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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龙王是佛教中重要的护法神。唐宋时期敦煌十分流行龙王信仰。龙王有施雨的作用，对于处于干旱地区的敦煌来说，雨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敦煌古代艺术中有各种形象的龙王。五代至北宋初期敦煌石窟流行一种新的佛教造题材《龙王礼佛图》。
关键词：莫高窟;敦煌壁画;龙王
中图分类号：K87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57-12
Abstract：The Dragon King is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God in Buddhism that held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the arid region of Dunhuang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generate rain. Belief in the Dragon King was very popular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uring which time various images representing the Dragon King appeared in ancient Dunhuang artworks.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theme of “Dragon King worshipping the Buddha” was a popular theme in the murals and art of Dunhuang caves.
Keywords：Mogao Grottoes; Dunhuang murals; Dragon King
龙王，梵语nagarajah，音译那伽罗惹，是民间的司雨之神。龙王为龙中威德特胜者，于其同类及其眷属中称王。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时，有难陀、优波难陀二龙王于虚空中吐温凉清净水为其灌沐[1]。唐代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3《十定品》载：“譬如难陀、跋难陀、摩那斯龙王及余大龙降雨之时，滴如车轴，无有边际;虽如是雨，云终不尽，此是诸龙无作境界。”[2]西晋竺法护所译四卷《海龙王经》是专门讲述佛为海龙王宣说妙法，化导龙众的佛经[3]。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6《观四威仪品》 谓难陀、跋难陀、阿耨达多、娑伽罗龙王等四龙王奉上七宝为佛世尊作三道宝阶[3]677。后秦弘始年间（399—416）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19《世记经·龙鸟品》记载有不被金翅鸟所搏食的十六大龙王的名号，分别是：娑竭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伊那婆罗龙王、提头赖咤龙王、善见龙王、阿卢龙王、伽拘罗龙王、伽毗罗龙王、阿波罗龙王、伽龙王、瞿伽龙王、阿耨达龙王、善住龙王、优睒伽波头龙王、得叉伽龙王[4]，同经卷21《世记经·战斗品》记载诸天与阿须伦（阿修罗）战斗，“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以身缠绕须弥山七匝，震动山谷，薄布微云，渧渧稍雨，以尾打大海水，海水波涌，至须弥山顶”“海中诸龙兵众无数巨亿”，与阿修罗对战[4]143。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序品》中举出：难陀、跋难陀、娑伽罗、和修吉、德叉迦、阿那婆达多、摩那斯、优钵罗等八大龙王[5]。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3云：“阿耨达龙、娑伽罗王、目真隣王、伊罗钵王、难陀龙王、跋难陀王，有如是等，百千龙王，以大神力，常来拥护，听是经者，昼夜不离。”[6]唐代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记载有十光明龙王、百光明龙王、大庄严龙王、摩那斯龙王、大雷（雷震）龙王、难陀跋难陀龙王、无量光明龙王、流注（连霔）不断龙王、大胜龙王、金刚光明（大奋迅）龙王共十龙王并以娑伽罗龙王为上首，又有伊那槃那（伊罗跋难陀）、阿耨达（阿那婆达多）等龙王名号[2] 226，274，363，364，625，701，715。唐代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记载有“龙神八部”，二万八千龙王中有八大龙王的名号：莲华龙王、罗叶龙王、大力龙王、大吼龙王、小波龙王、持水龙王、金面龙王、如意龙王[6] 403-404。唐代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品》记载有四万八千诸大龙王的十二龙王：“摩那斯龙王、德叉迦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阿耨达池龙王、大金面龙王、如意宝珠龙王、雨妙珍宝龙王、常澍甘雨龙王、有大威德龙王、强力自在龙王。如是等龙王，娑竭罗龙王而为上首。”[1]291-292失译人名附东晋录《佛说因缘僧护经》记载了海龙王变为人形而出家修行，却因睡眠而现龙身（龙于生、死、淫、嗔、睡五事时为本形）的故事，又记载了舍卫国五百商人携僧护比丘入海采宝、龙王请僧护入龙宫教四龙子的故事[7]。中国民间关于“海龙王”的神话传说，显然是受佛经影响而产生的。唐代谷神子《博异志》记载了许汉阳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于洞庭湖遇“海龍王诸女及姨妹六七人”所化之诸女郎及青衣，接受其招待宴饮，为其读赋诵诗，抄写诗文的故事[8]。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也有孙悟空到海底龙宫向东海龙王借宝的故事，说明唐代以后海龙王信仰在民间已深入人心[9]。
龙王是佛教的重要护法神，天、龙八部常护卫佛左右。另一方面，龙王有施雨的作用，对处于干旱地区的敦煌来说，雨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唐宋时期敦煌十分流行龙王信仰。
目前关于古代敦煌龙王信仰尤其是相关图像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1990年张伯元先生在《敦煌学辑刊》第2期上发表《试论敦煌壁画〈龙王礼佛图〉的创作思想》，2005年党燕妮博士在郑炳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上发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2011年王惠民先生在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上发表了《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另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图版21、22[10]、《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78[11]、《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五代宋卷”图版141[12]等各种敦煌画册的图版说明中也对敦煌壁画中涉及的《龙王礼佛图》进行了简单说明。张伯元先生重点关注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的创作思想，党燕妮博士重点关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民间的海龙王信仰，王惠民先生则主要对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的题材及其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初步了解古代敦煌的龙王信仰，但是在图像学及其所反映的信仰研究等方面仍需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一 古代敦煌地区的龙王信仰
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的信仰在敦煌也十分流行。北新1278题记：“天和元年（566）岁在辰巳十二月七日，比丘法定发愿造《涅槃经》一部，上为天帝释、四天大王、龙王八部，军王国主、七世父母、现在所在父母、师僧眷属，不及三涂地狱。一切众生，普同此福。又愿法定舍身之后，不经三涂，不经八难，不生恶国，不生边地，不生邪见，不见恶王，不生贫穷，不生丑陋。生生世世治（值）佛，闻法聪明。生生世世，遇善知识，所愿从心。”说明敦煌北朝时期的写经题记中就记录了佛教的四天王与龙王等护法神。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比较流行龙王信仰。佛教护法部众“天龙八部”在敦煌一般称为“龙天八部”，突出了龙王的地位，反映了敦煌民众对龙王的崇拜。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愿斋文、礼忏文、布萨文等大多均有向龙天八部祈愿，祈求保佑敦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消除疫疠，利乐生灵等[13]。
P.3149《诸杂斋文》之《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某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卫敦煌;梵释四王，镇安神境。”P.3269《燃灯文》中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司徒，先奉为龙天八部，护莲府却轸灾非;梵释四王，静搀枪而安社稷。”P.2850《四门散花燃灯文》云：“先奉为龙天八部，拥护流沙，梵释四王，保持玉塞。”S.1441ve《印沙佛文》云：“以斯脱佛功德，祈愿胜因，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威光转胜，福力弥增，兴运慈悲，救人护世。”P.3781《受戒方等道场祈光文》中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曹公，奉法王所制，大阐真风;受正觉玄文，再降释众。使龙天保护，社稷永泰而恒昌;八部加威，佛日重光而转盛之所作也。”P.2857《建佛堂门楼文》云：“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国护人，风雨顺时，普天安乐。”S.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司空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塞表而恒昌;社稷无危，应法轮而常转。刀兵罢散，四海通远;疠病不侵，搀抢（枪）永灭，三丰秀宝，民歌来暮之秋;社稷无危，应法轮而常转。”S.2146《行军转经文》云：“先用庄严护世四王、龙神八部，愿威光盛，福力增，使两阵齐威，北戎伏款。”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愿斋文、行城文、入宅文、开经文、转经文、庆经文、燃灯文、印沙佛文、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造像发愿文、礼佛发愿文、造窟功德记、庆像文、布萨文、建佛堂门楼文、置伞文、竖幢文、行军转经文、患文、亡妣文、受戒文、礼忏文等都有类似的祈愿語句，说明包括龙王在内的佛教护法神的信仰已经渗透到敦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献中，有一些还专门提到龙王及其作用，如S.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云：“八部龙神，拥释梵于色空。”P.3149《诸杂斋文》之《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云：“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云云。使龙王雨主，九夏疽无伤苗;海圣风神，三秋霜无损谷，敦煌永泰，千门唱舜日之欢;莲府恒昌，万户舞尧年之喜。”P.3269《燃灯文》亦云：“使龙王雨主，九夏疽无伤禾;海圣风神，三秋霜无损谷，敦煌永秦（泰），千门唱舜日之欢;莲府恒昌，万户无（舞）尧年之喜。”P.5957、P.2838、P.3765《转经文》中有“龙王欢喜，调顺风雨于四时，五稼丰饶，行歌尧舜之大乐。”P.2237v《愿斋文》云：“愿龙王欢喜，风雨顺时，百谷孰（熟）成，万性（姓）安乐。”S.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云：“上方首罗大将，扫蝗军不犯疆场;下界龙王，卷风雹不施霜疽。”P.2940《斋琬文》有“祈雨”“赛雨”的条目，说明敦煌当时可能有祈雨和赛雨的民间活动。P.4474《回向发愿范本等》有“贺雨”条，其文曰：
愆为久阳，长川销烁。自春及夏，惟增趁奕之辉;祥云忽飞，但起嚣尘之色。鹿野无稼，苍生罢农。于是士庶恭心，缁侣虔诚。遂启天龙于峰顶，祷诸佛于伽蓝;及以数朝，时时不绝。是以佛兴广愿，龙起慈悲;命雷公，呼电伯。于是密云朝（凝），阔布长空;风伯前驱，雨师后洒。须臾之际，滂野田畴。遥山带月媚之容，远树加丰浓之色;芳草竞秀，花蕊争开;功人怀击坏之欢，田父贺东皋之咏。
这件文书记载了干旱时节民众向佛与天龙祈雨而获得降雨的整个过程及其得雨后的喜悦之情，也证明了敦煌地区确实有与祈雨相关的活动。龙王在敦煌的祈雨活动中应该具有重要作用。
二 敦煌石窟中龙王的形象
古代印度犍陀罗艺术中就有龙王的形象。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有一件3—4世纪的如来说法图石雕像，画面中主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的莲茎扎根于大海之中，莲花座下方两侧各有两身菩萨装束的神祇，露出上半身，下半身在海内生长的莲花内，海波内除了游鱼以外，还有上半身露出海面的神祇，我们认为这些半身神祇可能都是与龙王或龙女有关的图像（图1）。法国吉美博物馆藏阿富汗出土的8世纪泥塑龙王像，表现两龙王在海水中的场景，龙王均为美男子形，头顶盘踞着蛇形的龙，赤裸上身，戴项链臂钏，披帛带，一手轻抚中间已残断的莲花茎（图2）。
中国绘画史上，不少画家曾绘有龙王图像。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记载，东都洛阳敬爱寺绘有龙王像：“龙王面上蜥蜴及怀中所抱鸡，尤妙。”[14]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5记载，净域寺有“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15]。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记载，成都大圣慈寺南廊下有范琼所绘的和修吉龙王壁画，画家张南本“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16]。北宋阙名《宣和画谱》卷2《道释二》也记北宋宫廷内府藏有吴道子的作品包括“天龙神将像一、摩那龙王像一、和修吉龙王像一、温钵罗龙王像一、跋难陀龙王像一、德义伽龙王像一”等[17]。
敦煌石窟中的龙王图像，主要有兽形、人兽结合形与人形等几种。
兽形的龙王图像，又分为走兽形与蛇形。走兽形，如莫高窟隋代第303窟中心柱上层须弥山下部塑出的四龙，又如莫高窟第61窟主室西壁《五台山图》中，榜题为“娑竭罗龙王现”与“毒龙二百五十降”画面中的娑竭罗龙王与诸毒龙均为走兽形（图3）。莫高窟宋代第454窟毒龙石窟佛留影故事画中的毒龙为大蟒蛇形[18]。 人兽结合形的龙王，包括兽头人身形、人身蛇尾形等。莫高窟第303窟窟顶西披《法华经变》观音化龙王身度人的画面中，龙王为兽头人身，半跏趺坐于高台之上说法，前有三位俗人合掌跪拜听法。敦煌壁画中，有的在须弥山下部山腰处左右对称绘两身龙王像，蛇形的下半身缠绕在须弥山上，上半身则为人形。例如，莫高窟北魏第254窟主室北壁前部佛傳故事画（一说《难陀出家图》）的主尊座下大海中有两身龙王，作菩萨形，戴三珠宝冠，头部两侧垂宝缯，裸上身，披帛，下身着裙，手托玻璃器皿（碗或盆），器皿中溢出珠宝。莫高窟晚唐第14窟主室北壁东起第1铺《千手千钵文殊经变》中，文殊结跏趺坐于从大海中升起的须弥山顶之上，须弥山左右两侧下方的大海中各有一组立于海中的人物，画面大致相同，中间均是六臂且有两手持日月的阿修罗神，阿修罗两侧各有一身持宝物作进献供养状的夜叉。须弥山山腰两侧有日月，左右各有一龙王，上半身为菩萨形，皆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戴项圈臂钏手镯，上身裸露，斜披络腋，下半身为蛇身，缠绕于须弥山的束腰处。莫高窟99窟南壁五代《千手千钵文殊经变》中也有类似形象的龙王像。肃北五个庙石窟第3窟主室东壁（左壁）西夏《维摩诘经变》中央绘须弥山，须弥山山腰平台上绘四大天王，下部左右侧空中有日与月，左右各有一龙王，上半身为人形，头戴王冠，着大袖袍服，双手合十，下半身为粗壮有鳞的龙身，缠绕须弥山下部。
人形的龙王图像，有武将形、菩萨形、王者（或天官）形。在各种经变画或说法图中，作为主尊的听法侍众天龙八部而出现的龙王，一般均为人形，作头戴龙首的武将形象。如中唐莫高窟第158窟西壁《涅槃经变》与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天龙八部中龙王的形象。莫高窟五代第99窟西壁龛内绘天龙八部像，龙王绘于龛内北侧。还有一些经变中龙王作菩萨形，如莫高窟晚唐第14窟主室南壁东起第1铺《大悲观音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第2铺《不空索观音经变》，北壁东起第2铺《如意轮观音经变》的画面中，主尊及莲花座下方有大海池，池水内左右各站立一身菩萨形龙王，均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戴项圈手镯，上身裸露，斜披络腋，披帛带，下身着短裤，裤腰处外翻系长带，光腿立于水中，作向上托举莲花座状，有的在头后还伸出6个蟒蛇头（图4）。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不空索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十一面观音经变》的龙王像，在洞窟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中非常普遍。有的身着铠甲，有的斜披络腋着短裙，如法藏MG.17778《十一面观音经变》，MG.17775天福八年（948）《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等。值得注意的是，敦煌绢画Ch.lvi.0019千手千眼观音图中立于海水中的两身龙王，辫发垂肩，上身斜披络腋，披帛，下身着短裤，头顶有5个蟒蛇头（图5）。瓜州榆林窟第36窟主室南壁中央《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主尊下方大海中相对站立两身龙王，上身斜披络腋，披帛，下身着短裙，分别有榜题：“缨罗叶龙王”“莲花龙王助大悲会”（图6）。
五代至北宋初期，敦煌流行的《龙王礼佛图》中的龙王与龙女主要为菩萨形，腿部掩盖于长裙或长袍以及海面之下。
敦煌还发现了一些王者或天官形的龙王图像，如瓜州东千佛石窟第2窟与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观音经》扉页的水月观音图中均绘有从大海中化现并且身着大袖袍服作供养状的王者，我们认为就是龙王[19]。灵隐寺西塔八层东北面，南宋临安贾官人经书铺刊本《妙法莲花经》扉画，山西繁峙县公主寺大雄宝殿明代水陆画，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明代二十诸天壁画中都可以见到身着大袖袍服，头戴进贤冠或通天冠，手持笏板的王者或天官形龙王，有的还有明确的题名[20]。
三 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研究
（一）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位置及其画面介绍
五代至北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流行一种新的佛教造题材《龙王礼佛图》，出现在20多个洞窟中，绝大多数位于洞窟前室后壁门两侧，如莫高窟第36{1}、121、129、188、204、244、328、329、332、340、360、375、401、402窟，榆林窟第19窟（以上属五代），莫高窟第118、166、176、302窟，榆林窟第20窟（以上属宋代）;少数位于主室前壁门两侧，如榆林窟第38窟（五代）与第33窟（宋代）;个别位于主室东壁门上方下层明窗两侧壁，如莫高窟第130窟所见（宋代），或位于主室西壁龛外南侧，如莫高窟第53窟（五代）。这些图像绝大部分是以门为中心，对称绘制，两侧各绘四身龙王，合为八大龙王，一般在龙王一侧还有一身较小的龙女或夜叉像，有八龙王八龙女八夜叉（如莫高窟第130窟）、八龙王八龙女四夜叉（如榆林窟第33窟）、八龙王八龙女五夜叉（如榆林窟第38窟）、八龙王四龙女（如榆林窟第20窟）等几种组合形式。
画面中背景为大海，海内各处显现宝珠、珊瑚、莲花、鱼怪等，诸龙王一般均作菩萨形装束，有圆形头光，戴宝冠，饰耳环、项圈、臂钏、手镯、璎珞，有长髯或八字须或无须，双目圆睁，上身裸露，斜披络腋，披帛带，下身着长裙，多双手捧宝盘、花盘、宝瓶等，还有的手持宝灯或毛笔。龙女则体型较小，一般着大袖襦裙，披云肩，手持长柄香炉、花盘、灯等作供养。有的在画面后部还有两身夜叉或者在每身龙王的身后绘一身夜叉，均为竖发、碧眼、大嘴，上身赤裸或着衣，肌肉发达，手托宝盘，腿部没于海水之中。诸龙王均有圆形头光，诸龙女与夜叉均无头光。龙王与龙女旁有题榜，夜叉旁无题榜。有一些洞窟画面中残存龙王或龙女的墨书汉字榜题文字（图7—12）。整个画面表现的是八大龙王及龙女、夜叉等眷属在海面上赴会供养的场景。
（二）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佛经依据
古代印度十分流行龙神信仰。龙与龙王出现在各种佛经和佛教故事中，既有毒龙、恶龙也有善龙，海龙王则以拥有如意宝珠而闻名。在各种佛经中，龙王作为世尊重要的护法神每每被提及。
关于龙王的主要功能，《大方等大集经》卷58北齐那连提耶舍译《大集须弥藏经·陀罗尼品》提到，若诸龙作恶，则“作非时风雨、旱潦、灾雹、大寒、大热，伤害众生、五谷、华（花）果及诸药味资生之具”;若为善，则“我等诸龙随彼彼处城邑、聚落、边地、山川，随其时节，起云降雨，寒温调适;我等于彼彼处，灭除自军他军斗乱、诤讼、疫病、饥馑、死亡等;令其处处安隐丰熟，人民安乐甚可爱乐;我又令彼种子、芽茎、枝叶、华果、树木、五谷、药草，增长其味，不令损减，众生依报丰饶，肥腻甘甜，胜味妙香，能令出生;我等亦能令阎浮提一切诸王悉生慈心、利益心、无怨心、无违诤心，如是婆罗门、剎利、毗舍、首陀乃至夜叉，令生慈心，乃至优婆塞、优婆夷，令生和合心”“彼诸龙等各随力能欲供养佛，诸龙、大龙，或有雨于金末、银末、牛头栴檀、坚黑沈水龙坚栴檀、多摩罗叶香，又雨优鉢罗华、波头摩、种种诸华、种种衣、种种盖、种种幢幡、金绳、珠璎”[6]390-392。也就是说，龙王的作用主要是护持佛法，利益众生，除了能够免除天灾，令世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滋长以外，还能免除人祸，令众生发慈悲心，避免争斗、疾病、饥饿与死亡等，使人民得到安乐。 据东晋昙无兰译《佛说新岁经》记载：
于时难头和难龙王，各舍本居，皆持泽香栴檀杂香，往诣佛所，至新岁场，归命于佛及与圣众，稽首足下，以栴檀杂香，供养佛及比丘僧。……于时海龙王赍赤真珠，化作上妙交露阁帐，广长四百里，紫绀瑠璃而共合成，手执擎持，行虚空中。出龙宫上，从交露阁，八味水池，流清洒地，供养如来及比丘众。以交露阁，贡上大圣及比丘僧;以珠璎珞，散佛圣众。[4] 860
敦煌《龙王礼佛图》表现的是八大龙王与龙女、夜叉等眷属于海面上赴会供养的场景。诸海龙王的居处为大海，以大海为背景很容易理解。海内有珍珠、珊瑚等各种珍宝。传说海龙王就拥有如意宝珠，海内还有各种危险的大鱼、夜叉等海怪，这些都是民间海龙王信仰中的基本常识，在《龙王礼佛图》中都有所表现。莫高窟第36窟《龙王礼佛图》中有：“大力龙王”“大吼龙王”“□花龙王”“持香龙女”等榜题文字[21]。据唐代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序品》记载：
复有二万八千龙王：莲华龙王，罗叶龙王，大力龙王，大吼龙王，小波龙王，持駃水龙王，金面龙王，如意龙王，如是等龙王而为上首，于大乘法，常乐受持，发深信心，称扬拥护。各于晡时，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6] 403
可见，莫高窟五代第36窟《龙王礼佛图》主要是根据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来题写的八大龙王名号[22]。榆林窟宋代第33窟《龙王礼佛图》与莫高窟五代第36窟《龙王礼佛圖》可能出于同一粉本[23]。瓜州榆林窟第36窟主室南壁中央《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中“助大悲会”的两身龙王题名为：“莲花龙王”“缨罗叶龙王”，应该也出自《金光明最胜王经》，题写了八大龙王中居于前列的两尊龙王。
榆林窟五代第38窟《龙王礼佛图》中有：“南无阿郍（那）婆达多龙王”“南无和□（修）吉龙王来会时”等榜题文字。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1《序品》载：
有八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娑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等，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5]2
可见，榆林窟第38窟《龙王礼佛图》主要是根据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序品》来题写八大龙王名号{1}[12]。
敦煌石窟中《龙王礼佛图》的画面大致相同，但是所题写的八大龙王的名号及其所据佛经并不统一，既有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的，又有依据《妙法莲华经·序品》的。虽然许多佛经都提到龙王，其功能大致相似，但名号和出现的场合都不尽一样。大藏经中还收录有历代翻译的专门关于龙王的经典，如西晋竺法护译的《海龙王经》，唐代义净译的《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北宋施护译的《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等，但这些佛经都不是敦煌《龙王礼佛图》的直接依据。我们认为敦煌《龙王礼佛图》不是根据某一部佛经绘制的经变画，而是佛教龙王信仰在民间长期发展，民众形成了关于龙王的总体印象以后，创制的一种关于龙王的佛教造像。这种造像不依据某一部佛经，是依据通过诸经得到的关于龙王的知识和观念，尤其是提及八大龙王的各种佛经。正是因为这样，《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中的八大龙王的名号可以题写在莫高窟第36窟《龙王礼佛图》中，《妙法莲华经·序品》中的八大龙王的名号也可以题写在榆林窟第38窟《龙王礼佛图》中。
（三）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功能与来源
（1）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功能
敦煌石窟中的《龙王礼佛图》均绘制在五代至北宋初期曹氏归义军时期，此前此后均不见。而敦煌莫高窟与瓜州榆林窟中均有大量实例，在国内其他地方并未发现，说明这种图像可能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主要在敦煌地方流行的佛教造像题材。张伯元先生认为敦煌《龙王礼佛图》深刻地表达了归义军臣民对中原王朝的依恋和怀恋，是怀念故国思想的高度概括，创作此画的真正用意在于引导人们要像礼佛那样虔诚致尽地尊礼中原王朝，永远怀念故国，做中原王朝的臣民[24]。党燕妮博士则认为五代宋初敦煌石窟中大量龙王礼佛图的出现，既是奉中原正朔之意，又有以龙王（帝王）自居的含义在其中，另外也符合当时海龙王信仰流行的需要[25]。
我们认为探讨这种图像的涵义和产生过程，可能还需更多地关注造像本身以及相关信仰的流传情况。《龙王礼佛图》本质上属于佛教海龙王造像的一种形式。海龙王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具有护持佛法，保佑众生的作用，尤其能施雨，能保佑地方风调雨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历代尤其是归义军时期的各种愿文中均有大量关于这方面诉求的文字，这些愿文很多是进行各种民间活动的范文，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信仰状况和重点关注的对象，敦煌石窟中绘制海龙王应该主要是当时敦煌民间海龙王信仰的产物。我们注意到，敦煌石窟中绝大多数的《龙王礼佛图》均位于洞窟前室窟门两侧，归义军时期这个位置还流行对称绘制南、北天王像，主要起护卫佛法的作用。将专门的海龙王造像绘制在洞窟门两侧的醒目位置，尤其是入口的两侧，既是护卫洞窟、护持佛法，又是希望龙王保佑敦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海龙王有无数珍宝，也属于佛教的财神，绘制和礼拜《龙王礼佛图》可能也能够得到海龙王的赐福，获得财富。在唐代以后庶民佛教日渐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满足更好生活的现实诉求成为了普通佛教信徒追寻的主要目标。
（2）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与毗沙门天王造像的关系
洞窟前室窟门两侧用两幅对称的四龙王礼佛图组合成八大龙王礼佛图，代替了这个时期流行的南、北天王像。但是在这些洞窟的前室中，天王尤其是北方毗沙门天王并未完全消失。归义军时期流行的一种毗沙门造像的新形式《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多与《龙王礼佛图》一起出现在前室后壁上，前者位于上部，在门上发愿文的两侧，后者位于下部，占据了门两侧的主要壁面。
敦煌写卷P.3564为《莫高窟功德记》，兹移录全文如下：
莫高窟功德记：叙曰龙沙，厥今弟子释门僧政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香号愿清，故父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安定梁讳幸德在日，偶因巡礼，届此仙岩，层层启愿，燃灯肇肇，惟忏祷祝。遇见积古灵龛壹所，并乃墔坏。曰：睹真容而路坐，旦英风怀，观□画而□（在）长胜日。遂使虔诚恳意，抽减资贿，心愿难违，不生反退。当命巧匠，遍觅良材;不计多年，便成□檐。出门两颊，绘八大龙王及毗沙门神赴那吒会，南北彩画普贤、师利并余侍从功毕。其画乃龙王在海，每视津源，酒甘露而应时，行风雨而顺节。毗沙赴会，掌请弥陀（笔者注：此四字被划去）于时不来，那吒案剑而侍诛，闻请弥陀心欢喜。文殊师利，流补东方，镇华夏而伏毒龙，住清凉而居山顶。普贤菩萨，十地功圆，化百种之真身，利十方之法界。更有题邈未竟，父入秦凉，却值回时，路逢国难。破财物于张掖，害自已于他方，不达本乡，中途殒没。子僧政愿清、法律道琳等念劬劳之厚德，释□补之深恩，于宜秋之本庄上创建浮图一所，塑画功毕，又窟上再立题邈。使愿国安民泰，郡主千秋，四路和平，保无（愿）康吉，亦愿先亡考妣往西宫，见[在]枝罗同沾胜益。琳忝无智德，每愧贤良，不度寡词，聊申颂曰：（后缺）。 这一段文字正好记载了在洞窟前室绘制的两种佛教造像题材，也就是《龙王礼佛图》与《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一方面说明了P.3564《莫高窟功德记》中所述的洞窟前室就绘有这两种图像，另一方面也描述了这两种图像题材的画面与内容及其作用，其中《龙王礼佛图》的功用就是“洒甘露而应时，行风雨而顺节”。
归义军时期出现并流行的这两种造像题材同时绘制在同一个壁面上，应该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两种题材代表了归义军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敦煌佛教发展尤其是造像艺术发展的新成果，另一面也反映了毗沙门信仰与龙王信仰的内在联系。佛教中天与龙的信仰本就并称。四天王是诸天中的重要神祇，而毗沙门又是四天王中地位最为突出的天王，也具有财神的神格，毗沙门天王与龙王的关系可见一斑。S.5560《佛说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经》中就提到“龙王护法善神”“诸大龙王八部护法善神”，俄Ф.322A《天王文》中也提到：“又于国境，有佛塔庙及佛教法，一切人民能信受者，我等龙神，尽其威力，常与护念，令法不灭，魔不得便，信敬诸徒，获大安乐。”《龙王礼佛图》龙王的眷属中有夜叉，而众所周知，夜叉主要是毗沙门天王的下属。有一些《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中，则出现了龙王像，如莫高窟第146窟主室窟顶西北角赴会镇窟的北方天王像就是《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形式，画面中毗沙门居中胡跪于床榻之上，头戴凤冠，身着铠甲，双手托塔。两侧有诸多眷属，包括两身合十的天女、一身大肚夜叉（那吒）、一身蝠翼夜叉（飞天夜叉）以及四身夜叉或大将。其中一身夜叉持长戟，一身大将持长棒，上方空中有驾云而来的两组人物，分别是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与帝释天及其眷属。地面上散落火焰如意宝珠，天王前方有供案，案上置香炉。案前下方有一神祇，腰部以下在地面或海面之中，上身赤裸，披帛，戴头冠、耳环及手镯，仰头，双手握于胸前，旁有如意宝珠。头后上方有榜题：“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入塔赴那吒道场会”，天王塔前也有一榜题“南无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供案前下方的半身神祇可能就是供养礼拜毗沙门的龙王。西夏时期敦煌石窟流行的水月观音图中，海面上方升起的一组人物就是龙王与龙女及夜叉等眷属[26]，说明龙王及其眷属也出现在表现观音身在蒲特山的水月观音像的南海海面之上。
归义军时期在大型洞窟窟顶四角凿出扇形凹面绘制四大天王的形式，应该是来自西域的一种建筑形式[27]。归义军时期尤其是曹氏统治敦煌时期，由于归义军政权与于阗国之间关系紧密，两地交往频繁，僧俗来往不绝。我们认为从于阗传来一些新的造像题材并在敦煌流行开来，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龙王礼佛图》或《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于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公元1180年左右张胜温为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所绘《大理国梵像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也绘有八身龙王及一身龙女像（图13）。其中，有一身龙王半跏趺坐于盘蛇上，头上有九个蟒蛇头。周围有眷属，眷属头上多有蟒蛇头。下方有两身立像，一作蛙首，一作鸡首，躯体均为人形，腿部均为蛇躯，蛙首神双手托宝盘，鸡首神左手托宝，右手持长矛。再下方有两身坐像，半跏趺坐于岩座上，兽首人身，一作狗首，一作牛首，此龙王图有榜题“娑竭海龙王”。相邻的另一身龙王也为半跏趺坐于盘蛇上，头上有五个蟒蛇头，周围眷属的头上也多有蟒蛇头。下方有两身立像，兽首人身，一作狗首，一作鸡首，狗首神双手托宝砖，鸡首神左手持长矛，右手托宝盘。此龙王图有榜题“白难陀龙王”。其余六尊龙王图，均无榜题。有四尊龙王为武将形，着铠甲，或坐或立，除了一两身侍从外，画面中均有一条四足龙。有两尊龙王为王者形，着王袍，除了两三身侍从外，画面中也有一条龙。龙女尊像图中，龙女头上有三个有角的蟒头，周围眷属的头上也多有蟒头。其中有一身立像，鸡首，躯体为人形，腿部为蛇躯，左手托宝，右手持长矛。此龙女图有榜题“大圣福德龙女”。由此可见，张胜温《大理国梵像卷》中的八龙王像及龙女像与敦煌《龙王礼佛图》中八大龙王像之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应该属于不同形式的八龙王造像。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和《于阗国授记》等文献记载，龙王是于阗国的八大守护神之一。于阗的八大守护神信仰传到敦煌，其图像被绘制在敦煌石窟归义军时期的瑞像图像群当中，但是在这八尊神王画像中，龙王却消失不见。藏文文献八大神王名号中不见记载的摩诃迦罗神（大黑天神）则被列入于阗八大守护神之一，由他取代了龙王的位置。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密教金刚乘在于阗地区的流行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于阗流行的诃利帝母（鬼子母）造像在敦煌也基本不见。这些情况说明虽然于阗与敦煌两地都十分信仰佛教，两地之间还有着频繁的交流，但是两地佛教仍然具有各自的特色，在造像题材的选择上，既有共同关注和热衷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兴趣偏好点，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附记：本文初稿于2018年5月在“敦煌论坛·敦煌与丝绸之路多元宗教学术研讨会”交流使用，现略作补充和修改后正式发表。
参考文献：
[1]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625.
[2]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226.
[3]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册[M].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131-157.
[4]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27-128.
[5]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2.
[6]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633. [7]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册[M].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565-566.
[8]谷神子. 博异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6.
[9]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1-34.
[10]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M]. 第5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3.
[11]敦煌研究院，编.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37.
[12]万庚育. 图版说明[G]//段文杰.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敦煌五代·宋.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56.
[13]党燕妮.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G]//郑炳林，主编.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271-291.
[14]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范祥雍，点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69-70.
[15]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黄苗子，点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19.
[16]黄休复. 益州名画录[M]. 秦岭云，点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4，13.
[17]宣和画谱[M]. 俞剑华，标点注译.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47-48.
[18]張小刚. 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72-74.
[19]张小刚，郭俊叶. 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J]. 敦煌研究，2016（2）：8-15.
[20]赖天兵. 吴越国石刻佛教造像的造型及组合[G]//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 石窟寺研究：第9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76-178.
[21]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3.
[22]罗华庆. 敦煌石窟全集·尊像画卷[M]. 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239，248，252，253.
[23]敦煌研究院，编.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37.
[24]张伯元. 试论敦煌壁画《龙王礼佛图》的创作思想[J].敦煌学辑刊，1990（2）：70-76.
[25]党燕妮.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G]//郑炳林，主编.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271-291.
[26]张小刚，郭俊叶. 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J]. 敦煌研究，2016（2）：8-15.
[27]米德昉.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石窟四角天王图像研究[J]. 敦煌学辑刊，2012（2）：83-92.
关键词：莫高窟;敦煌壁画;龙王
中图分类号：K87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21）03-0057-12
Abstract：The Dragon King is an important protective God in Buddhism that held particular significance for the arid region of Dunhuang because of its ability to generate rain. Belief in the Dragon King was very popular in Dunhuang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during which time various images representing the Dragon King appeared in ancient Dunhuang artworks.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to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theme of “Dragon King worshipping the Buddha” was a popular theme in the murals and art of Dunhuang caves.
Keywords：Mogao Grottoes; Dunhuang murals; Dragon King
龙王，梵语nagarajah，音译那伽罗惹，是民间的司雨之神。龙王为龙中威德特胜者，于其同类及其眷属中称王。传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时，有难陀、优波难陀二龙王于虚空中吐温凉清净水为其灌沐[1]。唐代于阗国三藏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卷43《十定品》载：“譬如难陀、跋难陀、摩那斯龙王及余大龙降雨之时，滴如车轴，无有边际;虽如是雨，云终不尽，此是诸龙无作境界。”[2]西晋竺法护所译四卷《海龙王经》是专门讲述佛为海龙王宣说妙法，化导龙众的佛经[3]。东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6《观四威仪品》 谓难陀、跋难陀、阿耨达多、娑伽罗龙王等四龙王奉上七宝为佛世尊作三道宝阶[3]677。后秦弘始年间（399—416）佛陀耶舍与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19《世记经·龙鸟品》记载有不被金翅鸟所搏食的十六大龙王的名号，分别是：娑竭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伊那婆罗龙王、提头赖咤龙王、善见龙王、阿卢龙王、伽拘罗龙王、伽毗罗龙王、阿波罗龙王、伽龙王、瞿伽龙王、阿耨达龙王、善住龙王、优睒伽波头龙王、得叉伽龙王[4]，同经卷21《世记经·战斗品》记载诸天与阿须伦（阿修罗）战斗，“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以身缠绕须弥山七匝，震动山谷，薄布微云，渧渧稍雨，以尾打大海水，海水波涌，至须弥山顶”“海中诸龙兵众无数巨亿”，与阿修罗对战[4]143。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序品》中举出：难陀、跋难陀、娑伽罗、和修吉、德叉迦、阿那婆达多、摩那斯、优钵罗等八大龙王[5]。北凉昙无谶译《金光明经》卷3云：“阿耨达龙、娑伽罗王、目真隣王、伊罗钵王、难陀龙王、跋难陀王，有如是等，百千龙王，以大神力，常来拥护，听是经者，昼夜不离。”[6]唐代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中记载有十光明龙王、百光明龙王、大庄严龙王、摩那斯龙王、大雷（雷震）龙王、难陀跋难陀龙王、无量光明龙王、流注（连霔）不断龙王、大胜龙王、金刚光明（大奋迅）龙王共十龙王并以娑伽罗龙王为上首，又有伊那槃那（伊罗跋难陀）、阿耨达（阿那婆达多）等龙王名号[2] 226，274，363，364，625，701，715。唐代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记载有“龙神八部”，二万八千龙王中有八大龙王的名号：莲华龙王、罗叶龙王、大力龙王、大吼龙王、小波龙王、持水龙王、金面龙王、如意龙王[6] 403-404。唐代般若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序品》记载有四万八千诸大龙王的十二龙王：“摩那斯龙王、德叉迦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阿耨达池龙王、大金面龙王、如意宝珠龙王、雨妙珍宝龙王、常澍甘雨龙王、有大威德龙王、强力自在龙王。如是等龙王，娑竭罗龙王而为上首。”[1]291-292失译人名附东晋录《佛说因缘僧护经》记载了海龙王变为人形而出家修行，却因睡眠而现龙身（龙于生、死、淫、嗔、睡五事时为本形）的故事，又记载了舍卫国五百商人携僧护比丘入海采宝、龙王请僧护入龙宫教四龙子的故事[7]。中国民间关于“海龙王”的神话传说，显然是受佛经影响而产生的。唐代谷神子《博异志》记载了许汉阳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于洞庭湖遇“海龍王诸女及姨妹六七人”所化之诸女郎及青衣，接受其招待宴饮，为其读赋诵诗，抄写诗文的故事[8]。明代神魔小说《西游记》中也有孙悟空到海底龙宫向东海龙王借宝的故事，说明唐代以后海龙王信仰在民间已深入人心[9]。
龙王是佛教的重要护法神，天、龙八部常护卫佛左右。另一方面，龙王有施雨的作用，对处于干旱地区的敦煌来说，雨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唐宋时期敦煌十分流行龙王信仰。
目前关于古代敦煌龙王信仰尤其是相关图像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1990年张伯元先生在《敦煌学辑刊》第2期上发表《试论敦煌壁画〈龙王礼佛图〉的创作思想》，2005年党燕妮博士在郑炳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上发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2011年王惠民先生在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上发表了《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另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图版21、22[10]、《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图版78[11]、《中国敦煌壁画全集》“敦煌五代宋卷”图版141[12]等各种敦煌画册的图版说明中也对敦煌壁画中涉及的《龙王礼佛图》进行了简单说明。张伯元先生重点关注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的创作思想，党燕妮博士重点关注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民间的海龙王信仰，王惠民先生则主要对敦煌壁画中的《龙王礼佛图》的题材及其研究史进行梳理介绍。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我们初步了解古代敦煌的龙王信仰，但是在图像学及其所反映的信仰研究等方面仍需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一 古代敦煌地区的龙王信仰
佛教护法神天龙八部的信仰在敦煌也十分流行。北新1278题记：“天和元年（566）岁在辰巳十二月七日，比丘法定发愿造《涅槃经》一部，上为天帝释、四天大王、龙王八部，军王国主、七世父母、现在所在父母、师僧眷属，不及三涂地狱。一切众生，普同此福。又愿法定舍身之后，不经三涂，不经八难，不生恶国，不生边地，不生邪见，不见恶王，不生贫穷，不生丑陋。生生世世治（值）佛，闻法聪明。生生世世，遇善知识，所愿从心。”说明敦煌北朝时期的写经题记中就记录了佛教的四天王与龙王等护法神。
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比较流行龙王信仰。佛教护法部众“天龙八部”在敦煌一般称为“龙天八部”，突出了龙王的地位，反映了敦煌民众对龙王的崇拜。莫高窟藏经洞所出的愿斋文、礼忏文、布萨文等大多均有向龙天八部祈愿，祈求保佑敦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消除疫疠，利乐生灵等[13]。
P.3149《诸杂斋文》之《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某公，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卫敦煌;梵释四王，镇安神境。”P.3269《燃灯文》中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司徒，先奉为龙天八部，护莲府却轸灾非;梵释四王，静搀枪而安社稷。”P.2850《四门散花燃灯文》云：“先奉为龙天八部，拥护流沙，梵释四王，保持玉塞。”S.1441ve《印沙佛文》云：“以斯脱佛功德，祈愿胜因，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威光转胜，福力弥增，兴运慈悲，救人护世。”P.3781《受戒方等道场祈光文》中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曹公，奉法王所制，大阐真风;受正觉玄文，再降释众。使龙天保护，社稷永泰而恒昌;八部加威，佛日重光而转盛之所作也。”P.2857《建佛堂门楼文》云：“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国护人，风雨顺时，普天安乐。”S.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云：“时则有我河西节度使司空先奉为龙天八部，护塞表而恒昌;社稷无危，应法轮而常转。刀兵罢散，四海通远;疠病不侵，搀抢（枪）永灭，三丰秀宝，民歌来暮之秋;社稷无危，应法轮而常转。”S.2146《行军转经文》云：“先用庄严护世四王、龙神八部，愿威光盛，福力增，使两阵齐威，北戎伏款。”敦煌藏经洞所出的愿斋文、行城文、入宅文、开经文、转经文、庆经文、燃灯文、印沙佛文、结坛散食回向发愿文、造像发愿文、礼佛发愿文、造窟功德记、庆像文、布萨文、建佛堂门楼文、置伞文、竖幢文、行军转经文、患文、亡妣文、受戒文、礼忏文等都有类似的祈愿語句，说明包括龙王在内的佛教护法神的信仰已经渗透到敦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文献中，有一些还专门提到龙王及其作用，如S.4245《河西节度使司空造佛窟功德记》云：“八部龙神，拥释梵于色空。”P.3149《诸杂斋文》之《新岁年旬上首于四城角结坛文》云：“先用庄严梵释四王、龙天八部，伏愿云云。使龙王雨主，九夏疽无伤苗;海圣风神，三秋霜无损谷，敦煌永泰，千门唱舜日之欢;莲府恒昌，万户舞尧年之喜。”P.3269《燃灯文》亦云：“使龙王雨主，九夏疽无伤禾;海圣风神，三秋霜无损谷，敦煌永秦（泰），千门唱舜日之欢;莲府恒昌，万户无（舞）尧年之喜。”P.5957、P.2838、P.3765《转经文》中有“龙王欢喜，调顺风雨于四时，五稼丰饶，行歌尧舜之大乐。”P.2237v《愿斋文》云：“愿龙王欢喜，风雨顺时，百谷孰（熟）成，万性（姓）安乐。”S.5957《结坛祈祷发愿文》云：“上方首罗大将，扫蝗军不犯疆场;下界龙王，卷风雹不施霜疽。”P.2940《斋琬文》有“祈雨”“赛雨”的条目，说明敦煌当时可能有祈雨和赛雨的民间活动。P.4474《回向发愿范本等》有“贺雨”条，其文曰：
愆为久阳，长川销烁。自春及夏，惟增趁奕之辉;祥云忽飞，但起嚣尘之色。鹿野无稼，苍生罢农。于是士庶恭心，缁侣虔诚。遂启天龙于峰顶，祷诸佛于伽蓝;及以数朝，时时不绝。是以佛兴广愿，龙起慈悲;命雷公，呼电伯。于是密云朝（凝），阔布长空;风伯前驱，雨师后洒。须臾之际，滂野田畴。遥山带月媚之容，远树加丰浓之色;芳草竞秀，花蕊争开;功人怀击坏之欢，田父贺东皋之咏。
这件文书记载了干旱时节民众向佛与天龙祈雨而获得降雨的整个过程及其得雨后的喜悦之情，也证明了敦煌地区确实有与祈雨相关的活动。龙王在敦煌的祈雨活动中应该具有重要作用。
二 敦煌石窟中龙王的形象
古代印度犍陀罗艺术中就有龙王的形象。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藏有一件3—4世纪的如来说法图石雕像，画面中主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莲花座的莲茎扎根于大海之中，莲花座下方两侧各有两身菩萨装束的神祇，露出上半身，下半身在海内生长的莲花内，海波内除了游鱼以外，还有上半身露出海面的神祇，我们认为这些半身神祇可能都是与龙王或龙女有关的图像（图1）。法国吉美博物馆藏阿富汗出土的8世纪泥塑龙王像，表现两龙王在海水中的场景，龙王均为美男子形，头顶盘踞着蛇形的龙，赤裸上身，戴项链臂钏，披帛带，一手轻抚中间已残断的莲花茎（图2）。
中国绘画史上，不少画家曾绘有龙王图像。据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3记载，东都洛阳敬爱寺绘有龙王像：“龙王面上蜥蜴及怀中所抱鸡，尤妙。”[14]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5记载，净域寺有“王昭隐画门西里面和修吉龙王，有灵”[15]。宋代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卷上记载，成都大圣慈寺南廊下有范琼所绘的和修吉龙王壁画，画家张南本“攻画佛像人物，龙王神鬼”[16]。北宋阙名《宣和画谱》卷2《道释二》也记北宋宫廷内府藏有吴道子的作品包括“天龙神将像一、摩那龙王像一、和修吉龙王像一、温钵罗龙王像一、跋难陀龙王像一、德义伽龙王像一”等[17]。
敦煌石窟中的龙王图像，主要有兽形、人兽结合形与人形等几种。
兽形的龙王图像，又分为走兽形与蛇形。走兽形，如莫高窟隋代第303窟中心柱上层须弥山下部塑出的四龙，又如莫高窟第61窟主室西壁《五台山图》中，榜题为“娑竭罗龙王现”与“毒龙二百五十降”画面中的娑竭罗龙王与诸毒龙均为走兽形（图3）。莫高窟宋代第454窟毒龙石窟佛留影故事画中的毒龙为大蟒蛇形[18]。 人兽结合形的龙王，包括兽头人身形、人身蛇尾形等。莫高窟第303窟窟顶西披《法华经变》观音化龙王身度人的画面中，龙王为兽头人身，半跏趺坐于高台之上说法，前有三位俗人合掌跪拜听法。敦煌壁画中，有的在须弥山下部山腰处左右对称绘两身龙王像，蛇形的下半身缠绕在须弥山上，上半身则为人形。例如，莫高窟北魏第254窟主室北壁前部佛傳故事画（一说《难陀出家图》）的主尊座下大海中有两身龙王，作菩萨形，戴三珠宝冠，头部两侧垂宝缯，裸上身，披帛，下身着裙，手托玻璃器皿（碗或盆），器皿中溢出珠宝。莫高窟晚唐第14窟主室北壁东起第1铺《千手千钵文殊经变》中，文殊结跏趺坐于从大海中升起的须弥山顶之上，须弥山左右两侧下方的大海中各有一组立于海中的人物，画面大致相同，中间均是六臂且有两手持日月的阿修罗神，阿修罗两侧各有一身持宝物作进献供养状的夜叉。须弥山山腰两侧有日月，左右各有一龙王，上半身为菩萨形，皆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戴项圈臂钏手镯，上身裸露，斜披络腋，下半身为蛇身，缠绕于须弥山的束腰处。莫高窟99窟南壁五代《千手千钵文殊经变》中也有类似形象的龙王像。肃北五个庙石窟第3窟主室东壁（左壁）西夏《维摩诘经变》中央绘须弥山，须弥山山腰平台上绘四大天王，下部左右侧空中有日与月，左右各有一龙王，上半身为人形，头戴王冠，着大袖袍服，双手合十，下半身为粗壮有鳞的龙身，缠绕须弥山下部。
人形的龙王图像，有武将形、菩萨形、王者（或天官）形。在各种经变画或说法图中，作为主尊的听法侍众天龙八部而出现的龙王，一般均为人形，作头戴龙首的武将形象。如中唐莫高窟第158窟西壁《涅槃经变》与榆林窟第25窟北壁《弥勒经变》天龙八部中龙王的形象。莫高窟五代第99窟西壁龛内绘天龙八部像，龙王绘于龛内北侧。还有一些经变中龙王作菩萨形，如莫高窟晚唐第14窟主室南壁东起第1铺《大悲观音经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第2铺《不空索观音经变》，北壁东起第2铺《如意轮观音经变》的画面中，主尊及莲花座下方有大海池，池水内左右各站立一身菩萨形龙王，均有圆形头光，头戴宝冠，戴项圈手镯，上身裸露，斜披络腋，披帛带，下身着短裤，裤腰处外翻系长带，光腿立于水中，作向上托举莲花座状，有的在头后还伸出6个蟒蛇头（图4）。晚唐五代宋初时期，以这种形式出现在《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不空索观音经变》《如意轮观音经变》《十一面观音经变》的龙王像，在洞窟壁画以及藏经洞出土的绘画中非常普遍。有的身着铠甲，有的斜披络腋着短裙，如法藏MG.17778《十一面观音经变》，MG.17775天福八年（948）《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等。值得注意的是，敦煌绢画Ch.lvi.0019千手千眼观音图中立于海水中的两身龙王，辫发垂肩，上身斜披络腋，披帛，下身着短裤，头顶有5个蟒蛇头（图5）。瓜州榆林窟第36窟主室南壁中央《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主尊下方大海中相对站立两身龙王，上身斜披络腋，披帛，下身着短裙，分别有榜题：“缨罗叶龙王”“莲花龙王助大悲会”（图6）。
五代至北宋初期，敦煌流行的《龙王礼佛图》中的龙王与龙女主要为菩萨形，腿部掩盖于长裙或长袍以及海面之下。
敦煌还发现了一些王者或天官形的龙王图像，如瓜州东千佛石窟第2窟与敦煌研究院藏西夏文《观音经》扉页的水月观音图中均绘有从大海中化现并且身着大袖袍服作供养状的王者，我们认为就是龙王[19]。灵隐寺西塔八层东北面，南宋临安贾官人经书铺刊本《妙法莲花经》扉画，山西繁峙县公主寺大雄宝殿明代水陆画，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明代二十诸天壁画中都可以见到身着大袖袍服，头戴进贤冠或通天冠，手持笏板的王者或天官形龙王，有的还有明确的题名[20]。
三 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研究
（一）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位置及其画面介绍
五代至北宋初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流行一种新的佛教造题材《龙王礼佛图》，出现在20多个洞窟中，绝大多数位于洞窟前室后壁门两侧，如莫高窟第36{1}、121、129、188、204、244、328、329、332、340、360、375、401、402窟，榆林窟第19窟（以上属五代），莫高窟第118、166、176、302窟，榆林窟第20窟（以上属宋代）;少数位于主室前壁门两侧，如榆林窟第38窟（五代）与第33窟（宋代）;个别位于主室东壁门上方下层明窗两侧壁，如莫高窟第130窟所见（宋代），或位于主室西壁龛外南侧，如莫高窟第53窟（五代）。这些图像绝大部分是以门为中心，对称绘制，两侧各绘四身龙王，合为八大龙王，一般在龙王一侧还有一身较小的龙女或夜叉像，有八龙王八龙女八夜叉（如莫高窟第130窟）、八龙王八龙女四夜叉（如榆林窟第33窟）、八龙王八龙女五夜叉（如榆林窟第38窟）、八龙王四龙女（如榆林窟第20窟）等几种组合形式。
画面中背景为大海，海内各处显现宝珠、珊瑚、莲花、鱼怪等，诸龙王一般均作菩萨形装束，有圆形头光，戴宝冠，饰耳环、项圈、臂钏、手镯、璎珞，有长髯或八字须或无须，双目圆睁，上身裸露，斜披络腋，披帛带，下身着长裙，多双手捧宝盘、花盘、宝瓶等，还有的手持宝灯或毛笔。龙女则体型较小，一般着大袖襦裙，披云肩，手持长柄香炉、花盘、灯等作供养。有的在画面后部还有两身夜叉或者在每身龙王的身后绘一身夜叉，均为竖发、碧眼、大嘴，上身赤裸或着衣，肌肉发达，手托宝盘，腿部没于海水之中。诸龙王均有圆形头光，诸龙女与夜叉均无头光。龙王与龙女旁有题榜，夜叉旁无题榜。有一些洞窟画面中残存龙王或龙女的墨书汉字榜题文字（图7—12）。整个画面表现的是八大龙王及龙女、夜叉等眷属在海面上赴会供养的场景。
（二）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佛经依据
古代印度十分流行龙神信仰。龙与龙王出现在各种佛经和佛教故事中，既有毒龙、恶龙也有善龙，海龙王则以拥有如意宝珠而闻名。在各种佛经中，龙王作为世尊重要的护法神每每被提及。
关于龙王的主要功能，《大方等大集经》卷58北齐那连提耶舍译《大集须弥藏经·陀罗尼品》提到，若诸龙作恶，则“作非时风雨、旱潦、灾雹、大寒、大热，伤害众生、五谷、华（花）果及诸药味资生之具”;若为善，则“我等诸龙随彼彼处城邑、聚落、边地、山川，随其时节，起云降雨，寒温调适;我等于彼彼处，灭除自军他军斗乱、诤讼、疫病、饥馑、死亡等;令其处处安隐丰熟，人民安乐甚可爱乐;我又令彼种子、芽茎、枝叶、华果、树木、五谷、药草，增长其味，不令损减，众生依报丰饶，肥腻甘甜，胜味妙香，能令出生;我等亦能令阎浮提一切诸王悉生慈心、利益心、无怨心、无违诤心，如是婆罗门、剎利、毗舍、首陀乃至夜叉，令生慈心，乃至优婆塞、优婆夷，令生和合心”“彼诸龙等各随力能欲供养佛，诸龙、大龙，或有雨于金末、银末、牛头栴檀、坚黑沈水龙坚栴檀、多摩罗叶香，又雨优鉢罗华、波头摩、种种诸华、种种衣、种种盖、种种幢幡、金绳、珠璎”[6]390-392。也就是说，龙王的作用主要是护持佛法，利益众生，除了能够免除天灾，令世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草木滋长以外，还能免除人祸，令众生发慈悲心，避免争斗、疾病、饥饿与死亡等，使人民得到安乐。 据东晋昙无兰译《佛说新岁经》记载：
于时难头和难龙王，各舍本居，皆持泽香栴檀杂香，往诣佛所，至新岁场，归命于佛及与圣众，稽首足下，以栴檀杂香，供养佛及比丘僧。……于时海龙王赍赤真珠，化作上妙交露阁帐，广长四百里，紫绀瑠璃而共合成，手执擎持，行虚空中。出龙宫上，从交露阁，八味水池，流清洒地，供养如来及比丘众。以交露阁，贡上大圣及比丘僧;以珠璎珞，散佛圣众。[4] 860
敦煌《龙王礼佛图》表现的是八大龙王与龙女、夜叉等眷属于海面上赴会供养的场景。诸海龙王的居处为大海，以大海为背景很容易理解。海内有珍珠、珊瑚等各种珍宝。传说海龙王就拥有如意宝珠，海内还有各种危险的大鱼、夜叉等海怪，这些都是民间海龙王信仰中的基本常识，在《龙王礼佛图》中都有所表现。莫高窟第36窟《龙王礼佛图》中有：“大力龙王”“大吼龙王”“□花龙王”“持香龙女”等榜题文字[21]。据唐代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卷1《序品》记载：
复有二万八千龙王：莲华龙王，罗叶龙王，大力龙王，大吼龙王，小波龙王，持駃水龙王，金面龙王，如意龙王，如是等龙王而为上首，于大乘法，常乐受持，发深信心，称扬拥护。各于晡时，往诣佛所，顶礼佛足，右绕三匝，退坐一面。[6] 403
可见，莫高窟五代第36窟《龙王礼佛图》主要是根据义净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来题写的八大龙王名号[22]。榆林窟宋代第33窟《龙王礼佛图》与莫高窟五代第36窟《龙王礼佛圖》可能出于同一粉本[23]。瓜州榆林窟第36窟主室南壁中央《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中“助大悲会”的两身龙王题名为：“莲花龙王”“缨罗叶龙王”，应该也出自《金光明最胜王经》，题写了八大龙王中居于前列的两尊龙王。
榆林窟五代第38窟《龙王礼佛图》中有：“南无阿郍（那）婆达多龙王”“南无和□（修）吉龙王来会时”等榜题文字。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1《序品》载：
有八龙王：难陀龙王、跋难陀龙王、娑伽罗龙王、和修吉龙王、德叉迦龙王、阿那婆达多龙王、摩那斯龙王、优钵罗龙王等，各与若干百千眷属俱。[5]2
可见，榆林窟第38窟《龙王礼佛图》主要是根据鸠摩罗什所译《妙法莲华经·序品》来题写八大龙王名号{1}[12]。
敦煌石窟中《龙王礼佛图》的画面大致相同，但是所题写的八大龙王的名号及其所据佛经并不统一，既有依据《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的，又有依据《妙法莲华经·序品》的。虽然许多佛经都提到龙王，其功能大致相似，但名号和出现的场合都不尽一样。大藏经中还收录有历代翻译的专门关于龙王的经典，如西晋竺法护译的《海龙王经》，唐代义净译的《佛为海龙王说法印经》，北宋施护译的《佛为娑伽罗龙王所说大乘经》等，但这些佛经都不是敦煌《龙王礼佛图》的直接依据。我们认为敦煌《龙王礼佛图》不是根据某一部佛经绘制的经变画，而是佛教龙王信仰在民间长期发展，民众形成了关于龙王的总体印象以后，创制的一种关于龙王的佛教造像。这种造像不依据某一部佛经，是依据通过诸经得到的关于龙王的知识和观念，尤其是提及八大龙王的各种佛经。正是因为这样，《金光明最胜王经·序品》中的八大龙王的名号可以题写在莫高窟第36窟《龙王礼佛图》中，《妙法莲华经·序品》中的八大龙王的名号也可以题写在榆林窟第38窟《龙王礼佛图》中。
（三）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功能与来源
（1）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的功能
敦煌石窟中的《龙王礼佛图》均绘制在五代至北宋初期曹氏归义军时期，此前此后均不见。而敦煌莫高窟与瓜州榆林窟中均有大量实例，在国内其他地方并未发现，说明这种图像可能是曹氏归义军时期主要在敦煌地方流行的佛教造像题材。张伯元先生认为敦煌《龙王礼佛图》深刻地表达了归义军臣民对中原王朝的依恋和怀恋，是怀念故国思想的高度概括，创作此画的真正用意在于引导人们要像礼佛那样虔诚致尽地尊礼中原王朝，永远怀念故国，做中原王朝的臣民[24]。党燕妮博士则认为五代宋初敦煌石窟中大量龙王礼佛图的出现，既是奉中原正朔之意，又有以龙王（帝王）自居的含义在其中，另外也符合当时海龙王信仰流行的需要[25]。
我们认为探讨这种图像的涵义和产生过程，可能还需更多地关注造像本身以及相关信仰的流传情况。《龙王礼佛图》本质上属于佛教海龙王造像的一种形式。海龙王是佛教中的护法神，具有护持佛法，保佑众生的作用，尤其能施雨，能保佑地方风调雨顺。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历代尤其是归义军时期的各种愿文中均有大量关于这方面诉求的文字，这些愿文很多是进行各种民间活动的范文，反映了当时民间的信仰状况和重点关注的对象，敦煌石窟中绘制海龙王应该主要是当时敦煌民间海龙王信仰的产物。我们注意到，敦煌石窟中绝大多数的《龙王礼佛图》均位于洞窟前室窟门两侧，归义军时期这个位置还流行对称绘制南、北天王像，主要起护卫佛法的作用。将专门的海龙王造像绘制在洞窟门两侧的醒目位置，尤其是入口的两侧，既是护卫洞窟、护持佛法，又是希望龙王保佑敦煌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海龙王有无数珍宝，也属于佛教的财神，绘制和礼拜《龙王礼佛图》可能也能够得到海龙王的赐福，获得财富。在唐代以后庶民佛教日渐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些满足更好生活的现实诉求成为了普通佛教信徒追寻的主要目标。
（2）敦煌石窟《龙王礼佛图》与毗沙门天王造像的关系
洞窟前室窟门两侧用两幅对称的四龙王礼佛图组合成八大龙王礼佛图，代替了这个时期流行的南、北天王像。但是在这些洞窟的前室中，天王尤其是北方毗沙门天王并未完全消失。归义军时期流行的一种毗沙门造像的新形式《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多与《龙王礼佛图》一起出现在前室后壁上，前者位于上部，在门上发愿文的两侧，后者位于下部，占据了门两侧的主要壁面。
敦煌写卷P.3564为《莫高窟功德记》，兹移录全文如下：
莫高窟功德记：叙曰龙沙，厥今弟子释门僧政临坛供奉大德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香号愿清，故父左马步都虞[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安定梁讳幸德在日，偶因巡礼，届此仙岩，层层启愿，燃灯肇肇，惟忏祷祝。遇见积古灵龛壹所，并乃墔坏。曰：睹真容而路坐，旦英风怀，观□画而□（在）长胜日。遂使虔诚恳意，抽减资贿，心愿难违，不生反退。当命巧匠，遍觅良材;不计多年，便成□檐。出门两颊，绘八大龙王及毗沙门神赴那吒会，南北彩画普贤、师利并余侍从功毕。其画乃龙王在海，每视津源，酒甘露而应时，行风雨而顺节。毗沙赴会，掌请弥陀（笔者注：此四字被划去）于时不来，那吒案剑而侍诛，闻请弥陀心欢喜。文殊师利，流补东方，镇华夏而伏毒龙，住清凉而居山顶。普贤菩萨，十地功圆，化百种之真身，利十方之法界。更有题邈未竟，父入秦凉，却值回时，路逢国难。破财物于张掖，害自已于他方，不达本乡，中途殒没。子僧政愿清、法律道琳等念劬劳之厚德，释□补之深恩，于宜秋之本庄上创建浮图一所，塑画功毕，又窟上再立题邈。使愿国安民泰，郡主千秋，四路和平，保无（愿）康吉，亦愿先亡考妣往西宫，见[在]枝罗同沾胜益。琳忝无智德，每愧贤良，不度寡词，聊申颂曰：（后缺）。 这一段文字正好记载了在洞窟前室绘制的两种佛教造像题材，也就是《龙王礼佛图》与《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一方面说明了P.3564《莫高窟功德记》中所述的洞窟前室就绘有这两种图像，另一方面也描述了这两种图像题材的画面与内容及其作用，其中《龙王礼佛图》的功用就是“洒甘露而应时，行风雨而顺节”。
归义军时期出现并流行的这两种造像题材同时绘制在同一个壁面上，应该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两种题材代表了归义军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敦煌佛教发展尤其是造像艺术发展的新成果，另一面也反映了毗沙门信仰与龙王信仰的内在联系。佛教中天与龙的信仰本就并称。四天王是诸天中的重要神祇，而毗沙门又是四天王中地位最为突出的天王，也具有财神的神格，毗沙门天王与龙王的关系可见一斑。S.5560《佛说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经》中就提到“龙王护法善神”“诸大龙王八部护法善神”，俄Ф.322A《天王文》中也提到：“又于国境，有佛塔庙及佛教法，一切人民能信受者，我等龙神，尽其威力，常与护念，令法不灭，魔不得便，信敬诸徒，获大安乐。”《龙王礼佛图》龙王的眷属中有夜叉，而众所周知，夜叉主要是毗沙门天王的下属。有一些《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中，则出现了龙王像，如莫高窟第146窟主室窟顶西北角赴会镇窟的北方天王像就是《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形式，画面中毗沙门居中胡跪于床榻之上，头戴凤冠，身着铠甲，双手托塔。两侧有诸多眷属，包括两身合十的天女、一身大肚夜叉（那吒）、一身蝠翼夜叉（飞天夜叉）以及四身夜叉或大将。其中一身夜叉持长戟，一身大将持长棒，上方空中有驾云而来的两组人物，分别是阿弥陀佛及其眷属与帝释天及其眷属。地面上散落火焰如意宝珠，天王前方有供案，案上置香炉。案前下方有一神祇，腰部以下在地面或海面之中，上身赤裸，披帛，戴头冠、耳环及手镯，仰头，双手握于胸前，旁有如意宝珠。头后上方有榜题：“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请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入塔赴那吒道场会”，天王塔前也有一榜题“南无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供案前下方的半身神祇可能就是供养礼拜毗沙门的龙王。西夏时期敦煌石窟流行的水月观音图中，海面上方升起的一组人物就是龙王与龙女及夜叉等眷属[26]，说明龙王及其眷属也出现在表现观音身在蒲特山的水月观音像的南海海面之上。
归义军时期在大型洞窟窟顶四角凿出扇形凹面绘制四大天王的形式，应该是来自西域的一种建筑形式[27]。归义军时期尤其是曹氏统治敦煌时期，由于归义军政权与于阗国之间关系紧密，两地交往频繁，僧俗来往不绝。我们认为从于阗传来一些新的造像题材并在敦煌流行开来，是完全有可能的。至于《龙王礼佛图》或《毗沙门天王赴那吒会图》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于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尚需要进一步研究。
另外，公元1180年左右张胜温为大理国利贞皇帝段智兴所绘《大理国梵像卷》（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中也绘有八身龙王及一身龙女像（图13）。其中，有一身龙王半跏趺坐于盘蛇上，头上有九个蟒蛇头。周围有眷属，眷属头上多有蟒蛇头。下方有两身立像，一作蛙首，一作鸡首，躯体均为人形，腿部均为蛇躯，蛙首神双手托宝盘，鸡首神左手托宝，右手持长矛。再下方有两身坐像，半跏趺坐于岩座上，兽首人身，一作狗首，一作牛首，此龙王图有榜题“娑竭海龙王”。相邻的另一身龙王也为半跏趺坐于盘蛇上，头上有五个蟒蛇头，周围眷属的头上也多有蟒蛇头。下方有两身立像，兽首人身，一作狗首，一作鸡首，狗首神双手托宝砖，鸡首神左手持长矛，右手托宝盘。此龙王图有榜题“白难陀龙王”。其余六尊龙王图，均无榜题。有四尊龙王为武将形，着铠甲，或坐或立，除了一两身侍从外，画面中均有一条四足龙。有两尊龙王为王者形，着王袍，除了两三身侍从外，画面中也有一条龙。龙女尊像图中，龙女头上有三个有角的蟒头，周围眷属的头上也多有蟒头。其中有一身立像，鸡首，躯体为人形，腿部为蛇躯，左手托宝，右手持长矛。此龙女图有榜题“大圣福德龙女”。由此可见，张胜温《大理国梵像卷》中的八龙王像及龙女像与敦煌《龙王礼佛图》中八大龙王像之间，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有较大的差别，应该属于不同形式的八龙王造像。
最后，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根据藏文《于阗教法史》和《于阗国授记》等文献记载，龙王是于阗国的八大守护神之一。于阗的八大守护神信仰传到敦煌，其图像被绘制在敦煌石窟归义军时期的瑞像图像群当中，但是在这八尊神王画像中，龙王却消失不见。藏文文献八大神王名号中不见记载的摩诃迦罗神（大黑天神）则被列入于阗八大守护神之一，由他取代了龙王的位置。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除了密教金刚乘在于阗地区的流行以外，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于阗流行的诃利帝母（鬼子母）造像在敦煌也基本不见。这些情况说明虽然于阗与敦煌两地都十分信仰佛教，两地之间还有着频繁的交流，但是两地佛教仍然具有各自的特色，在造像题材的选择上，既有共同关注和热衷的对象，也有不同的兴趣偏好点，这些都是我们在研究当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附记：本文初稿于2018年5月在“敦煌论坛·敦煌与丝绸之路多元宗教学术研讨会”交流使用，现略作补充和修改后正式发表。
参考文献：
[1]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監.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3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625.
[2]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0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226.
[3]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5册[M].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131-157.
[4]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27-128.
[5]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9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2.
[6]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6册[M].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5：633. [7]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都监.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17册[M].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25：565-566.
[8]谷神子. 博异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80：4-6.
[9]吴承恩. 西游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31-34.
[10]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M]. 第5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3.
[11]敦煌研究院，编.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37.
[12]万庚育. 图版说明[G]//段文杰. 中国敦煌壁画全集9：敦煌五代·宋. 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56.
[13]党燕妮.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G]//郑炳林，主编.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271-291.
[14]张彦远. 历代名画记[M]. 范祥雍，点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69-70.
[15]郭若虚. 图画见闻志[M]. 黄苗子，点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119.
[16]黄休复. 益州名画录[M]. 秦岭云，点校.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4，13.
[17]宣和画谱[M]. 俞剑华，标点注译.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47-48.
[18]張小刚. 敦煌佛教感通画研究[M]. 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5：72-74.
[19]张小刚，郭俊叶. 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J]. 敦煌研究，2016（2）：8-15.
[20]赖天兵. 吴越国石刻佛教造像的造型及组合[G]//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 石窟寺研究：第9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176-178.
[21]敦煌文物研究所，编.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第5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213.
[22]罗华庆. 敦煌石窟全集·尊像画卷[M]. 香港：商务印书馆，2002：239，248，252，253.
[23]敦煌研究院，编. 中国石窟·安西榆林窟[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237.
[24]张伯元. 试论敦煌壁画《龙王礼佛图》的创作思想[J].敦煌学辑刊，1990（2）：70-76.
[25]党燕妮. 晚唐五代敦煌地区的海龙王信仰[G]//郑炳林，主编. 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三编. 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271-291.
[26]张小刚，郭俊叶. 文殊山石窟西夏《水月观音图》与《摩利支天图》考释[J]. 敦煌研究，2016（2）：8-15.
[27]米德昉. 敦煌曹氏归义军时期石窟四角天王图像研究[J]. 敦煌学辑刊，2012（2）：83-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