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菲律宾总统的对华政策智囊，菲律宾华人蔡聪妙的正式头衔是：菲律宾投资贸易特使。蔡聪妙很早就选择经商作为自己的职业追求，但他比大部分华人走得更远，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之后，他开始涉足政坛，参与了菲律宾政府的对华决策。
外界对蔡聪妙有这样一份评价：年轻有为，学识渊博，通晓中英文，心肠慈善，做事认真，交游广阔，富有外交手腕。举凡总统府及政府各部门，法兰西斯·蔡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08年，蔡聪妙数次来到中国，参加国内各种会议已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本刊记者在北京饭店采访了蔡聪妙先生。“与新中国同龄”的蔡聪妙看起来依然神采奕奕、气宇轩昂，他大踏步入席。初落座，他给人的感觉是不苟言笑。待打开话茬，却发现其实相当健谈。
他的名片非常简洁，正面用中文写着：菲律宾投资贸易特使蔡聪妙，再无其它。他解释说，“我这个菲律宾投资贸易特使，工作其实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解决菲律宾投资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化解对华人不利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我都要管。”
经贸为桥搭建中菲友谊
“我是第一个将中国翻斗车卖到菲国的人。”
蔡聪妙第一次回中国是1979年，当时他带T--个欧洲团来华进行技术交流。“那时条件很差，除了饭店以外都找不到计程车，最好的饭店是北京饭店，但一般很难住进去。”但是，他还是继续来中国，因为他看好中国的巨大潜力。
1985年，蔡聪妙代表中国“二汽”参加菲律宾购买翻斗车的投标。因为价格太高，投标失败了。如何才能起死回生呢?他犯愁了。
他去机场接一个朋友，在路上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朋友到了，他依然在想投标的事情，把朋友送到宾馆后，他马上回到公司。他给中国方面打电话，想要一个配件目录。但对方说：“给你们的是最新的车，目录还没出来，但还有一点资料。”蔡聪妙只得从马尼拉飞到香港，然后坐火车到广州，与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人碰头，拿到资料，一看，全都是中文。他回到马尼拉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拔掉电话，翻译资料，又把日本几家著名企业的翻斗车配件目录找来参考。两天后，他做出了一本厚达几百页的配件目录。这本目录中详细介绍了随车附带的各种配件的数量。应标时，他用了这本目录，总价不变，但是提供的配件比其它公司的要多得多，总价比其它公司相对低。他终于投标成功。
1989年，菲律宾需要1000台大巴。当时他代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和几家日本公司竞争，最后，他成功了。蔡聪妙介绍说，这笔生意是他做的所有业务中最难的一笔。那时中国一次要拿出那么多大巴很不容易，他先后在陕西、黑龙江等地订购了250台。这批组装的大巴，有些车后桥齿轮与发动机不配套，总之每辆车都有不同的毛病。为此，菲律宾媒体不断抨击中国大巴，他陷入极为狼狈的境地。他说，“虽然这笔生意着实让自己亏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影响与中国人做生意的信心。因为自己的父亲一直认为，中国人要永远向着祖籍国。”
“我们要选择中国的火箭”
蔡聪妙最受人赞誉的是他对菲律宾和中国卫星发射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
蔡聪妙对卫星的喜爱由来已久，“读书的时候，别的同学在房间贴的是明星照片，而我贴的是宇宙、太阳系的照片。”进入商界以后，他以其敏锐的眼光，很早就觉察到通讯卫星在电讯领域的可为，并多方奔走洽商，筹备、成立了卫星公司。
1993年，他以菲律宾卫星公司董事长身份随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问中国，并在总统见证下，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发射菲律宾卫星的备忘录，担负起为菲律宾发射第一颗国际通讯和广播卫星以及推动中国占有更大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重任。
1994年，他开始招标。实际运作却没有他想象的顺利，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董事会对选择哪家公司来发射卫星产生的意见分歧和对中国卫星发射技术的质疑。
蔡聪妙告诉记者，“199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最黑暗的一年，连续多次火箭发射失败，商业卫星发射业务陷入低谷。1997年之前火箭发射成功率只有33％。”但是他表示，“我对中国有信心。”
他告诉股东：“我们要选择中国的火箭!”股东们不同意，要求选择别国。在此形势下，蔡聪妙坚持由中国来发射，并通过多次论证和说服。蔡聪妙又亲赴美国加州取得了卫星生产公司的技术专家关于中国卫星发射技术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取得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
1997年8月20日凌晨1时50分，菲律宾的第一颗国际通讯和广播卫星“飞鹰二号”终于在中国西昌由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运行。
“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的卫星发射成功率一直是100％。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发射卫星最有成就的国家之一。”蔡聪妙实现了他的卫星升空梦想，并用事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卫星发射的技术实力，蔡聪妙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声誉。
致力公益为华侨谋福祉
目前大约有200万华侨华人生活在菲律宾，他们只占菲律宾总人口的2％，但他们创造的总产值约占整个菲律宾GDP的一半。与经济领域的这种分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华人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却很微弱。时过境迁，菲律宾华人的境遇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如何更好地维护华人利益，是蔡聪妙一直在努力的，虽然仅凭一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他担当的社会职务日益繁多：1997年，他担任菲律宾众议长经济事务的特别顾问，现任菲律宾工商部荣誉特派代表，菲律宾工商总会(CCPF)名誉会长，菲律宾商会基金会会长，菲律宾股票公司董事长兼财政，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菲律宾国家宪改委员会委员，菲律宾经贸部投资委员，秘鲁驻菲律宾国家代表和名誉总领事等等，不胜枚举。
蔡聪妙也就因此成了一名调停、斡旋的“外交家”，帮助华人拯急济困。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给华人华侨解决了诸多难题，大大提高了华人在当地的地位。
“华侨身份卡，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外国人到菲律宾，要经由移民局登记，要有两张卡中的至少一张，一张外侨身份卡，一张是移民卡。但是两张卡都是纸质的，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有一家华人经营的DATA TRAIL公司，找到菲律宾移民局，声称纸张容易破，建议用塑胶制作外侨身份卡。菲律宾前移民局长杜明戈于2003年12月与这家华人经营的公司签约，将纸质“外侨登记证”更换为磁卡，以提升政府打击人口走私能力。但根据合约，磁卡每张收费50美元，且每年均需换新，这引起外侨强烈不满。
蔡聪妙解释说，菲律宾平均一个家庭5口人，一年在这张卡上的费用开支就是250美元。菲律宾平均工薪家庭月收入l万多菲元，相当于200多美元，所以每年换一次卡对普通家庭是一个承重的负担。“那些有钱的大老板他们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只看那些有钱人，你要看大多数人是否可以承受。” 屡经交涉无果，菲律宾华人较多，所以带头站出来。华社于2005年5月决定组成抗争委员会，由菲华商联总会主导，联合华社及其他国家如印、美、韩等侨团力量争取合理待遇。
动议交到了蔡聪妙手里，他重视利侨实事的后续工作，多次与菲律宾移民局新任局长费兰礼斯商榷，要求他解决前任留下的问题。2006年4月3日，菲律宾司法部长银沙礼斯签发命令，令移民局长将外侨身份卡使用年限改为5年，一次收费50美元。
2006年6月15日晚上，移民局和DATATRAIL公司，在马尼拉签署谅解备忘录。至此，外侨身份证纷争终于圆满落幕。在这期间，蔡聪妙曾多次向阿罗约总统陈情，最后获总统亲自下令移民局，把其对5年外侨身份证的背书提交给国家经济发展署，让抗争活动划下圆满的句号。
两个月时间，解决困扰华人65年的问题
2008年10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行政令，允许在菲投资并雇用至少十名菲律宾人的外国人获得永久签证。这一政策将使多数中国新移民受益。这是继2007年菲律宾政府把中国人从“受限制外国人’名单中拿掉，并每年给予五十名旅菲中国人永久居留权之后，出台的2<--项友好政策，而蔡聪妙正是这些政策的幕后推动者。
事情的起因是2007年8月16日，91名在菲律宾打工的中国人突然在克拉克自由港被扣押。“当时我正在北京，有人对我说菲律宾又发生‘排华’事件。我心中纳闷，不知所措。”很快，他便接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参赞郭少春的电话。原来65年来，中国人_直被菲列入“高风险＼受限制”的外侨名单，不得随意进出自由港。“我们竟然没有察觉。”蔡聪妙痛心地对记者感叹。
弄清事情原委之后，他连夜打电话给当时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外长。虽然菲律宾外长承诺会妥善解决此事，但落实时因牵连到法律问题，外交部便把球踢给了司法部，司法部则以修改法律需要时间为由拒绝立刻放人。他找了几个部长，大家都答应帮助，但是都没有落实，没有办法给中国大使馆一个交代。
无奈之下，蔡聪妙只好给阿罗约总统打电话。“总统很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她只问了我一句有什么要求。我说放人，她问就这样?我说是的。”有了阿罗约总统的保证，蔡聪妙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中国劳工被释放之后，修改法令把中国人从受限制名单中除去随即被蔡聪妙提上日程。经过争取，两个月后，菲律宾移民局重新颁布法令，中国公民不再属于受限制对象。如此，他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解决了65年来困扰旅菲华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蔡聪妙非常坦率地说，“我尽量让这些新侨能顺利地做他们的生意，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也建议说，侨民绝对不能仅仅为了自己挣钱而做不合适的事，惹出事情，给当地造成不良印象。所以，“在此生存下去，一定要考虑当地人感受，当地人利益。”
割不断的故国情
蔡聪妙一再强调说，菲律宾是他的祖国，中国则是他的祖籍国。但同时，他从不敢忘记父亲对他的叮嘱：“你的根在中国。”
1949年，蔡聪妙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塘东村。蔡聪妙家族，从其祖父起，即渡海往吕宋(菲律宾)谋生。
蔡聪妙的父亲蔡玉峰初抵菲岛，先是打工，后来开了一爿经营建材的零售商店。生活稳定后，其父蔡玉峰就把母亲和4岁的蔡聪妙接到菲国。自小目睹耳闻父亲的勤劳吃苦，深知要发愤图强才能立足于社会。更可贵的是，其父虽为商人，天天蹲守店铺，拨拉算盘，却十分崇尚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菲岛事业有成的蔡玉峰，于上世纪60年代，给中国内地赠送了大批的拖拉机和农药、化肥等紧缺物资。
蔡聪妙有一个姐姐，六个妹妹，他是唯一的儿子。父亲对蔡聪妙的影响很大，他说，“父亲把整个家庭当成一个部队一样严格管理，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但他只规定基本动作，在这个范围之外，我做什么他并不管。遇到困难怎么办?父亲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有问题，自己解决，’如果你问他，他会给你更多的问题。所以后来遇到的困境对我来说都相对简单了。”
蔡聪妙中学时候就被父亲送到菲律宾最好最贵的华人学校——光启学校。1967年，他被菲律宾国立大学免试录取，攻读工业工程专业。他介绍说，国立大学淘汰率非常高，当时一个年级有80多入学的是“工业工程”专业，最后拿到毕业证的包括他在内仅9人。
暑假他又主动钻进菲律宾当时唯一的中文大学——中正学院学习中文，因而他的华文基础扎实，常能娴熟自撰中文讲稿。
大学毕业后，蔡聪妙马上在一家外资铝合金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录取的那天他很高兴，回家就当作好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反而把他教训了一顿：“我送你去读书，不是让你去为别人打工，你要自己创业!”蔡聪妙便有了为自己做事的想法。不久，也即1974年4月，他开了一家公司，由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出资。当年12月，公司即盈利，每个股东都收回全部所投资金。
如今，他的集团下有十几个公司，包括电脑公司、钢厂、卫星定位公司、电视卫星公司等。在菲律宾商界，他已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实业家。2004年6月9日，蔡聪妙荣获阿罗约总统亲自颁授的菲律宾“国父杰出企业家奖”。
谈到做生意的窍门，蔡聪妙认真地说：“首先是专心，专心是成功的资质；其次是守信用，信用是成功的资本——无论是吃亏或者赚钱都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凭着这份信念与执著，蔡聪妙在世界各地的生意越做越大。
“母亲若看到中国现在，不知道有多高兴!”
蔡聪妙的事业如日中天，声名显赫，却没有半点少年得志的傲气和作派，而是数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为华社权益、为中菲两国友谊默默奉献、驱驰劳碌。
蔡聪妙育有二女一男。老大、老二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分别取得经济学、市场学硕士学位。大女儿在菲律宾政府财政部工作；排行老二的男孩除了在家族公司协助料理商务，也自己奋斗；最小的女儿毕业于菲律宾国立大学生物学系，转攻医学专业。
蔡聪妙受到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信任。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阿罗约在菲律宾工商部任职之时，蔡聪妙便与她相识。阿罗约当上总统后，邀请他出任菲政府投资贸易特使，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工资，但蔡聪妙知道这是提升菲律宾华人政治地位的一个机会。
“我和所有的总统关系都很好。我的出发点就是，华人和执政党关系一定要好，不管是阿罗约政府，还是其他执政党，都要打好关系。如果关系不好，你就不能替华社做事。”
“我从小就很欣赏那些帮助我的人。一直下决心，如果我机会，我会同样帮助别人。”
提到此次下榻的北京饭店，蔡聪妙说，“1979年来的时候，这是最好的饭店。但是现在，北京已经有了很多好饭店，发展太快了”其实当时蔡聪妙的母亲十分怀念家乡故国，但是每次提及，都说，“中国要赶上菲律宾，至少要五十年!”蔡聪妙说，“假如母亲今天还活着，还能看到中国现在，不知道有多高兴!”
外界对蔡聪妙有这样一份评价：年轻有为，学识渊博，通晓中英文，心肠慈善，做事认真，交游广阔，富有外交手腕。举凡总统府及政府各部门，法兰西斯·蔡的大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2008年，蔡聪妙数次来到中国，参加国内各种会议已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本刊记者在北京饭店采访了蔡聪妙先生。“与新中国同龄”的蔡聪妙看起来依然神采奕奕、气宇轩昂，他大踏步入席。初落座，他给人的感觉是不苟言笑。待打开话茬，却发现其实相当健谈。
他的名片非常简洁，正面用中文写着：菲律宾投资贸易特使蔡聪妙，再无其它。他解释说，“我这个菲律宾投资贸易特使，工作其实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负责解决菲律宾投资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二是化解对华人不利的事情。这两件事情，我都要管。”
经贸为桥搭建中菲友谊
“我是第一个将中国翻斗车卖到菲国的人。”
蔡聪妙第一次回中国是1979年，当时他带T--个欧洲团来华进行技术交流。“那时条件很差，除了饭店以外都找不到计程车，最好的饭店是北京饭店，但一般很难住进去。”但是，他还是继续来中国，因为他看好中国的巨大潜力。
1985年，蔡聪妙代表中国“二汽”参加菲律宾购买翻斗车的投标。因为价格太高，投标失败了。如何才能起死回生呢?他犯愁了。
他去机场接一个朋友，在路上忽然想到了一个办法。朋友到了，他依然在想投标的事情，把朋友送到宾馆后，他马上回到公司。他给中国方面打电话，想要一个配件目录。但对方说：“给你们的是最新的车，目录还没出来，但还有一点资料。”蔡聪妙只得从马尼拉飞到香港，然后坐火车到广州，与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的人碰头，拿到资料，一看，全都是中文。他回到马尼拉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拔掉电话，翻译资料，又把日本几家著名企业的翻斗车配件目录找来参考。两天后，他做出了一本厚达几百页的配件目录。这本目录中详细介绍了随车附带的各种配件的数量。应标时，他用了这本目录，总价不变，但是提供的配件比其它公司的要多得多，总价比其它公司相对低。他终于投标成功。
1989年，菲律宾需要1000台大巴。当时他代表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和几家日本公司竞争，最后，他成功了。蔡聪妙介绍说，这笔生意是他做的所有业务中最难的一笔。那时中国一次要拿出那么多大巴很不容易，他先后在陕西、黑龙江等地订购了250台。这批组装的大巴，有些车后桥齿轮与发动机不配套，总之每辆车都有不同的毛病。为此，菲律宾媒体不断抨击中国大巴，他陷入极为狼狈的境地。他说，“虽然这笔生意着实让自己亏了不少钱，但并没有影响与中国人做生意的信心。因为自己的父亲一直认为，中国人要永远向着祖籍国。”
“我们要选择中国的火箭”
蔡聪妙最受人赞誉的是他对菲律宾和中国卫星发射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
蔡聪妙对卫星的喜爱由来已久，“读书的时候，别的同学在房间贴的是明星照片，而我贴的是宇宙、太阳系的照片。”进入商界以后，他以其敏锐的眼光，很早就觉察到通讯卫星在电讯领域的可为，并多方奔走洽商，筹备、成立了卫星公司。
1993年，他以菲律宾卫星公司董事长身份随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问中国，并在总统见证下，与中国签署了合作发射菲律宾卫星的备忘录，担负起为菲律宾发射第一颗国际通讯和广播卫星以及推动中国占有更大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重任。
1994年，他开始招标。实际运作却没有他想象的顺利，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董事会对选择哪家公司来发射卫星产生的意见分歧和对中国卫星发射技术的质疑。
蔡聪妙告诉记者，“1996年是中国航天事业最黑暗的一年，连续多次火箭发射失败，商业卫星发射业务陷入低谷。1997年之前火箭发射成功率只有33％。”但是他表示，“我对中国有信心。”
他告诉股东：“我们要选择中国的火箭!”股东们不同意，要求选择别国。在此形势下，蔡聪妙坚持由中国来发射，并通过多次论证和说服。蔡聪妙又亲赴美国加州取得了卫星生产公司的技术专家关于中国卫星发射技术的分析和论证，最终取得公司董事会一致同意。
1997年8月20日凌晨1时50分，菲律宾的第一颗国际通讯和广播卫星“飞鹰二号”终于在中国西昌由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运行。
“从1997年到现在，中国的卫星发射成功率一直是100％。中国目前是世界上发射卫星最有成就的国家之一。”蔡聪妙实现了他的卫星升空梦想，并用事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卫星发射的技术实力，蔡聪妙也因此奠定了他在业界的声誉。
致力公益为华侨谋福祉
目前大约有200万华侨华人生活在菲律宾，他们只占菲律宾总人口的2％，但他们创造的总产值约占整个菲律宾GDP的一半。与经济领域的这种分量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华人在菲律宾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却很微弱。时过境迁，菲律宾华人的境遇现在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但如何更好地维护华人利益，是蔡聪妙一直在努力的，虽然仅凭一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他担当的社会职务日益繁多：1997年，他担任菲律宾众议长经济事务的特别顾问，现任菲律宾工商部荣誉特派代表，菲律宾工商总会(CCPF)名誉会长，菲律宾商会基金会会长，菲律宾股票公司董事长兼财政，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菲律宾国家宪改委员会委员，菲律宾经贸部投资委员，秘鲁驻菲律宾国家代表和名誉总领事等等，不胜枚举。
蔡聪妙也就因此成了一名调停、斡旋的“外交家”，帮助华人拯急济困。多年来，他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给华人华侨解决了诸多难题，大大提高了华人在当地的地位。
“华侨身份卡，要照顾多数人的利益”
外国人到菲律宾，要经由移民局登记，要有两张卡中的至少一张，一张外侨身份卡，一张是移民卡。但是两张卡都是纸质的，几十年来都是如此。
有一家华人经营的DATA TRAIL公司，找到菲律宾移民局，声称纸张容易破，建议用塑胶制作外侨身份卡。菲律宾前移民局长杜明戈于2003年12月与这家华人经营的公司签约，将纸质“外侨登记证”更换为磁卡，以提升政府打击人口走私能力。但根据合约，磁卡每张收费50美元，且每年均需换新，这引起外侨强烈不满。
蔡聪妙解释说，菲律宾平均一个家庭5口人，一年在这张卡上的费用开支就是250美元。菲律宾平均工薪家庭月收入l万多菲元，相当于200多美元，所以每年换一次卡对普通家庭是一个承重的负担。“那些有钱的大老板他们不在乎。但是你不能只看那些有钱人，你要看大多数人是否可以承受。” 屡经交涉无果，菲律宾华人较多，所以带头站出来。华社于2005年5月决定组成抗争委员会，由菲华商联总会主导，联合华社及其他国家如印、美、韩等侨团力量争取合理待遇。
动议交到了蔡聪妙手里，他重视利侨实事的后续工作，多次与菲律宾移民局新任局长费兰礼斯商榷，要求他解决前任留下的问题。2006年4月3日，菲律宾司法部长银沙礼斯签发命令，令移民局长将外侨身份卡使用年限改为5年，一次收费50美元。
2006年6月15日晚上，移民局和DATATRAIL公司，在马尼拉签署谅解备忘录。至此，外侨身份证纷争终于圆满落幕。在这期间，蔡聪妙曾多次向阿罗约总统陈情，最后获总统亲自下令移民局，把其对5年外侨身份证的背书提交给国家经济发展署，让抗争活动划下圆满的句号。
两个月时间，解决困扰华人65年的问题
2008年10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签署行政令，允许在菲投资并雇用至少十名菲律宾人的外国人获得永久签证。这一政策将使多数中国新移民受益。这是继2007年菲律宾政府把中国人从“受限制外国人’名单中拿掉，并每年给予五十名旅菲中国人永久居留权之后，出台的2<--项友好政策，而蔡聪妙正是这些政策的幕后推动者。
事情的起因是2007年8月16日，91名在菲律宾打工的中国人突然在克拉克自由港被扣押。“当时我正在北京，有人对我说菲律宾又发生‘排华’事件。我心中纳闷，不知所措。”很快，他便接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参赞郭少春的电话。原来65年来，中国人_直被菲列入“高风险＼受限制”的外侨名单，不得随意进出自由港。“我们竟然没有察觉。”蔡聪妙痛心地对记者感叹。
弄清事情原委之后，他连夜打电话给当时在美国访问的菲律宾外长。虽然菲律宾外长承诺会妥善解决此事，但落实时因牵连到法律问题，外交部便把球踢给了司法部，司法部则以修改法律需要时间为由拒绝立刻放人。他找了几个部长，大家都答应帮助，但是都没有落实，没有办法给中国大使馆一个交代。
无奈之下，蔡聪妙只好给阿罗约总统打电话。“总统很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她只问了我一句有什么要求。我说放人，她问就这样?我说是的。”有了阿罗约总统的保证，蔡聪妙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中国劳工被释放之后，修改法令把中国人从受限制名单中除去随即被蔡聪妙提上日程。经过争取，两个月后，菲律宾移民局重新颁布法令，中国公民不再属于受限制对象。如此，他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解决了65年来困扰旅菲华人生存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蔡聪妙非常坦率地说，“我尽量让这些新侨能顺利地做他们的生意，保护他们的利益”。但是他也建议说，侨民绝对不能仅仅为了自己挣钱而做不合适的事，惹出事情，给当地造成不良印象。所以，“在此生存下去，一定要考虑当地人感受，当地人利益。”
割不断的故国情
蔡聪妙一再强调说，菲律宾是他的祖国，中国则是他的祖籍国。但同时，他从不敢忘记父亲对他的叮嘱：“你的根在中国。”
1949年，蔡聪妙出生在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塘东村。蔡聪妙家族，从其祖父起，即渡海往吕宋(菲律宾)谋生。
蔡聪妙的父亲蔡玉峰初抵菲岛，先是打工，后来开了一爿经营建材的零售商店。生活稳定后，其父蔡玉峰就把母亲和4岁的蔡聪妙接到菲国。自小目睹耳闻父亲的勤劳吃苦，深知要发愤图强才能立足于社会。更可贵的是，其父虽为商人，天天蹲守店铺，拨拉算盘，却十分崇尚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菲岛事业有成的蔡玉峰，于上世纪60年代，给中国内地赠送了大批的拖拉机和农药、化肥等紧缺物资。
蔡聪妙有一个姐姐，六个妹妹，他是唯一的儿子。父亲对蔡聪妙的影响很大，他说，“父亲把整个家庭当成一个部队一样严格管理，大家都是规规矩矩的。但他只规定基本动作，在这个范围之外，我做什么他并不管。遇到困难怎么办?父亲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有问题，自己解决，’如果你问他，他会给你更多的问题。所以后来遇到的困境对我来说都相对简单了。”
蔡聪妙中学时候就被父亲送到菲律宾最好最贵的华人学校——光启学校。1967年，他被菲律宾国立大学免试录取，攻读工业工程专业。他介绍说，国立大学淘汰率非常高，当时一个年级有80多入学的是“工业工程”专业，最后拿到毕业证的包括他在内仅9人。
暑假他又主动钻进菲律宾当时唯一的中文大学——中正学院学习中文，因而他的华文基础扎实，常能娴熟自撰中文讲稿。
大学毕业后，蔡聪妙马上在一家外资铝合金工厂找到一份工作。录取的那天他很高兴，回家就当作好消息告诉父亲，父亲反而把他教训了一顿：“我送你去读书，不是让你去为别人打工，你要自己创业!”蔡聪妙便有了为自己做事的想法。不久，也即1974年4月，他开了一家公司，由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出资。当年12月，公司即盈利，每个股东都收回全部所投资金。
如今，他的集团下有十几个公司，包括电脑公司、钢厂、卫星定位公司、电视卫星公司等。在菲律宾商界，他已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实业家。2004年6月9日，蔡聪妙荣获阿罗约总统亲自颁授的菲律宾“国父杰出企业家奖”。
谈到做生意的窍门，蔡聪妙认真地说：“首先是专心，专心是成功的资质；其次是守信用，信用是成功的资本——无论是吃亏或者赚钱都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凭着这份信念与执著，蔡聪妙在世界各地的生意越做越大。
“母亲若看到中国现在，不知道有多高兴!”
蔡聪妙的事业如日中天，声名显赫，却没有半点少年得志的傲气和作派，而是数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地为华社权益、为中菲两国友谊默默奉献、驱驰劳碌。
蔡聪妙育有二女一男。老大、老二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分别取得经济学、市场学硕士学位。大女儿在菲律宾政府财政部工作；排行老二的男孩除了在家族公司协助料理商务，也自己奋斗；最小的女儿毕业于菲律宾国立大学生物学系，转攻医学专业。
蔡聪妙受到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信任。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阿罗约在菲律宾工商部任职之时，蔡聪妙便与她相识。阿罗约当上总统后，邀请他出任菲政府投资贸易特使，虽然没有一分钱的工资，但蔡聪妙知道这是提升菲律宾华人政治地位的一个机会。
“我和所有的总统关系都很好。我的出发点就是，华人和执政党关系一定要好，不管是阿罗约政府，还是其他执政党，都要打好关系。如果关系不好，你就不能替华社做事。”
“我从小就很欣赏那些帮助我的人。一直下决心，如果我机会，我会同样帮助别人。”
提到此次下榻的北京饭店，蔡聪妙说，“1979年来的时候，这是最好的饭店。但是现在，北京已经有了很多好饭店，发展太快了”其实当时蔡聪妙的母亲十分怀念家乡故国，但是每次提及，都说，“中国要赶上菲律宾，至少要五十年!”蔡聪妙说，“假如母亲今天还活着，还能看到中国现在，不知道有多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