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沙皇俄国是具有社会和文化双重含义的概念。俄国知识分子常扮演政权的反对派角色，他们以手中的笔为武器，不惮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且以此自豪。禀承了这一传统的旧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制度下依然故我。
　　 正如别尔嘉耶夫的自白：“我在苏维埃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了五年，所有这五年里我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上的不妥协。可以说，在这段困难的时间里我从未背叛自己。我甚至为自己生命中的这几年而骄傲，并视之为我履历上特别有尊严的一段。”但这种道德上的不妥协，让他最终失去了自己的祖国，走上颠簸的异乡流放之路。
　　 如果说在“哲学船事件”中被驱逐的知识分子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他们的观点与意见都被认为与列宁的观念冲突。他们多是保守主义者和宗教信仰者，坚持认为如果一个国家进行激进的社会改革，完全摈弃传统的和宗教的道德价值观，那么这个社会必将走向歧途。
　　
　　反抗
　　 1922年被驱逐的知识分子中，人数最多的是高校教师，包括数名大学校长。除了乌克兰几所高校外，还有俄罗斯最著名的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大学。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指控是：“大学生和反苏教授在高等院校进行反革命活动主要有两个方面：要求高校‘自治’及改善教授和学生的物质条件。”
　　 教授治校一直是沙俄后期各大学孜孜不倦的追求。但来之不易的自治权仅维持十余年，俄罗斯的高校就遭遇无产阶级专政。“职业技术学校及高等学校管理总局”拟定新的“高等院校条例”，对高校原有的自治权加以限制，撤消选举产生的校长，改为任命制，取消高校教师委员会对学校的管理权，由大学生、工会以及“职业技术学校及高等学校管理总局”的代表共同组成高校管理机构，按照阶级原则进行招生。高校还附设工人预科系，对工农子弟入学提供优惠条件，对资产阶级出身的学生数量加以限制。接着，当局又通过改组，摧毁了一些人文院系，逼走了部分教师，同时怀揣党员证的红色教授渗透了进去。
　　 经过一番改组后，大学教学秩序遭到严重干扰，这引起高校教师的不满和反抗。他们起初力求自救。莫斯科高级技术学校亚兴斯基教授在1920年发起成立了“科学工作者职业联合会”，对学者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莫斯科各大学的教师也积极参与其中。高校师生向最高领袖递交了请愿书，莫斯科大学就曾递交四次而不得接见。
　　 1921年秋冬，高校师生的反抗发展为罢课。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反对更换学校领导，对抗尤为激烈。列宁在境外的俄国侨民报纸上看到该校教师罢课的消息，并于1922年2月21日致信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如果情况属实，一定要解聘20名到40名教授。他们是在愚弄我们。应周密考虑，做好准备，狠狠地打击。”
　　 除了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其他专业人士也一直在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工程师、医生、农艺师等职业行会团体恢复活动。1922年3月，第三届农艺师代表大会召开，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布鲁茨库斯、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在会上发言反对国家对农业的干涉，支持发展个体经济。同年5月，第二届全俄医生代表大会提出了“完全民主”和建立独立工会、出版机关刊物的要求。
　　 打击很快就来了，组织参与罢课的教授们无一例外地上了“哲学船”。
　　
　　黑名单
　　 国家政治保卫局从1922年7月至8月草拟的各地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及其分类，与知识分子在苏维埃制度下生活的积极程度基本相符。
　　 这些名单的编就遵循了国家政治保卫局于1922年6月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团体”的报告。该报告认为，知识分子在高等院校、各种协会、私人出版社、行业代表大会、合作社、托拉斯和商业机构中以及在宗教问题上进行层出不穷的反苏活动。高校师生争取“自治权”的活动也被列入其中。
　　 1922年6月8日，政治局通过关于这一报告的决议，决定由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局、国家政治保卫局和中央组织局的代表组成委员会以研究对策。同时责成加米涅夫、库尔斯基、温什利赫特组成专门小组，以最终审查“敌对知识分子团体中应予流放的上层人物名单”。
　　 7月13日，加米涅夫和温什利赫特小组向政治局递交了草拟的流放名单和有关驱逐知识分子的建议。7月20日，政治局再次审议驱逐行动的筹备工作，认为加米涅夫、温什利赫特小组拟定的名单还不够长，证据的说服力也不充分，又责成三人小组再用一周时间补充，同时着手关闭了一系列刊物。
　　 8月3日，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卫局拖延多时终于提交了经省人民委员会、省教育人民委员会认可、乌共（布）中央执委确认的“从事反苏活动的高校教师和社会活动家名单及其身份鉴定”，这一名单涉及人数多达77人，并于8月9日，得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决议通过。
　　 8月1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驱逐名单，建议对名单上的所有人进行搜查并逮捕有隐匿危险者，其余的则监禁在家中。同一天，“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行政流放的决议”通过。
　　 被列入黑名单的人们，来自各个不同领域。“莫斯科积极反苏知识分子（教员）名单”上分别是莫斯科大学、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农业学院、喀山大学等高校的教授、3月至5月期间擅自聚会的考古学院等三个小组、文学家小组、“海岸出版社”相关人员以及农艺师、合作社业主、医生小组。“彼得格勒反苏知识分子名单”包括列宁在信函中提到的各杂志的编辑作者16人，其余的则分别编入教授联合会、文学家小组。
　　 而“乌克兰反苏教员与社会活动家名单”囊括了哈里科夫和奥德萨仅有的几所高等院校的教师——从教授到助教，还包括哈里科夫理工学院校长、人民教育学院两任校长和医学院两位副校长，基辅名单则主要是医生、工程师、律师等专业人员。
　　 由此看来，反苏活动似乎遍地开花，无孔不入。这不禁让人好奇：一个新兴政权面对如此汹涌的反对浪潮，却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代表人民的合法政权，这需要何等强大的逻辑！当然，气壮乃源于手中强大的武器——国家机器，而反对者却只有一张嘴和一支笔。
　　
　　两个中心
　　 高校的师生们面对教学秩序被扰乱拍案而起，但其他旧知识分子的反抗则温柔得多，如别尔嘉耶夫所说：“我与共产主义展开的斗争不是政治的，而是精神的，是反对它的精神、反对它对精神的敌视的斗争。”
　　“十月革命”后的两三年里，俄罗斯城市居民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岁月：水电、采暖和食品的供应都极其紧张，老一辈知识分子贫病交加，一个接一个死去。社会学教授索罗金回忆那段时光时不无辛酸地写道：“教师会议现在几乎成了给我们的同事开的追悼会。有一次，在结束这样一次会议时，校长施姆科维奇对与会者黑色幽默了一下：‘先生们，我诚恳地请求你们不要那么快死。你们去另一个世界，给自己找到安宁，但给我们造成多少麻烦啊。你们知道吗？要给你们保证棺材有多困难，没有马匹运你们的遗体去墓地，为了你们的安宁掘一个墓多贵呀！请首先想想自己的同事，争取尽可能地拖延时间吧。’”
　　 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知识分子们还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苏维埃莫斯科哲学以及整个精神生活的中心人物之一”别尔嘉耶夫家的客厅，每周二都会举办座谈会，而且常吸引来很多莫斯科人。“有时我们的客厅里人数多得都装不下，不得不坐到隔壁房间去”。人们坐在点着煤油灯的茶桌旁继续讨论历史哲学和文化哲学。
　　 从别尔嘉耶夫家客厅的聚会中衍生出了旨在“保护和发展俄罗斯精神文化”的精神文化自由学院，由别尔嘉耶夫倡议成立并自任院长。学院组织课程班，开设研讨课。由于学院没有自己的校舍，公开报告在高级女子学校做，课程班和讨论班则常常在熟人掌管的一些苏维埃的机构里进行。课程完全对外开放，听课的人形形色色，包括永远坐在第一排的契卡奸细。公开报告的听众更人满为患，以至于有一次女子学校行政部的人不得不提醒小心课室的地板坍塌。
　　 莫斯科人另一个“心灵庇护所”是作家奥索尔金联合几个老朋友创办的“作家书屋”。每人出一份钱，通过各种途径或购买或搜集到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书籍，整理好摆上书架，然后各司其职，书店就开始营业了。别尔嘉耶夫、作家扎伊采夫等知名人士先后成为书屋的“股东”和店员。渐渐地，“作家书屋”变成莫斯科又一个文化中心。
　　 斯捷蓬每次从乡下来莫斯科的时候，都要去作家书屋看望在那里做买卖的老朋友，顺便也和别尔嘉耶夫讨论哲学。在那艰难岁月里，书屋不仅为股东提供了物资保障，也为众多爱书人提供了交流的场所。无论什么时候去，那里都有很多人。虽然是书店，但交谈比生意要活跃得多。顾客们都温顺地等着旁听讨论会，有时也怯怯地加入到争论中来，多半是大学生、宗教-哲学协会的会员或文学艺术小组的参加者。也许，来到“作家书屋”的客人当中有不少契卡的奸细，可大家都习惯了这种布尔什维克式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针对知识分子的武器很快就磨利了。彼得格勒最活跃的杂志《经济学家》《思想》被列宁点名批评，其编辑作者都上了黑名单；别尔嘉耶夫等人出版的文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与“欧洲的没落”》被列宁称为“像是‘用写作为白卫组织打掩护’”，作者连同出版它的海岸出版社被一锅端。那些工程师、医生和农艺师们则作为非布尔什维克的其他党派而获得了“哲学船”的船票。
　　作者为俄罗斯思想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