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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互助组、合作化、统购统销等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呈现了反抗和惩罚并存的实践面相。在互助合作运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反抗可能部分地映射了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生存伦理，而从社会工程和治理的角度看，反抗则会演变为破坏从而招致更为正式化的惩罚。全能主义姿态的治理实践与村落传统有机结合，惩罚的政治化与反抗的日常化成为这一时期乡村政治和法律实践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