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名过实，易至意外灾星。”其所以及早改业，也即免作“绊脚石”意思
　　无声的发言
　　
　　沈从文致王渝
　　
　　王渝女士：
　　谢谢您托人带来的佳笔好墨（似是在文代会中一个人转来的，似为何达）。久不回信，深感歉疚。上星期已看到巫宁坤，精神极好，还像四十多岁人。他教书的学校在颐和园外边，到园中开花时，如出得了门，我会去看看他。
　　我们在京生活，不免有“心事照常”感。事实上，或许仅在文艺界几月中就大量变化，我们则处于“极端无知”情形中。最近拟印两份选集，每份约四五册，一由香港付印，已交出一卷。第一册内计三种：包括《湘行散纪》《湘西》《自传》及其他一些故事，据说是“至迟两个月必可印出”（如能这样，今年或可望全部印出）。另一份由北京付印，可能会慢一点。再延长下去，或许更新的风气一来，就不印了，亦意中事。
　　这两年来，国内有成百上千种文学刊物和翻译小册子应市，内容丰富令人目不暇接。我的四十年前“并未及格”的旧作国内早已因过时全部烧尽，公家大图书馆也不多。因此新编选集，还多亏香港方面前后约寄来四十个复印本，工作才能顺利进行（是个不认识的人，即为寄来二十多本，内中不少还是原印本）。事实上，在国内当真早已过时。
　　最近九大院校十多位“现代文学”教师，合编了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竟没有一个人认真读过我的作品。小目上就没有我的姓名，即此可知“一面倒”的教师，一切多照解放以来和“权威批评家”定的基调作去，可说实已全面成功。虽上面曾提出过“五四以来现代中国文学史”应当把作品成就放在主要位置上，不宜当成“现代政治史”去著笔，但能烧的已经烧尽了。为省事计，教材照旧作去，还是一种必然合理趋势，也比较保险。“先内后外”，是不至于犯大错误的。所以新编的教材，指定由一个教师，随便把我作品翻看了二三本，即下个“判决书”方式，放我在萧军、萧红、蒋牧良之间，不伦不类到可笑程度，由他们作来，倒像是十分认真的。说不上三句好话，末了还是否定，并不是意外事。我倒觉得这些三四十岁大学教师，很值得同情。虽无知，却有功，因为坚守原则。而尊重“正统师承”，在国内说来，是应当得奖的。至于国际方面的情况，满可以付之不理。不然，把一些“官大作品少”的人无从安排。照国内习惯，作家似乎是排了等级一、二、三、四，不会错的。学校内即或已容许有研究生不必按程序，许可找些不同作家和作品进行自由研究工作，但结论可绝不会使原定的次序打乱推翻。
　　我倒总为这些好事者担一分心，怕他们因阅读我那些四十年前、不受任何拘束产生、早被“否定”的作品，不知忌讳，说几句什么“公道话”，终于被排出学校，而把饭碗打破，心中经常抱着不安！在写作中我得到的好处，早已超过应当得到的甚多。“虚名过实，易至意外灾星。”其所以及早改业，也即免作“绊脚石”意思。目下文艺方面的所谓“开放”，大致还也随时在变，各有不同含意。日本香港的电影，内容再荒唐些，也无所谓。又旅游开放地区的朝山拜佛迷信，旧戏中鬼魂宣传也无碍于事。至于新文学作品方面，恐不大一样。若无什么社会影响的作品，也许得到的便利会较所希望的还大得多。正如张恨水的作品，肯定必有大量读者，也不会禁止，真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却难言。因为不少带指示性的文件中，即经常可以发现，“许可自由发表作品，也许可自由批评（又还可以反批评）。”
　　事实上，一心搞创作的人，是不大可能还会有精力和人做反批评的。我也不会反批评。正也恰如搞批评以至于搞创作领导的人，你要他写一个可以示范作品不易著手一样。目下在国内从事写作的，机会之好，比我们过去的工作困难辛苦不易比拟。但是照目下温室育种方法培养作家，恐不大可能在三五年内即可收显著成效（不必宣传，即可在世界上取得效果）。因为求作品文字见风格，有内容，恐不是上面指定让某几位的三五种作品，即可见功。更不是藉三五个短篇，就可望得到应有进展。总是得从工作实践中，去做十年八年的辛苦探索，甚至于得从“成功”和“失败”两方面讨经验，才能逐渐使工作巩固。应当去各种天然风晴雨雪生活里去明白人、理解事，并从千百种不同作品中得到启发，也从自己千百次实习中明白得失，出过大量成本作品后，才会得到真正扎实有用的经验。也有人出过十本八本书后，还是不会有结果，终于受淘汰的。
　　我说的看来多是失时效已多年的旧话。也许新发明的方法，完全不必经过老一套生产程序，即可定量保质出现第一流的作家和作品的。这方面新的事情，其实我已毫无发言权，因为隔离实在太久了，可以说已近于极端无知。只宜对你谈谈我这种近于十分迂腐的见解而已。听熟人新从澳大利亚回来的，说有个作家，写了个关于我的文章，写得极有趣，题目似《乡巴佬的沈从文》，又另外还有两个人在美做的博士论文（金介甫以外的两位），查查或可知道，便中望告我内容。
　　《记丁玲》一书及复印旧照像，均早已收到，十分感谢。这个作品并不拟重印。我因住处窄，杂物多，凡事易“顾此失彼”。这个信大致还是两个月以前或半年以前（或更早）写的，最近才从信堆中发现，真是万分抱歉。因此又重新另写一次。向你致谢外，也向你道歉。
　　并祝
　　工作顺利，生活愉快。
　　
　　沈从文
　　一九八○年四月六日
　　（六月十三日发出）
　　
　　沈从文从未消失
　　
　　王渝致郑树森
　　
　　树森兄，你好！
　　我觉得从文老伯的信，是他在某一段时期中无声的发言。
　　半年多前，我找东西时无意中翻出此信，当即重读了一遍，心中感慨万千，就拨了个电话跟李黎聊了起来。她叫我复印此信给她，让她保存，免得我弄丢掉。她深知我的糊涂与杂乱无章。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在北京见从文老伯，记得那天在坐的有诗人杜运燮，老作家荒芜。那时从文老伯与伯母住在一座四合院中的一间房子里。房中陈设十分简陋，一床，一藤椅，一小板凳，一矮几和一张倚窗放置的旧书桌。围着那张藤椅，我们闹了半天，因为从文老伯一定要让客人坐，而我们又怎么肯坐哩。后来，我们总算全坐了下来，坐在床上，小凳上，藤椅上。那张小矮几则放在我们当中，让大家放茶杯。从文老伯笑指它说，这还是我一个亲戚用擀面板帮我改造的。以后我才知道，那个亲戚即是著名的雕塑家刘焕章。在好长一段岁月里，从文老伯那样优秀的作家停了笔，雕塑家也只好做一些并不在行的什么茶几了。
　　那是个大热天，从文老伯与伯母都十分热情地招待我们，跟我们聊天。我却整个人从心底结了冰层，只感到从头顶冷到脚尖。从小我们就从书本读到过“北平”这个地方；也知道巴金、沈从文这些名字，甚至偷偷读过他们的作品。但当我真的处身于叫“北京”的北平，坐在沈从文真身的咫尺地方，倒有些不敢相信这竟是真实人生。在纵横的断层与分裂之间，我迷失太久，失路归来的人听着自己的脚步声都恍若前尘。
　　我一面听从文老伯絮絮地谈着历代的扇子、杂技、布锦和服饰，一面我努力使自己听觉以外的一切感觉都一律关闭；否则就只他老人家绝口不提文学这事，就要叫我一寸一寸碎裂。虽然我尽力使自己不感，但是在不肯接受自我催眠的朦胧意识里，反复回旋着一个声音：出土文物。这是不久前老作家萧军在一个文学会议上发言的自喻。这个形容牢牢地贴在我初见从文老伯的印象上。
　　去见从文老伯之前，我几遍想过要问什么问题，怎么写好这篇报道，但在我见到他们的一刻，这个念头全没有了。对自己这样喜爱的作家，我自然而然地不能不愿在心里存任何目的。那次我们的见面真是一点没提到文学。告别出来，从文老伯那漂亮和熙的笑容也未能消除我心中的阴霾。我来寻访文学的沈从文，他竟是不见了，连在我眼前的沈从文似乎也忘却了那曾是文学的沈从文。
　　其实文学的沈从文从未消失，那时没有，今天也没有。我不过被自己一时肤浅的见识所蒙蔽。后来收到从文老伯此信，我就更明白，那天我们在口头上都对文学不置一词，而心里谁都没有放下文学，且是默默地交流着叹息。
　　那次从中国大陆返回纽约途经香港，我想起荒芜谈到从文老伯善章草却无好笔，就去买了一些笔、纸和墨，请诗人何达捎了去给他。他信中即提到此事。
　　巫宁坤是我的舅舅，他视从文老伯如师长，又相亲如好友。他执教于国际关系学院，家住学院中，离颐和园很近，所以从文老伯在信中说到要去颐和园。
　　在中国大陆的老作家中，我敬爱的两位是巴金和沈从文。前者有所为，后者有所不为。
　　沈从文大去了。沈从文长远在。
　　
　　王渝
　　（一九八八年）八月六日
　　
　　【编辑附记】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湖南凤凰人，苗族，原名沈岳焕；学历高小；1922年只身来到北京，后碾转于上海、青岛、昆明等地；1924年起发表作品，直到1949年停笔，共出版过70多本小说、散文、自传、评论集，代表作《边城》。他曾先后任教于上海中国公学、青岛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创办或编辑过多种文学杂志和报纸副刊。
　　1948年，沈从文受到了左翼文化界的猛烈批判，郭沫若斥责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1949年，沈从文先生放弃了文学创作，先后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担任了一名讲解员，到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1981年，沈从文先生出版了历时15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王渝，诗人，美国华文报纸《侨报》副刊编辑。
　　就我们所知，这是沈从文生前对自己处境惟一的自白。即使海外作家来访，或者他到美国讲学，他都从未透露过对于中国当代文坛状况的看法，也没有表达过因社会对于他的作品的误解和不公而产生的怨忧。对于近40年几乎从不发言的沈从文来说，这封信显得尤其宝贵。
　　在台湾长大、到美国求学的王渝，初次见到景仰已久的沈从文，那情景却让她“从头顶冷到脚尖”，以至于不相信那是真实的人生。时值“文革”十年动荡甫定，“我来寻访文学的沈从文，他竟是不见了，连在我眼前的沈从文似乎也忘却了那曾是文学的沈从文。”仅沈从文绝口不提文学一字，让热血诗人王渝没有“ 一寸一寸碎裂”之感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