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门渐开之后，国人一直对新加坡模式青睐有加。个中缘由，并不复杂，如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所言，“中国政府之所以重视借鉴新加坡，固然因为其经济腾飞、社会稳定、人民安居的傲人成绩，使得其成功经验较为值得借鉴；也因为其华人社会的背景和一党长期执政的国情与中国大陆存在种种相似，使得其成功经验较为便于借鉴。”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令人趋之若鹜的新加坡模式也并非那么容易模仿，遑论复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看来，国人对新加坡存在着不少认识错误和“美丽误解”：新加坡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专制国家，而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议会民主国家；新加坡的众多反对党，也是实实在在的反对党，它们虽然力量还比较弱小，但绝对不是执政党的傀儡；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亚洲社会的最大特点也许不是在于它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在于它是一个公认的法治国家；作为众所周知的奉行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市场经济无疑；在民生方面，新加坡奉行有限福利、适当保障，等等。
　　令情形更趋复杂的是，新加坡自身也在变。吕元礼指出，新加坡的政治生态已经进入“新常态”（new normal）：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曾被视为新加坡模式人格化化身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即已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反思新加坡模式：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的企业家文化，可以鼓励很多人努力从事商业并取得成功。我非常欣赏美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这种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
　　百川归海，曾被视为特立独出的新加坡模式越来越具有普世的面相。与其择其称心者穿凿附会，不若从根本处入手以求天下大同。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