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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卸战争责任，朝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
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日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国家？
日本对外交往相对欠缺
近代以前，日本对外交往零散有限。受海洋天然屏障阻隔和交通运输条件低下的限制，日本曾经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半隔绝状态，与大陆国家交往仅限于“遣汉使”、“遣魏使”、“遣隋使”和“遣唐使”之类，没有像中国、印度等大陆古老民族那样大范围、持续性与高密度地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与融合的经历。在东亚封贡体系中，日本是边缘附属国，曾接受中国封建王朝册封。1275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大举伐日均遭遇台风落败。此外，日本没有遭遇其他外敌入侵威胁。长期对外隔绝，导致矛盾内生与军阀混战。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遗志，于1590年武力统一日本，随后便发动侵朝战争（1592年～1598年，即朝鲜任辰卫国战争）。日侵朝战争失败，丰臣秀吉部将德川家康随后在江户建立德川幕府，并于1639年颁布“锁国令”。此后长达200多年，日本仅允许与中国和荷兰少量贸易发生。直到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叩关”（史称黑船事件），并于1854年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日本签订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日本锁国政策才告终止。
近代日本全方位对外交往相对短暂，成败兼有。《神奈川条约》后，日本开始与外部世界全方位交往互动，并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跻身强国之列，但满打满算迄今不足140年。这期间，日本曾10年内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胜清朝和沙俄两大帝国，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亚和太平洋战争初期频频得手。侵华和太平洋战争遭遇惨败，日本才告别长达半个世纪作为战胜国的历史经历。但是，经过战后美国占领与管制下的体制改造，日本举国上下卧薪尝胆，坚持走和平发展、技术立国与经济立国的道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相比之下，清王朝也曾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近代中国、印度与世界的全方位互动同样短暂，但近代以前，南亚次大陆和华夏大地均曾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过程，这是日本所未曾经历过的。同为岛国，但英国早在公元11世纪就开始与欧陆国家大范围与深度的交往。美国历史比日本历史短暂许多，但美建国伊始就与外部世界尤其欧洲有广泛交往。
日本哲学缺失，文化相对单薄
一个民族的社会交往范围与程度往往决定和制约着该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也规定着其文化发展的具体内容。
日本独特的历史经历造就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首先，日本哲学缺失，文化相对单薄，不像其他文化体系那样兼收并蓄，历久沉淀，显得博大精深，具有渗透力与包容性。翻开哲学史，我们几乎找不到日本古代哲学的踪迹。最早的日本历史与文学古籍是公元8世纪初由太安万侣所撰《古事记》及其与舍人亲王合撰的《日本书记》，两者均用汉语撰写。遣隋唐使归国后，才参考汉语创立假名日本语，并在8世纪后期成书的《万叶集》中广泛应用。从17世纪即德川时代开始，才渐有学者研究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19世纪中叶即明治维新后，西周等学者才开始接触和介绍西方哲学。总体看，日本接触和介绍中西哲学是部分和有选择性的，借鉴与吸收是片面的，结果画虎不成，未能形成日本独特的哲学体系并在世界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其次，神道传统与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神道是日本固有宗教，最早源于古代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以崇拜代表太阳神的“天照大神”为核心。大和奴隶制国家形成后趋于完备。它视日本为“天孙民族”，日本国是神国，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及人间代表，皇统即神统，天皇地位万古一世。8世纪佛教传入，佛教与神道合流，天皇式微。明治维新还政天皇，神佛分离，建立起“神皇一致”、“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战后才实现政教分离。与中国古代君权神授说和其他世界宗教相比，日本神道更具神秘色彩。同时，明治维新前，日本对外交往有限，内部矛盾突出，军阀混战与幕府军事独裁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生活主色调，“赤穗四十七义士”被奉为楷模，效忠将军的武士道精神便成为日本社会文化的主流。随着明治维新还政天皇与“神皇一致”，武士道精神又与神道传统和近代西方生存竞争文化畸形结合成所谓“大和魂”，成为近代日本社会文化主流，至今影响尚存。
民族性格独特与战略文化畸形
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塑造民族性格，影响民族智慧、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的特殊历史与文化传统必然造就其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战略文化。
日本民族具有高度同质性、凝聚力与进取心。一方面，对外交往有限，缺乏多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经历，使其具有高度种族同质性、认同感与凝聚力；文化体系相对单薄，既使其不必像其他古老民族那样承载传统文明的重负，遇事动辄循先制、遵古训，也使之在寻求其他立国根基方面显得异常迫切，特别富有进取心，因而能够在与外部世界开始全面接触时专注和效仿他国长处。明治维新实行西方式政治制度，吸收欧美先进技术，迅速跨入工业强国行列，并在战后成功走出经济技术立国的道路，都与此有关。
自卑与傲慢兼有，优越感与危机感并存。古代日本在东亚封贡式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低下，文化体系相对单薄，使其民族心理不乏自卑感。从不断向中国遣使，侵华日军有组织地掠夺中国文物，均可见一斑。同时，日本列岛狭长，缺乏战略纵深，自然物产匮乏。古代元朝征伐曾令日本举国惊恐。近代欧美列强炮轰中国大门和“黑船事件”，促使日本全力学习西方科技与政治制度，从而一跃成为亚洲最强国，并先后在军事上战胜满清与沙俄两大帝国。这又使近代日本社会滋生强烈的优越感，自视亚洲优等生和上等民族，对亚洲其他国家态度傲慢。日本发动东亚和太平洋战争落败，其民族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遭遇重挫，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精英阶层并未服输。他们承认败于美苏，却不愿承认败于中国。战后日本被迫放弃交战权，选择经济和技术立国道路。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后，其民族优越感得以恢复甚至有所强化，但缺乏地缘战略纵深所衍生的危机感并未消除。
战略文化缺乏大智慧，不讲究大思维。只有历史经历丰富、文化博大精深的民族，才能拥有与其他民族相处，特别是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智慧。正是对外交往不完整和哲学缺失，使普通日本人性格相对内敛，不善交际；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不愿认错;既狭隘暴躁，又容易盲从;哲学缺失尤其使日本精英阶层面对复杂问题和局面时容易感情用事，目光短浅，难以形成理性思维的传统。处顺境时，容易表现出极端傲慢与张狂，时常行为鲁莽，不计后果。如，丰臣秀吉刚刚武力统一日本，便发动侵朝战争，声称要“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大明（即中国明朝）”;田中奏折居然要凭借日本的实力征服亚洲与世界，丝毫不把欧美列强放在眼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部只想到偷袭珍珠港，击败美太平洋舰队，却不顾忌得手后会面临何种复杂的局面。陷入困境或面对强手高压，又缺乏哲学的理性支撑，惊恐急躁，甘愿屈从，缺乏独立自主精神。这种特殊的民族性格必然使其对外政策刚性有余，弹性不足。
相比之下，英国也是岛国，但英国深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英国哲学有其独创性并在近代欧洲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频繁与持久。美国虽然也缺乏独创性哲学体系，但早期美国人多为欧洲各界精英，直接传承了欧洲哲学与文化；美国历史固然比日本历史还要短暂，但美国自立国起就深深地卷入到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美国早期孤立主义乃是基于政治哲学上的深思熟虑，体现着坐山观虎斗式的狡诈，与日本锁国政策的战略心态与着眼点有本质不同。
战争责任制约日本的自我反思
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改造是在冷战大背景下进行的。鉴于日本神道传统浓厚，为确保战后日本社会稳定转轨，远东国际法庭将众多战犯送上断头台，却并未涉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体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当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战争责任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使日本政治精英难以对大东亚战争进行全面深入反思，战败未能促使多数日本人完全摆脱对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辉煌胜利的骄傲与陶醉。因此，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历史记忆，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认识是混乱与模糊的，没有形成基本的舆论氛围和道德观念。战后初期主政的日本政治家多经历过战争，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较为冷静理性。随着近些年日本政界新老交替接近完成，少壮派政治精英更多受本国经济技术成就的鼓舞，缺乏前辈的那种战争负罪感，心理上不愿意承接以往的政治包袱，试图回避战争责任，甚至有意策动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
与日本承袭武士道精神一样，德国也曾经传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也经历过盟军占领与管制下的政治体制改造。德国能够在战争问题上有深刻反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意志民族接连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挫折与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也曾经像战后日本那样对战争责任与成败问题缺乏整体与清醒的认识。希特勒能够建立起纳粹统治，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弥漫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不服气和对协约国战后奴役的强烈愤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战败，同盟国分区占领期间又对纳粹进行全面清算，才促使德国在战争与和平、在如何与其他民族共处等问题上形成某种民族的整体记忆，从而完全告别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实现了作为近代民族的脱胎换骨式的自我觉醒。
（作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日本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的国家？日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国家？
日本对外交往相对欠缺
近代以前，日本对外交往零散有限。受海洋天然屏障阻隔和交通运输条件低下的限制，日本曾经长期处于与外界隔绝、半隔绝状态，与大陆国家交往仅限于“遣汉使”、“遣魏使”、“遣隋使”和“遣唐使”之类，没有像中国、印度等大陆古老民族那样大范围、持续性与高密度地与其他民族交往、互动与融合的经历。在东亚封贡体系中，日本是边缘附属国，曾接受中国封建王朝册封。1275年和1281年元朝两次大举伐日均遭遇台风落败。此外，日本没有遭遇其他外敌入侵威胁。长期对外隔绝，导致矛盾内生与军阀混战。丰臣秀吉继承织田信长遗志，于1590年武力统一日本，随后便发动侵朝战争（1592年～1598年，即朝鲜任辰卫国战争）。日侵朝战争失败，丰臣秀吉部将德川家康随后在江户建立德川幕府，并于1639年颁布“锁国令”。此后长达200多年，日本仅允许与中国和荷兰少量贸易发生。直到1852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舰“叩关”（史称黑船事件），并于1854年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迫使日本签订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日本锁国政策才告终止。
近代日本全方位对外交往相对短暂，成败兼有。《神奈川条约》后，日本开始与外部世界全方位交往互动，并通过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工业化，跻身强国之列，但满打满算迄今不足140年。这期间，日本曾10年内先后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战胜清朝和沙俄两大帝国，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东亚和太平洋战争初期频频得手。侵华和太平洋战争遭遇惨败，日本才告别长达半个世纪作为战胜国的历史经历。但是，经过战后美国占领与管制下的体制改造，日本举国上下卧薪尝胆，坚持走和平发展、技术立国与经济立国的道路，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
相比之下，清王朝也曾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近代中国、印度与世界的全方位互动同样短暂，但近代以前，南亚次大陆和华夏大地均曾经历多次民族大融合过程，这是日本所未曾经历过的。同为岛国，但英国早在公元11世纪就开始与欧陆国家大范围与深度的交往。美国历史比日本历史短暂许多，但美建国伊始就与外部世界尤其欧洲有广泛交往。
日本哲学缺失，文化相对单薄
一个民族的社会交往范围与程度往往决定和制约着该民族的文化发展水平，也规定着其文化发展的具体内容。
日本独特的历史经历造就了独特的日本文化。
首先，日本哲学缺失，文化相对单薄，不像其他文化体系那样兼收并蓄，历久沉淀，显得博大精深，具有渗透力与包容性。翻开哲学史，我们几乎找不到日本古代哲学的踪迹。最早的日本历史与文学古籍是公元8世纪初由太安万侣所撰《古事记》及其与舍人亲王合撰的《日本书记》，两者均用汉语撰写。遣隋唐使归国后，才参考汉语创立假名日本语，并在8世纪后期成书的《万叶集》中广泛应用。从17世纪即德川时代开始，才渐有学者研究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19世纪中叶即明治维新后，西周等学者才开始接触和介绍西方哲学。总体看，日本接触和介绍中西哲学是部分和有选择性的，借鉴与吸收是片面的，结果画虎不成，未能形成日本独特的哲学体系并在世界哲学史上占一席之地。
其次，神道传统与武士道精神在日本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神道是日本固有宗教，最早源于古代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巫术，以崇拜代表太阳神的“天照大神”为核心。大和奴隶制国家形成后趋于完备。它视日本为“天孙民族”，日本国是神国，天皇是“天照大神”后裔及人间代表，皇统即神统，天皇地位万古一世。8世纪佛教传入，佛教与神道合流，天皇式微。明治维新还政天皇，神佛分离，建立起“神皇一致”、“祭政一致”的“国家神道”，战后才实现政教分离。与中国古代君权神授说和其他世界宗教相比，日本神道更具神秘色彩。同时，明治维新前，日本对外交往有限，内部矛盾突出，军阀混战与幕府军事独裁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生活主色调，“赤穗四十七义士”被奉为楷模，效忠将军的武士道精神便成为日本社会文化的主流。随着明治维新还政天皇与“神皇一致”，武士道精神又与神道传统和近代西方生存竞争文化畸形结合成所谓“大和魂”，成为近代日本社会文化主流，至今影响尚存。
民族性格独特与战略文化畸形
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塑造民族性格，影响民族智慧、战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日本的特殊历史与文化传统必然造就其独特的民族性格与战略文化。
日本民族具有高度同质性、凝聚力与进取心。一方面，对外交往有限，缺乏多民族交往融合的历史经历，使其具有高度种族同质性、认同感与凝聚力；文化体系相对单薄，既使其不必像其他古老民族那样承载传统文明的重负，遇事动辄循先制、遵古训，也使之在寻求其他立国根基方面显得异常迫切，特别富有进取心，因而能够在与外部世界开始全面接触时专注和效仿他国长处。明治维新实行西方式政治制度，吸收欧美先进技术，迅速跨入工业强国行列，并在战后成功走出经济技术立国的道路，都与此有关。
自卑与傲慢兼有，优越感与危机感并存。古代日本在东亚封贡式国际关系体系中地位低下，文化体系相对单薄，使其民族心理不乏自卑感。从不断向中国遣使，侵华日军有组织地掠夺中国文物，均可见一斑。同时，日本列岛狭长，缺乏战略纵深，自然物产匮乏。古代元朝征伐曾令日本举国惊恐。近代欧美列强炮轰中国大门和“黑船事件”，促使日本全力学习西方科技与政治制度，从而一跃成为亚洲最强国，并先后在军事上战胜满清与沙俄两大帝国。这又使近代日本社会滋生强烈的优越感，自视亚洲优等生和上等民族，对亚洲其他国家态度傲慢。日本发动东亚和太平洋战争落败，其民族优越感和傲慢心态遭遇重挫，但很多日本人特别是精英阶层并未服输。他们承认败于美苏，却不愿承认败于中国。战后日本被迫放弃交战权，选择经济和技术立国道路。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后，其民族优越感得以恢复甚至有所强化，但缺乏地缘战略纵深所衍生的危机感并未消除。
战略文化缺乏大智慧，不讲究大思维。只有历史经历丰富、文化博大精深的民族，才能拥有与其他民族相处，特别是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智慧。正是对外交往不完整和哲学缺失，使普通日本人性格相对内敛，不善交际；表面上彬彬有礼，骨子里不愿认错;既狭隘暴躁，又容易盲从;哲学缺失尤其使日本精英阶层面对复杂问题和局面时容易感情用事，目光短浅，难以形成理性思维的传统。处顺境时，容易表现出极端傲慢与张狂，时常行为鲁莽，不计后果。如，丰臣秀吉刚刚武力统一日本，便发动侵朝战争，声称要“假道贵国，超越山海，直入大明（即中国明朝）”;田中奏折居然要凭借日本的实力征服亚洲与世界，丝毫不把欧美列强放在眼里。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军部只想到偷袭珍珠港，击败美太平洋舰队，却不顾忌得手后会面临何种复杂的局面。陷入困境或面对强手高压，又缺乏哲学的理性支撑，惊恐急躁，甘愿屈从，缺乏独立自主精神。这种特殊的民族性格必然使其对外政策刚性有余，弹性不足。
相比之下，英国也是岛国，但英国深受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影响，英国哲学有其独创性并在近代欧洲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近代以来英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的交往也更加密切、频繁与持久。美国虽然也缺乏独创性哲学体系，但早期美国人多为欧洲各界精英，直接传承了欧洲哲学与文化；美国历史固然比日本历史还要短暂，但美国自立国起就深深地卷入到近代西方国际体系，美国早期孤立主义乃是基于政治哲学上的深思熟虑，体现着坐山观虎斗式的狡诈，与日本锁国政策的战略心态与着眼点有本质不同。
战争责任制约日本的自我反思
美国对战后日本的改造是在冷战大背景下进行的。鉴于日本神道传统浓厚，为确保战后日本社会稳定转轨，远东国际法庭将众多战犯送上断头台，却并未涉及天皇的战争责任，天皇体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成为当代日本政治体制的根基和重要组成部分。战争责任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清算，使日本政治精英难以对大东亚战争进行全面深入反思，战败未能促使多数日本人完全摆脱对日俄战争和甲午战争辉煌胜利的骄傲与陶醉。因此，作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历史记忆，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的认识是混乱与模糊的，没有形成基本的舆论氛围和道德观念。战后初期主政的日本政治家多经历过战争，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较为冷静理性。随着近些年日本政界新老交替接近完成，少壮派政治精英更多受本国经济技术成就的鼓舞，缺乏前辈的那种战争负罪感，心理上不愿意承接以往的政治包袱，试图回避战争责任，甚至有意策动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
与日本承袭武士道精神一样，德国也曾经传承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同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也经历过盟军占领与管制下的政治体制改造。德国能够在战争问题上有深刻反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德意志民族接连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挫折与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也曾经像战后日本那样对战争责任与成败问题缺乏整体与清醒的认识。希特勒能够建立起纳粹统治，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二三十年代的德国弥漫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不服气和对协约国战后奴役的强烈愤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战败，同盟国分区占领期间又对纳粹进行全面清算，才促使德国在战争与和平、在如何与其他民族共处等问题上形成某种民族的整体记忆，从而完全告别普鲁士军国主义传统，实现了作为近代民族的脱胎换骨式的自我觉醒。
（作者: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