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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艺术以女性的声音和立场表达她们自己的艺术，对于男性话语建构的社会是个冲击和思考，旨在消除女性被建构的局面和状态，而追求平等对话，表达多元的声音。苗族民间刺绣在默默无闻中展示着苗族的历史与风俗，与传统的主流美术共同构成华夏文明。作为二者在传统艺术的位置相似性，在边缘的声音、隐形的声音和多元的声音等方面诉说着二者共通的心声，丰富艺术的多元表达。
【关键词】女性主义艺术； 苗族民间艺术； 边缘；隐形；多元；传统艺术；苗族刺绣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从而揭开了女性自身的思考。后来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关注女性的艺术现象与此有着渊源的关系。1971年，琳达·诺克林在《艺术新闻》上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文章，揭开了女性自己书写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序幕。通过对于女性艺术家在历史上的挖掘和反思，女性被淹没、被误读、被建构的事实昭然若揭。中国贵州的苗族刺绣凭借家族的传承延续着古老技艺的表达。正如刘锡诚认为的一切民间艺术都是女性艺术的推论。笔者所在的黔东南正是中国苗族最大的聚居区，那里的刺绣、剪纸、蜡染、银饰等工艺，无不释放着璀璨光芒，诉说着苗族女性文化的神话传说、风俗人情和历史故事。
一、边缘的声音
纵观人类发展史，除了蛮荒的母系氏族阶段之外，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艺术是一个男性建构的社会，可以说是一部以男性为主体书写的历史，历史进入互联网时代，一个透明的信息时代，如果继续沿用男性主导的社会规则而忽视女性的存在和感受都是背离多元时代的特质。事实上，女性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运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在默默地书写。
后现代哲学大师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表达之物的见证人……”①这里的不可表达之物，笔者以为来自非主流的声音或者边缘的声音。艺术进入后现代发展阶段，艺术家通过展示失控的身体，对身份、法则等总体性概念发起攻击，挑战了我们身体的完美形态，并重新演绎了人性的心理伤感、创痛、迷恋和恐惧。
女性主义艺术率先发出边缘的声音。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先驱汉娜·威尔克在作品《姿态》中对传统审美意义上“美丽”的概念进行辩证反思，什么是美丽？什么又是性感？汉娜·威尔克直面镜头，挤眉弄眼，以各种重复特写和连续动作，或者让两眼凹凸变形、用力搓揉脸部、拉扯皮肤，或者咧嘴吐舌、痛苦微笑。她把身体当做一种雕塑原料；一方面借以讽喻人类任意改变身体形貌的意志暴力；一方面又改变身体的物理属性成为具有“意志媒介性”的文化身体。为了解除女性身体固化的定性符号以及女性身体在男权目光审视下的脆弱和无助，尝试将身体的“不舒适”和艺术的“唯美感”对立起来，打破传统艺术的桎梏。
苗族是一个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的民族，而这本“史书”就是由苗族女性共同“书写”的，是苗族女性“用针做笔、用线当墨、用布做纸”这种特殊的方式书写的史书，这在世上是独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苗族刺绣艺术既是服饰的主要装饰，又是独立的工艺品。面对儒家文化的主流声音发出了自我边缘的声音，在苗族刺绣中依稀可见远古大战的刀光剑影，有偏居西部的迁徙声音，在后代今人的技艺传承中，题材的选择没有限制，来源于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感受，渔猎生活和农耕生活中的人物、动植物、自然现象都可以成为苗族刺绣的对象，活泼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她们常在家务之余，默默地穿针引线在造型和纹饰图案中书写苗族女性对于生活风俗的记忆、眷念和希望。
二、隐形的声音
琳达·诺克林在对女性画家历史的挖掘中，17世纪女艺术家简蒂莱斯基就是一个例子，她的作品《苏珊娜和长者》长期被误认为出自男性艺术家之手。简蒂莱斯基的个人生活经历凄惨，创作艰辛，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荒谬地实施酷刑。《苏珊娜和长者》取材日常所见的宗教题材，却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作品以戏剧性的场面展示了男性压迫与女性反抗的历史事实，隐晦地流露出自己的感受，表述了男性的色情目光和女性的受伤身体关系。
苗族刺绣隐含着苗族世代族群的风俗人情和历史变迁。为了使黔东南苗族完全纳入汉族的“大一统”的范围，使其完全汉化，各个朝代曾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使用粗暴的手段强迫苗族女性易服改装，遭到了苗族人民的强力反抗。热爱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苗族女性想尽办法百折不挠地把自己祖辈传下来的刺绣艺术遗产保存了下来。最后采取了“男降女不降”的策略，苗族男装基本汉化，而苗族女性的服装并没有多少改变。可以说，苗族女性不仅用一生在书写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且用生命和行动在捍卫和传承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例如：黔东南丹寨的上衣肩背纹样必有图腾崇拜的“窝妥”，在苗族人心里，服饰纹样就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如果纹样变了，死后去了阴间祖神也不会相认，这种意识深入人心，形成心照不宣的既定符号。在这个过程中，苗族刺绣运用隐形的声音，记录和传播刺绣的古老技艺，有苗民迁徙的历史，有对故土家园的热爱，有对图腾崇拜的传承，更有苗民对待生活的美好期望和憧憬。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艺术的隐形符号传达女性反对男性与苗族刺绣的隐形符号传达边缘对抗主流的声音有着相似的观念。
三、多元的声音
相对于男性的阳刚与主动呈现的积极与张扬来说，女性的阴柔与被动呈现的包容、谦卑、安静、细腻等特质是这个浮躁的时代稀缺的元素，所以我们需要弥补和改变单一的男性主导的社会，走向多元宽容，利于人类多种文明的共同发展。
从女性主义艺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多元的声音。在材料、技艺、形式与观念上展示的多元性成为后现代艺术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国艺术家朱迪·芝加哥的作品《晚宴》，本身是一个假想的晚宴场景，使用了多重的女性相关元素，三角形象征女性，等边形象征平等，以陶瓷替代大理石传统材料（象征男性），并且在白色陶瓷地板上书写 999 个女性的名字，而桌上的39个陶瓷盘以女性生殖器官的花朵形状加以呈现，每个单元配置有刺绣、餐巾、餐具和玻璃酒杯。按照次序从平面逐渐变成高浮雕，意味着现代女性的逐渐独立和平等。朱迪·芝加哥运用纺织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对抗纯美术，消解了纯艺术与工艺美术的界限，男性艺术与女性艺术的界限，以此来表达对女性的礼赞和致敬。
苗族刺绣艺术工艺复杂，材料多样。通过衣肩、衣袖、下摆、腰围等展示出来。就材料而言，传统的苗绣以自织自染的黑色亮土布为底，自制的蓝靛，再加上黄豆水等材料反复染色、捶打，平滑发亮，很难褪色。就技艺而言，至少20多种工艺，主要有平绣、堆绣、辫绣、锡绣、马尾绣、破线绣等。以丝线、棉线为主进行制作，有时添加金线、银线，呈现色彩斑斓的视觉美感。比如，辨绣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台江、西江等地，平时便装与节日盛装有所不同。总体特色是层次分明、厚重粗犷。刺绣进入当代，苗族艺人为了增加表现力，常在绣面上装饰不同材质的小饰品，比如玻璃纽扣、有机亮片等当代材质，只要能够美化装饰苗绣，可谓无所不用。苗族刺绣艺术不仅针法繁多，技艺精湛，同时，还能与时俱进，呈现多元的声音，令人惊叹和赞赏。
从边缘的声音、隐形的声音和多元的声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苗族刺绣艺术不仅传承古老的技艺，还需要现实的开拓，它的发展不再仅仅是程式化和类型化的表达，而是基于当下时代的思考，应该是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刺绣艺术。而女性艺术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诉求，而是回归到女性身体特有的感受和表达。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民间艺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上演着相似的戏剧，描绘着相似的场景，通过比较研究更加坚定本民族的艺术选择，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多元化、丰富性都有着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迎喜.试论女性主义视角下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内涵[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2）.
【关键词】女性主义艺术； 苗族民间艺术； 边缘；隐形；多元；传统艺术；苗族刺绣
“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这是波伏娃在《第二性》中谈到的一个重要观点，从而揭开了女性自身的思考。后来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关注女性的艺术现象与此有着渊源的关系。1971年，琳达·诺克林在《艺术新闻》上发表一篇题为《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的文章，揭开了女性自己书写女性主义艺术史的序幕。通过对于女性艺术家在历史上的挖掘和反思，女性被淹没、被误读、被建构的事实昭然若揭。中国贵州的苗族刺绣凭借家族的传承延续着古老技艺的表达。正如刘锡诚认为的一切民间艺术都是女性艺术的推论。笔者所在的黔东南正是中国苗族最大的聚居区，那里的刺绣、剪纸、蜡染、银饰等工艺，无不释放着璀璨光芒，诉说着苗族女性文化的神话传说、风俗人情和历史故事。
一、边缘的声音
纵观人类发展史，除了蛮荒的母系氏族阶段之外，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艺术是一个男性建构的社会，可以说是一部以男性为主体书写的历史，历史进入互联网时代，一个透明的信息时代，如果继续沿用男性主导的社会规则而忽视女性的存在和感受都是背离多元时代的特质。事实上，女性不仅一直存在，而且运用自己的特殊方式在默默地书写。
后现代哲学大师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中指出：“向总体性开战，让我们成为不可表达之物的见证人……”①这里的不可表达之物，笔者以为来自非主流的声音或者边缘的声音。艺术进入后现代发展阶段，艺术家通过展示失控的身体，对身份、法则等总体性概念发起攻击，挑战了我们身体的完美形态，并重新演绎了人性的心理伤感、创痛、迷恋和恐惧。
女性主义艺术率先发出边缘的声音。美国女性主义艺术先驱汉娜·威尔克在作品《姿态》中对传统审美意义上“美丽”的概念进行辩证反思，什么是美丽？什么又是性感？汉娜·威尔克直面镜头，挤眉弄眼，以各种重复特写和连续动作，或者让两眼凹凸变形、用力搓揉脸部、拉扯皮肤，或者咧嘴吐舌、痛苦微笑。她把身体当做一种雕塑原料；一方面借以讽喻人类任意改变身体形貌的意志暴力；一方面又改变身体的物理属性成为具有“意志媒介性”的文化身体。为了解除女性身体固化的定性符号以及女性身体在男权目光审视下的脆弱和无助，尝试将身体的“不舒适”和艺术的“唯美感”对立起来，打破传统艺术的桎梏。
苗族是一个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书”的民族，而这本“史书”就是由苗族女性共同“书写”的，是苗族女性“用针做笔、用线当墨、用布做纸”这种特殊的方式书写的史书，这在世上是独有的，也是难能可贵的。苗族刺绣艺术既是服饰的主要装饰，又是独立的工艺品。面对儒家文化的主流声音发出了自我边缘的声音，在苗族刺绣中依稀可见远古大战的刀光剑影，有偏居西部的迁徙声音，在后代今人的技艺传承中，题材的选择没有限制，来源于人们对自然和生活的感受，渔猎生活和农耕生活中的人物、动植物、自然现象都可以成为苗族刺绣的对象，活泼生动，生活气息浓厚。她们常在家务之余，默默地穿针引线在造型和纹饰图案中书写苗族女性对于生活风俗的记忆、眷念和希望。
二、隐形的声音
琳达·诺克林在对女性画家历史的挖掘中，17世纪女艺术家简蒂莱斯基就是一个例子，她的作品《苏珊娜和长者》长期被误认为出自男性艺术家之手。简蒂莱斯基的个人生活经历凄惨，创作艰辛，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被荒谬地实施酷刑。《苏珊娜和长者》取材日常所见的宗教题材，却提供了多种阐释的可能性。作品以戏剧性的场面展示了男性压迫与女性反抗的历史事实，隐晦地流露出自己的感受，表述了男性的色情目光和女性的受伤身体关系。
苗族刺绣隐含着苗族世代族群的风俗人情和历史变迁。为了使黔东南苗族完全纳入汉族的“大一统”的范围，使其完全汉化，各个朝代曾千方百计甚至不惜使用粗暴的手段强迫苗族女性易服改装，遭到了苗族人民的强力反抗。热爱自己民族历史与文化的苗族女性想尽办法百折不挠地把自己祖辈传下来的刺绣艺术遗产保存了下来。最后采取了“男降女不降”的策略，苗族男装基本汉化，而苗族女性的服装并没有多少改变。可以说，苗族女性不仅用一生在书写民族的历史与文化，而且用生命和行动在捍卫和传承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例如：黔东南丹寨的上衣肩背纹样必有图腾崇拜的“窝妥”，在苗族人心里，服饰纹样就是一个民族的特征，如果纹样变了，死后去了阴间祖神也不会相认，这种意识深入人心，形成心照不宣的既定符号。在这个过程中，苗族刺绣运用隐形的声音，记录和传播刺绣的古老技艺，有苗民迁徙的历史，有对故土家园的热爱，有对图腾崇拜的传承，更有苗民对待生活的美好期望和憧憬。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艺术的隐形符号传达女性反对男性与苗族刺绣的隐形符号传达边缘对抗主流的声音有着相似的观念。
三、多元的声音
相对于男性的阳刚与主动呈现的积极与张扬来说，女性的阴柔与被动呈现的包容、谦卑、安静、细腻等特质是这个浮躁的时代稀缺的元素，所以我们需要弥补和改变单一的男性主导的社会，走向多元宽容，利于人类多种文明的共同发展。
从女性主义艺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多元的声音。在材料、技艺、形式与观念上展示的多元性成为后现代艺术发展的趋势。例如：美国艺术家朱迪·芝加哥的作品《晚宴》，本身是一个假想的晚宴场景，使用了多重的女性相关元素，三角形象征女性，等边形象征平等，以陶瓷替代大理石传统材料（象征男性），并且在白色陶瓷地板上书写 999 个女性的名字，而桌上的39个陶瓷盘以女性生殖器官的花朵形状加以呈现，每个单元配置有刺绣、餐巾、餐具和玻璃酒杯。按照次序从平面逐渐变成高浮雕，意味着现代女性的逐渐独立和平等。朱迪·芝加哥运用纺织和陶瓷等工艺美术对抗纯美术，消解了纯艺术与工艺美术的界限，男性艺术与女性艺术的界限，以此来表达对女性的礼赞和致敬。
苗族刺绣艺术工艺复杂，材料多样。通过衣肩、衣袖、下摆、腰围等展示出来。就材料而言，传统的苗绣以自织自染的黑色亮土布为底，自制的蓝靛，再加上黄豆水等材料反复染色、捶打，平滑发亮，很难褪色。就技艺而言，至少20多种工艺，主要有平绣、堆绣、辫绣、锡绣、马尾绣、破线绣等。以丝线、棉线为主进行制作，有时添加金线、银线，呈现色彩斑斓的视觉美感。比如，辨绣主要流行于黔东南台江、西江等地，平时便装与节日盛装有所不同。总体特色是层次分明、厚重粗犷。刺绣进入当代，苗族艺人为了增加表现力，常在绣面上装饰不同材质的小饰品，比如玻璃纽扣、有机亮片等当代材质，只要能够美化装饰苗绣，可谓无所不用。苗族刺绣艺术不仅针法繁多，技艺精湛，同时，还能与时俱进，呈现多元的声音，令人惊叹和赞赏。
从边缘的声音、隐形的声音和多元的声音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苗族刺绣艺术不仅传承古老的技艺，还需要现实的开拓，它的发展不再仅仅是程式化和类型化的表达，而是基于当下时代的思考，应该是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刺绣艺术。而女性艺术不再仅仅是政治的诉求，而是回归到女性身体特有的感受和表达。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艺术与苗族民间艺术在不同的语境之下上演着相似的戏剧，描绘着相似的场景，通过比较研究更加坚定本民族的艺术选择，对于当代艺术的发展和人类文明多元化、丰富性都有着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1]李迎喜.试论女性主义视角下贵州苗族刺绣的文化内涵[J].山东女子学院学报，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