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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意志民族在神圣罗马帝国（第一帝国）寿终正寝，霍亨索伦家族雄视四邻，拿破仑铁蹄蹂躏和俾斯麦铁血政策的共同推动下，通过三次王朝战争，终于在1871年完成了“铁”打“血”染的统一大业，从此彻底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格局，一度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关键字] 德意志统一 铁血 战争
让一个民族团结和凝聚的不是幸福安定的生活，而是苦难和共同的敌人。如果说犹太民族是饱受世间颠沛流离之苦的民族，那么德意志民族就是经历长期分裂之痛的民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黄金诏书》与宗教改革——德意志分裂的滥觞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并称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然而自马丁·路德的一篇“95条论纲”挑起的宗教改革却是诱发三十年战争的金苹果。这场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德国人口在战争中减少了1/3,有些地方甚至减少了1/2以上。战争之后的德国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到处荒芜的土地和成群出没的野狼。有学者推测，德国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经济水平。”[1]
其实早在奥托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国就孕育着皇权与教权之争的国家统一的不利因素。“德国统治者继承的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使皇帝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国外，无暇顾及国内事务，诸侯乘机加强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则使德国人难以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2]随着亨利四世在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争夺教会最高领导权中的失利，教会诸侯与世俗诸侯反对皇权的强强联合，皇权日益衰落。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规定德国皇位由七位大诸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承认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
《黄金诏书》是对中世纪德国政治分裂局面在法律上的确认，是帝国统一悲剧性失败的总结，注定了德意志未来600余年不得统一的命运。它以有利于教皇、有益于诸侯，不利于王权和损害城市的方式，成为维持德国永久分裂的根本法。这个诏书的法律效力一直延续到1648年，并作为一种制度性遗产，深深影响了德国统一以前的发展历程。[3]
1517年，为了表达自己对罗马教皇利奥十世滥用神权，兜售“赎罪券”的不满，时任符腾堡大学教授的马丁·路德写下了著名的“95条论纲”。论纲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燎燃了整个德国这片原野。本想建立不受罗马教会控制的德意志民族教会，加强王权的宗教改革却事与愿违地使德国分裂成了新基督教和旧天主教两大集团。结果导致无论是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还是鲁道夫都无力完成中央集权。相反，“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斗争却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欧洲两大国际集团之前的对抗。法国实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在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中，“目的正确，任何手段均无可厚非”。[4]以至于战争到了第17年，法国在交战各方筋疲力尽之际亲自出马，不顾天主教的信仰，加入支持新教一方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使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德国长期分裂的局面。首先，荷兰和瑞士正式独立；其次，德国的诸侯完全独立，享有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德国皇位不得世袭，帝国的重要事务由诸侯参加的帝国议会决定；再次瑞典、法国等国取得了在战争中获得的新领土；最后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天主教、路德教和卡尔文教等在帝国境内享有同等权利。
“与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对权力的角逐。”[5]一切宗教理由只不过是披在权力身上的一件华丽外衣。即使它的外表再神圣，也改变不了国家战争为了争夺权力的实质。而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黎塞留，领导法国在这场博弈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自此成为欧洲霸主。相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还不能理解黎塞留国家至上的先进游戏规则，他为了维护所谓天主教的神圣宗教利益而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分崩离析的深渊，使德意志人民处在崩溃的边缘。
二、雄才大略的霍亨索伦家族——德意志统一的领导者
历史选中了霍亨索伦家族来担负起统一德意志的大任。普鲁士，这个由以柏林为中心的边陲小邦勃兰登堡发展起来的王国，既是德国分裂的产物，又包含着德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起源于士瓦本的霍亨索伦家族，那就是幸运。1415年，弗里德里希六世从无子嗣的阿斯卡尼家族手中取得了勃兰登堡的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而后，1618年，西吉斯蒙又通过联姻等方式取得了波兰王国领地普鲁士。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又获得了波莫瑞等地区。
作为一战和二战发动者的德国，素来有军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并非源自日耳曼人的特性，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开始于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面对三十年战争后面目疮痍的国家，如狼似虎的强邻们以及国内效忠波兰的贵族对抗力量，他发誓：“我一定要把勃兰登堡——普鲁士改造为强权国家。”而实现他这个愿望唯一有效和可能的途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容克地主成为他建立军队的最大障碍，因为他们把持着国家的征税途径。为此，威廉不惜做出巨大让步，承认容克地主对农民的专有权，以此获得他们同意选帝侯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捐税（军事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精心经营下，普鲁士的军队从他即位时的4000人，发展到1656年的18000人常备军，直至他去世时31000人。
除了军队建设，威廉还用计谋和半结盟的方式，继承了大片东普鲁士土地和克莱沃领地，成功夺回三十年战争后落入瑞典之手的港口、河流和经济利益。“总之，威廉为德国人树立了一个争强好胜、追求实际利益的榜样，并未霍亨索伦家族走向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7]威廉采取了发展手工业，大力修建道路、开凿运河、实行统一的币制等一系列措施才发展经济。通过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外来移民和资金。
1701年，他的孙子加冕称王，史称腓特烈一世，名正言顺地建立了自己的新王国——普鲁士。腓特烈充分继承了家族注重军队建设的传统，国家财政的80%全部用于军队开支。实行普遍义务兵制，农民必须将一生将近一半的时间用来服兵役。
经过先辈们多年的经营，1740年，28岁继位的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按捺不住好战的荣誉感，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德意志兄弟——奥地利。这场名为“七年战争”的争夺西里西亚的恶战名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实则还是权力的争夺。经济繁荣、军队强大、政治稳定的普鲁士已经不安于现状，终于在一位玩世不恭、爱慕荣誉的国王带领下发动起改变地位的战争。普奥两国分别求援，前者与英国，后者与法国和俄国结盟。最后，由于奥俄之间的分歧和法国的财力不济，奥地利被迫于1763年同普鲁士媾和。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并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从此在德意志形成了普、奥“双头鸟”状态直到1866年由俾斯麦武力改变。腓特烈二世的惨胜使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迈出了未来称霸德意志的重要一步。
正是霍亨索伦家族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对军国主义道路的果断选取，以及几代人不懈努力经营，使普鲁士走上强国之路，为日后统一德意志铺平了道路。他们是德意志统一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三、无心插柳的拿破仑——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激发者
如果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好心办了坏事，那么拿破仑·波拿巴则是无意间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空前团结。
[关键字] 德意志统一 铁血 战争
让一个民族团结和凝聚的不是幸福安定的生活，而是苦难和共同的敌人。如果说犹太民族是饱受世间颠沛流离之苦的民族，那么德意志民族就是经历长期分裂之痛的民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一、《黄金诏书》与宗教改革——德意志分裂的滥觞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并称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然而自马丁·路德的一篇“95条论纲”挑起的宗教改革却是诱发三十年战争的金苹果。这场在德国土地上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使德国经济受到极大破坏，“德国人口在战争中减少了1/3,有些地方甚至减少了1/2以上。战争之后的德国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到处荒芜的土地和成群出没的野狼。有学者推测，德国需要20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的经济水平。”[1]
其实早在奥托大帝的神圣罗马帝国时期，德国就孕育着皇权与教权之争的国家统一的不利因素。“德国统治者继承的是古罗马帝国统治世界的思想。这种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使皇帝经常把注意力放在国外，无暇顾及国内事务，诸侯乘机加强自己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则使德国人难以形成强烈的民族意识。”[2]随着亨利四世在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争夺教会最高领导权中的失利，教会诸侯与世俗诸侯反对皇权的强强联合，皇权日益衰落。1356年，查理四世颁布《黄金诏书》，规定德国皇位由七位大诸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确定。承认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内的绝对君主权力。
《黄金诏书》是对中世纪德国政治分裂局面在法律上的确认，是帝国统一悲剧性失败的总结，注定了德意志未来600余年不得统一的命运。它以有利于教皇、有益于诸侯，不利于王权和损害城市的方式，成为维持德国永久分裂的根本法。这个诏书的法律效力一直延续到1648年，并作为一种制度性遗产，深深影响了德国统一以前的发展历程。[3]
1517年，为了表达自己对罗马教皇利奥十世滥用神权，兜售“赎罪券”的不满，时任符腾堡大学教授的马丁·路德写下了著名的“95条论纲”。论纲犹如星星之火，迅速燎燃了整个德国这片原野。本想建立不受罗马教会控制的德意志民族教会，加强王权的宗教改革却事与愿违地使德国分裂成了新基督教和旧天主教两大集团。结果导致无论是出身于哈布斯堡家族的查理五世还是鲁道夫都无力完成中央集权。相反，“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斗争却愈演愈烈，逐渐演变为欧洲两大国际集团之前的对抗。法国实为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在法国枢机主教黎塞留的“国家至上”原则中，“目的正确，任何手段均无可厚非”。[4]以至于战争到了第17年，法国在交战各方筋疲力尽之际亲自出马，不顾天主教的信仰，加入支持新教一方作战，并最终取得胜利，使各方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德国长期分裂的局面。首先，荷兰和瑞士正式独立；其次，德国的诸侯完全独立，享有内政、外交上的完全主权。德国皇位不得世袭，帝国的重要事务由诸侯参加的帝国议会决定；再次瑞典、法国等国取得了在战争中获得的新领土；最后实行“教随国定”的原则，天主教、路德教和卡尔文教等在帝国境内享有同等权利。
“与所有政治一样，国际政治是对权力的角逐。”[5]一切宗教理由只不过是披在权力身上的一件华丽外衣。即使它的外表再神圣，也改变不了国家战争为了争夺权力的实质。而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黎塞留，领导法国在这场博弈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自此成为欧洲霸主。相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还不能理解黎塞留国家至上的先进游戏规则，他为了维护所谓天主教的神圣宗教利益而把自己的国家推向了分崩离析的深渊，使德意志人民处在崩溃的边缘。
二、雄才大略的霍亨索伦家族——德意志统一的领导者
历史选中了霍亨索伦家族来担负起统一德意志的大任。普鲁士，这个由以柏林为中心的边陲小邦勃兰登堡发展起来的王国，既是德国分裂的产物，又包含着德国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如果说用一个词来概括起源于士瓦本的霍亨索伦家族，那就是幸运。1415年，弗里德里希六世从无子嗣的阿斯卡尼家族手中取得了勃兰登堡的领地和选帝侯的称号。而后，1618年，西吉斯蒙又通过联姻等方式取得了波兰王国领地普鲁士。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时，勃兰登堡—普鲁士公国又获得了波莫瑞等地区。
作为一战和二战发动者的德国，素来有军国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并非源自日耳曼人的特性，而是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它开始于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面对三十年战争后面目疮痍的国家，如狼似虎的强邻们以及国内效忠波兰的贵族对抗力量，他发誓：“我一定要把勃兰登堡——普鲁士改造为强权国家。”而实现他这个愿望唯一有效和可能的途径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容克地主成为他建立军队的最大障碍，因为他们把持着国家的征税途径。为此，威廉不惜做出巨大让步，承认容克地主对农民的专有权，以此获得他们同意选帝侯向农民和城市居民征收捐税（军事税）。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他的精心经营下，普鲁士的军队从他即位时的4000人，发展到1656年的18000人常备军，直至他去世时31000人。
除了军队建设，威廉还用计谋和半结盟的方式，继承了大片东普鲁士土地和克莱沃领地，成功夺回三十年战争后落入瑞典之手的港口、河流和经济利益。“总之，威廉为德国人树立了一个争强好胜、追求实际利益的榜样，并未霍亨索伦家族走向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强大的军事力量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后盾。[7]威廉采取了发展手工业，大力修建道路、开凿运河、实行统一的币制等一系列措施才发展经济。通过推行宗教宽容政策吸引外来移民和资金。
1701年，他的孙子加冕称王，史称腓特烈一世，名正言顺地建立了自己的新王国——普鲁士。腓特烈充分继承了家族注重军队建设的传统，国家财政的80%全部用于军队开支。实行普遍义务兵制，农民必须将一生将近一半的时间用来服兵役。
经过先辈们多年的经营，1740年，28岁继位的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按捺不住好战的荣誉感，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德意志兄弟——奥地利。这场名为“七年战争”的争夺西里西亚的恶战名为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实则还是权力的争夺。经济繁荣、军队强大、政治稳定的普鲁士已经不安于现状，终于在一位玩世不恭、爱慕荣誉的国王带领下发动起改变地位的战争。普奥两国分别求援，前者与英国，后者与法国和俄国结盟。最后，由于奥俄之间的分歧和法国的财力不济，奥地利被迫于1763年同普鲁士媾和。普鲁士在这场战争中几乎单独抵挡了奥、俄、法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并保住了富饶的西里西亚，从此在德意志形成了普、奥“双头鸟”状态直到1866年由俾斯麦武力改变。腓特烈二世的惨胜使普鲁士跻身于欧洲强国之林，迈出了未来称霸德意志的重要一步。
正是霍亨索伦家族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对军国主义道路的果断选取，以及几代人不懈努力经营，使普鲁士走上强国之路，为日后统一德意志铺平了道路。他们是德意志统一当之无愧的领导者。
三、无心插柳的拿破仑——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激发者
如果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统一的过程中好心办了坏事，那么拿破仑·波拿巴则是无意间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空前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