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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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庆祝中央编译局成立60周年暨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中央编译局局属各部门代表围绕编译局的历史和未来发展战略分别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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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28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召开庆祝中央编译局成立60周年暨发展战略研讨会。会上,中央编译局局属各部门代表围绕编译局的历史和未来发展战略分别做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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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法国的编译出版史作一简略梳理,指出其中的系统化、学术化和科学化趋势,同时大致勾绘出政党出版活动与民间出版活动这两条线索时而交织、时而相背、蜿蜒前进的画卷。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实现这一目的之手段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核心涵盖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包括了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之手段。因此,科学发展观是对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内的规律体系作出的新探索与新概括,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因此,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尊重规律的重要体现。
在当代中国,意识形态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承担着推动现代性与提供社会共识和凝聚力的功能。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一方面为追求经济发展的改革开放政策提供合理性证明,另一面充当中国日益分化和冲突的社会的共识基础。在未来5到10年内,中国共产党为维持它的政治、思想、历史和管理地位而做出的一系列妥协将会带来重大的意识形态挑战,必须从同国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来重新界定自身的角色,使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成为社会的共识,以应对日益增加的异议、不满和断裂的压力,重新构想容纳世界和中国的现代
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发生全面逆转。社会道德危机的产生与社会的制度危机息息相关。经济私有化、去伦理化的政治改革、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本质变迁是引发俄罗斯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性原因。
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研究,不是像凯利所说的那样是放弃了《资本论》的写作,也不是像梁赞诺夫所说的那样为了一个枝节问题而耽误了《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研究人类学有三方面目的:捍卫《资本论》、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扩充《资本论》。
一、从被遮蔽的形式到文学批评的危机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考稽,20世纪形式主义文论的兴起,同现代学科教育体制有着莫大的关联。随着西方现代社会分工的细化,大学学科的分立,学科自身的独立性渐渐凸显出来,并因此形成各自的研究畛域。“对独立的文学学科(诗学)及其纯粹性的追求”,既是文学作为一门学科赖以自立的基础;同时也让一部分学科体制内的文学研究者,在现代主义文艺思潮越发勃兴的历史语境下,充分吸纳西方诗学传统与康德美学,迈上了一条开掘文学语言与形式的研究之途。[1]先是俄国形式主义率先揭起追求“文学性”之旗,接着便是英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1996-1964)作为出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政治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一直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具原创性和辨识力的学者。这本书中收集的20篇论文,既有散见于不同语种报刊上的论文,也包括不少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大学授课提纲和去不同场合演讲的手写讲稿。这些尘封多年的档案和部分残缺不全,甚至难以辨认的纸质手稿,与他最著名的专著《大转型》和后期作品《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相比,也被称作“亚文本”。包括书信、手稿、传记和自传在内的“亚文本”研究是近期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和着力发掘的
日光流年2013已经过去,回顾文坛盘点新作继往开来。这两年,读者熟悉的几支妙笔龙飞凤舞颇有贡献,多收了三五斗自然不乏收获的喜悦,于是,菜肴纷陈食指大动,味道如何请君细品。
列宁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提出“一国首先胜利”思想的,当时还没有提出和平共处思想。1919年底至1920年底期间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才逐步形成。两种思想间的逻辑理路是:“一国首先胜利”思想是和平共处思想提出的理论前提,和平共处思想是“一国首先胜利”思想的实践结果和必然理论延展。而苏俄政权存在下来,与资本主义世界形成“均势”,既是“一国首先胜利”思想的胜利,又是和平共处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2013年6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出版座谈会在中央编译局召开。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晓晖出席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各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围绕两部新版选集的编译出版、学习使用做了发言。会议认为,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的出版,是我国政治生活和思想理论界的一件大事,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又一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