”传统媒体效应[2]。当前中国属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高发，造成舆论燃点很低，而舆论一律几乎不可能，本地舆论监督受压制，还有异地舆论监督；内地舆论失声，还有境外舆论喧哗。内外舆论场互动，使舆论事件多发，舆论调控难度加大。同样的话题，媒体之间的竞争或呼应又会激活舆论场，引发舆论共振或辩论，以致“小事闹大，大事闹炸”。
权力调控舆论难度加大还表现在媒体记者开展舆论监督的途径的多元化。媒体记者开展舆论监督，平面媒体不行，还有新媒体，如博客、微博和手机信息。不少传统媒体在自己的新闻网站开通博客频道，由记者们写博文告知“新闻背后不知道的故事”，如中国网络电视台的博客频道，汇集了中央电视台的名嘴、记者的博客。新媒体为记者们打造了一个更为高效、便捷的舆论监督平台，以致“即使在舆论约束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传统媒体也可以有所作为，最大限度地表达社会舆论的真实诉求”[2]。
监督性报道发表前的干扰变本加厉，从另一角度也表明了“权力”们对监督性报道发表后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力的担忧。舆论生态的多元，信息的多渠道传播，使舆论一旦失控，场面将无法收拾。“权力”们介入舆论迟缓或干预不当，将“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3]。监督性报道的监督效力，从一定程度上讲并非日渐式微。
内在生态因子：生存压力驱使——新闻媒体管理体制加快改革步伐 作为一种环境系统，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地方新闻媒体党内舆论监督现状不容乐观，归根结底还在于地方新闻媒体的体制问题。地方新闻媒体大都由地方财政养活，领导层又往往由地方党委任命。行政干预过多导致舆论监督无为，地方新闻媒体开展的舆论监督往往根据党委或司法部门的定案进行奉命报道，其实质上行使的是伪舆论监督。
而媒体作为一种符号消费，不能游离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媒体格局多元化、媒体竞争国际化，媒介宏观生存环境的巨变也给其管理体制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其管理思路、管理手段、管理力量等亟待改革。日本《朝日新闻》原主编中马清福在《报业的活路》一书中，指出现代“报纸的效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有益性，即有意思，有用；二是言论性，即有明显的观点主张，发挥了监督权力的作用；三是影响性，即对舆论的形成起了作用。从中可见传媒行使舆论监督对提高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性。媒体的最大压力是来自生存的压力，已成为不少传媒人的共识。现国内新闻媒体大都进行集团化运作，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运作实体，并且跨区域出版发行、跨行业投资经营。经济上的“断奶”也带来了经营上的相对独立，这在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中表现越发明显。毋庸讳言，随着媒体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新闻产品的有益性、言论性、影响性不断提升，批评报道在媒体上更有升温的趋势。近年来不少传统媒体开设了言论版，为公民的舆论表达提供了便利，借此也提升了媒体的公信力与影响力。
当然，国情不同，媒体的政治属性也不同。中央电视台副台长孙玉胜认为，我国新闻传媒并不具备西方传媒作为第四权力的性征，而是从属于社会政治体制的“传播者”、“解读者”和“引领者”，新闻改革的进程必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保持协调与适应。作为新闻媒体，既要记录历史，也要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而媒体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又往往在引导舆论走向中完成。
内在生态因子：传播渠道拓展——网络监督彰显民众力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2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1.8%。网络传播的高效快捷，使单一的个人议题得以在短时间内变成社会性议题，而其跨区域性和全球性，又可以使区域性的议题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公共性议题。现有不少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如天价烟事件、“香艳日记”事件、杭州70码事件、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等，往往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得出的数据，2009年该比例已高达30%。网络舆论已成为政府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2009年9月贵阳市在全国首次以政府名义推出“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认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放大器。用于舆论监督的网络形式，包括博客、播客等个性化网页，QQ和MSN等聊天工具，也包括具有网络功能的PDA等。内容多样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网络为形成广泛的舆论监督提供了信息资源和工具上的便利，也促生了更为开放、自由的监督环境。同时，网络的“多通道属性增强了监督的实效”[4]。
网络已冲击到了主流媒体的生产过程，它不仅改变了传播格局，也削弱了权力在信息传播中的掌控能力，“捂盖子”变得越来越难。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围观改变世界”是一个响亮的口号。网络独立调查人更是网络监督的新生力量，如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发起人吴君亮，“促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公开财政预算，推动了行政改革”[5]。政府部门日益重视与网民的在线交流，一些重大制度的出台，不断在网络上征询网民意见，如个人税收起征点，就是在尊重网络民意的基础上提高到3500元的。在一些社会热点事件中，网络民意不断凯旋，这说明各级领导部门，谁又能无视网络民意的存在？
结 语
“网络扩散、传媒报道、网络热议、传媒调控”，网络监督和传统媒体相结合，将是未来舆论监督的发展趋势。传统媒体的一元格局正在被新媒体的多元格局打破，如网络广播电视、手机电视、播客分流了大量的传统广电媒体受众，计算机、手机、PDA、MP3、MP4、MP5等已经成为视听节目消费方式的主要终端。一些国内媒体在海外市场上市融资，舆论斗争将更加国际化。监督性报道只是媒体舆论监督的一部分，媒体舆论监督也只是舆论监督的一部分，整个舆论监督的内容，却要复杂与多元化得多。由监督性报道发表的受扰与影响力来判定舆论监督环境的劣变，其合理性尚待商榷。
舆论监督并非已进入“弱效果时代”。它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将日益发挥助推器作用。
参考文献：
[1]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M].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5，14.
[2]张涛甫.当前中国舆论场的宏观观察[J].当代传播，2011（2）.
[3]人民日报评论部.“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N].人民日报，2011-06-16.
[4]张淑华.媒体舆论监督失范与新媒体条件下监督合力模式构建[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3）.
[5]苏艳丽.网络传播语境下的舆情应急[J].新闻知识，2011（1）.
（作者单位：浙江海洋学院）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