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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看到李安和是枝裕和这两位亚洲导演同框时，我不禁想：“如果李安再年轻一点，他们就像双胞胎，如果是枝裕和再年轻一点，他们就会像父子。”一样的银灰短发造型，一样的谦虚厚道，一样的温柔犀利，一样是以拍家庭题材见长，一样是风靡国际电影节……他们真的有太多相似之处了。
若从功利角度来看，李安是大咖中的大咖，全球获奖成就最斐然的导演。靠以下这几项成就压阵，他就足以名垂影史：两个金狮奖（2005年的《断臂山》和2008年的《色戒》），两个金熊奖（1993年的《喜宴》和1996年的《理智与情感》），三个奥斯卡奖（2000年的《卧虎藏龙》、2005年的《断臂山》和2013年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可以说，只有戛纳电影节没有给过他荣誉。
而是枝裕和正好相反，他斩获了戛纳金棕榈奖（2018年的《小偷家族》）和第二大奖评委会大奖（2013年的《如父如子》），还在威尼斯获得过天主教电影视听协会奖（1995年的《幻之光》）。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过荣誉。
这样一数，台上这两个拿着麦克风的手，已经凑齐了三大国际电影节外加金球、奥斯卡的全部奖项——还是双倍的！
李安 
是枝裕和
提到这次对谈的缘起，李安回忆：“当柏林电影节的组织者邀请我选择一个对谈嘉宾的时候，我正在另一个电影节上。我拿出手机，看到他们催促我的email，正犯愁，突然看到是枝裕和坐在我旁边，而且他看起来很好说话。”现场观众一片笑声。而同样有着憨厚圆脸的是枝裕和，很礼貌地点着头。
在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中，会场里笑声不断，主要是李安带来的。外表憨憨的他，谈吐诙谐放松，毫无大导演的压迫性，但是又自带气场。
是枝裕和尽管智慧沉着，但感觉紧张一些，或许是本人过于内敛的原因，台上的他简直就像是李安的迷弟。
当人们向是枝裕和提问时，他总是聊一会儿自己，就忍不住把话题引回到李安身上，大谈特谈李安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似乎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已在国际影坛成为了新的“亚洲之光”。
但是，李安很快提到，《断背山》是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拍摄的。
当年的李安，已经经历了《卧虎藏龙》大获成功的巅峰时刻。顺便说一下，直到今天，所有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都没有一部能打破《卧虎藏龙》的票房纪录，连划时代的《寄生虫》的票房纪录（尽管电影还未下线），也仅仅是《卧虎藏龙》的四分之一。
但是在《卧虎藏龙》之后，李安走向低谷，尤其是《绿巨人》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本来刚刚在好莱坞站稳了脚，也刚刚获得个人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支持，还刚刚获得最高的观众期待，结果《绿巨人》在票房口碑上双双失利，这可谓是李安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李安开始认真地考虑退休，而他当时才49岁。
这个时候，李安的父亲，平生第一次鼓励儿子继续拍电影。当时正是春节，李安回到台北和父母团聚，一向老派的父亲严厉地对他说：“你都49岁了，这样放弃会给孩子们一个坏榜样的！去，回美國去，去拍一部电影！”
这听上去不太像鼓励，反倒像是命令。而等李安回到美国，仅仅两个星期后，就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当再一次回到台北，手捧骨灰盒时，他心中一片哀伤。那种压抑、沉甸甸的情感，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便是《断背山》希望表达的情感。“当时，我想起了这个三年前曾让我潸然泪下的故事，心想，除了艺术影院，应该也没人会放这样一部同志牛仔的电影吧，于是我决定把它拍出来。“
也许是李安当时的疲惫和悲伤，反而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真诚，《断背山》居然成为了经典之作。但是，牛仔电影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一个东方导演，是如何进入这个题材的？这个问题被是枝裕和抛了出来。
李安先是丢出一句：“拜托！一个台湾人，到了美国，最惊愕的体验就是‘土地辽阔’！”然后他在观众笑声中接着说：“这种辽阔，也给人孤独感，这个和东方的那种慈悲的心境，以及道家对平和的追求，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这种描述，的确很李安，也很东方，这和李安电影中很多悲剧都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卧虎藏龙》中的结尾，章子怡跳下悬崖自杀。在这里，向死而生并不是消极的，而是通向自由的。李安说章子怡跳下去的那种下坠感，就是他当初拍这部电影的动机。“悲和善可以共存，我想这是佛教的理念，我们叫‘慈悲’。把善和悲放在一起，可以让你更好地去理解悲。”
在李安看来，因为台湾经历过50年的日本殖民史，所以在自己成长的年代，看到的许多电影都受到日本影响。而是枝裕和出生于日本，自然也受到同样的影视文化熏陶，后来，又受到被此文化影响的台湾电影的二次熏陶。这种有趣的交叉影响，会令他们在某些情感和文化上颇有共鸣，也能相互理解。
李安作品《断背山》剧照. 
是枝裕和作品《真相》剧照。
在当代，这样的工作方法，在电影工业中几乎绝迹了。要知道，在好莱坞，有剪辑权的导演本来就没几个，数来数去，也就只有斯皮尔伯格、卡梅隆、诺兰等几个大佬了，甚至李安都没有。所以，是枝裕和的工作方法，可以算是将整个电影制作流程的大权独揽了，这和他谦虚厚道的外表完全不相称！这个迷弟是人不可貌相！
这种工作方法对于创作者而言，可以说是既辛苦，又太奢侈的一件事。但如果有导演这种程度的深度参与，各个环节都被他全盘把控，一部片子可能才最能传达作者意图，也是真正意义的作者电影。
跨越本土文化拍摄电影的经历，两位导演都有。是枝裕和提到，自己第一次走出日本，到法国和比诺什、德纳芙合作拍摄《真相》时，非常惧怕，因为自己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法语，当他用日语说“开拍”和“停”的时候，女演员们都莫名其妙。但男主演伊桑.霍克鼓励他，“拍电影不一定要说同样的语言，我们只要体会同样的情感就可以了。”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这个领域，李安站在巅峰上，我仰望着他。”
李安在旁边听到，立刻谦虚地接话：“你不知道拍《理智与情感》时是怎么回事，其实我站的海拔可能比你还低。”
《理智与情感》，可以看作是李安的职业生涯最大挑战，他虽然凭借“家庭三部曲”在美国电影工业站住了脚，但那些毕竟是台湾题材，自己的文化表达起来也许驾轻就熟，但是面对简奥斯丁的小说，面对艾玛·汤普森——她既是该片的编剧、又是演员、又是英国本地大佬，面对英国皇家艺术戏剧学院副主席艾伦·瑞克曼来当男主角，还有一帮大牌英国老戏骨，李安的腼腆性格和英语劣势，都让他自卑不已。
李安解释：“我举个例子，艾伦·瑞克曼拍完第一条时，我跟他说‘收一点’（less），他说明白了，谢谢;拍完第二遍我又说‘收一点’（less）， 拍第三遍时，我没有勇气再跟他说less了，就说do more。他非常恼火，质问我：你到底想好了沒有，到底要我放一点还是收一点（more or less）？我回答：多一点‘收一点’（do more less） 。”
李安最后一本正经地总结：“这部戏拍完后，我就想，如果我都能拍电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拍任何电影了。这是真的，如果你是个好导演，你总会找到拍电影的方法的。”
多少年后的今天，李安面对后辈是枝裕和，重新讲出这个故事，逗得全场观众哈哈大笑，我却独独为亚洲人在西方电影圈讨饭吃的艰难经历唏嘘不已。当年的李安，总算过了这个坎，靠《理智与情感》在柏林电影节上第二次拿到金熊奖。李小龙之后最耀眼的亚洲之光，从此正式跻身大师行列。
若从功利角度来看，李安是大咖中的大咖，全球获奖成就最斐然的导演。靠以下这几项成就压阵，他就足以名垂影史：两个金狮奖（2005年的《断臂山》和2008年的《色戒》），两个金熊奖（1993年的《喜宴》和1996年的《理智与情感》），三个奥斯卡奖（2000年的《卧虎藏龙》、2005年的《断臂山》和2013年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可以说，只有戛纳电影节没有给过他荣誉。
而是枝裕和正好相反，他斩获了戛纳金棕榈奖（2018年的《小偷家族》）和第二大奖评委会大奖（2013年的《如父如子》），还在威尼斯获得过天主教电影视听协会奖（1995年的《幻之光》）。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在柏林电影节上获得过荣誉。
这样一数，台上这两个拿着麦克风的手，已经凑齐了三大国际电影节外加金球、奥斯卡的全部奖项——还是双倍的！
提到这次对谈的缘起，李安回忆：“当柏林电影节的组织者邀请我选择一个对谈嘉宾的时候，我正在另一个电影节上。我拿出手机，看到他们催促我的email，正犯愁，突然看到是枝裕和坐在我旁边，而且他看起来很好说话。”现场观众一片笑声。而同样有着憨厚圆脸的是枝裕和，很礼貌地点着头。
在持续一个多小时的对谈中，会场里笑声不断，主要是李安带来的。外表憨憨的他，谈吐诙谐放松，毫无大导演的压迫性，但是又自带气场。
是枝裕和尽管智慧沉着，但感觉紧张一些，或许是本人过于内敛的原因，台上的他简直就像是李安的迷弟。
当人们向是枝裕和提问时，他总是聊一会儿自己，就忍不住把话题引回到李安身上，大谈特谈李安如何影响了他的艺术创作。似乎他已经完全忘了，自己已在国际影坛成为了新的“亚洲之光”。
但是，李安很快提到，《断背山》是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拍摄的。
当年的李安，已经经历了《卧虎藏龙》大获成功的巅峰时刻。顺便说一下，直到今天，所有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都没有一部能打破《卧虎藏龙》的票房纪录，连划时代的《寄生虫》的票房纪录（尽管电影还未下线），也仅仅是《卧虎藏龙》的四分之一。
但是在《卧虎藏龙》之后，李安走向低谷，尤其是《绿巨人》的惨败，让他心灰意冷。本来刚刚在好莱坞站稳了脚，也刚刚获得个人有史以来最大的资金支持，还刚刚获得最高的观众期待，结果《绿巨人》在票房口碑上双双失利，这可谓是李安职业生涯的至暗时刻。李安开始认真地考虑退休，而他当时才49岁。
这个时候，李安的父亲，平生第一次鼓励儿子继续拍电影。当时正是春节，李安回到台北和父母团聚，一向老派的父亲严厉地对他说：“你都49岁了，这样放弃会给孩子们一个坏榜样的！去，回美國去，去拍一部电影！”
这听上去不太像鼓励，反倒像是命令。而等李安回到美国，仅仅两个星期后，就收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当再一次回到台北，手捧骨灰盒时，他心中一片哀伤。那种压抑、沉甸甸的情感，让人透不过气来——这便是《断背山》希望表达的情感。“当时，我想起了这个三年前曾让我潸然泪下的故事，心想，除了艺术影院，应该也没人会放这样一部同志牛仔的电影吧，于是我决定把它拍出来。“
也许是李安当时的疲惫和悲伤，反而让人感受到了他的真诚，《断背山》居然成为了经典之作。但是，牛仔电影是典型的美国文化，一个东方导演，是如何进入这个题材的？这个问题被是枝裕和抛了出来。
李安先是丢出一句：“拜托！一个台湾人，到了美国，最惊愕的体验就是‘土地辽阔’！”然后他在观众笑声中接着说：“这种辽阔，也给人孤独感，这个和东方的那种慈悲的心境，以及道家对平和的追求，有很多的共同之处。”
这种描述，的确很李安，也很东方，这和李安电影中很多悲剧都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卧虎藏龙》中的结尾，章子怡跳下悬崖自杀。在这里，向死而生并不是消极的，而是通向自由的。李安说章子怡跳下去的那种下坠感，就是他当初拍这部电影的动机。“悲和善可以共存，我想这是佛教的理念，我们叫‘慈悲’。把善和悲放在一起，可以让你更好地去理解悲。”
在李安看来，因为台湾经历过50年的日本殖民史，所以在自己成长的年代，看到的许多电影都受到日本影响。而是枝裕和出生于日本，自然也受到同样的影视文化熏陶，后来，又受到被此文化影响的台湾电影的二次熏陶。这种有趣的交叉影响，会令他们在某些情感和文化上颇有共鸣，也能相互理解。
在当代，这样的工作方法，在电影工业中几乎绝迹了。要知道，在好莱坞，有剪辑权的导演本来就没几个，数来数去，也就只有斯皮尔伯格、卡梅隆、诺兰等几个大佬了，甚至李安都没有。所以，是枝裕和的工作方法，可以算是将整个电影制作流程的大权独揽了，这和他谦虚厚道的外表完全不相称！这个迷弟是人不可貌相！
这种工作方法对于创作者而言，可以说是既辛苦，又太奢侈的一件事。但如果有导演这种程度的深度参与，各个环节都被他全盘把控，一部片子可能才最能传达作者意图，也是真正意义的作者电影。
跨越本土文化拍摄电影的经历，两位导演都有。是枝裕和提到，自己第一次走出日本，到法国和比诺什、德纳芙合作拍摄《真相》时，非常惧怕，因为自己既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法语，当他用日语说“开拍”和“停”的时候，女演员们都莫名其妙。但男主演伊桑.霍克鼓励他，“拍电影不一定要说同样的语言，我们只要体会同样的情感就可以了。”这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在这个领域，李安站在巅峰上，我仰望着他。”
李安在旁边听到，立刻谦虚地接话：“你不知道拍《理智与情感》时是怎么回事，其实我站的海拔可能比你还低。”
《理智与情感》，可以看作是李安的职业生涯最大挑战，他虽然凭借“家庭三部曲”在美国电影工业站住了脚，但那些毕竟是台湾题材，自己的文化表达起来也许驾轻就熟，但是面对简奥斯丁的小说，面对艾玛·汤普森——她既是该片的编剧、又是演员、又是英国本地大佬，面对英国皇家艺术戏剧学院副主席艾伦·瑞克曼来当男主角，还有一帮大牌英国老戏骨，李安的腼腆性格和英语劣势，都让他自卑不已。
李安解释：“我举个例子，艾伦·瑞克曼拍完第一条时，我跟他说‘收一点’（less），他说明白了，谢谢;拍完第二遍我又说‘收一点’（less）， 拍第三遍时，我没有勇气再跟他说less了，就说do more。他非常恼火，质问我：你到底想好了沒有，到底要我放一点还是收一点（more or less）？我回答：多一点‘收一点’（do more less） 。”
李安最后一本正经地总结：“这部戏拍完后，我就想，如果我都能拍电影，那么任何人都可以拍任何电影了。这是真的，如果你是个好导演，你总会找到拍电影的方法的。”
多少年后的今天，李安面对后辈是枝裕和，重新讲出这个故事，逗得全场观众哈哈大笑，我却独独为亚洲人在西方电影圈讨饭吃的艰难经历唏嘘不已。当年的李安，总算过了这个坎，靠《理智与情感》在柏林电影节上第二次拿到金熊奖。李小龙之后最耀眼的亚洲之光，从此正式跻身大师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