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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地方一刀切的强力限产限电措施受到了广泛质疑，但是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各地的一些非常规措施开始大行其道，已波及到部分非高耗能行业。根据媒体报道，在浙江台州有近7000家企业，尽管几乎没有什么污染，用电量也很少，但还是接到通知，被要求停产限电，不管产值高和低，都“一刀切”要求停产。
政府强力限电的背后，表面看是今年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的现实，但从根源上考察，则是现行政绩考核指标的单一性所致。“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这意味着在今年下半年，必须完成降耗4.48％的目标。但上半年全国GDP单位能耗同比上升0.09％，绝大多数地方都未能完成节能目标鉴于形势的严峻，国家不得不把节能减排作为阶段性的政府目标，并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
然而，正如企业所抱怨的。政府这种突然的强力行政措施，不仅完全打破了企业的经营周期，对其调配原材料、铁路等运能造成重大影响；而且受限电限产影响，近期钢材、水泥等原材料价格保持了上涨趋势。此外，强力限电也影响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由此可见。政府此种行为，暴露出对于节能减排工作缺乏一种长效可行的运行机制。
节能减排需要的是一个长效机制，而不是短期的突击。行政性的限电限产会使得数字好看，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一来企业会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法继续生产，如购买发电机；二来基于政府拉闸限电的预期和教训，在不限电时，企业和居民会加倍用电，GDP单位能耗还是一样会上去。
当然，对地方上来说，可顾不得这些。尽管GDP是政府的中心作目标，但在眼下节能减排的大限面前，GDP也得让路，而最有效地实现节能减排指标的办法，还是动用政府的行政强制力，直接拉闸限电。甚至直接通知停产。这种在经济发展与调整结构之间的矛盾决策，反映了我们在考核干部的政绩时长期存在的一个症结，这就是考核指标的单一化。
国家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表面看内容丰富，实际很单一，表现在：首先，不管有意无意，现实中已经形成用GDP增长来考核政府及其官员的“GDP主义”；其次，由此所决定，考核的主体主要是上级部门，民众在考核中没有发言权，这使得考核往往只成为时上负责的一种手段；第三，特别是当考核与“一票否决”挂钩时，更催生出价值导向的偏差。行政体制的特点本就带有刚性，客观上易产生“一刀切”倾向，强调考核结果的“一票否决”，也就等于明确告诉官员，“你”能否向上升迁，决定权握在“我”手中，这当然会使得地方各级官员投其所好。地方官员在“一票否决”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只要能在政绩考核中过关，让考核者满意，使用什么手段，以及这些手段会给民众和企业带来何种后果，并不重要，或不主要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除此外，考核指标的单一还会造成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严重扭曲。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前者指的是那些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政府要努力去做，并且做好；后者指的是那些不该由政府去履行的职能，政府就坚决不要去碰，但我们有时恰恰相反，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该无为的时候乱作为。
虽然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赵华林近日在接受专访时称，“十一五”减排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在笔者看来，这里面应该有“一刀切”的功劳，而这种“一刀切”恰恰能助长权力的傲慢和自利。因鉴此，必须尽快改革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估机制。丰富考核指标，不能强调某事重要，就动辄以“一票否决”来对待。
巴比劝善与中国国情
唐 钧
近来，股神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中国劝善之行引发了不少争议。当然。对于这两往来中国传经送宝，我们绝对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如果巴比二位能够在公共场合免费举行一次关于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的先进事迹宣讲，一定会感动无数的中国人，如果能进一步能把这份感动送至高层。那就更加不虚此行了：
然而，在企盼巴比到来的热议中，也有不少人在波冷水：有人怀疑巴比的“半裸捐”倡议在中国行不通；有人直指中国富豪搞慈善刚刚起步，慈善意识还很淡薄；有人推测巴比的热脸将会贴上哪住中国富豪的冷屁股。其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前不久，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发出倡议，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半裸”之议只能算裸个脚趾头，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
中国富豪在做慈善方面就一定比美国富豪落后吗?窃以为未必。就此前媒体披露的消息看，巴比的倡议在美国的成功率大概在50％多一点(70多位富豪中有40位响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就提倡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看看中国的大学中那一栋栋以海内外华商命名的大楼，可见华人本不吝啬。
最近做了一个有关慈善事业的研究，以“政府做事”、“民间做事”和“政府掏钱”、“民间掏钱”构成一个矩阵。于是，便出现7四种组合：政府做事，政府掏钱——这是福利国家。其实，在欧洲，慈善事业的名头甚至已经不甚响亮，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服务机构”。民间做事。政府掏钱—最典型的是香港。2009年，香港有300至4nf)个社会团体，3000至4000家服务机构，但其经费的70-90％是政府拨款。民间做事，民间掏钱—最典型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超过120万家，募集的资金达到6700亿美元。
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最近5个国家部委的联合发出指令，让13个有募捐资质的全国性基金会和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将所接受的玉树震灾善款拨付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集中汇缴后的资金，将由青海省统筹安排使用；具体项目的组织落实，亦由青海省统一负责。这项指令，引发了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的一片哗然。
近年来，社会募捐已经被看作是一项特别的“政府基金”。在很多地方，将自愿的社会募捐变成了变相的政府派捐。通常是，按科层制的层级，最高领导先捐款定下一个基调，譬如2000元：然后，以下各级领导到一般公务员，再到企、事业单位职工，纷纷对号入座，募集的资金就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了。
如此这般的“中国国情”，不知巴比是否清楚。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也常常调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金，由奥巴马或希拉里统筹安排使用，不知他们会作何感受。
慈善机构募集捐款和政府征收捐税，显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的专家都对此有过很多的研究。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两回事”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会产生什么影响?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其实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满意度”，主要在物质需要的层面；其=是“幸福感”，主要在精神文化的层面；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理他主义”——通过帮助别人脱困解难来获得“幸福”。毫无疑问，慈善事 业和社会捐款应该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捐款的用途报告得越具体，捐款人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大。这恰恰是以“归大堆”为特点的政府捐税无法比拟的。
按理想的方式，灾后重建家园的社会募捐，应该是对灾区重建作出规划后再劝募。各家慈善机构可有所分工，理智地针对规划的某一部分募集资金，这样才便于将来对捐款人有个明确的交代。募捐其实并非越多越好，应该有个控制，到预定的额度就打住。中国的自然灾害多，如果没有规划、没有约束，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一句话，慈善的本质是“事业”，而不光是“圈钱”。
说这些，是希望好施乐善的巴比能够知晓中国的国情。他们热心热肠的中国劝善之行，如若遭到冷遇，不要就以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慈善”。其实，社会体制与机制不同，很多事情一时间恐怕是勉强不得的。
没有赔偿的污染想要证明什么?
童大焕
当下，大连地方政府和法院似乎陷入了“你是替央企办事还是替百姓办事”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如果地方百姓能够决定地方官员的命运，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但是现在，经济发展似乎正超越百姓权利和利益，成为地方的首要追求。
2010年7月16日，大连大窑湾港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的大量原油流八大海，给水产养殖业造成重大损失。这起溢油量超万吨、已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的事故，至今事发已近两个月，中石油和当地政府均未对污染损害赔偿做出任何表态，反倒是采取了积极措施阻止遭受损失的水产企业和养殖户到法院起诉以及到北京上访。
而就在五年前的2005年4月7日，葡萄牙籍“阿提哥”号油轮准备在大连新港到岸卸驳时发生原油泄漏。无论是污染面积、程度还是损失。都没有这次大。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帮助渔民取证，法院共立案117件，总标的额达11.6亿元。其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阿提哥”号提起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诉讼。
然而，“7.1”爆炸泄油事故发生后，养殖户发现大连市的律师事务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声，当初积极主动站出来维护渔民利益的地方政府各部门，转而积极主动站出来阻止渔民表达伸张自己的权益。
很显然，问题并不出在法律层面。根据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造成污染的责任人应当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方式来全方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当地渔民与巨无霸央企之间极其悬殊的力量对比，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主义”暗通款曲，法律的天平便产生了致命的倾斜!胜负与成败取决于经济力量，而不在取决于公理与正义。据知情人士透露，事故发生后，曾有说法称，中石油内部的思路是，公司拿一定数额资金“表示一下”，让大连市政府出面赔偿渔民损失。然后公司以扩大投资、增加项目等途径来“补偿”大连。
地方的“经济发展”再次被置于百姓权益和环境保护之上。可见在一些地方，官商合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独特的凌驾于百姓利益和中国长远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在中石油这样航空母舰般的超级央企面前，平民百姓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超级航母的螺旋桨搅起的一个小小漩涡就能将其打翻，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这恐怕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全国人民长期忍受高额垄断价格、舍身侍虎喂肥了一个个超级央企，他们不仅没有向国家和内地股民分配足够的分红，不仅没有承担足够的企业信托责任，也没有承担足够的环境与睦邻友好等企业社会责任，反而以扩大投资为砝码，拒绝履行最基本的企业侵权责任。长此以往。人们难道只能无奈地面对央企们说：看见日益壮大的你，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天下人越来越瘦了!
这样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为社会输出任何正面的价值和价值观吗?悬。想起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功权面对采访时说的一番话。问：你觉得中国企业现在能向全球商界输出什么?答：除了资本，剩下什么都不能输出。一个时文化、道德很多方面构成破坏的、时环境和生态构成破坏的、导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不可能成为人类学习的模式。
民间融资市场亟须规范
刘晓忠
前不久，浙江宁海县公布了打击非法民间融资“日日会”的硕果：121名会头、1262名会员投案自首，刑事拘留17人，批捕7人，通缉13人，涉案金额5.4亿元
日日会的金融传销化所衍生而出的风险之醒目，足以使人对民间融资产生厌恶之念，无需回避，当前一些地方的或隐或显的民间融资，确实存在滑向金融传销化的风险隐患这既与民间融资的融通模式有关，又牵涉到当前市场缺位，监管缺位与越位之惑。
以人格化交易为主的民间融资市场，服务于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环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劣币驱逐优币的格雷欣效应式风险民闻融资是一种基于亲缘、地缘等小型社群熟人间的一种传统的资金融通模式其交易的基础并非是市场信用，而是熟人问的社会信誉
然而，由于缺乏现代市场组织化的运行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管控，以厦法律保障，一旦脱离熟人间的人格化道义束缚和规劝，运行于非人格化的市场，其运行就失去了必需的安全屏障，难以规范的信息不对称，将使民间融资风险难以管控因此，民间融资的出借方唯一能够降低风险的手段，就只剩下不断提高风险溢价以被动防范风险，但较高的风险溢价却足以使投资实业者，由于无法承受民间融资市场较高的利率水平，逐渐退出市场，而愿意接受高风险溢价者往往从事非正常的投资项目，如通过放高利贷，进行垒融传销大玩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
民间融资市场之所以进入非人格化的市场提供投融资服务，原因就在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覆盖度较低，一些中小企业无法自由平等地与国企等竞争正规金融体系的服务，它们不得不转向民间市场寻求融资然而，这些中小企业较强的市场融资需求，与民间融资市场非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和风险管控手段，必然使得民间融资市场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增加了民间融资市场的风险
目前，监管对民间融资市场主要采取以堵为主、以疏为辅的政策立场为规范民间市场的融资行为，监管部门发布了《贷款人管理条例》等法律，以防止民间融资市场盲目追求高收益，如要求民间借款的利率不超过政策利率的4倍，然而，这种为区分高利率和正常民间融资界限的监管，缺乏深入了解民间融资市场高利率的形成原因
事实上，之所以民间融资利率相对较高，一方面是央行名义政策利率较低，未能反映市场的真实经济状况。过低的政策利率使草根于市场的民间融资市场，无法判断什么样的利率水平可以覆盖风险敞口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至令未能获得法律层面的明确立法保护，缺乏法律的护航，使得民间融资市场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而这些较高的交易成本最终将反映到民间借贷利率上
由此可见，规范民间融资市场，一方面应考虑尽快制定《民间融资法》和《民间融资实施细则》等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应降低金融准入门 槛，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多层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快利率市场化过程，引导民间利率合理定价、毕竟，有效规避民间金融市场风险，亟须的是民问金融市场的重塑，而不是民间金融机构的转型
一旦对民间融资组织招安式的收编，无法有效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市场缺位，民间融资市场也不会销声匿迹相反，可能出现规范一批、冒出一批之虞。
企业聚赌楼市或成中国经济之祸
薛 涌
最近，众多家电巨共和制造业民企进军房地产业的现状引起媒体的注意：“房地产就像是唐僧肉，谁都想咬上一口央企想，国企想，现在连制造家电还有服装鞋帽的民企都想”
几乎在同时，美国媒体报道了所谓“不均衡的恢复”，讲的是在美国各州中，依赖制造业、农业、矿业的州经济稳定恢复，但依赖房地产的地区，比如拉斯维加斯，则看不到生机
两则新闻对照，难免叫人有些害怕。中国的楼市泡沫，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
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放下自己的本业而往楼市里冲，中国经济的支柱也随之越来越单一
企业的这场豪赌，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以“衬衫经济学”为模式的中国制造业，正在走向死亡事情明摆着，这些涌入楼市投机的企业，在本行业内基本失去了竞争力相对而言，楼市提供了很高的利润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德国的企业人家不等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全球扩张，特别敢在美国这种主要的高端市场投资建厂，成为真正世界级的企业中国的一些企业并非没有如此野心比如海尔，就早早在美国登陆、可惜成绩相当一般，现在也只能回马一枪，投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这里似乎赚钱容易得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被“衬衫经济学”的低薪原则惯坏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在高薪的条件下竞争。再看德国，人均GDP虽然比美国低一万美元左右，但制造业工人的时薪(包舍福利)竟达到50美元的水平，比美国高出20美元德国的公司在50美元时薪的水平上都能保持世界级的竞争力，如果跑到美国建厂，支付30美元的时薪岂不是更容易?几年前在“衬衫经济学”高歌猛进之时，国内一位经济学家曾亲口对我说：“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工资太高了，早晚要全被我们打败。”是啊，直到不久前，中国工人的工薪还仅相当于美国的27％。老板们除了把职工的汗水榨干，还会干什么?要技术没技术，要管理没管理。现在让他们到发达国家建厂，占领市场，支付几十倍的高薪，他们怎么可能找得到北呢。
第二，由于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大，劳动力密集，劳动者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听任老板把他们的血汗榨干，最终使得财富过分集中，创造了一个具有庞大购买力的寄生阶层。这个阶层，成为房价的主要支柱。他们手中的金钱，又可以买通权力，在房地产中获得种种垄断优势。如今大家都转向房地产。说明在制造业中对劳工的压榨到了极限，进而只能转向寄生性投资。
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将面临不堪设想的结果：资本全涌入楼市，楼市泡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房价的提高，使生活成本提高，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企业不务正业，工价稍微一涨就不会竞争了。日后工价再涨，就更无立足之地，只能把资本拿到楼市中一赌。这样，一旦楼市崩溃。就将形成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局面。
我国应控制金融航母与金融衍生品
叶 檀
全球金融危机显示，岌岌可危的金融机构是全球经济的大威胁，长度惊人的金融杠杆是金融业谋杀全球发展的工具。
全球经济惊魂初定，巴塞尔委员会赶忙推出最新版的巴塞尔协议，以堵塞银行监管漏洞。9月12日，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央行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11月在韩国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将就该协议进行最后表决。
巴塞尔协议给银行这个失控的野马加上两副笼头：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是降低杠杆比率、，前者是为了防备银行将金融危机的烂摊子甩给全球纳税人；后者是为了防止表内资产表外化，加长金融企业的杠杆比例。
根据新巴塞尔协议，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从4％提高到6％，包括股本和储备的“核心”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下限从2％提高到4.5％。同时，银行需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2.5％。
加厚安全垫是为了让银行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在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加强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增加了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例两个新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就是要求在压力环境下，银行的流动性要能够至少坚持30天，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必须大于未来30天资金净流出量；净稳定资金比率，就是要求银行一年以内可用的稳定资金大于需要的稳定资金。
覆盖要求貌似非常安全，其实不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由表外资产造成，各类金融机构发行的衍生产品如有毒之雾遍布市场，即使风险覆盖达到百分百以上，一旦上百万亿的衍生品市场崩溃，足以压死任何一头金融大象。如果不是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出手。美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已经破产，与雷曼兄弟一起在天堂把酒、话当年勇了。
银行压力测试是金融常态下的自我安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谁也不会相信雷曼兄弟会破产，高盛等机构会转型为传统银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暂无爆发风险，乐观的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反而激起各方疑虑，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此等测试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如今这个笑话在中国的银行房贷压力测试下重演，各银行纷纷表示即使房价下跌30％也无破产之虞，他们忘记了中国银行业信贷建立在房地产的高估值之上。
对表外资产、衍生品市场、杠杆率的监管才是重点。
巴塞尔委员会清醒地认为到了杠杆率与表外资产的风险，表示“许多国家的银行体系表内外杠杆率的过度积累是经济和金融危机变得如此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银行体系不能吸收由此导致的交易和信贷损失，也无法应对影子银行体系积累的大量表外风险暴露的‘再中介化’。亲周期的去杠杆化以厦由一些复杂交易导致系统重要性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导致本轮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制订的规则可谓对症下药。7月26号，巴塞尔委员会宣布，商业银行的杠杆率被设定为3％，亦即银行的总资产不得超过一级资本的33倍。规定将在2018年生效，此前7年为测试期。全球银行业将在2015年开始发布自身的杠杆比例。
为了减少金融机构在监管之外的场外交易数据，鼓励进场交易，规定银行时达到严格标准的中央交易对手的抵押品和盯市风险暴露将适用0％的风险权重，同时提高场外交易的衍生品风险的资本要求，意在鼓励金融机构更；地进行透明度更高的交易。
此次规则不无绥靖之处，比如2019年才全面落实，比如覆盖率等对于英美机构如小菜一碟。但整体而言，上述举措意在控制金融机构漫无边际的金融链条，使金融业回归常态，金融业的去杠杆化是大势所趋，放马南山重新回到套上笼头。
与国际趋势相反，我国金融业正在逆水行舟：金融航母越来越多，他们向保险、证券、银行等各行业进军。这些金融航母尚未经历金融周期的严峻考验，也没有体现出更高的信用标准，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国内有越来越强烈的利益呼声要求金融资产证券化。这对于信用不彰、贪婪成性的市场会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想想次贷危机吧，美国房贷机构处处是明目张胆的造假与松懈的监管，我国金融机构如果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可以想像。好资产的证券化产品被某些“输不起”、有特殊渠道的人购得，而糟糕的证券产品像散布各地，茶毒普通投资者，加之没有可信的评级机构以及市场化定价机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市场无法承受高杠杆，酿成不可挽回的金融危机。
我国亟需发展市场化的债券市场，培育信用评级机构，而后通过正确的激励措施，让诚信的金融机构脱颖而出，与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匹配。这才是中国金融业争霸天下的秘笈。
政府强力限电的背后，表面看是今年节能减排任务艰巨的现实，但从根源上考察，则是现行政绩考核指标的单一性所致。“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这意味着在今年下半年，必须完成降耗4.48％的目标。但上半年全国GDP单位能耗同比上升0.09％，绝大多数地方都未能完成节能目标鉴于形势的严峻，国家不得不把节能减排作为阶段性的政府目标，并与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挂钩
然而，正如企业所抱怨的。政府这种突然的强力行政措施，不仅完全打破了企业的经营周期，对其调配原材料、铁路等运能造成重大影响；而且受限电限产影响，近期钢材、水泥等原材料价格保持了上涨趋势。此外，强力限电也影响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由此可见。政府此种行为，暴露出对于节能减排工作缺乏一种长效可行的运行机制。
节能减排需要的是一个长效机制，而不是短期的突击。行政性的限电限产会使得数字好看，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一来企业会寻找其他的替代方法继续生产，如购买发电机；二来基于政府拉闸限电的预期和教训，在不限电时，企业和居民会加倍用电，GDP单位能耗还是一样会上去。
当然，对地方上来说，可顾不得这些。尽管GDP是政府的中心作目标，但在眼下节能减排的大限面前，GDP也得让路，而最有效地实现节能减排指标的办法，还是动用政府的行政强制力，直接拉闸限电。甚至直接通知停产。这种在经济发展与调整结构之间的矛盾决策，反映了我们在考核干部的政绩时长期存在的一个症结，这就是考核指标的单一化。
国家对地方官员的考核，表面看内容丰富，实际很单一，表现在：首先，不管有意无意，现实中已经形成用GDP增长来考核政府及其官员的“GDP主义”；其次，由此所决定，考核的主体主要是上级部门，民众在考核中没有发言权，这使得考核往往只成为时上负责的一种手段；第三，特别是当考核与“一票否决”挂钩时，更催生出价值导向的偏差。行政体制的特点本就带有刚性，客观上易产生“一刀切”倾向，强调考核结果的“一票否决”，也就等于明确告诉官员，“你”能否向上升迁，决定权握在“我”手中，这当然会使得地方各级官员投其所好。地方官员在“一票否决”的政绩考核压力下，只要能在政绩考核中过关，让考核者满意，使用什么手段，以及这些手段会给民众和企业带来何种后果，并不重要，或不主要是他们关注的问题。
除此外，考核指标的单一还会造成政府职能和行政行为的严重扭曲。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是“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前者指的是那些应由政府履行的职能，政府要努力去做，并且做好；后者指的是那些不该由政府去履行的职能，政府就坚决不要去碰，但我们有时恰恰相反，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该无为的时候乱作为。
虽然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赵华林近日在接受专访时称，“十一五”减排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但在笔者看来，这里面应该有“一刀切”的功劳，而这种“一刀切”恰恰能助长权力的傲慢和自利。因鉴此，必须尽快改革政府的政绩考核评估机制。丰富考核指标，不能强调某事重要，就动辄以“一票否决”来对待。
巴比劝善与中国国情
唐 钧
近来，股神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中国劝善之行引发了不少争议。当然。对于这两往来中国传经送宝，我们绝对应该抱着欢迎的态度。如果巴比二位能够在公共场合免费举行一次关于社会责任和公益慈善的先进事迹宣讲，一定会感动无数的中国人，如果能进一步能把这份感动送至高层。那就更加不虚此行了：
然而，在企盼巴比到来的热议中，也有不少人在波冷水：有人怀疑巴比的“半裸捐”倡议在中国行不通；有人直指中国富豪搞慈善刚刚起步，慈善意识还很淡薄；有人推测巴比的热脸将会贴上哪住中国富豪的冷屁股。其实，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前不久，民政部前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发出倡议，请中国的亿万富豪们每年贡献一百万元来做慈善。这个金额比起巴比的“半裸”之议只能算裸个脚趾头，但仍然是响应者寥寥。
中国富豪在做慈善方面就一定比美国富豪落后吗?窃以为未必。就此前媒体披露的消息看，巴比的倡议在美国的成功率大概在50％多一点(70多位富豪中有40位响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本就提倡慈悲为怀、乐善好施，看看中国的大学中那一栋栋以海内外华商命名的大楼，可见华人本不吝啬。
最近做了一个有关慈善事业的研究，以“政府做事”、“民间做事”和“政府掏钱”、“民间掏钱”构成一个矩阵。于是，便出现7四种组合：政府做事，政府掏钱——这是福利国家。其实，在欧洲，慈善事业的名头甚至已经不甚响亮，取而代之的是“人类服务机构”。民间做事。政府掏钱—最典型的是香港。2009年，香港有300至4nf)个社会团体，3000至4000家服务机构，但其经费的70-90％是政府拨款。民间做事，民间掏钱—最典型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超过120万家，募集的资金达到6700亿美元。
最有趣的第四种组合，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最近5个国家部委的联合发出指令，让13个有募捐资质的全国性基金会和慈善总会、红十字会，将所接受的玉树震灾善款拨付青海省民政厅、红十字会、慈善总会任一账户。集中汇缴后的资金，将由青海省统筹安排使用；具体项目的组织落实，亦由青海省统一负责。这项指令，引发了民间组织和新闻媒体的一片哗然。
近年来，社会募捐已经被看作是一项特别的“政府基金”。在很多地方，将自愿的社会募捐变成了变相的政府派捐。通常是，按科层制的层级，最高领导先捐款定下一个基调，譬如2000元：然后，以下各级领导到一般公务员，再到企、事业单位职工，纷纷对号入座，募集的资金就由政府“统筹安排使用”了。
如此这般的“中国国情”，不知巴比是否清楚。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也常常调用“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资金，由奥巴马或希拉里统筹安排使用，不知他们会作何感受。
慈善机构募集捐款和政府征收捐税，显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很多的专家都对此有过很多的研究。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这“两回事”对人们的社会心理会产生什么影响?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其实有三个层次。其一是“满意度”，主要在物质需要的层面；其=是“幸福感”，主要在精神文化的层面；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层次，是“理他主义”——通过帮助别人脱困解难来获得“幸福”。毫无疑问，慈善事 业和社会捐款应该是属于最高层次的，捐款的用途报告得越具体，捐款人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大。这恰恰是以“归大堆”为特点的政府捐税无法比拟的。
按理想的方式，灾后重建家园的社会募捐，应该是对灾区重建作出规划后再劝募。各家慈善机构可有所分工，理智地针对规划的某一部分募集资金，这样才便于将来对捐款人有个明确的交代。募捐其实并非越多越好，应该有个控制，到预定的额度就打住。中国的自然灾害多，如果没有规划、没有约束，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一句话，慈善的本质是“事业”，而不光是“圈钱”。
说这些，是希望好施乐善的巴比能够知晓中国的国情。他们热心热肠的中国劝善之行，如若遭到冷遇，不要就以为美国人比中国人更“慈善”。其实，社会体制与机制不同，很多事情一时间恐怕是勉强不得的。
没有赔偿的污染想要证明什么?
童大焕
当下，大连地方政府和法院似乎陷入了“你是替央企办事还是替百姓办事”的困境中难以自拔。如果地方百姓能够决定地方官员的命运，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但是现在，经济发展似乎正超越百姓权利和利益，成为地方的首要追求。
2010年7月16日，大连大窑湾港输油管道发生爆炸起火，中石油大连石化分公司的大量原油流八大海，给水产养殖业造成重大损失。这起溢油量超万吨、已创下中国海上溢油事故之最的事故，至今事发已近两个月，中石油和当地政府均未对污染损害赔偿做出任何表态，反倒是采取了积极措施阻止遭受损失的水产企业和养殖户到法院起诉以及到北京上访。
而就在五年前的2005年4月7日，葡萄牙籍“阿提哥”号油轮准备在大连新港到岸卸驳时发生原油泄漏。无论是污染面积、程度还是损失。都没有这次大。当地政府在第一时间帮助渔民取证，法院共立案117件，总标的额达11.6亿元。其后，大连市海洋与渔业局代表国家向“阿提哥”号提起海洋生态损失赔偿诉讼。
然而，“7.1”爆炸泄油事故发生后，养殖户发现大连市的律师事务所仿佛在一夜之间失声，当初积极主动站出来维护渔民利益的地方政府各部门，转而积极主动站出来阻止渔民表达伸张自己的权益。
很显然，问题并不出在法律层面。根据201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侵权责任法》，造成污染的责任人应当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等方式来全方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当地渔民与巨无霸央企之间极其悬殊的力量对比，与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主义”暗通款曲，法律的天平便产生了致命的倾斜!胜负与成败取决于经济力量，而不在取决于公理与正义。据知情人士透露，事故发生后，曾有说法称，中石油内部的思路是，公司拿一定数额资金“表示一下”，让大连市政府出面赔偿渔民损失。然后公司以扩大投资、增加项目等途径来“补偿”大连。
地方的“经济发展”再次被置于百姓权益和环境保护之上。可见在一些地方，官商合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养成了独特的凌驾于百姓利益和中国长远利益之上的特殊利益集团。尤其是在中石油这样航空母舰般的超级央企面前，平民百姓犹如汪洋中的一叶扁舟，超级航母的螺旋桨搅起的一个小小漩涡就能将其打翻，并且死无葬身之地。
这恐怕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后果：全国人民长期忍受高额垄断价格、舍身侍虎喂肥了一个个超级央企，他们不仅没有向国家和内地股民分配足够的分红，不仅没有承担足够的企业信托责任，也没有承担足够的环境与睦邻友好等企业社会责任，反而以扩大投资为砝码，拒绝履行最基本的企业侵权责任。长此以往。人们难道只能无奈地面对央企们说：看见日益壮大的你，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天下人越来越瘦了!
这样的企业和地方政府，能够为社会输出任何正面的价值和价值观吗?悬。想起鼎晖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人王功权面对采访时说的一番话。问：你觉得中国企业现在能向全球商界输出什么?答：除了资本，剩下什么都不能输出。一个时文化、道德很多方面构成破坏的、时环境和生态构成破坏的、导致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的这样一种经济增长不可能成为人类学习的模式。
民间融资市场亟须规范
刘晓忠
前不久，浙江宁海县公布了打击非法民间融资“日日会”的硕果：121名会头、1262名会员投案自首，刑事拘留17人，批捕7人，通缉13人，涉案金额5.4亿元
日日会的金融传销化所衍生而出的风险之醒目，足以使人对民间融资产生厌恶之念，无需回避，当前一些地方的或隐或显的民间融资，确实存在滑向金融传销化的风险隐患这既与民间融资的融通模式有关，又牵涉到当前市场缺位，监管缺位与越位之惑。
以人格化交易为主的民间融资市场，服务于非人格化的市场交易环境，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劣币驱逐优币的格雷欣效应式风险民闻融资是一种基于亲缘、地缘等小型社群熟人间的一种传统的资金融通模式其交易的基础并非是市场信用，而是熟人问的社会信誉
然而，由于缺乏现代市场组织化的运行机制、公司治理结构与风险管控，以厦法律保障，一旦脱离熟人间的人格化道义束缚和规劝，运行于非人格化的市场，其运行就失去了必需的安全屏障，难以规范的信息不对称，将使民间融资风险难以管控因此，民间融资的出借方唯一能够降低风险的手段，就只剩下不断提高风险溢价以被动防范风险，但较高的风险溢价却足以使投资实业者，由于无法承受民间融资市场较高的利率水平，逐渐退出市场，而愿意接受高风险溢价者往往从事非正常的投资项目，如通过放高利贷，进行垒融传销大玩击鼓传花的金融游戏
民间融资市场之所以进入非人格化的市场提供投融资服务，原因就在于正规金融机构金融覆盖度较低，一些中小企业无法自由平等地与国企等竞争正规金融体系的服务，它们不得不转向民间市场寻求融资然而，这些中小企业较强的市场融资需求，与民间融资市场非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和风险管控手段，必然使得民间融资市场出现水土不服等症状，增加了民间融资市场的风险
目前，监管对民间融资市场主要采取以堵为主、以疏为辅的政策立场为规范民间市场的融资行为，监管部门发布了《贷款人管理条例》等法律，以防止民间融资市场盲目追求高收益，如要求民间借款的利率不超过政策利率的4倍，然而，这种为区分高利率和正常民间融资界限的监管，缺乏深入了解民间融资市场高利率的形成原因
事实上，之所以民间融资利率相对较高，一方面是央行名义政策利率较低，未能反映市场的真实经济状况。过低的政策利率使草根于市场的民间融资市场，无法判断什么样的利率水平可以覆盖风险敞口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至令未能获得法律层面的明确立法保护，缺乏法律的护航，使得民间融资市场面-临着较高的交易成本，而这些较高的交易成本最终将反映到民间借贷利率上
由此可见，规范民间融资市场，一方面应考虑尽快制定《民间融资法》和《民间融资实施细则》等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应降低金融准入门 槛，促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的多层化同时，更重要的是加快利率市场化过程，引导民间利率合理定价、毕竟，有效规避民间金融市场风险，亟须的是民问金融市场的重塑，而不是民间金融机构的转型
一旦对民间融资组织招安式的收编，无法有效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市场缺位，民间融资市场也不会销声匿迹相反，可能出现规范一批、冒出一批之虞。
企业聚赌楼市或成中国经济之祸
薛 涌
最近，众多家电巨共和制造业民企进军房地产业的现状引起媒体的注意：“房地产就像是唐僧肉，谁都想咬上一口央企想，国企想，现在连制造家电还有服装鞋帽的民企都想”
几乎在同时，美国媒体报道了所谓“不均衡的恢复”，讲的是在美国各州中，依赖制造业、农业、矿业的州经济稳定恢复，但依赖房地产的地区，比如拉斯维加斯，则看不到生机
两则新闻对照，难免叫人有些害怕。中国的楼市泡沫，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了
可是，越来越多的企业放下自己的本业而往楼市里冲，中国经济的支柱也随之越来越单一
企业的这场豪赌，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以“衬衫经济学”为模式的中国制造业，正在走向死亡事情明摆着，这些涌入楼市投机的企业，在本行业内基本失去了竞争力相对而言，楼市提供了很高的利润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日本、德国的企业人家不等国内市场饱和，就向全球扩张，特别敢在美国这种主要的高端市场投资建厂，成为真正世界级的企业中国的一些企业并非没有如此野心比如海尔，就早早在美国登陆、可惜成绩相当一般，现在也只能回马一枪，投入国内的房地产市场这里似乎赚钱容易得多，为什么?因为这些企业被“衬衫经济学”的低薪原则惯坏了，根本不知道如何在高薪的条件下竞争。再看德国，人均GDP虽然比美国低一万美元左右，但制造业工人的时薪(包舍福利)竟达到50美元的水平，比美国高出20美元德国的公司在50美元时薪的水平上都能保持世界级的竞争力，如果跑到美国建厂，支付30美元的时薪岂不是更容易?几年前在“衬衫经济学”高歌猛进之时，国内一位经济学家曾亲口对我说：“美国根本没有竞争力，工资太高了，早晚要全被我们打败。”是啊，直到不久前，中国工人的工薪还仅相当于美国的27％。老板们除了把职工的汗水榨干，还会干什么?要技术没技术，要管理没管理。现在让他们到发达国家建厂，占领市场，支付几十倍的高薪，他们怎么可能找得到北呢。
第二，由于中国的制造业规模大，劳动力密集，劳动者没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只能听任老板把他们的血汗榨干，最终使得财富过分集中，创造了一个具有庞大购买力的寄生阶层。这个阶层，成为房价的主要支柱。他们手中的金钱，又可以买通权力，在房地产中获得种种垄断优势。如今大家都转向房地产。说明在制造业中对劳工的压榨到了极限，进而只能转向寄生性投资。
如此下去。中国经济将面临不堪设想的结果：资本全涌入楼市，楼市泡沫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房价的提高，使生活成本提高，进而推动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提高。企业不务正业，工价稍微一涨就不会竞争了。日后工价再涨，就更无立足之地，只能把资本拿到楼市中一赌。这样，一旦楼市崩溃。就将形成覆巢之下无完卵的局面。
我国应控制金融航母与金融衍生品
叶 檀
全球金融危机显示，岌岌可危的金融机构是全球经济的大威胁，长度惊人的金融杠杆是金融业谋杀全球发展的工具。
全球经济惊魂初定，巴塞尔委员会赶忙推出最新版的巴塞尔协议，以堵塞银行监管漏洞。9月12日，全球主要国家和经济体央行就《巴塞尔协议III》达成一致，11月在韩国月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将就该协议进行最后表决。
巴塞尔协议给银行这个失控的野马加上两副笼头：一是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是降低杠杆比率、，前者是为了防备银行将金融危机的烂摊子甩给全球纳税人；后者是为了防止表内资产表外化，加长金融企业的杠杆比例。
根据新巴塞尔协议，一级资本充足率要求从4％提高到6％，包括股本和储备的“核心”资本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例下限从2％提高到4.5％。同时，银行需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2.5％。
加厚安全垫是为了让银行对自己的亏损负责。在金融危机后，巴塞尔委员会加强了流动性风险管理，增加了流动性覆盖率与净稳定资金比例两个新指标。流动性覆盖率，就是要求在压力环境下，银行的流动性要能够至少坚持30天，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必须大于未来30天资金净流出量；净稳定资金比率，就是要求银行一年以内可用的稳定资金大于需要的稳定资金。
覆盖要求貌似非常安全，其实不然。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主要由表外资产造成，各类金融机构发行的衍生产品如有毒之雾遍布市场，即使风险覆盖达到百分百以上，一旦上百万亿的衍生品市场崩溃，足以压死任何一头金融大象。如果不是美联储与美国财政部出手。美国的所有金融机构都已经破产，与雷曼兄弟一起在天堂把酒、话当年勇了。
银行压力测试是金融常态下的自我安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谁也不会相信雷曼兄弟会破产，高盛等机构会转型为传统银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暂无爆发风险，乐观的欧洲银行压力测试结果反而激起各方疑虑，一旦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此等测试就会成为一个笑话。如今这个笑话在中国的银行房贷压力测试下重演，各银行纷纷表示即使房价下跌30％也无破产之虞，他们忘记了中国银行业信贷建立在房地产的高估值之上。
对表外资产、衍生品市场、杠杆率的监管才是重点。
巴塞尔委员会清醒地认为到了杠杆率与表外资产的风险，表示“许多国家的银行体系表内外杠杆率的过度积累是经济和金融危机变得如此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银行体系不能吸收由此导致的交易和信贷损失，也无法应对影子银行体系积累的大量表外风险暴露的‘再中介化’。亲周期的去杠杆化以厦由一些复杂交易导致系统重要性机构之间的关联性导致本轮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
制订的规则可谓对症下药。7月26号，巴塞尔委员会宣布，商业银行的杠杆率被设定为3％，亦即银行的总资产不得超过一级资本的33倍。规定将在2018年生效，此前7年为测试期。全球银行业将在2015年开始发布自身的杠杆比例。
为了减少金融机构在监管之外的场外交易数据，鼓励进场交易，规定银行时达到严格标准的中央交易对手的抵押品和盯市风险暴露将适用0％的风险权重，同时提高场外交易的衍生品风险的资本要求，意在鼓励金融机构更；地进行透明度更高的交易。
此次规则不无绥靖之处，比如2019年才全面落实，比如覆盖率等对于英美机构如小菜一碟。但整体而言，上述举措意在控制金融机构漫无边际的金融链条，使金融业回归常态，金融业的去杠杆化是大势所趋，放马南山重新回到套上笼头。
与国际趋势相反，我国金融业正在逆水行舟：金融航母越来越多，他们向保险、证券、银行等各行业进军。这些金融航母尚未经历金融周期的严峻考验，也没有体现出更高的信用标准，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
国内有越来越强烈的利益呼声要求金融资产证券化。这对于信用不彰、贪婪成性的市场会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想想次贷危机吧，美国房贷机构处处是明目张胆的造假与松懈的监管，我国金融机构如果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可以想像。好资产的证券化产品被某些“输不起”、有特殊渠道的人购得，而糟糕的证券产品像散布各地，茶毒普通投资者，加之没有可信的评级机构以及市场化定价机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市场无法承受高杠杆，酿成不可挽回的金融危机。
我国亟需发展市场化的债券市场，培育信用评级机构，而后通过正确的激励措施，让诚信的金融机构脱颖而出，与中国的实体经济相匹配。这才是中国金融业争霸天下的秘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