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红磡黄耀明演唱会的现场，跟随着巨大的散场人流，分流再分流的地铁走道，转了三条地铁线终于回到了铜锣湾的酒店。望着眼前这座午夜时分还热闹似华灯初上般的城市，趁着黄耀明对香港历史回顾的余温，我也想说说我，或者我们这代人和香港这座城市的关系。
　　许多和我同龄的人都是从香港的“出口文化”开始认识这块土地的，无线和亚视的经典剧集，郑少秋的《楚留香传奇》或是汤镇业版的《天龙八部》，又或是邵氏公司的老电影，张彻、姜大卫的武侠片……但“官方”意义上的认识香港应该是在初中的历史和地理书里，那时候只知道考试要背出“香港分九龙、新界和香港岛”，讲台上侃侃而谈的老师们也不过是照本宣章，80年代的香港全来自于支离破碎的电影电视片段和一张黑白地图。直到后来在吴君如的《金鸡》里，我们才幡然醒悟，我们初识那年的香港，正是它经济腾飞，繁华到夜夜笙歌的黄金年代，在四大天王还没有成型的时候，谭校长、哥哥张国荣、梅艳芳的歌声已经通过各种翻版卡带飘入了我们的耳朵，粤语文化潮水般的向大陆席卷而来，那时的电视里，还开设了学习广东话的专题节目，但我们对真正的香港依旧一知半解。
　　1985年，离香港最近的广东诞生了一本面向全国发行的杂志《香港风情》，第一次从全方位对当下的香港流行文化作了全面的介绍，杂志的编辑风格也十分前卫，更有“中页女郎”作为卖点，让人目不暇接。记得《香港风情》介绍的内容从服饰、化妆到娱乐八卦一字不漏，尺度也大到可以跟读者讲述香港女星拍摄三级片时如何用贴胶布的方式保护自我等等，那时候每月在邮局的期刊柜台寻觅新一期的《香港风情》是很多年轻人的必修课，因为一切最流行的谈资都来自于那里，用现在的话说，最“潮”最“IN”的非它莫属。到了90年代，四大天王的时代，是全国认识香港的时代，每个街角的音像店里都在播放着最新的专辑卡带，学校门口有着广东人想出来的明星卡片机，1元一张，据说集齐四大天王多少张可以获得公司免费香港旅游机会。现在想来这是太幼稚的营销方式，却在那个刚刚开放的时代，把我们唬的省吃俭用收集卡片，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踏上香港的土地。
　　1994年，老妈终于可以因公出差香港，那时去次香港和去美国没有什么不同，充满着惊喜和未知的恐惧。在阿姨妈妈的流言里，香港是物价高昂，拥挤不堪，嫌贫爱富的资本主义遗孤，可老妈回来后却完全不这么认为。老妈最多说的一句就是，香港太文明了，大家都遵守秩序，没有人乱穿马路随地吐痰。而那一年她给我买的堡狮龙汗衫，一穿就是五年，质量和国内的不可同日而语。但粤菜对于吃惯了浓油赤酱的上海阿姨来说，口味恐怕是太清淡了，泰国米的米饭也如同夹生一般，和我们习惯的东北大米的饱满完全不同。于是乎很多开了洋荤的人都说香港菜难吃又贵，一碗清汤也要几十块，饭都是夹生的，如此以讹传讹，给了粤菜很不公平的评价。
　　时至今日，在无数次的香港之旅后，我对香港最剧烈地感受还是来自于香港的市民，如同《麦兜的故事》里麦太的口号——“星期一至星期八，多劳多得”。香港市民最显著的特质就是勤奋，一早就可以看到路边停满了各种送货卸货的车辆，由于人流量大，香港人对饮食的新鲜度要求高，食品原料配送的车辆往往一天要跑几次。而餐厅里永远是人头攒动，很多都是阿伯和婆婆，在我们看来应该颐养天年的年纪，却还在做跑堂和服务员，而且即便三组人拼桌他们也从来不会送错东西。在百货公司门口，举着促销牌子的许多也都是70岁的老人，很多人也并非贫穷，他们就是勤劳而不想歇息，如同香港地铁的自动扶梯一般，始终在快速的“哒哒哒”响个不停。香港人对这块土地有着深深的眷恋，不管发生什么他们都能积极面对。从97金融风暴到08年金融危机，我们看不到什么抱怨，大家都是齐心协力的“撑住香港”，这种港人的精神也着实让人动容。
　　对于我们这代人而言，香港给我们更多的是一种文明的榜样。经济上的强大和观念上的先进同样重要，而艺术在文明的土地上，才能更好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