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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宗琦担负起晚辈的责任。为周恩来理了20余年发的北京饭店的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完了最后一次发后，悄悄地将一缕灰白头发保存了下来
1976年1月8日中午，送周恩来遗体的车队从北门开进了北京医院。
周恩来遗体运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后，医护人员和警卫、秘书兵分两路，分头处理后事：第一路即医护人员对周恩来的遗体进行解剖；第二路即身边人员去为周恩来准备寿衣与骨灰盒。
遗体解剖，也是周恩来的遗愿。他曾说过希望他死后，医院要做病理解剖，以利于弄清楚癌症的发展和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根据负责遗体解剖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回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的时候，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遗体解剖后，接下来就是理发、化妆整容、穿衣等身后的事务。
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一直想为住院的周恩来理发，可是都被周恩来婉拒了，结果周恩来整整8个月没有理发刮胡子。直到周恩来逝世，朱师傅才接到了去理发的通知。他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个噩耗，带着徒弟赶到北京医院，结果是在太平间里见到了永远沉睡的周恩来。而眼前这个“脱了形”的周恩来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韩宗琦在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多涂肥皂，刀子弄快一点，手法轻一点，千万不要把总理的脸给刮破了任何一点。”
朱师傅握着一把刮胡刀，望着周恩来的遗容，心里好似翻江倒海，手中这把刮胡刀好像是一把岁月之刀，先是刮去了黑胡须，又刮去灰胡须，再刮去白胡须……不大一会，周恩来的脸上干干净净了，没有一处破损。
朱师傅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整容任务，直起腰，望着周恩来遗容，眼泪又流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周恩来理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周恩来的面容。他在打扫地上头发时，特意将一缕灰白头发悄悄地收了起来，他想保存周恩来一缕发丝以寄托自己的无限思念。
在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发时，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等人也从西花厅把周恩来的衣服找来了。
当时，邓颖超明确地告诉卫士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结果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穿过的所有衣服里找来找去，不是太旧就是有补丁，而且内衣和内裤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最后只能选了一套周恩来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虽说旧了些，好歹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换了领子和袖口。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他们把衣服选好后请邓颖超认定时，邓颖超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韩宗琦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顿时就火了，这些衣服竟然没有一件是新的。他不由得气愤地冲着周恩来的卫士们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韩宗琦父辈和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的交情，韩宗琦也算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一位晚辈。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负责周恩来的后事，已经不完全是出自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他觉得自己是晚辈，应该尽自己的孝道。
韩宗琦渐渐平息了火气。他也知道，周恩来最后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穿，卫士们心里也很难受，也很不是滋味，冲他们发火也没有用。后来韩宗琦知道邓颖超是为尊重周恩来生前节省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无奈地收下了“寿衣”。
换完衣服，就该最后一项——化妆。
由于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周恩来已经非常消瘦，眼眶两颊塌陷得很厉害。对于周恩来的整容，邓颖超曾经对韩宗琦专门做过交代：“不要把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夜间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间只有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周恩来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这个条件十分简陋并且十分狭小的太平间，就是首都各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邓颖超前去审查，结果她老人家流着眼泪，满意地点了头。特别是周恩来的遗容，没有上胭脂，只是上了一点点色。让人一看，虽然带有生病的样子，但神态十分平静，好像安睡一样。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就选择了漆皮完整但开合不便的骨灰盒。
回来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颖超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为避免大批亲属来京参加吊唁，邓颖超特意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不要来京。电文大意是：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周恩来家乡淮安与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们接到电报后，按照邓颖超的电报的意思都没有进京吊唁。 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月9日早晨，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
哀乐终于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印证着消息的准确性。10点过后，北京各大小报亭前，人们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这个残酷的事实得以证实——这天全国各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遗像和讣告。
全国上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给这严寒的季节增添了更加悲凉的气氛！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通知，1月10日和11日两天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间。
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等走下轿车，依次走进吊唁厅。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然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尽管上面不断地发出限制遗体告别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等通知，但是群众还是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好多部委机关与北京市单位自发组织群众前来通宵排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毕竟能走进周恩来灵堂告别的只有几万人，与前来悼念的数百万人相比，是很少一部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冒着严寒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将宽阔的庆典场地变为了声势浩大的哀悼祭坛。
“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为千古奇观，也是一次中华民族人心向背的大检阅。火化在即，大家围住玻璃棺大声哭叫，拼命摁住玻璃棺不准火化，与殡葬人员僵持许久……
遗体告别的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指针终于指向了11日下午4点45分。这是与周恩来说再见的时刻。这天晚上，他的遗体将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中央领导人与治丧委员会全体人员，还有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少数亲朋好友，眼含热泪前来为周恩来送行。
邓颖超双手捧着镶有周恩来遗像的镜框，在两名女工作人员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步出吊唁厅。4名威武的礼仪士兵抬着一具黑色灵柩，紧随邓颖超身后。臂戴黑纱的王洪文、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默默地走在后面。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一辆白色灵车徐徐启动，驶出北京医院大门，数十辆小轿车在灵车后形成了送灵的车队。
灵车徐徐碾着长安街铅灰色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车头上用黑色和黄色的挽纱扎结了一个巨大的花圈，车两边随着寒风缓缓飘动的黑纱，不仅挽着灵车也挽着北京人民沉痛的视线和沉重的脚步。
从黄昏到夜暮降临，这短暂的时刻，却让北京长安街承受了太多的悲痛。
这一刻，首都数百万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希望像送自己的亲人那样再送周恩来一程！
新华社派出一辆摄影车在灵车的前面，拍摄灵车通过十里长街的场景。
镜头中，成千上万的首都人，扶老携幼，默默垂泪，站立在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在寒夜里蜿蜒了数十里。
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这是何等真挚淳朴的感情！
当灵车车灯已经消失在黑夜的另一端，而簇拥着的人群却久久不肯散去……
邓颖超看到街头这个景象，她或许是不愿群众在寒风中受冻，便面露焦急，想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邓颖超心里再急，也传达不到指挥官那里。长安街东西这一段路，竟然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
灵车驶抵八宝山公墓的大门口，没想到又被一大群人围住。他们大多是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公社的社员，他们早早等候在这里，想通过他们的阻拦与哀求，能够保留周恩来的遗体不要火化。经过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做工作，人群才慢慢散开。
当时周恩来的几个侄子侄女也随车到了八宝山，尽管天已黑了，但能感觉到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赵炜一看情况不好，就一手搀着邓颖超，一手拉着周恩来大侄女周秉德，向后传话：你们一个抱着一个的腰，不然一会儿非冲散不可。于是几个侄女侄子跟在赵炜后面像糖葫芦串似的一个抱着一个。但最后还是被冲散了，谁也找不到谁了。
周恩来遗体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办公室的成员，在这里向周恩来遗体作最后告别。
等到告别仪式开始时，周恩来的侄子侄女们也没挤到跟前去。那些曾经被周恩来抚养或者是培养、解救过的烈士的子女们和其他人，早就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父亲，这一刻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周恩来将被火化的现实。乔冠华早已哭得死去活来的，悲伤得不能自制。他的感觉就像自己的亲生父亲过世，本能地冲在前头，护着灵柩不让火化。
一向坚强，自己不哭也不让身边人员哭的邓颖超，此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最让人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时刻莫过于此时此刻。这是最后的一面啊！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地看不到与她相伴了50年的亲人与战友了。她双手抚摸着棺木：“恩来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邓颖超说完这句话便放声大哭。
邓颖超的哭声引来更多人的痛哭。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亲属、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大家哭声一片……
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
这时只见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最后这一刻更是让大家无法割舍，人们一下子拥到棺前，再次将它密密围住，用手使劲地摁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大家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哗哗地流，嗓子都哭哑了，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您不能走啊！”
直到晚上7点。大家好不容易收住了眼泪，渐渐平复了情绪。4名青年工人将周恩来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起，仿佛怕惊醒睡熟了的周恩来，慢慢地放在传送带上，没有想到邓颖超这时猛然挣脱开搀扶着她的吴桂贤的手，扑向遗体，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恩来——” 哭声又起，大家再次扑了上去……
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的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了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也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炉门关上了，烈火无情地吞没了伟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等候退炉。
在火化炉工作的时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疲惫地等候在炉前的房间里，等退炉后，他们还要将周恩来的骨灰装进骨灰盒里。
深夜11点，张树迎、乔金旺和高振普等3位警卫，依次捧着骨灰盒、遗像和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恩来的骨灰将安放在那里。首都人民将在这个特殊的灵堂里举行3天的吊唁活动。
14日下午6时，吊唁活动结束。夜里，邓颖超双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来到了台湾厅，将周恩来的骨灰停放在这里度过最后一宿。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成周恩来生前未了的心愿：希望看到祖国的统一。
毛泽东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遗像旁。此时毛泽东少言寡语，甚至不能行走，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毛泽东正卧床侧身看书。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来到游泳池，将这一噩耗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马上拿起铅笔，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她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东西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纸条。她先是一惊，然后平静了一下情绪，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看见毛泽东依旧在那里看书，根本没有留意自己去大厅干了什么。
小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坐在了毛泽东床边的沙发椅上顺手拿起了一本书，但她注意力一直无法集中，内心在纠结，要不要现在就向毛泽东报告？但她又想，毛泽东一夜没睡，现在就告诉这个噩耗，万一情绪波动过大，一紧张引发心脏病怎么办？不告诉吧，毕竟这是一件大事，告诉吧，又怕毛泽东身体承受不了……进退两难中，她决定等毛泽东睡醒觉再告诉。
中午吃过饭后，毛泽东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后见毛泽东睡醒觉了，精神还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按照惯例，下午是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的时间。小孟就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用低沉缓慢语气读了起来：“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先是闭着眼睛听读报，这时他突然睁开眼睛，望着小孟，好像反应不过来“与世长辞”是什么意思。一会，他明白过来了，毕竟周恩来住院近600天，而且是癌症。对于周恩来离世这一天应该是早已预料的。他对小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又慢慢闭上了眼睛。但他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窝里滚出了泪珠。
小孟一见毛泽东掉眼泪了，憋了很久的悲伤也有了释放的出口，跟着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念完了讣告。
整个过程，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进了脖颈……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拿起他那支经常使用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也象征着两个伟人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在周恩来进入病危以后，毛泽东也是病魔缠身，日渐衰弱。尽管他们两人病榻相距并不远，中间只有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相隔。但这短短的几百米距离，对于一个卧床不起，一个寸步难移，同处严重病情中的年老病人来说，纵然有千言万语要说，有深情厚谊难舍，也无法相见。事实上，两位伟人永远不可能再见了。他们不仅无力相见，也不忍相见，思念远比相见更要现实一些。
此时要毛泽东参加追悼会，根本就是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的事情。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5日下午，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如期前来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1月15日下午3时，悲痛忧伤的哀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里一遍一遍地回荡，如泣如诉，浸泡着人们悲伤的心灵。周恩来的骨灰盒覆盖着党旗，端放在大厅的正前方。
这天，首都北京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人们事先估计到，追悼会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人们早早赶在戒严之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等到戒严时刻，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无数的花圈汇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帐、悼词诗文、白花素缟覆盖了神州大地。
邓小平在哀乐声中目光缓缓，表情严肃。他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人们伫立在那里，止不住泪如雨下。 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了周恩来追悼会的报道的。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带着周恩来的骨灰飞向天空。邓颖超一夜未睡，清晨她痛哭着搂住实现“恩来同志遗愿”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两位警卫
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作为总理，带头响应。1958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将抗战时期离世的亲生父亲坟墓，与同时期离世的邓颖超母亲之墓，甚至还将重庆办事处几位病故同志的坟墓，平掉后进行深埋，并在原来的坟墓上重又种上庄稼。20世纪60年代后，周恩来的殡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1972年患病后，他多次与医疗组的医生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邓颖超让周家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向亲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
在场的亲属们一听都失声痛哭：“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都留不住吗？”
邓颖超面带严肃对亲属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邓颖超与亲属们开完会，便准备亲自护送骨灰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
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在台湾厅等了一会，便决定由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一路上，邓颖超捧着丈夫的骨灰盒，默默流泪。身边的老警卫张树迎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邓颖超在大家面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让别人过多的哭泣。可是当她一个人面对丈夫骨灰的时候，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张树迎想替邓颖超捧一会儿骨灰盒，可是邓颖超摇摇头，嘶哑着喉咙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一听邓颖超这样说，卫士们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们无法分担邓颖超的悲伤，甚至现在无法分担她手中的重量。
等汽车到达通县机场，天已经黑蒙蒙一片。好半天，大家才在黑暗中辨认出跑道和停着的一架飞机，等他们几个人上前，才知道是一架撒农药的农用飞机。
邓颖超紧紧握着代表中央播撒周恩来骨灰的罗青长和警卫们的手：“这次任务全靠你们了，我代表恩来感谢你们！”
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架小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飞机载着周恩来的骨灰正在飞向远方。随着飞机不断地升高，机舱里越来越冷，即使穿着皮夹克，也冻得浑身哆嗦。罗青长带领大家围着撒农药圆桶形的喷口，手里提着盛周恩来骨灰的红绸袋。骨灰分在3个口袋里，也就是说，骨灰要分别撒在3个地方。
在轰鸣声中，昏暗的灯光下，大家谁也不说话，心情极度的难过。
不一会，前面的领航员说“撒！”
他们将第一袋骨灰倒进了圆桶里，骨灰被风吹撒，漫天飞舞，扬扬洒洒落在了密云水库（撒骨灰的地方是后来才知道的）。不多久，又是一声命令“撒！”大家又撒了第二袋，这是天津海河的位置。飞机又飞了一阵子，才将最后一袋撒在了黄河入海口。
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它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
整个空撒任务往返4个小时才完成。
第二天一早，张树迎和高振普来到西花厅向邓颖超汇报当晚的空撒情况。一进门，发现邓颖超眼圈乌青乌青的。原来她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不仅挂念周恩来骨灰是不是撒干净了，也十分担心这两名警卫的安全。当她看见两个警卫进门，顿时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们，3个人痛哭着抱在了一块……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替我了却了恩来同志的遗愿！感谢你们！”
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活着将生命交给崇高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长眠时把骨灰留给大自然，化为青山忠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周恩来走了，但没有离去……
1976年1月8日中午，送周恩来遗体的车队从北门开进了北京医院。
周恩来遗体运到北京医院太平间后，医护人员和警卫、秘书兵分两路，分头处理后事：第一路即医护人员对周恩来的遗体进行解剖；第二路即身边人员去为周恩来准备寿衣与骨灰盒。
遗体解剖，也是周恩来的遗愿。他曾说过希望他死后，医院要做病理解剖，以利于弄清楚癌症的发展和死亡原因，为医学事业作最后的贡献。
根据负责遗体解剖的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回忆：“当人们慢慢将被单掀开，露出总理消瘦的面容和腹部的几处手术伤疤的时候，大家的心里都十分难过，当报告各个主要的脏器都有癌瘤转移的时候，有人再也忍不住哭出了声音。”
遗体解剖后，接下来就是理发、化妆整容、穿衣等身后的事务。
北京饭店的朱殿华师傅一直想为住院的周恩来理发，可是都被周恩来婉拒了，结果周恩来整整8个月没有理发刮胡子。直到周恩来逝世，朱师傅才接到了去理发的通知。他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个噩耗，带着徒弟赶到北京医院，结果是在太平间里见到了永远沉睡的周恩来。而眼前这个“脱了形”的周恩来他几乎认不出来了。
韩宗琦在一边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千万，多涂肥皂，刀子弄快一点，手法轻一点，千万不要把总理的脸给刮破了任何一点。”
朱师傅握着一把刮胡刀，望着周恩来的遗容，心里好似翻江倒海，手中这把刮胡刀好像是一把岁月之刀，先是刮去了黑胡须，又刮去灰胡须，再刮去白胡须……不大一会，周恩来的脸上干干净净了，没有一处破损。
朱师傅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整容任务，直起腰，望着周恩来遗容，眼泪又流了出来，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为周恩来理发，也是最后一次看见周恩来的面容。他在打扫地上头发时，特意将一缕灰白头发悄悄地收了起来，他想保存周恩来一缕发丝以寄托自己的无限思念。
在朱师傅为周恩来理发时，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等人也从西花厅把周恩来的衣服找来了。
当时，邓颖超明确地告诉卫士们：“不要做新衣服，要选总理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结果工作人员在周恩来穿过的所有衣服里找来找去，不是太旧就是有补丁，而且内衣和内裤几乎没有不打补丁的。最后只能选了一套周恩来冬天穿的灰色中山装，虽说旧了些，好歹没有补丁；一件布衬衣，也已穿过多年，不过换了领子和袖口。这几件衣服，有的穿了几年，有的甚至穿了十几年。当他们把衣服选好后请邓颖超认定时，邓颖超含着眼泪点点头说：“这是恩来的作风，平时为他添置一件衣服都很难，他死后咱们还是要尊重他，不要为他浪费钱了，新的旧的都一样，最后一把火都要烧掉的。这样做也许有人会责怪你们，那也是暂时的。”
工作人员把准备好的衣服，用一块使用多年的紫色布包好，送到了北京医院。韩宗琦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顿时就火了，这些衣服竟然没有一件是新的。他不由得气愤地冲着周恩来的卫士们喊道：“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干什么？怎么拿来这样的衣服？为什么不做新的？……我自己出钱给总理做行不行啊？……你们跟总理那么多年，你们对得起他吗？！”
张树迎、高振普等人听着他的这番指责，无话可说。因为他们知道韩宗琦父辈和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深厚的交情，韩宗琦也算是周恩来、邓颖超的一位晚辈。这一次，他主动请缨，要求负责周恩来的后事，已经不完全是出自一个医生的责任心，很大程度上他觉得自己是晚辈，应该尽自己的孝道。
韩宗琦渐渐平息了火气。他也知道，周恩来最后连一件新衣服也没有穿，卫士们心里也很难受，也很不是滋味，冲他们发火也没有用。后来韩宗琦知道邓颖超是为尊重周恩来生前节省的习惯，不得已而为之，他这才无奈地收下了“寿衣”。
换完衣服，就该最后一项——化妆。
由于长期遭受疾病的折磨，周恩来已经非常消瘦，眼眶两颊塌陷得很厉害。对于周恩来的整容，邓颖超曾经对韩宗琦专门做过交代：“不要把恩来整理得像擦胭脂抹粉这种，要带一些病容，因为他是病了那么久的一个人。”
夜间11点钟，经过理发、穿衣、整容及化妆后的周恩来遗体被安放到北京医院那间只有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里，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周恩来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空间仅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这个条件十分简陋并且十分狭小的太平间，就是首都各界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灵堂。
邓颖超前去审查，结果她老人家流着眼泪，满意地点了头。特别是周恩来的遗容，没有上胭脂，只是上了一点点色。让人一看，虽然带有生病的样子，但神态十分平静，好像安睡一样。
紧接着，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与周恩来治丧办公室的同志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选购骨灰盒。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两种骨灰盒来，一种装饰性的东西较多，价钱较贵；另一种便宜，花色也可以。他们觉得贵的那种显得不太素雅和庄重，便决定依据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喜好买那种便宜的。不想那便宜的当时只剩两个：一个掉了一块漆皮；一个是漆皮完整，但盒盖不太好用，开起来有点费劲。他们想骨灰装进去后是不会经常打开盖的。就选择了漆皮完整但开合不便的骨灰盒。
回来后，张树迎和高振普向邓颖超做了汇报，并请她过目。邓颖超说：“不用看了，全权委托给你们了。骨灰盒只是一种形式，没必要那么讲究。”
为避免大批亲属来京参加吊唁，邓颖超特意口述了一份电文，告诉外地的亲属们听到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后不要来京。电文大意是：人已经死了，亲属来了非但没有什么意义反而是一笔浪费，还不如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去工作，这才是对死者的最好纪念。她还交代说：“等我死的时候也不许他们来北京。”就这样，周恩来家乡淮安与在外地工作的亲戚们接到电报后，按照邓颖超的电报的意思都没有进京吊唁。 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
1月9日早晨，全国所有的国旗都降了半旗……
哀乐终于把这不幸的消息传向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悲痛的哭声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骤然响起。
很多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相互打听着、印证着消息的准确性。10点过后，北京各大小报亭前，人们拿到了还散发着油墨香的当天的《人民日报》。这个残酷的事实得以证实——这天全国各地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刊登了周恩来的遗像和讣告。
全国上下，机关、团体、学校、工厂、大街小巷，人们怀着悲痛的心情，谈论着这不幸的消息，人们被这沉痛的消息压抑着，给这严寒的季节增添了更加悲凉的气氛！
周恩来治丧委员会通知，1月10日和11日两天为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时间。
1月10日上午9点，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来向周恩来遗体告别。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江青、陈锡联、姚文元等走下轿车，依次走进吊唁厅。他们都在周恩来的遗体前肃立默哀，鞠躬诀别，然后绕灵床半周，从侧门退出。
尽管上面不断地发出限制遗体告别的时间、压缩参加遗体告别的人数等通知，但是群众还是将北京医院里三层外三层地围得水泄不通，好多部委机关与北京市单位自发组织群众前来通宵排队参加遗体告别仪式。
毕竟能走进周恩来灵堂告别的只有几万人，与前来悼念的数百万人相比，是很少一部分，于是成千上万的群众冒着严寒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悼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将宽阔的庆典场地变为了声势浩大的哀悼祭坛。
“十里长街送总理”成为千古奇观，也是一次中华民族人心向背的大检阅。火化在即，大家围住玻璃棺大声哭叫，拼命摁住玻璃棺不准火化，与殡葬人员僵持许久……
遗体告别的两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时间指针终于指向了11日下午4点45分。这是与周恩来说再见的时刻。这天晚上，他的遗体将在八宝山火葬场火化。
中央领导人与治丧委员会全体人员，还有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少数亲朋好友，眼含热泪前来为周恩来送行。
邓颖超双手捧着镶有周恩来遗像的镜框，在两名女工作人员搀扶下，步履蹒跚地步出吊唁厅。4名威武的礼仪士兵抬着一具黑色灵柩，紧随邓颖超身后。臂戴黑纱的王洪文、李先念、邓小平、叶剑英、汪东兴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默默地走在后面。
载着周恩来遗体的一辆白色灵车徐徐启动，驶出北京医院大门，数十辆小轿车在灵车后形成了送灵的车队。
灵车徐徐碾着长安街铅灰色的路面，由东向西驶去，车头上用黑色和黄色的挽纱扎结了一个巨大的花圈，车两边随着寒风缓缓飘动的黑纱，不仅挽着灵车也挽着北京人民沉痛的视线和沉重的脚步。
从黄昏到夜暮降临，这短暂的时刻，却让北京长安街承受了太多的悲痛。
这一刻，首都数百万群众自发地走上街头，簇拥在长安街两侧，等候周恩来的灵车，希望像送自己的亲人那样再送周恩来一程！
新华社派出一辆摄影车在灵车的前面，拍摄灵车通过十里长街的场景。
镜头中，成千上万的首都人，扶老携幼，默默垂泪，站立在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这自发组成的送葬长队在寒夜里蜿蜒了数十里。
这是何等伟大的力量！这是何等真挚淳朴的感情！
当灵车车灯已经消失在黑夜的另一端，而簇拥着的人群却久久不肯散去……
邓颖超看到街头这个景象，她或许是不愿群众在寒风中受冻，便面露焦急，想催促前面开路的警车快走，但当时没有手机之类的通讯工具，邓颖超心里再急，也传达不到指挥官那里。长安街东西这一段路，竟然整整走了一个多小时。
灵车驶抵八宝山公墓的大门口，没想到又被一大群人围住。他们大多是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公社的社员，他们早早等候在这里，想通过他们的阻拦与哀求，能够保留周恩来的遗体不要火化。经过工作人员反复解释，做工作，人群才慢慢散开。
当时周恩来的几个侄子侄女也随车到了八宝山，尽管天已黑了，但能感觉到院子里已经聚集了很多的人。赵炜一看情况不好，就一手搀着邓颖超，一手拉着周恩来大侄女周秉德，向后传话：你们一个抱着一个的腰，不然一会儿非冲散不可。于是几个侄女侄子跟在赵炜后面像糖葫芦串似的一个抱着一个。但最后还是被冲散了，谁也找不到谁了。
周恩来遗体躺在水晶棺里，安放在第二告别室。送行的中央领导人和治丧办公室的成员，在这里向周恩来遗体作最后告别。
等到告别仪式开始时，周恩来的侄子侄女们也没挤到跟前去。那些曾经被周恩来抚养或者是培养、解救过的烈士的子女们和其他人，早就把周恩来看做是自己的父亲，这一刻他们说什么也不能接受周恩来将被火化的现实。乔冠华早已哭得死去活来的，悲伤得不能自制。他的感觉就像自己的亲生父亲过世，本能地冲在前头，护着灵柩不让火化。
一向坚强，自己不哭也不让身边人员哭的邓颖超，此时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最让人撕心裂肺、痛不欲生的时刻莫过于此时此刻。这是最后的一面啊！再过几分钟，她将永远地看不到与她相伴了50年的亲人与战友了。她双手抚摸着棺木：“恩来呀，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邓颖超说完这句话便放声大哭。
邓颖超的哭声引来更多人的痛哭。医疗组、警卫、秘书、服务员、亲属、治丧委员会成员把屋子挤得满满的，大家哭声一片……
殡葬人员一再过来劝告大家：“预定火化的时间到了，请大家让开。”
这时只见炉门已经开启，里边冒着熊熊烈火。最后这一刻更是让大家无法割舍，人们一下子拥到棺前，再次将它密密围住，用手使劲地摁着棺盖不准殡葬人员过来碰一下。大家这种发自内心的悲伤痛彻心肺，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哗哗地流，嗓子都哭哑了，哭叫着：“总理啊，您醒醒吧！总理啊！您不能走啊！”
直到晚上7点。大家好不容易收住了眼泪，渐渐平复了情绪。4名青年工人将周恩来的遗体小心翼翼地抬起，仿佛怕惊醒睡熟了的周恩来，慢慢地放在传送带上，没有想到邓颖超这时猛然挣脱开搀扶着她的吴桂贤的手，扑向遗体，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恩来——” 哭声又起，大家再次扑了上去……
诀别亲人最悲痛的一幕终究要结束。邓颖超在护士的搀扶下带头挥泪离开了玻璃棺，让八宝山的工作人员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仍在哭泣着的人群见此情形也只好渐渐散开，殡葬人员迅速揭去玻璃棺盖将车子推到火化炉前，周恩来的遗体被送进了火化炉，炉门关上了，烈火无情地吞没了伟人的身躯，痛别的人们无奈地退到了屋子外面等候退炉。
在火化炉工作的时候，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神情疲惫地等候在炉前的房间里，等退炉后，他们还要将周恩来的骨灰装进骨灰盒里。
深夜11点，张树迎、乔金旺和高振普等3位警卫，依次捧着骨灰盒、遗像和花圈，由治丧办的同志护送，乘车离开了八宝山，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周恩来的骨灰将安放在那里。首都人民将在这个特殊的灵堂里举行3天的吊唁活动。
14日下午6时，吊唁活动结束。夜里，邓颖超双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走进了人民大会堂，来到了台湾厅，将周恩来的骨灰停放在这里度过最后一宿。这一举动，也是为了完成周恩来生前未了的心愿：希望看到祖国的统一。
毛泽东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遗像旁。此时毛泽东少言寡语，甚至不能行走，他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976年1月8日早晨周恩来咽下最后一口气时，毛泽东正卧床侧身看书。他又是一夜没有合眼。
负责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来到游泳池，将这一噩耗告诉了外面值班的护士小于。小于马上拿起铅笔，在一张常用来通报事情的白纸上写下了这一沉痛的消息。她把这张纸放在了大厅里的条桌上。
护士孟锦云此时正在毛泽东卧室里值班。她听到外面大厅里有人走动的声音，按照往日的经验，知道这是有人来送条子或东西了。她悄悄地走了出去，一下子便看到纸条。她先是一惊，然后平静了一下情绪，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回到了毛泽东的卧室。她看见毛泽东依旧在那里看书，根本没有留意自己去大厅干了什么。
小孟便装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又坐在了毛泽东床边的沙发椅上顺手拿起了一本书，但她注意力一直无法集中，内心在纠结，要不要现在就向毛泽东报告？但她又想，毛泽东一夜没睡，现在就告诉这个噩耗，万一情绪波动过大，一紧张引发心脏病怎么办？不告诉吧，毕竟这是一件大事，告诉吧，又怕毛泽东身体承受不了……进退两难中，她决定等毛泽东睡醒觉再告诉。
中午吃过饭后，毛泽东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3点多钟，政治局派人送来了周恩来逝世的讣告清样。小孟收下来后见毛泽东睡醒觉了，精神还可以，就决定找机会把周恩来逝世的消息告诉毛泽东。
按照惯例，下午是给毛泽东读报、读文件的时间。小孟就先读了些别的内容，稍稍停顿了一会儿，便拿起那张讣告清样，用低沉缓慢语气读了起来：“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因患癌症，医治无效，于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
毛泽东先是闭着眼睛听读报，这时他突然睁开眼睛，望着小孟，好像反应不过来“与世长辞”是什么意思。一会，他明白过来了，毕竟周恩来住院近600天，而且是癌症。对于周恩来离世这一天应该是早已预料的。他对小孟点点头，表示知道了，又慢慢闭上了眼睛。但他眉头紧锁，不一会儿，闭着的眼窝里滚出了泪珠。
小孟一见毛泽东掉眼泪了，憋了很久的悲伤也有了释放的出口，跟着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念完了讣告。
整个过程，毛泽东没有说一句话，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泪水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进了脖颈……
几天后，中央拟好了有关周恩来追悼会的规格、参加追悼会的政治局委员及党、政、军负责人的人数和悼词一并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拿起他那支经常使用的红铅笔，在送审报告上写有“主席”二字的地方端端正正画了一个圆圈。悼词千言，这个圆圈寄托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切哀思。这个圆圈表达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深情厚意，也象征着两个伟人半个世纪并肩战斗的历史画上了句号。
在周恩来进入病危以后，毛泽东也是病魔缠身，日渐衰弱。尽管他们两人病榻相距并不远，中间只有一堵红墙和西安门大街的柏油马路相隔。但这短短的几百米距离，对于一个卧床不起，一个寸步难移，同处严重病情中的年老病人来说，纵然有千言万语要说，有深情厚谊难舍，也无法相见。事实上，两位伟人永远不可能再见了。他们不仅无力相见，也不忍相见，思念远比相见更要现实一些。
此时要毛泽东参加追悼会，根本就是力不从心，无法实现的事情。
就这样，毛泽东没有去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但他派人送来一个花圈，放置在曾与他携手近半个世纪的战友、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达27年之久的周恩来的遗像旁。毛泽东只能以这种方式同他这位忠贞不渝的战友告别。
15日下午，有5000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邓小平如期前来致悼词。叶剑英、宋庆龄、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乌兰夫、蔡畅以及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1月15日下午3时，悲痛忧伤的哀乐在人民大会堂的西大厅里一遍一遍地回荡，如泣如诉，浸泡着人们悲伤的心灵。周恩来的骨灰盒覆盖着党旗，端放在大厅的正前方。
这天，首都北京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人们事先估计到，追悼会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人们早早赶在戒严之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等到戒严时刻，天安门广场上早已是人山人海，无数的花圈汇成了花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帐、悼词诗文、白花素缟覆盖了神州大地。
邓小平在哀乐声中目光缓缓，表情严肃。他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人们伫立在那里，止不住泪如雨下。 在那天晚上，毛泽东看电视的时候，护士和陪伴他的人发现他是流着眼泪看完了周恩来追悼会的报道的。
1976年1月15日深夜，一架飞机带着周恩来的骨灰飞向天空。邓颖超一夜未睡，清晨她痛哭着搂住实现“恩来同志遗愿”不是儿子胜似儿子的两位警卫
周恩来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早在1956年，我们党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倡议实行火葬，周恩来作为总理，带头响应。1958年，他专门派人到重庆，将抗战时期离世的亲生父亲坟墓，与同时期离世的邓颖超母亲之墓，甚至还将重庆办事处几位病故同志的坟墓，平掉后进行深埋，并在原来的坟墓上重又种上庄稼。20世纪60年代后，周恩来的殡葬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认为人死后不仅要火化，而且没有必要保留骨灰。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说：“人死后为什么一定要保留骨灰呢？把它撒在地里可以作肥料，撒在水里可以作饲料喂鱼，人死后不仅不浪费一寸土地资源，遗体还可以再作一点贡献。”
1972年患病后，他多次与医疗组的医生们谈起自己的身后事：“癌症问题全世界都还没有解决，我死后，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好好研究研究，若能为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
追悼会后，治丧委员会将依照周恩来的生前嘱托，把他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邓颖超让周家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她向亲属们宣布了这个消息：“完成总理生前的遗愿，将骨灰撒掉。”
在场的亲属们一听都失声痛哭：“我们留不住伯伯，连骨灰都留不住吗？”
邓颖超面带严肃对亲属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还要用愉快的精神解除伯伯的痛苦，共同跟伯伯与疾病作斗争。你们的伯伯在知道他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这是我和伯伯在十几年前共同约定的。我们国家在对待人死后的葬仪方面，从古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一直是土葬的。从感情上讲，你们很难过。伯伯的肉体虽然不存在了，他的骨灰在祖国的大地河流作肥料，仍为人民服务。用唯物主义的观点看，物质不灭，生生不已。你们要支持伯伯的这一行动。伯伯的遗愿实现了。你们都听到小平同志的悼词了，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超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该再有任何意见。从你们伯伯去世之后，关于后事的问题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过，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服从，你们也一样，不要想三想四，更不能有意见。”
邓颖超与亲属们开完会，便准备亲自护送骨灰到通县机场。这时外面进来人报告：“外面都是群众，这时不能出去，一出去，知道总理骨灰要撒掉，他们一定会出来阻止的。”
邓颖超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在台湾厅等了一会，便决定由大会堂通往外面的地下隧道出去。
一路上，邓颖超捧着丈夫的骨灰盒，默默流泪。身边的老警卫张树迎心里十分难过，他知道邓颖超在大家面前尽力克制自己的感情，也不让别人过多的哭泣。可是当她一个人面对丈夫骨灰的时候，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悲伤。张树迎想替邓颖超捧一会儿骨灰盒，可是邓颖超摇摇头，嘶哑着喉咙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
一听邓颖超这样说，卫士们的眼泪又不听话地流了出来。他们无法分担邓颖超的悲伤，甚至现在无法分担她手中的重量。
等汽车到达通县机场，天已经黑蒙蒙一片。好半天，大家才在黑暗中辨认出跑道和停着的一架飞机，等他们几个人上前，才知道是一架撒农药的农用飞机。
邓颖超紧紧握着代表中央播撒周恩来骨灰的罗青长和警卫们的手：“这次任务全靠你们了，我代表恩来感谢你们！”
邓颖超久久地站在寒冷的黑夜里，目送那架小飞机消失得无影无踪后才乘车返回西花厅。
飞机载着周恩来的骨灰正在飞向远方。随着飞机不断地升高，机舱里越来越冷，即使穿着皮夹克，也冻得浑身哆嗦。罗青长带领大家围着撒农药圆桶形的喷口，手里提着盛周恩来骨灰的红绸袋。骨灰分在3个口袋里，也就是说，骨灰要分别撒在3个地方。
在轰鸣声中，昏暗的灯光下，大家谁也不说话，心情极度的难过。
不一会，前面的领航员说“撒！”
他们将第一袋骨灰倒进了圆桶里，骨灰被风吹撒，漫天飞舞，扬扬洒洒落在了密云水库（撒骨灰的地方是后来才知道的）。不多久，又是一声命令“撒！”大家又撒了第二袋，这是天津海河的位置。飞机又飞了一阵子，才将最后一袋撒在了黄河入海口。
密云水库——天津海河——黄河入海口。
它象征什么？象征周恩来的足迹，周恩来的胸怀，也象征着周恩来永存的生命！
整个空撒任务往返4个小时才完成。
第二天一早，张树迎和高振普来到西花厅向邓颖超汇报当晚的空撒情况。一进门，发现邓颖超眼圈乌青乌青的。原来她整整一夜没有睡觉，不仅挂念周恩来骨灰是不是撒干净了，也十分担心这两名警卫的安全。当她看见两个警卫进门，顿时老泪纵横，颤颤巍巍地站起身，张开双臂，一把抱住他们，3个人痛哭着抱在了一块……
“感谢你们，感谢你们替我了却了恩来同志的遗愿！感谢你们！”
有人说得好：总理生前没有自己，死后也无需保留自己。活着将生命交给崇高的革命事业，奋斗终身；长眠时把骨灰留给大自然，化为青山忠魂。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给我们留下，但是他把什么都留给了我们。
周恩来走了，但没有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