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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面深化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建立和完善以“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为内容的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中央关于在新时期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所做出的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以中国特色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创新发展。
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管理科学的新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3．在政策目标上，新机制是为了统筹解决、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口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着人口个体的利益，反映其个体理性要求，当个体目标取向与集体目标取向暂时不一致时，如何做出科学合理的体制安排，正确有效地引导个体人口行为，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协调，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要经常面对的实践问题。现代管理科学越来越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问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研究，并且，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即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像传统管理学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干预，而是认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是有效的。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是认识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因而在设计上全面遵循了法制管理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处处体现出执政为民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既科学、又务实的制度安排。
人口管理科学的进步，也必将带动人口管理的发展，使人口管理在理念上和方式上都由低级向高级发生转变和提升。新机制就是要推动人口管理从过去那种简单的、粗放的管理方式向科学的、人本的管理方式转变，从过去那种行政命令的落后管理方式向法制民主的先进管理方式转变。这不仅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一次政策实践，而且将成为对人口管理科学的一种理论推动。
关键词：计划生育；新机制；人口管理科学；人本主义
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促进人口管理科学的新发展，不仅反映了中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先进执政理念，而且体现了人口管理方式的进步，反映了人口管理科学的要求。如果我们回顾人口管理学的发展，进而追踪管理科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到，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从旧机制转向新机制，与人口管理科学从传统走向现代有密切联系，并且对人口管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管理科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
人口管理科学是管理科学在人口管理领域的应用，因而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是和管理科学的发展演变密不可分的。
管理科学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诞生于20世纪初，一百年来，经历了从泰罗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到行为科学理论，再到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演变，其管理哲学也从理性主义逐步向人本主义升华。
以泰罗制为代表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虽然以其科学理性在管理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其理论本身包含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理性”与“人性”的矛盾，在追求标准化和科学化的理性的同时，也在不断压抑人的心理需要和行为发展。古典管理学视管理客体为“经济动物”，主张对管理客体实行“物本管理”。其管理方式表现为重物轻人，把人当工具来管理，工人只是作为“机器的附属品”。“理性”在古典管理科学那里，被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二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企业外部竞争愈加激烈，企业的战略规划和科学经营决策要求日益提高，以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乃至博弈论为代表的现代管理科学随之诞生。现代管理科学既吸取了泰罗科学管理理性的营养，又注重了行为科学对“人”的研究，使得人本管理开始以人的知识和能力为核心，进一步强调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具有现代化意义的“以人为本”。
二、人口管理学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转变
与一般管理科学的发展轨迹一样，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也遵循了从理性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演变逻辑。虽然“人口管理学”这一学科概念提出的历史并不长，但是人口科学历史久远，内容丰富，并且人口科学的理论探索从来都没有忽视过人口管理的内容。
西方早期的人口思想是近代人口科学重要的思想来源。其主要代表人物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一公元前354)、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一公元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一公元前322)以及后来的重商主义都分别提出过国家干预婚姻、调节人口的主张。色诺芬对当时国王用人口是否增长作为评价官员政绩标准的做法十分赞赏；柏拉图主张由统治者规定结婚年龄和男女配偶选择，让最优秀的男女互为配偶；亚里士多德更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就是调节人口数量，使之稳定在一定程度并协调其相互关系。重商主义则提出国家应采取各种手段鼓励人口增殖，甚至不惜从其他国家“获得”人口。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人们对人口管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更多的研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认识到经济上的需求是调节人El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如康帕内拉更强调婚姻和生育都必须服从社会的控制和调节。
在人口思想史上都是空前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想为从事人口研究和人口管理的人们所熟知，他的“两个级数”、“两种抑制”将人口管理推向了理性主义的极致。
到20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人口科学研究更加全面系统，技术方法也更加成熟先进，涌现出大批经典的人口研究理论成果，如著名的“人口转变理论”、“适度人口理论”，以及凯恩斯的“失业理论”等都发端和发展于这一时期。这些理论成果虽然对人口过程的变动规律有了非常深刻的认识，但在人口管理的哲学理念上，仍然完全是理性主义的，贯彻了较多的“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
近年来，人口管理科学注意吸收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营养，将人口行为的家庭人本需要与社会理性规范相结合，引导人们树立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文化认同，将人口管理推向了更具人口现代化意义的人本主义。
三、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政策实践和理论推动
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而提出的一种新的人口管理方式和新的人口制度安排，它反映了中国的人口管理正按照人口管理科学的发展引领，从理性主义向人本主义转变。它不仅是对传统的古典人口管理科学的革命，而且是对微观人口管理学的超越和对现代人口管理科学的呼唤。这表现在：
1．在政策基点上，新机制完全遵循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按照现代人口管理“以人为本”理念的要求，要改变人们的生育行为，就应该对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各个要素特别是社会支持和自信心进行调控，通过引导人们对社会生育规范的感知和对遵循规范的评价，建立一种生育文化认同，使人们生育行为规范化。
新机制深刻理解在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国文化背景下人民群众的生育需要，充分尊重群众的生育意愿，在追求与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管理目标时，不采用过去那种简单的控制生育行为的做法，而是通过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提供各种生殖卫生、医疗保健等“优质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同时辅以各种政策宣传，文化引导，在群众对社会生育规范和原则充分感知和评价认同基础上，将个体生育观、生育意向纳入群体社会生育规范之中。这完全符合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对人口行为的人本管理原则。
2．在政策内容上，新机制提出的“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不仅体现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理政原则，而且从人口管理学的意义上讲，这正反映了现代人口管理科学将理性主义与人本主义有机结合的要求。所谓“依法管理”，是既要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必要的制度约束，同时要求这种约束必须是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在充分尊重管理客体法律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上，通过合法的程序和措施将个体人口行为纳入社会制度规范之中，而绝不能以行政压迫和简单随意的方式对个体人口行为进行强制规范。所谓“村(居)民自治”，是既要注重村(居)民的组织角色，又注重其作为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角色，充分肯定其自组织、自学习和自适应能力，将对个人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转换到树立村(居)民整体的共同价值观念上，通过共同价值的认同，实现村(居)民的自我约束。所谓“优质服务”，则是要充分尊重和保护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上的人本需要。 长期以来，我们的计划生育工作较多考虑的是贯彻国家意志和集体理性要求，而较少考虑为生育群众的个体需要提供服务；在工作方式上，更多注重的是对人口生育状况的监控管理，而较少关注生育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这些都与执政为民的理政原则不符，也与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不符。“优质服务”就是要对此作出纠正。而“政策推动”则是在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的基础上再辅以政策来发挥引导调控功能，从而把硬性管理技术和软性管理艺术结合起来，把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结合起来，实现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的转变。计划生育是系统工程，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参与。当人本主义的人口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成为大家的共识，各部门从多个角度共同为生育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的问题，满足群众的需要，“依法管理、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的新机制就落到了实处，计划生育工作就进入了人人有责，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全新境界。
3．在政策目标上，新机制是为了统筹解决、综合治理人口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口行为在很多情况下代表着人口个体的利益，反映其个体理性要求，当个体目标取向与集体目标取向暂时不一致时，如何做出科学合理的体制安排，正确有效地引导个体人口行为，使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相协调，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要经常面对的实践问题。现代管理科学越来越转向人与人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人与人之问行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研究，并且，开始注意到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与冲突，即理性人的个人理性行为可能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像传统管理学主张的那样通过政府干预，而是认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个人理性的话，就不是有效的。所以解决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冲突的办法不是否认个人理性，而是设计一种机制，在满足个人理性的前提下达到集体理性。计划生育工作新机制正是认识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对于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因而在设计上全面遵循了法制管理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处处体现出执政为民的精神和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一种既科学、又务实的制度安排。
人口管理科学的进步，也必将带动人口管理的发展，使人口管理在理念上和方式上都由低级向高级发生转变和提升。新机制就是要推动人口管理从过去那种简单的、粗放的管理方式向科学的、人本的管理方式转变，从过去那种行政命令的落后管理方式向法制民主的先进管理方式转变。这不仅是对人口管理科学的一次政策实践，而且将成为对人口管理科学的一种理论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