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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你是否觉得十面埋伏，危机无处不在？
食品安全、医疗安全、治安安全、环境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婚姻安全……这种种安全决定了你的总体安全感受。
2011年6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展开的“中国人安全感大调查”显示，四成人感到没有安全感。
六成以上中国人“感到生活中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与此同时，五成以上中国人认为“总体而言，我对生活充满希望。”虽然生活中充满变数，但大多人仍然心怀希望，是这个社会的特征之一。
针对当代中国人的安全感缺失，以及如何提升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记者与知名时评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童大焕、资深国家心理咨询师荀焱，展开了深入对话。
当食品或交通出现问题时，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尽快做出回应，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应该有权利也有能力在法庭求得公道，而非求告无门。当公民有权利约束政府的时候，其他各种与安全感相关的问题的解决都是题中之义。
——童大焕
群体性事件披露不够
《小康》：食品安全、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是今年中国人最担忧的三大安全问题。这个排名反映了什么？
童大焕: 民众的安全感与信息披露直接相关，与实际的安全程度有一定距离。食品安全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加上最近两年，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披露得到加强，所以食品安全排名第一。
最近对交通安全方面的报道较多，比如药家鑫案、醉驾入刑等等，所以大家感觉交通安全问题很严重。实际上，最近几年，每年交通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都在下降。
相对于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的信息披露不够，其实社会治安的形势更为严峻。
《小康》：你认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理由是？
童大焕:1993年到2005年，12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5.26倍，群体性事件数量增长了10倍，由0.87万起增长到8.7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增速是经济增速的两倍。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提出，2010年一年内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高达28万起。
与食品安全事件不同，群体性事件往往要闹得很大，才有可能被媒体报道。一方面，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披露不够，大量事件被掩盖；另一方面，民众觉得群体性事件离自己很遥远，大量事件被忽视。
因为很多利益纠纷的长年积累，群体性事件在今后几年内的数量还会上升。而群体性事件必须通过法律渠道、政府渠道解决，没有第二条路。
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地方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机制。以前出事了，很多老百姓选择上访，最近几年，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对地方的公检法系统已经不抱希望，所以不再上访，而是直接选择“进京投案”。这是因为地方没有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就地解决的机制，这是非常关键的。
投机行为增加缘于投资实业太苦
《小康》：调查显示，目前对中国人而言最严重的职业安全问题是“收入低”，与此对应，虽然有开胸验肺等事件发生，“工作环境损害健康”只排在第五位，这反映了什么？
童大焕: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挣钱的压力还是第一位的，大于其他壓力。
大家都知道健康比工作重要，但身处其中的人是很无奈的。
今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颁布。草案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出发，完善了职业病诊断制度。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些条款还需要加入，比如对于白领过劳死的规定。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在财产安全方面，相对于投资实业，更多人还是愿意把钱放在银行或者买黄金和房子。这是为什么？
童大焕: 整个社会大环境必然导致投机行为增加。
先看投资实业，第一，人力资本和资金不能分离，也就是说投资实业多数人不能像投资资本市场一样“兼职”进行”；第二是面对政府的种种限制，投资实业很辛苦。因为政府管制过多，企业家必须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留下“买路钱”。此外，政策不稳定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比如，宽银根时，大量低息贷款进入央企等国有企业，形成“国进民退”；紧银根时，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更加高涨，还是“国进民退”，英雄被一分钱逼死的并不鲜见。
大部分人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其实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大部分老百姓还是没有钱，明知道把钱放到银行是会贬值的，出于基本的生存保障考虑，还会放银行。如果个人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就会选择别的投资途径。
适合挣钱不适合花钱
《小康》：据报道，中国的千万富翁中有接近六成已经投资移民或者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中，也有27%放弃了中国国籍。您如何看待富人移民现象？
童大焕:一方面，这种现象很正常，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的天性，小富进城、大富进京，有更好条件的人就会选择移民。另一方面，中国的富人移民有特殊性：移民的目的是要保证自己的财富安全、财产的延续传承和下一代的教育。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了机会，是一个适合挣钱不适合花钱的地方。富人把家人移民到国外，自己在国内打拼。政府有种种条件限制资金外流，富人也有各种途径把自己的钱花到国外去。
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以前不鼓励奢侈品消费，比如限制别墅、豪宅、进口奢侈品关税高等等。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严重外移，中国人在国外消费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也就是说，高税收没有阻止相对富裕的人消费奢侈品，却把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国外，房租、税收、就业等等有利于财富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都“送”给了外国。
6月9日，国家刚刚成立了奢侈品贸易委员会，正在努力打造一个适合富人花钱的环境。
《小康》：鼓励奢侈品消费可能会引发又一轮仇富风潮。
童大焕:在现在“权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人要获得通行证，必然会产生官商勾结，这是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国家发展不以服务本体为己任的外向型经济和信用消费制度（按揭制度），这两大因素使得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速度特别快，别的国家用一百年才可能完成的两极分化，我们用不到三十年就完成了。
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相对贫穷的人就会认为富人挤压了自己的生活，认为“为什么我和他起点一样，我没有，他有？”这种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挤压必然产生仇富情绪。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出现这种社会情绪是很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保障穷人起码的尊严和自由，二是尽快建立奢侈品消费的机制，让富人的流动性资本有处可去，而不是被逼到海外消费甚至移民，或者大量流动性资金积聚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普通消费领域，投机钻营，左冲右突，祸国殃民。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力惩治腐败、健全法律法规、政府切实解决物价、房价等民生问题是排名前三位的可以提升公众安全感的途径。您怎么看这个排名？当前，如何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童大焕:很多人认为腐败是产生一切安全感问题的源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必须透过表象，看到原因的原因：公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监督，权力市场经济必须转型为自由市场经济。
要提升公众安全感，必须树立大安全观的概念——社会最大的安全来自于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如果政府的大量精力用于维稳，而没有精力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如果政府超级强大、个人无限渺小，像一只蚂蚁，四处求告无门，那么公民是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弱势群体的安全感相对于富人的安全感，更需要保护。如果一个社会到处是此起彼伏的报复性事件，每一个不确定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则安全感从何而来？
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社会最需要摆平的关系。具体说，当食品出现问题、交通出现问题，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尽快做出回应和解决，当公民的权利在拆迁、征地等过程中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时，应该有权利有能力在法庭求得公道，而非求告无门。当公民有权利约束政府的时候，其他各种与安全感相关的问题的解决都是题中之义。
对于可控之事，相信自己，尽力而为；对于不可控之事，学会接受和顺应，御风而行。
——荀焱
控制力有多强，安全感就有多强
《小康》：从心理学专业角度看，什么是安全感？
荀焱：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安全感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的安全感，包括对物质的充足感、满足感，也就是俗称的知足常乐；精神的安全感，包括精神的稳定和控制感。因为感受本身就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安全感最核心的东西是控制感：一个人对外在世界的控制和对内在自我的控制有多强，他的安全感就有多强。
《小康》：造成人们心中感到“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
荀焱：“没有安全感”，这种感受的形成有三个来源：一是和先天遗传因素相关的，有的人性格特征天生就是较敏感的，易受外界刺激扰动；二是幼儿期的“烙痕效应”，童年的某些经历造成了有些人没有安全感；三是社会层面的，在这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现代人的行为和内心都是左冲右突，似乎不如几十年前的人容易有更多的稳定感。例如“抢盐”事件，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容易产生恐慌”。很多人去抢盐就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政府和媒体对信息及时、真实的公开可以有效消除大家的恐慌，因为呈现事实本身就可以提供确定感。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人经常感到焦虑。安全感与焦虑感的关系是怎样的？
荀焱：安全感与焦虑感直接相关。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感是一种人类的自我防御模式，是个体面对危险的一种预警，是心理的缓冲地带。焦虑是正常的，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只是过度的焦虑体验会让人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根据心理学的人格研究，焦虑型气质的人往往容易缺乏稳定的安全感常态。比如，人如果总会感到手足无措，这可能是常见的焦虑型的表现。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六成以上中国人“感到生活中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行之有效地为自己建立、提升安全感？
荀焱：安全与恐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稳定可以带来安全的感受，不確定则会让人心生恐惧。提升安全感，就像古人所说任何学习的过程一样，都有三个层面，即道、体、用，也就是先要知道和了解理论与概念，继而自身有所体验、领悟，然后在行为层面上去行动。具体说，有几个方法：
一是认知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能控制的，对于可控之事，相信自己，尽力而为；对于不可控之事，学会接受和顺应，最高境界如庄子所说御风而行。这种对自己的生活真实性的确认，让自己对现在和未来具有清晰、明确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积极构建、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对一个人来说，亲人、朋友、工作、爱好等等因素都可能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要多条腿走路，开拓生活的不同面向，对于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可偏废。
三是学会审视并且正视自己的情绪，与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对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和暗示，建立沟通性、支持性的自我对话，避免冲突性、攻击性的自我对话，多鼓励自己，重视自己的价值。
《小康》：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外在大环境之间的种种“不相信”、“不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焦虑、郁闷、悲催、不爽、恐慌、无力……种种这些社会流行词汇折射出的是人们怎样的心理状况？
荀焱：每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承担一个又一个的角色，在主动和被动的塑造角色过程中容易眼花缭乱，迷失自己，所以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分寸和尺度。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这个世界，要怀揣相信，在绝望和希望中找到自己的平衡和价值。
食品安全、医疗安全、治安安全、环境安全、交通安全、职业安全、婚姻安全……这种种安全决定了你的总体安全感受。
2011年6月，《小康》杂志社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在全国展开的“中国人安全感大调查”显示，四成人感到没有安全感。
六成以上中国人“感到生活中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与此同时，五成以上中国人认为“总体而言，我对生活充满希望。”虽然生活中充满变数，但大多人仍然心怀希望，是这个社会的特征之一。
针对当代中国人的安全感缺失，以及如何提升中国人的安全感，《小康》记者与知名时评人、信孚研究院研究员童大焕、资深国家心理咨询师荀焱，展开了深入对话。
当食品或交通出现问题时，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尽快做出回应，当公民的权利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应该有权利也有能力在法庭求得公道，而非求告无门。当公民有权利约束政府的时候，其他各种与安全感相关的问题的解决都是题中之义。
——童大焕
群体性事件披露不够
《小康》：食品安全、社会治安、交通安全，是今年中国人最担忧的三大安全问题。这个排名反映了什么？
童大焕: 民众的安全感与信息披露直接相关，与实际的安全程度有一定距离。食品安全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加上最近两年，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披露得到加强，所以食品安全排名第一。
最近对交通安全方面的报道较多，比如药家鑫案、醉驾入刑等等，所以大家感觉交通安全问题很严重。实际上，最近几年，每年交通安全事故的死亡人数都在下降。
相对于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社会治安的信息披露不够，其实社会治安的形势更为严峻。
《小康》：你认为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的理由是？
童大焕:1993年到2005年，12年间，中国的GDP增长了5.26倍，群体性事件数量增长了10倍，由0.87万起增长到8.7万起。群体性事件的增速是经济增速的两倍。清华大学学者孙立平提出，2010年一年内中国的群体性事件高达28万起。
与食品安全事件不同，群体性事件往往要闹得很大，才有可能被媒体报道。一方面，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披露不够，大量事件被掩盖；另一方面，民众觉得群体性事件离自己很遥远，大量事件被忽视。
因为很多利益纠纷的长年积累，群体性事件在今后几年内的数量还会上升。而群体性事件必须通过法律渠道、政府渠道解决，没有第二条路。
解决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地方自我调节、自我平衡的机制。以前出事了，很多老百姓选择上访，最近几年，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对地方的公检法系统已经不抱希望，所以不再上访，而是直接选择“进京投案”。这是因为地方没有建立解决问题的机制。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建立就地解决的机制，这是非常关键的。
投机行为增加缘于投资实业太苦
《小康》：调查显示，目前对中国人而言最严重的职业安全问题是“收入低”，与此对应，虽然有开胸验肺等事件发生，“工作环境损害健康”只排在第五位，这反映了什么？
童大焕:对于中国老百姓来说，挣钱的压力还是第一位的，大于其他壓力。
大家都知道健康比工作重要，但身处其中的人是很无奈的。
今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修正案（草案）》颁布。草案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出发，完善了职业病诊断制度。这个修正案的通过对于保护劳动者权益还是有帮助的，但有些条款还需要加入，比如对于白领过劳死的规定。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在财产安全方面，相对于投资实业，更多人还是愿意把钱放在银行或者买黄金和房子。这是为什么？
童大焕: 整个社会大环境必然导致投机行为增加。
先看投资实业，第一，人力资本和资金不能分离，也就是说投资实业多数人不能像投资资本市场一样“兼职”进行”；第二是面对政府的种种限制，投资实业很辛苦。因为政府管制过多，企业家必须过五关斩六将一路留下“买路钱”。此外，政策不稳定导致中小企业生存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比如，宽银根时，大量低息贷款进入央企等国有企业，形成“国进民退”；紧银根时，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更加高涨，还是“国进民退”，英雄被一分钱逼死的并不鲜见。
大部分人选择把钱放在银行，其实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大部分老百姓还是没有钱，明知道把钱放到银行是会贬值的，出于基本的生存保障考虑，还会放银行。如果个人资产达到一定规模，就会选择别的投资途径。
适合挣钱不适合花钱
《小康》：据报道，中国的千万富翁中有接近六成已经投资移民或者有相关考虑，而亿万富翁中，也有27%放弃了中国国籍。您如何看待富人移民现象？
童大焕:一方面，这种现象很正常，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是人类的天性，小富进城、大富进京，有更好条件的人就会选择移民。另一方面，中国的富人移民有特殊性：移民的目的是要保证自己的财富安全、财产的延续传承和下一代的教育。
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充满了机会，是一个适合挣钱不适合花钱的地方。富人把家人移民到国外，自己在国内打拼。政府有种种条件限制资金外流，富人也有各种途径把自己的钱花到国外去。
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以前不鼓励奢侈品消费，比如限制别墅、豪宅、进口奢侈品关税高等等。导致中国奢侈品消费严重外移，中国人在国外消费是国内市场的4倍之多。也就是说，高税收没有阻止相对富裕的人消费奢侈品，却把庞大的市场拱手让给了国外，房租、税收、就业等等有利于财富和社会阶层流动的机会都“送”给了外国。
6月9日，国家刚刚成立了奢侈品贸易委员会，正在努力打造一个适合富人花钱的环境。
《小康》：鼓励奢侈品消费可能会引发又一轮仇富风潮。
童大焕:在现在“权力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商人要获得通行证，必然会产生官商勾结，这是一个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国家发展不以服务本体为己任的外向型经济和信用消费制度（按揭制度），这两大因素使得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速度特别快，别的国家用一百年才可能完成的两极分化，我们用不到三十年就完成了。
同时，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相对贫穷的人就会认为富人挤压了自己的生活，认为“为什么我和他起点一样，我没有，他有？”这种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挤压必然产生仇富情绪。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的时代，出现这种社会情绪是很正常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保障穷人起码的尊严和自由，二是尽快建立奢侈品消费的机制，让富人的流动性资本有处可去，而不是被逼到海外消费甚至移民，或者大量流动性资金积聚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普通消费领域，投机钻营，左冲右突，祸国殃民。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大力惩治腐败、健全法律法规、政府切实解决物价、房价等民生问题是排名前三位的可以提升公众安全感的途径。您怎么看这个排名？当前，如何提升公众的安全感？
童大焕:很多人认为腐败是产生一切安全感问题的源头，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必须透过表象，看到原因的原因：公权力必须得到有效监督，权力市场经济必须转型为自由市场经济。
要提升公众安全感，必须树立大安全观的概念——社会最大的安全来自于公民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如果政府的大量精力用于维稳，而没有精力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社会治安问题；如果政府超级强大、个人无限渺小，像一只蚂蚁，四处求告无门，那么公民是不会有真正的安全感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弱势群体的安全感相对于富人的安全感，更需要保护。如果一个社会到处是此起彼伏的报复性事件，每一个不确定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则安全感从何而来？
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与政府的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社会最需要摆平的关系。具体说，当食品出现问题、交通出现问题，公民有权要求政府尽快做出回应和解决，当公民的权利在拆迁、征地等过程中受到来自政府的不公正对待时，应该有权利有能力在法庭求得公道，而非求告无门。当公民有权利约束政府的时候，其他各种与安全感相关的问题的解决都是题中之义。
对于可控之事，相信自己，尽力而为；对于不可控之事，学会接受和顺应，御风而行。
——荀焱
控制力有多强，安全感就有多强
《小康》：从心理学专业角度看，什么是安全感？
荀焱：安全感是一种主观感受。安全感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的安全感，包括对物质的充足感、满足感，也就是俗称的知足常乐；精神的安全感，包括精神的稳定和控制感。因为感受本身就是精神层面的，所以安全感最核心的东西是控制感：一个人对外在世界的控制和对内在自我的控制有多强，他的安全感就有多强。
《小康》：造成人们心中感到“不安全”的根源是什么？
荀焱：“没有安全感”，这种感受的形成有三个来源：一是和先天遗传因素相关的，有的人性格特征天生就是较敏感的，易受外界刺激扰动；二是幼儿期的“烙痕效应”，童年的某些经历造成了有些人没有安全感；三是社会层面的，在这个急剧变动的社会，现代人的行为和内心都是左冲右突，似乎不如几十年前的人容易有更多的稳定感。例如“抢盐”事件，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容易产生恐慌”。很多人去抢盐就是出于安全感的需要。政府和媒体对信息及时、真实的公开可以有效消除大家的恐慌，因为呈现事实本身就可以提供确定感。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中国人经常感到焦虑。安全感与焦虑感的关系是怎样的？
荀焱：安全感与焦虑感直接相关。弗洛伊德认为，焦虑感是一种人类的自我防御模式，是个体面对危险的一种预警，是心理的缓冲地带。焦虑是正常的，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只是过度的焦虑体验会让人有很强的不安全感。根据心理学的人格研究，焦虑型气质的人往往容易缺乏稳定的安全感常态。比如，人如果总会感到手足无措，这可能是常见的焦虑型的表现。
《小康》：我们的调查显示，六成以上中国人“感到生活中总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行之有效地为自己建立、提升安全感？
荀焱：安全与恐惧，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稳定可以带来安全的感受，不確定则会让人心生恐惧。提升安全感，就像古人所说任何学习的过程一样，都有三个层面，即道、体、用，也就是先要知道和了解理论与概念，继而自身有所体验、领悟，然后在行为层面上去行动。具体说，有几个方法：
一是认知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能控制的，对于可控之事，相信自己，尽力而为；对于不可控之事，学会接受和顺应，最高境界如庄子所说御风而行。这种对自己的生活真实性的确认，让自己对现在和未来具有清晰、明确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积极构建、完善社会支持系统。对一个人来说，亲人、朋友、工作、爱好等等因素都可能是社会支持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要多条腿走路，开拓生活的不同面向，对于任何一种因素都不可偏废。
三是学会审视并且正视自己的情绪，与自己进行积极的自我对话。对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疏导和暗示，建立沟通性、支持性的自我对话，避免冲突性、攻击性的自我对话，多鼓励自己，重视自己的价值。
《小康》：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外在大环境之间的种种“不相信”、“不确定”是什么因素导致的？焦虑、郁闷、悲催、不爽、恐慌、无力……种种这些社会流行词汇折射出的是人们怎样的心理状况？
荀焱：每个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断承担一个又一个的角色，在主动和被动的塑造角色过程中容易眼花缭乱，迷失自己，所以必须找到自己的节奏、分寸和尺度。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对这个世界，要怀揣相信，在绝望和希望中找到自己的平衡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