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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取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赫塔·穆勒的代表作品《狐狸那时已是猎人》，对小说中表现出的极权独裁下的绝望心理等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求窥视出罗马尼亚的“80代文学”神秘色彩中极具代表的后现代性。
关键词：《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赫塔·穆勒 理性逆动 绝望心理 碎片化
引言
赫塔·穆勒，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和诗人，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总统科勒对她的获奖评价道：“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穆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1}她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其童年成长的罗马尼亚乡村，作品以客观真实性描述为主，不使用过多的修辞，擅长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极权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所受到的长期精神压迫。1982年，其处女作《低地》出版，旋即被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删减，要求删去“箱子”这个词汇，因为它会令人联想到“逃亡”，而在罗马尼亚，逃亡与集体自杀都是禁止的。她对此申明：“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2}
一、东欧剧变下的理性逆动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这样说，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统一这样一种假设，就是认为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之间，西方发生了某种巨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导致了人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3}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下，“80代”文学的核心人物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强烈个性、反叛精神和实验冲动，都对高压下的生存的残酷现实进行反抗，在表现文学作品后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
在文章开篇，以“你带手绢了吗”这个问题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什么要带手绢？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在文章中这样解释：“好像带上手绢就等于妈妈和我在一起。”{4}从中不难看出，“手绢”是罗马尼亚人在独裁统治与秘密监控下所表现出的“家”的象征，是“归属感”的一种体现。作者在描写国家安全局的大人物的第三次来访时，这样描述：“他说我是个笨蛋，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5}此处，采用了隐喻和暗示的表达方法，用“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来暗示当局对不配合人民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和言语打压，是对人格的污蔑。然而在这样的环境压迫下，作者依然拒绝签字，其中表现出的不屈服、敢于反抗的精神正是反对传统思想、接受先进思想的体现，是“80代”作家在东欧剧变下的理性逆动，体现在文学作品里，就是创作风格的后现代性。
早在18世纪以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就肯定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崇尚感情，肯定“自然”推崇“天才”，带有狂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理性逆动的反叛精神{6}，它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产生强烈影响。而在小说中，具体体现为当厂长要辞退她时，她敢于反抗，勇于表达自己不想离开的意愿，浅层来说是喜欢这份工作、需要收入来维持生活，深层来看则是由于不想对极权做出妥协。此处，作者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在极权独裁的压制下，平民百姓不免要在权谋的圈套中沦为政治牺牲品的真相，深具政治敏感性。“我没法让你进去了，大家都说你是一个线人”{7}，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真做了线人，同事们倒会毫不犹豫地信任她，在欺骗与猜疑中，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反而无法判断真假，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作者采取这样的直白表述正是对极权统治下人格扭曲、猜疑不断的讽刺。
在对权力追逐的表述中，作者以“阶”为象征，第一级阶梯称为“入阶”，最后一级阶梯称为“出阶”，各个阶梯中间的空间就叫做“阶眼”，采用隐喻暗示社会阶级抑或是政治阶级，是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象征，从低级阶梯开始爬，到高级阶梯，再到更高级阶梯，人们总是逃不开权力的吸引力，而处于低高级阶梯之间的“阶眼”，指的正是为极权统治者服务的某些特权机构。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安全部”，即秘密警察，用来迫害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少数民族，正如本篇小说中秘密人物的身份——“秘密警察”。他们的存在，是人们恐惧与威胁的来源和象征，是统治者维护独裁的手段和工具。
“咒骂可以让世界变小，世界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针块和一个血块。咒骂可以让线团的妈妈带着乱作一团的线窥视世界。”{8}咒骂只是用来短时间地暴怒和长时间地保持安静的，人们在咒骂中浑浑噩噩，抱怨这冷漠的政治、这无情的社会、这卑微的尊严，不过，生活不单只有无穷尽的咒骂，还有美和希望。然而，可悲的是，在这冰冷的咒骂声中，人们感受不到夏天，更加感受不到温暖和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在特兰斯瓦尼亚、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和匈牙利等少数民族，深受种族主义政策歧视。就其政体的反动性来说，“怪诞联盟”{9}时期的罗马尼亚和沙皇俄国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政治制度不用任何立宪作装饰，而前者的统治者总是爱以民主主义者自居。1866年，罗马尼亚开始施行新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信仰、言论、集会等自由，但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是将对国内政治风气彻头彻尾的嘲讽写进了宪法的条文。在这个遍布眼线、处处压制与种族歧视的国家，潜在的危险信息不仅充斥在大人的世界，在孩子的身上也有体现。玩耍伴随着饥饿，肺部的生长停止了，脏兮兮的手指上和一连串的疣上蒙了一层草秆儿的白浆。孩子们在一串串的疣中抓、撞、踩踏、压和推，有在挤榨和撕揪中产生的仇恨，有来自父母、亲戚、邻居和陌生人的狡诈。当他们的眼睛肿起来、牙齿掉了、耳朵出血的时候，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耸肩，孩子们太早地接触到了社会的冷漠、无情与歧视，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迷茫，在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双看不见的、无形的独裁者的“大手”，是赤裸裸的狡诈和残忍。
“独裁者的眼睛的黑色如同阿迪娜的大拇指指甲”{10}，黑色象征着城市上空盘旋的独裁与压制、种族歧视和少数民族被迫害的恐惧与威胁。“有很多人哭灵的死人会变成一棵树，没有人哭灵的死人会变成一块石头。”{11}最悲哀的是，苦难的人都会变成石头，悲凉的矗立，被人遗忘，就像从未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世界，也从未有人为他们的离开而难过，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独裁者的额头上坐着一只蚜虫在装死”{12}则形象直白地鞭笞政府的不作为。在对工厂生活的描述中，门卫扮演着一个灵魂式人物的形象，似乎所有情节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荣格的“人格面具”观点认为，人在公共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方面，其目的在于表现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良好形象以便得到社会认可{13}，体现在门卫身上恰如其分。当门卫每天机械地重复“翻包找小偷”这个游戏时，表现出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尊重和信任、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门卫把对权力的膜拜和金钱的贪婪作为信仰是对信仰的曲解，正如荣格的“等值原理”观点认为，如果精神的某个部分受到过分重视，那必然以其他部分的损失为代价。{14}而人们正是因为有烦恼、需要出路，所以才渴望依靠“信仰”走出困境。 二、极权独裁下的绝望心理
丹尼尔·贝尔按工业化程度把世界分为后工业社会（美国）、前工业社会（亚非拉各国）和工业社会（西欧、前苏联、日本）三种社会。{15}处于前工业社会的罗马尼亚，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人们在落后与恐慌中迷茫。城市和乡村被相互拉扯开，道路在农田迷途，树木在没有人栽种的地方窒息，狗忘记了怎么吠叫，医院后面蔓生的荒芜是任何一张脸都无法忍受的，歌手、保尔、阿比和索林在唱歌，呼出的是恐惧，“和嘴一样大，和目光一样大，和大厅一样大”{16}，荒芜的视野中看不到任何生机与活力，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绝望。在大工厂化的生产中，静静的权力大街，连风都会为冒犯而感到害怕，“行人不想在这里引起注意，在脖子里火急火燎地跑”{17}，人们一直被种族歧视和独裁笼罩着，恐惧和绝望充斥在人群中，混乱不堪。“仆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皮肤，他们是带着脏兮兮的手出生在脏兮兮的街道，他们在睡梦中靠爬虫和老鼠比上面的地板更近。”{18}作者描述的正是罗马尼亚下层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归属感完全消失，自由和平等不可触及。马斯洛认为，归属感不仅仅是个体身份的机械归属，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个体只有在具有归属感的前提下才会要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个体首先有了自我归属才可能获得自我尊重，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产生认同。有了群体归属感，获取他人的尊重才有意义，自我实现所获得的心理满足也更强烈。{19}罗马尼亚，一个破碎的、随身携带的国家，人们带着饥饿而四处寻找眼睛穿越这个国家。资本家的剥削是没有任何限度的，工厂里，施行罚款制、粗暴地对待工人、侮辱和毒打工人的行为比比皆是，厂房是肮脏、潮湿、光线阴暗的，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80年代所发生的接连不断的劳资冲突，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前十年。
三、反传统下故事结构的碎片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碎片化的论述始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碎片化或非连续化。{20}荷兰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佛克马在表述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提到，后现代主义打破传统文学分开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来创作小说的小说叙事模式，虽未明确指出，但也是对“来自叙事理论的故事和文本”的碎片化或者碎片化叙事方式的一种隐含表述。{21}小说中，除“手绢”外，“杨树”是作者赋予深刻意义的另一个象征，然而在对“杨树”的描述上，存在松散、凌乱、残缺和碎片化的问题，不容易分析，需要阅读者进行整合和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钓鱼的人不相信被条状的杨树掠到夏天。他们知道，杨树的影子在下面和上面一样，刀。”{22}为什么说杨树是刀，杨树的刀就是绿色的刀，后面也提到了被条状的杨树掠到的夏天会吞噬掉垂钓的幸福。城市里，紧张和压迫始终在上空悬着，“绿色的刀”即杨树，象征革命所带来的战争，这一说辞可以理解为在革命力量尚未渗透的地方，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的恐惧仍然存在着，在空气中，在每个人的眼睛里。
在小说中也大量穿插了对周围事物的形象、夸张的描写，在读者紧张和强节奏感的阅读中，犹如一道并非刻意射入的光，引领着读者去探寻、去发现、去感受，比如：“我梦见我躺在阳光下的水边，肚子上有一个气泡，我拉气泡的皮，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皮肤下面是石头。”{23}此外，作者把看似无关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城市的有轨电车、那座没有河水的桥、被啃噬的农田，都是为了引出“工厂”，揭示出“工厂是一个屠宰场”这一实质，进而以“工厂”这一小型社会缩影来象征整个社会，揭示出社会就是一个屠宰场，正如荣格的“个体无意识”观点所说的，一切被遗忘了的记忆、知觉以及被压抑的经验，以“情结”的形式表现出来{24}，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底层人民只能任人宰割的被压迫情结。
四、叙述解构下的语言自由
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作家、批评家们更多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形式层面，他们并不像绝大多数传统作家、批评家那样关心自己的创作活动和理论运用是否与客观世界、客观情况相符，正如德里达所说：“文本以外一无所有。”{25}后现代主义作家把话语、语言结构当成领地，从根本上否定“旧”传统，还摒弃现实主义的“新”规范，反对任何规范，乃至质疑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本身及其基本的叙述方式，试图对学术的传统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26}赫塔·穆勒认为“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27}，更是突出强调了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而在小说中体现为作者的外公在回忆一战时痛苦地说：“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28}他在回忆时也谈到，当年从前线回家，这里的人在家里吃的所有东西对他来讲都是坟墓。香肠、奶酪、面包，甚至于牛奶和黄瓜，在厨房门后面，在锅盖下面，都是坟墓，“恶心劲儿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是害怕西瓜里面的东西”{29}。瓜瓤是红色的，象征鲜血和战争；西瓜有籽儿，象征枪子儿。有战争的地方就有流血和革命，就有死亡的笼罩。政治家在战争中走上历史舞台，革命家在战争中宣扬思想，而苦难的人民在战争中得到的只有更大的苦难和不幸。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作为人存在着，就意味着具有自卑感，它不断地驱使你去克服它，而只有你感到向上斗争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满意阶段时，你才有轻松感、价值感和幸福感。{30}当母亲被警察带走并拘留的时候，作者作了这样描述，她用被眼泪浸湿的手绢给抓捕者办公室的家具擦掉灰尘，当被问及原因时，她却只是说为了找点事做，碰巧她还带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作者才明白，通过这些额外的然而也是自愿的忍辱负重，母亲还是创造了一些尊严。“你带手绢了吗？”手绢就是尊严、人格的体现，正如政治可以冷漠，社会可以无情，但至少在人性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尊严和真善美。
在小说中，语言成为创作的中心，在叙述解构下，语言自由已经成为作家表达反压迫、反独裁思想的有力武器，正如索绪尔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1}。在乏味疲惫的生活状态下，我们能看到的是每个人嘴里都有一块炭火，一句气话在瞬息间造成的破坏能超过两只脚在一生中踩破的东西。“报纸很粗糙，然而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却在纸头上有一道明亮的闪光，粗糙的纸头上写着：人民可爱的儿子。”{32}作者将环境的恶劣和独裁者的盲目夸大进行对比，对统治者夸大政绩的行为直接进行了讽刺。而对于苦寻出路的下层人民来说，他们从鼻尖到鞋尖都找不到路，他们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出路，永远不会有新的思想，穷困潦倒，毫无出路，试图反抗压制，争取平等无果，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压制、看不到希望。里弗对着沉默说“否则人们的日子就太好过了，到处都可以上吊”{33}，是对这无情社会的嘲讽。 死亡笼罩在这片荒芜、没有生机的大地上的各个角落。“它们会吞噬掉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会腆着肚子把社会主义拽下多瑙河，隔着河水喊叫，这就是罗马尼亚人，他们活该如此。”{34}落后贫穷下的社会主义艰难前行，死亡的恐惧笼罩在整个多瑙河的上空。“起来，罗马尼亚人，从你永久的睡梦中起来，一个老人在唱。这是一只禁歌。”{35}自由之歌唱响，罗马尼亚人们看到了曙光，这座城市因为传唱了那首禁歌，所以再也不会安静了，街道会永远通向乡下，到处都会变成城市。
胜利终于来临了，自由终于来临了。
结语
对于罗马尼亚的“80代”作家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是与传统文学、官方文学决裂，与当代欧美文学进行对话的一场伟大尝试。在罗马尼亚当代政治小说中，小说人物的内心生活非常丰富，局部安排和总体结构也是开放的，呈现出流动、跳荡、纷繁等特点，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生机。赫塔·穆勒的创作，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在极权独裁统治下的灵与肉的挣扎，在心灵史的意义上把苦难的主题赋予时代和民族。
当今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者的关注，人们的将文学与政治、经济等放在一起进行思考，更多的是将视线集中在“寻找家园”“流浪”或者“跨文化创作”这样的主题上。而本篇论文则将视角投射到对于文本本身所体现的后现代性或者在极权独裁统治下人们的思想发展上来，对罗马尼亚小说中体现人物思想的文字和语言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求窥视出其神秘色彩中极具代表的后现代性和一些真正启迪我们思考的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观念。
{1} 乐萍、熊欣：《为了抗拒遗忘的写作》，《求索》2010年第3期。
{2}{4}{5}{7}{27}{28} 林贤治、章德宁：《2009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附录。
{3} [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上编理论。
{6} 张世君：《外国文学史》，华中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15章。
{8}{10}{11}{12}{16}{17}{18}{22}{23}{29}{32}{33}{34}{35} [德]赫塔·穆勒：《狐狸那时已是猎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19页，第59页，第35页，第104页，第22页，第23页，第20页，第4页，第28页，第18页，第86页，第91页，第183页。
{9} 怪诞联盟，指1862-1863年之间的罗马尼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激进自由派组成，旨在反对库扎大公领导下的民主改革。
{13}{14}{24} [瑞]荣格：《荣格作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 [美]马斯洛：《人类动机论》，《心理学评论》1943年版。
{20}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1} 王蕾：《佛克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26} 解构，或译为“结构分解”，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这一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思。
{30} [奥]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11章。
{31} [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章。
参考文献：
[1] 冯志臣.罗马尼亚当代文学[J].东欧，1996（1）.
[2] 高兴.20世纪罗马尼亚文学一瞥[J].国际论坛，1988（6）.
[3] 冯志臣.罗马尼亚当代政治小说的一些特点[J].国际论坛，2010（1）。
[4] 孔艳梅，祝志春.解读赫塔·穆勒的文学维度[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4）.
[5] 李乃清.赫塔·穆勒与忘却抗争[J].南方人物周刊，2009（10）.
[6] 李玉萍.赫塔·穆勒的政治主题与跨文化创作[J].名作欣赏，2010（1）.
[7] 杨舒涵.解读赫塔·穆勒作品《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J].青年文学家，2011（8）.
[8] 李志鑫.赫塔·穆勒：为无所寄托者寻找家园[J].中国女性，2009（12）.
[9] 任霞.安东尼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1940-1944）[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05-01.
[10] 余泽民.喑哑故事——介绍罗马尼亚小说家佩特鲁·辛波埃苏及其作品[J].小说界，2013（11）.
关键词：《狐狸那时已是猎人》 赫塔·穆勒 理性逆动 绝望心理 碎片化
引言
赫塔·穆勒，罗马尼亚裔德国作家和诗人，20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德国总统科勒对她的获奖评价道：“为了抗拒遗忘而写作，提醒人们认识到自由的价值。在东欧剧变二十年后的今天，穆勒的获奖具有特殊的意义。”{1}她的创作素材大多来自其童年成长的罗马尼亚乡村，作品以客观真实性描述为主，不使用过多的修辞，擅长用直接的语言来表达和叙述极权独裁统治下的人们所受到的长期精神压迫。1982年，其处女作《低地》出版，旋即被罗马尼亚当局审查删减，要求删去“箱子”这个词汇，因为它会令人联想到“逃亡”，而在罗马尼亚，逃亡与集体自杀都是禁止的。她对此申明：“我总是警告自己不要接受政府供给人民‘词’的意义，我也意识到语言本身不能作为抵抗的工具，语言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纯洁。”{2}
一、东欧剧变下的理性逆动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在谈到后现代主义时这样说，要谈后现代主义，首先要统一这样一种假设，就是认为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之间，西方发生了某种巨变，这突如其来的冲击导致了人们必须跟过去的文化彻底“决裂”。{3}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下，“80代”文学的核心人物都是后现代主义的追随者，有着相似的生活经历、强烈个性、反叛精神和实验冲动，都对高压下的生存的残酷现实进行反抗，在表现文学作品后现代性的同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敏感性。
在文章开篇，以“你带手绢了吗”这个问题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为什么要带手绢？它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在文章中这样解释：“好像带上手绢就等于妈妈和我在一起。”{4}从中不难看出，“手绢”是罗马尼亚人在独裁统治与秘密监控下所表现出的“家”的象征，是“归属感”的一种体现。作者在描写国家安全局的大人物的第三次来访时，这样描述：“他说我是个笨蛋，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5}此处，采用了隐喻和暗示的表达方法，用“像条迷路的母狗一样堕落”来暗示当局对不配合人民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和言语打压，是对人格的污蔑。然而在这样的环境压迫下，作者依然拒绝签字，其中表现出的不屈服、敢于反抗的精神正是反对传统思想、接受先进思想的体现，是“80代”作家在东欧剧变下的理性逆动，体现在文学作品里，就是创作风格的后现代性。
早在18世纪以克林格尔的剧本《狂飙突进》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中就肯定了个人的主体地位和个性的自由发展，崇尚感情，肯定“自然”推崇“天才”，带有狂热的个人主义倾向和理性逆动的反叛精神{6}，它在反封建和强调文学的民族性方面产生强烈影响。而在小说中，具体体现为当厂长要辞退她时，她敢于反抗，勇于表达自己不想离开的意愿，浅层来说是喜欢这份工作、需要收入来维持生活，深层来看则是由于不想对极权做出妥协。此处，作者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在极权独裁的压制下，平民百姓不免要在权谋的圈套中沦为政治牺牲品的真相，深具政治敏感性。“我没法让你进去了，大家都说你是一个线人”{7}，值得思考的是，如果真做了线人，同事们倒会毫不犹豫地信任她，在欺骗与猜疑中，人与人之间失去了最基本的信任，反而无法判断真假，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作者采取这样的直白表述正是对极权统治下人格扭曲、猜疑不断的讽刺。
在对权力追逐的表述中，作者以“阶”为象征，第一级阶梯称为“入阶”，最后一级阶梯称为“出阶”，各个阶梯中间的空间就叫做“阶眼”，采用隐喻暗示社会阶级抑或是政治阶级，是政治权力、社会地位的象征，从低级阶梯开始爬，到高级阶梯，再到更高级阶梯，人们总是逃不开权力的吸引力，而处于低高级阶梯之间的“阶眼”，指的正是为极权统治者服务的某些特权机构。在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安全部”，即秘密警察，用来迫害在罗马尼亚生活的少数民族，正如本篇小说中秘密人物的身份——“秘密警察”。他们的存在，是人们恐惧与威胁的来源和象征，是统治者维护独裁的手段和工具。
“咒骂可以让世界变小，世界的上方悬挂着一个针块和一个血块。咒骂可以让线团的妈妈带着乱作一团的线窥视世界。”{8}咒骂只是用来短时间地暴怒和长时间地保持安静的，人们在咒骂中浑浑噩噩，抱怨这冷漠的政治、这无情的社会、这卑微的尊严，不过，生活不单只有无穷尽的咒骂，还有美和希望。然而，可悲的是，在这冰冷的咒骂声中，人们感受不到夏天，更加感受不到温暖和希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罗马尼亚处于共产党统治下，在特兰斯瓦尼亚、巴纳特地区的日耳曼和匈牙利等少数民族，深受种族主义政策歧视。就其政体的反动性来说，“怪诞联盟”{9}时期的罗马尼亚和沙皇俄国差不多，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政治制度不用任何立宪作装饰，而前者的统治者总是爱以民主主义者自居。1866年，罗马尼亚开始施行新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享有信仰、言论、集会等自由，但这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实际上是将对国内政治风气彻头彻尾的嘲讽写进了宪法的条文。在这个遍布眼线、处处压制与种族歧视的国家，潜在的危险信息不仅充斥在大人的世界，在孩子的身上也有体现。玩耍伴随着饥饿，肺部的生长停止了，脏兮兮的手指上和一连串的疣上蒙了一层草秆儿的白浆。孩子们在一串串的疣中抓、撞、踩踏、压和推，有在挤榨和撕揪中产生的仇恨，有来自父母、亲戚、邻居和陌生人的狡诈。当他们的眼睛肿起来、牙齿掉了、耳朵出血的时候，得到的也只是一个耸肩，孩子们太早地接触到了社会的冷漠、无情与歧视，他们眼中看到的不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和迷茫，在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围绕在他们身边的是一双看不见的、无形的独裁者的“大手”，是赤裸裸的狡诈和残忍。
“独裁者的眼睛的黑色如同阿迪娜的大拇指指甲”{10}，黑色象征着城市上空盘旋的独裁与压制、种族歧视和少数民族被迫害的恐惧与威胁。“有很多人哭灵的死人会变成一棵树，没有人哭灵的死人会变成一块石头。”{11}最悲哀的是，苦难的人都会变成石头，悲凉的矗立，被人遗忘，就像从未有人知道他们来过这世界，也从未有人为他们的离开而难过，或许，根本就不会有人知道。“独裁者的额头上坐着一只蚜虫在装死”{12}则形象直白地鞭笞政府的不作为。在对工厂生活的描述中，门卫扮演着一个灵魂式人物的形象，似乎所有情节都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荣格的“人格面具”观点认为，人在公共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人格方面，其目的在于表现一种对自己有利的良好形象以便得到社会认可{13}，体现在门卫身上恰如其分。当门卫每天机械地重复“翻包找小偷”这个游戏时，表现出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缺乏尊重和信任、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门卫把对权力的膜拜和金钱的贪婪作为信仰是对信仰的曲解，正如荣格的“等值原理”观点认为，如果精神的某个部分受到过分重视，那必然以其他部分的损失为代价。{14}而人们正是因为有烦恼、需要出路，所以才渴望依靠“信仰”走出困境。 二、极权独裁下的绝望心理
丹尼尔·贝尔按工业化程度把世界分为后工业社会（美国）、前工业社会（亚非拉各国）和工业社会（西欧、前苏联、日本）三种社会。{15}处于前工业社会的罗马尼亚，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普遍较低，人们在落后与恐慌中迷茫。城市和乡村被相互拉扯开，道路在农田迷途，树木在没有人栽种的地方窒息，狗忘记了怎么吠叫，医院后面蔓生的荒芜是任何一张脸都无法忍受的，歌手、保尔、阿比和索林在唱歌，呼出的是恐惧，“和嘴一样大，和目光一样大，和大厅一样大”{16}，荒芜的视野中看不到任何生机与活力，剩下的只有无尽的绝望。在大工厂化的生产中，静静的权力大街，连风都会为冒犯而感到害怕，“行人不想在这里引起注意，在脖子里火急火燎地跑”{17}，人们一直被种族歧视和独裁笼罩着，恐惧和绝望充斥在人群中，混乱不堪。“仆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皮肤，他们是带着脏兮兮的手出生在脏兮兮的街道，他们在睡梦中靠爬虫和老鼠比上面的地板更近。”{18}作者描述的正是罗马尼亚下层人民的真实生存状态，归属感完全消失，自由和平等不可触及。马斯洛认为，归属感不仅仅是个体身份的机械归属，而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过程。个体只有在具有归属感的前提下才会要求尊重和自我实现。个体首先有了自我归属才可能获得自我尊重，对自己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产生认同。有了群体归属感，获取他人的尊重才有意义，自我实现所获得的心理满足也更强烈。{19}罗马尼亚，一个破碎的、随身携带的国家，人们带着饥饿而四处寻找眼睛穿越这个国家。资本家的剥削是没有任何限度的，工厂里，施行罚款制、粗暴地对待工人、侮辱和毒打工人的行为比比皆是，厂房是肮脏、潮湿、光线阴暗的，工人运动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过程是相当艰难的，80年代所发生的接连不断的劳资冲突，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都大大超过了前十年。
三、反传统下故事结构的碎片化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碎片化的论述始于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研究，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碎片化或非连续化。{20}荷兰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佛克马在表述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提到，后现代主义打破传统文学分开头、中间、结尾三个部分来创作小说的小说叙事模式，虽未明确指出，但也是对“来自叙事理论的故事和文本”的碎片化或者碎片化叙事方式的一种隐含表述。{21}小说中，除“手绢”外，“杨树”是作者赋予深刻意义的另一个象征，然而在对“杨树”的描述上，存在松散、凌乱、残缺和碎片化的问题，不容易分析，需要阅读者进行整合和联系上下文进行理解。“钓鱼的人不相信被条状的杨树掠到夏天。他们知道，杨树的影子在下面和上面一样，刀。”{22}为什么说杨树是刀，杨树的刀就是绿色的刀，后面也提到了被条状的杨树掠到的夏天会吞噬掉垂钓的幸福。城市里，紧张和压迫始终在上空悬着，“绿色的刀”即杨树，象征革命所带来的战争，这一说辞可以理解为在革命力量尚未渗透的地方，对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的恐惧仍然存在着，在空气中，在每个人的眼睛里。
在小说中也大量穿插了对周围事物的形象、夸张的描写，在读者紧张和强节奏感的阅读中，犹如一道并非刻意射入的光，引领着读者去探寻、去发现、去感受，比如：“我梦见我躺在阳光下的水边，肚子上有一个气泡，我拉气泡的皮，没有感觉到疼痛，因为皮肤下面是石头。”{23}此外，作者把看似无关的东西联系到一起，城市的有轨电车、那座没有河水的桥、被啃噬的农田，都是为了引出“工厂”，揭示出“工厂是一个屠宰场”这一实质，进而以“工厂”这一小型社会缩影来象征整个社会，揭示出社会就是一个屠宰场，正如荣格的“个体无意识”观点所说的，一切被遗忘了的记忆、知觉以及被压抑的经验，以“情结”的形式表现出来{24}，在这里，表现出来的正是底层人民只能任人宰割的被压迫情结。
四、叙述解构下的语言自由
后现代主义文学中，作家、批评家们更多的是把注意力集中于语言、形式层面，他们并不像绝大多数传统作家、批评家那样关心自己的创作活动和理论运用是否与客观世界、客观情况相符，正如德里达所说：“文本以外一无所有。”{25}后现代主义作家把话语、语言结构当成领地，从根本上否定“旧”传统，还摒弃现实主义的“新”规范，反对任何规范，乃至质疑传统文学艺术形式本身及其基本的叙述方式，试图对学术的传统形式乃至“叙述”本身进行解构。{26}赫塔·穆勒认为“我们需要物体，我们需要手势，我们需要词语，归根结底，我们能用的词语越多，我们就越发自由”{27}，更是突出强调了语言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地位。而在小说中体现为作者的外公在回忆一战时痛苦地说：“旗帜开始飘扬的时候，人就会在军号里丧失正常心智。”{28}他在回忆时也谈到，当年从前线回家，这里的人在家里吃的所有东西对他来讲都是坟墓。香肠、奶酪、面包，甚至于牛奶和黄瓜，在厨房门后面，在锅盖下面，都是坟墓，“恶心劲儿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是害怕西瓜里面的东西”{29}。瓜瓤是红色的，象征鲜血和战争；西瓜有籽儿，象征枪子儿。有战争的地方就有流血和革命，就有死亡的笼罩。政治家在战争中走上历史舞台，革命家在战争中宣扬思想，而苦难的人民在战争中得到的只有更大的苦难和不幸。
阿德勒认为，一个人作为人存在着，就意味着具有自卑感，它不断地驱使你去克服它，而只有你感到向上斗争的过程中达到一种满意阶段时，你才有轻松感、价值感和幸福感。{30}当母亲被警察带走并拘留的时候，作者作了这样描述，她用被眼泪浸湿的手绢给抓捕者办公室的家具擦掉灰尘，当被问及原因时，她却只是说为了找点事做，碰巧她还带了一块男人用的大手绢。作者才明白，通过这些额外的然而也是自愿的忍辱负重，母亲还是创造了一些尊严。“你带手绢了吗？”手绢就是尊严、人格的体现，正如政治可以冷漠，社会可以无情，但至少在人性中还有更为重要的尊严和真善美。
在小说中，语言成为创作的中心，在叙述解构下，语言自由已经成为作家表达反压迫、反独裁思想的有力武器，正如索绪尔认为，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31}。在乏味疲惫的生活状态下，我们能看到的是每个人嘴里都有一块炭火，一句气话在瞬息间造成的破坏能超过两只脚在一生中踩破的东西。“报纸很粗糙，然而独裁者额头前的卷发却在纸头上有一道明亮的闪光，粗糙的纸头上写着：人民可爱的儿子。”{32}作者将环境的恶劣和独裁者的盲目夸大进行对比，对统治者夸大政绩的行为直接进行了讽刺。而对于苦寻出路的下层人民来说，他们从鼻尖到鞋尖都找不到路，他们今后永远不会找到出路，永远不会有新的思想，穷困潦倒，毫无出路，试图反抗压制，争取平等无果，一代又一代的人被压制、看不到希望。里弗对着沉默说“否则人们的日子就太好过了，到处都可以上吊”{33}，是对这无情社会的嘲讽。 死亡笼罩在这片荒芜、没有生机的大地上的各个角落。“它们会吞噬掉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会腆着肚子把社会主义拽下多瑙河，隔着河水喊叫，这就是罗马尼亚人，他们活该如此。”{34}落后贫穷下的社会主义艰难前行，死亡的恐惧笼罩在整个多瑙河的上空。“起来，罗马尼亚人，从你永久的睡梦中起来，一个老人在唱。这是一只禁歌。”{35}自由之歌唱响，罗马尼亚人们看到了曙光，这座城市因为传唱了那首禁歌，所以再也不会安静了，街道会永远通向乡下，到处都会变成城市。
胜利终于来临了，自由终于来临了。
结语
对于罗马尼亚的“80代”作家来说，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是一种对传统的挑战，是与传统文学、官方文学决裂，与当代欧美文学进行对话的一场伟大尝试。在罗马尼亚当代政治小说中，小说人物的内心生活非常丰富，局部安排和总体结构也是开放的，呈现出流动、跳荡、纷繁等特点，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与生机。赫塔·穆勒的创作，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窗，让我们看到了在极权独裁统治下的灵与肉的挣扎，在心灵史的意义上把苦难的主题赋予时代和民族。
当今世界，后现代主义文学越来越受到文学评论者的关注，人们的将文学与政治、经济等放在一起进行思考，更多的是将视线集中在“寻找家园”“流浪”或者“跨文化创作”这样的主题上。而本篇论文则将视角投射到对于文本本身所体现的后现代性或者在极权独裁统治下人们的思想发展上来，对罗马尼亚小说中体现人物思想的文字和语言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求窥视出其神秘色彩中极具代表的后现代性和一些真正启迪我们思考的一些新的文学理论观念。
{1} 乐萍、熊欣：《为了抗拒遗忘的写作》，《求索》2010年第3期。
{2}{4}{5}{7}{27}{28} 林贤治、章德宁：《2009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附录。
{3} [美]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上编理论。
{6} 张世君：《外国文学史》，华中科技出版社2007年版，第15章。
{8}{10}{11}{12}{16}{17}{18}{22}{23}{29}{32}{33}{34}{35} [德]赫塔·穆勒：《狐狸那时已是猎人》，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第19页，第59页，第35页，第104页，第22页，第23页，第20页，第4页，第28页，第18页，第86页，第91页，第183页。
{9} 怪诞联盟，指1862-1863年之间的罗马尼亚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由保守派和自由派、激进自由派组成，旨在反对库扎大公领导下的民主改革。
{13}{14}{24} [瑞]荣格：《荣格作品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 [美]马斯洛：《人类动机论》，《心理学评论》1943年版。
{20}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21} 王蕾：《佛克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25} [法]德里达：《论文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版。
{26} 解构，或译为“结构分解”，是后结构主义提出的一种批评方法，这一概念源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中的“deconstruction”一词，原意为分解、消解、拆解、揭示等，德里达在这个基础上补充了“消除”“反积淀”“问题化”等意思。
{30} [奥]阿德勒：《自卑与超越》，吉林出版有限责任公司2015年版，第11章。
{31} [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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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兴.20世纪罗马尼亚文学一瞥[J].国际论坛，1988（6）.
[3] 冯志臣.罗马尼亚当代政治小说的一些特点[J].国际论坛，2010（1）。
[4] 孔艳梅，祝志春.解读赫塔·穆勒的文学维度[J].时代文学（下半月），2011（4）.
[5] 李乃清.赫塔·穆勒与忘却抗争[J].南方人物周刊，2009（10）.
[6] 李玉萍.赫塔·穆勒的政治主题与跨文化创作[J].名作欣赏，2010（1）.
[7] 杨舒涵.解读赫塔·穆勒作品《我所拥有的我都带着》[J].青年文学家，2011（8）.
[8] 李志鑫.赫塔·穆勒：为无所寄托者寻找家园[J].中国女性，2009（12）.
[9] 任霞.安东尼斯库时期罗马尼亚的反犹主义（1940-1944）[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09-05-01.
[10] 余泽民.喑哑故事——介绍罗马尼亚小说家佩特鲁·辛波埃苏及其作品[J].小说界，201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