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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统治者实行三教并行的文化政策，为儒、释、道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广阔的平台。但相对于盛唐辉煌的物质文明而言，其学术与思想则鲜有笔墨论述。盛唐的学术与思想是否是葛兆光先生所称的“思想的平庸时代”？本文将从唐朝儒学对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改革与创新出发，简略探讨盛唐的儒学思想状况，并进一步阐释其对当今文化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儒学；佛教思想；改革与创新
一、唐朝儒学对佛教思想的影响
论及唐朝，大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单就物质文明与经济状况而言，唐朝可谓盛极一时。而移视唐朝的思想与学术状况，则不尽然。对唐朝学术论调，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穆先生以为：“严格言之，南北朝、隋唐只是一个佛学时代。”[1]而葛兆光先生则用“思想的平庸时代”来描述。但笔者认为，在三教并行的文化背景下，儒、释、道三家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恰恰为唐朝学术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看似波澜不惊的学术表面下却有着汹涌澎湃的思想碰撞。
二、唐朝儒学对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改革与创新的前提
罗素曾言：“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故而异域文明的交流常能碰撞出闪亮的思想火花。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唐朝儒、释、道思想的融会当不会是一“思想的平庸时代”。一方面，“从唐代文化总体趋向来看，儒释道三教逐渐趋向于调”，而另一方面，“所谓三教融合，只能是在保持各自根本学理或教旨的原则下，融通吸纳其余两教为我所用，而不能达到三教完全合一”。在如此的文化环境与背景下，唐朝对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改革与创新便有了完整的历史舞台与理论前提。从佛教方面看：①佛教思想特点易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衔接。“佛学独崇内力、自力，重实践犹重于思想，虽亦是一出世教，但重在对人生实相之种种分析与理解。”与此相应的是，我国哲学自古重实用、重伦理，宗教眼光亦常在社会现实处。故而，佛教思想这一特点就为唐朝儒学对魏晋南北朝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学术思想上衔接的可能性。
②佛教兴盛对儒学产生的巨大压力，成为儒学复兴的外在动力。沈亚之于《送洪逊师序》中写道：“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与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表，不能与之等矣。”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当时不少士人表现出对佛教无比的热忱，说明来自异域的宗教信仰与思想对传统儒学思想已然构成了威胁。
③佛教思想在魏晋南北朝的转变，使得儒学与佛学更易产生共鸣。“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一方面，佛学在此时期的中国化，渐渐褪去了宗教精神的神秘色彩，而加深了其中的人生情味。《大般涅槃经》便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性品》之四）意即尘世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这无疑为人们的内向发展、自己成佛指明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佛学的本土化使其思想逐渐退却迷信思路，渐渐转入内心修养，提倡顿悟。以竺道生为例，他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本传）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慧达《肇论疏》载）竺道生首先确立一个标准，即成佛并非得从戒受难，这就降低了一般人成佛的门槛。此外，竺道生还将成佛的方法归结为一点，这便为成佛的途径指明了另一个方向。故而，道生的理论转向便有了深远的学术意义与思想影响。“道生的佛性顿悟学说标志着中国哲学和宗教界由研究宇宙本体转向探究人生心性的开始。”而从儒学方面看：
①儒家文化有其特有的融通性，因而能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孔子就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此，儒家与佛家能够交融并进。
②儒学独尊地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尤其是汉魏以降，玄学兴起、佛学的弘扬、本土道教的长足发展，均从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冲击着儒学的独尊地位。
③中国儒学特有的以“入世”精神为基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其本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周易·系辞下》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儒家的忧患精神促使唐朝儒家时刻关心儒学的状况，使他们在看到释、道对儒学的冲击后自觉地为儒学的复兴贡献己力。
三、改革与创新实施与作用
所谓“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任何形式的改革与创新皆有其缘起，唐朝儒学对魏晋以来佛学的改革与创新也不例外。从纵向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唐初表现为将反佛与维护国家纲常名教、关注国计民生相结合。初唐时曾任太史令的傅奕曾向唐高祖上《废省佛僧表》，条列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的弊端，指出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虽然此时的反佛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但却为后来之人的学术竞进拉开了序幕。
②逮至中唐，则表现为将对佛学的排斥与改造深入到理论的层面。梁肃在《止观统例》中提出了“由本以垂迹”“循迹以反本”的新说。此外，“理谓之本，迹谓之末”的学术表达表现了儒、佛两学在理论上的融合。
③随后的韩愈、李翱将反佛与儒学复兴运动引向深化。韩愈注重儒家基本理论的建设，借鉴佛家注重禅定修习来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李翱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善恶的起源发挥了孟子的性善学说。同时，李翱还借鉴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无念”学说，建立起儒家的修养方法。
而从横向看，则有以下两个方向与路径：①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与佛教相抗衡，进而提出与佛教法统相对抗的道统说。韩愈受到唐代佛教法统相传的刺激，认为儒家 “先王之道”本是一脉相承的，自尧肇始，直至孔、孟，皆未曾间断。虽在韩愈之前，儒家这一列圣相承的道统也有司马迁、杨雄等人以传道者自任。但直到韩愈方说得如此明确。虽然道统之说备受诟病，但是“道统之确立即是中国文化主体的确立”。随后，以此道统统摄的儒家文化便确定了儒学发展的主河道，中华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河方能不止。
②以确立完整儒家思想方法论为目标，吸收佛教“以理证心”的学说，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李翱认为：“佛法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则有蠹于生灵。”于是厉禁佛教的行迹，肯定其心性之论，提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在修养方法上，李翱吸收佛教“渐悟”以至“顿悟”的过程，提出“复性”的两阶段：先达到“弗虑弗思”的境界，然后进一步“复性”达到“性情两忘”的“至诚”境界。
“儒学得以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开启了融会百家、博采众长的儒家子学发展时期。”[2]此外，唐朝儒家的儒学改革与创新也提高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具有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
四、改革与创新引发的思考
仔细考量唐朝儒学对魏晋以来佛学思想的改革与创新，并反观当今文化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借古人之思，以谋求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仔细考量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警惕腐朽思想的渗透。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改革创新的文化发展方法，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并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在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坚持弘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才能摆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只有在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中时刻注意推陈出新，方能让文化发展的道路愈加宽阔。
参考文献：
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45.
陈启智中国儒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关键词：儒学；佛教思想；改革与创新
一、唐朝儒学对佛教思想的影响
论及唐朝，大家可能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单就物质文明与经济状况而言，唐朝可谓盛极一时。而移视唐朝的思想与学术状况，则不尽然。对唐朝学术论调，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钱穆先生以为：“严格言之，南北朝、隋唐只是一个佛学时代。”[1]而葛兆光先生则用“思想的平庸时代”来描述。但笔者认为，在三教并行的文化背景下，儒、释、道三家之间的交流与发展，恰恰为唐朝学术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看似波澜不惊的学术表面下却有着汹涌澎湃的思想碰撞。
二、唐朝儒学对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改革与创新的前提
罗素曾言：“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故而异域文明的交流常能碰撞出闪亮的思想火花。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唐朝儒、释、道思想的融会当不会是一“思想的平庸时代”。一方面，“从唐代文化总体趋向来看，儒释道三教逐渐趋向于调”，而另一方面，“所谓三教融合，只能是在保持各自根本学理或教旨的原则下，融通吸纳其余两教为我所用，而不能达到三教完全合一”。在如此的文化环境与背景下，唐朝对魏晋南北朝佛教思想的改革与创新便有了完整的历史舞台与理论前提。从佛教方面看：①佛教思想特点易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衔接。“佛学独崇内力、自力，重实践犹重于思想，虽亦是一出世教，但重在对人生实相之种种分析与理解。”与此相应的是，我国哲学自古重实用、重伦理，宗教眼光亦常在社会现实处。故而，佛教思想这一特点就为唐朝儒学对魏晋南北朝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学术思想上衔接的可能性。
②佛教兴盛对儒学产生的巨大压力，成为儒学复兴的外在动力。沈亚之于《送洪逊师序》中写道：“自佛行中国以来，国人为缁衣之学，多几与于儒等，然其师弟子之礼，传为严专。到于今世，则儒道少表，不能与之等矣。”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当时不少士人表现出对佛教无比的热忱，说明来自异域的宗教信仰与思想对传统儒学思想已然构成了威胁。
③佛教思想在魏晋南北朝的转变，使得儒学与佛学更易产生共鸣。“而尤以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一方面，佛学在此时期的中国化，渐渐褪去了宗教精神的神秘色彩，而加深了其中的人生情味。《大般涅槃经》便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如来性品》之四）意即尘世间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佛性，这无疑为人们的内向发展、自己成佛指明了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佛学的本土化使其思想逐渐退却迷信思路，渐渐转入内心修养，提倡顿悟。以竺道生为例，他提出：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本传）夫称顿者，明理不可分，悟语照极。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理智恚释，谓之顿悟。（慧达《肇论疏》载）竺道生首先确立一个标准，即成佛并非得从戒受难，这就降低了一般人成佛的门槛。此外，竺道生还将成佛的方法归结为一点，这便为成佛的途径指明了另一个方向。故而，道生的理论转向便有了深远的学术意义与思想影响。“道生的佛性顿悟学说标志着中国哲学和宗教界由研究宇宙本体转向探究人生心性的开始。”而从儒学方面看：
①儒家文化有其特有的融通性，因而能不断吸收和融合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孔子就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因此，儒家与佛家能够交融并进。
②儒学独尊地位受到了各方面的冲击。尤其是汉魏以降，玄学兴起、佛学的弘扬、本土道教的长足发展，均从不同方向以不同方式冲击着儒学的独尊地位。
③中国儒学特有的以“入世”精神为基础的强烈的忧患意识为其本身的改革创新提供了内在动力。《周易·系辞下》中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儒家的忧患精神促使唐朝儒家时刻关心儒学的状况，使他们在看到释、道对儒学的冲击后自觉地为儒学的复兴贡献己力。
三、改革与创新实施与作用
所谓“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任何形式的改革与创新皆有其缘起，唐朝儒学对魏晋以来佛学的改革与创新也不例外。从纵向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唐初表现为将反佛与维护国家纲常名教、关注国计民生相结合。初唐时曾任太史令的傅奕曾向唐高祖上《废省佛僧表》，条列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的弊端，指出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虽然此时的反佛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但却为后来之人的学术竞进拉开了序幕。
②逮至中唐，则表现为将对佛学的排斥与改造深入到理论的层面。梁肃在《止观统例》中提出了“由本以垂迹”“循迹以反本”的新说。此外，“理谓之本，迹谓之末”的学术表达表现了儒、佛两学在理论上的融合。
③随后的韩愈、李翱将反佛与儒学复兴运动引向深化。韩愈注重儒家基本理论的建设，借鉴佛家注重禅定修习来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李翱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善恶的起源发挥了孟子的性善学说。同时，李翱还借鉴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无念”学说，建立起儒家的修养方法。
而从横向看，则有以下两个方向与路径：①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与佛教相抗衡，进而提出与佛教法统相对抗的道统说。韩愈受到唐代佛教法统相传的刺激，认为儒家 “先王之道”本是一脉相承的，自尧肇始，直至孔、孟，皆未曾间断。虽在韩愈之前，儒家这一列圣相承的道统也有司马迁、杨雄等人以传道者自任。但直到韩愈方说得如此明确。虽然道统之说备受诟病，但是“道统之确立即是中国文化主体的确立”。随后，以此道统统摄的儒家文化便确定了儒学发展的主河道，中华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河方能不止。
②以确立完整儒家思想方法论为目标，吸收佛教“以理证心”的学说，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李翱认为：“佛法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则有蠹于生灵。”于是厉禁佛教的行迹，肯定其心性之论，提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在修养方法上，李翱吸收佛教“渐悟”以至“顿悟”的过程，提出“复性”的两阶段：先达到“弗虑弗思”的境界，然后进一步“复性”达到“性情两忘”的“至诚”境界。
“儒学得以在唐代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从而开启了融会百家、博采众长的儒家子学发展时期。”[2]此外，唐朝儒家的儒学改革与创新也提高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具有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作用。
四、改革与创新引发的思考
仔细考量唐朝儒学对魏晋以来佛学思想的改革与创新，并反观当今文化发展状况，我们可以借古人之思，以谋求中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此过程中，我们要仔细考量外来思想文化的影响，警惕腐朽思想的渗透。更重要的是，要坚持改革创新的文化发展方法，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并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只有在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中时刻保持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坚持弘扬中华民族主流文化，才能摆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也只有在文化交流融会的过程中时刻注意推陈出新，方能让文化发展的道路愈加宽阔。
参考文献：
钱穆中国思想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45.
陈启智中国儒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