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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党90周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已成长为一个拥有自己成熟的理论、拥有自己成熟的领导人、拥有自己成熟的领导体制的政党，是一个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率领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民族复兴的强大的政党。
90年前中共诞生时，一个名叫奥托·布劳恩的奥地利籍德国共产党人在柏林被捕，被关入柏林的莫亚比特监狱。1931年10月，布劳恩的身影出现在中国瑞金的中央苏区，此时他的身份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顾问。他的名字也随之改为“李德”。
李德在红军的这段经历，不仅对他个人非常重要，更是与红军、中共乃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作为当时中央苏区以及红军和中共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他实际把握红军指挥大权的同时，也主宰了红军的命运。因为他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跋涉草地、攀越雪山、血染湘江。但也因为他的错误，才导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和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的指挥权，中共才逐渐走上正轨，中共的领导体制也逐步走向成熟。陈独秀：从众望所归到悲剧谢幕
1920年4月前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经李大钊结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达成共识。维经斯基向陈建议：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的人团结起来，建立革命同盟，并由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
1920年8月，陈独秀会同《星期评论》的李汉俊等人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通过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纲。沈定一和陈望道(《新青年》编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译者)不久也加入成为发起人。这就是中共正式建党之前，第一个党组织诞生的过程。
陈独秀对于建党的杰出贡献已被载入史册，这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章。但仅三个月之后，曾主张中共应独立自主开展革命活动的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这一决定在之后的中共二大上得到认同。从此，共产国际在思想、组织、经费等各个方面牢牢控制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的东方政党，中共也在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存在。
1921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同意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陈独秀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四一二”事件中，蒋介石向中共挥起屠刀，大革命失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备受责难。斯大林、共产国际指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被停职。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陈独秀以及中共这段历史的真相才由此大白于天下：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执行。
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很小。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也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传统说法，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临时中央局：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中共主要负责人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更迭频繁。陈独秀下台后，由瞿秋白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新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实际是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定)。
六大结束后，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逐渐产生了“左”倾冒险思想。1930年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思想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1930年8月20日，瞿秋白、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回到上海，并在立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但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并不满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突然来华。在米夫的压力下，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被迫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不仅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还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中央领导成员名单。会上，王叽点名批评李立三和瞿秋白，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米夫称赞王明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
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中央领导层，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长达4年，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931年6月，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领导全国的革命。同年9月，中央主要负责人王明前往苏联、周恩来前往江西瑞金。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由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和坚定的追随者博古负总责，王明的“左”倾路线继续得以推行。
这段历史时期里，也即中共建党之后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由于中共没有形成完整和成熟的革命理论及方针政策，加之中共领导人非常年轻(除陈独秀外，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均不到30岁，如王明、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6岁、28岁、29岁。博古更是只有24岁)，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唯命是从，导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牢牢把控了中共中央的话语权和人事大权，决定了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一方面说明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领导机制的不成熟。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到，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 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遵义会议：中共走向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和红军濒临绝境时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残酷的现实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博古、李德们的错误领导及“左”倾军事路线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取消了“三人团”，特别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会议还废黜了博古负总责的职位，改由张闻天负总责。
会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会议情况，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后来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后出任八路军129师首任政委。其病故后，由邓小平接任)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但王明路线的影响仍未得到肃清。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1943年1月12日，刘少奇向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个“最后决定权”的有效期很短，仅持续了一年两个月，但“最后决定权”在毛泽东本人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思想上留下的影响却是长期存在的。这种影响当时虽未显现，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集体领导体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受破坏的潜在因素。
几乎在中共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同时，1943年6月10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曾经对中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共产国际，从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七大对当时及后世的巨大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二是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从此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后来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政治上成熟、紧密团结合作的领导集体，正是这个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虽然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已得到党内上下的高度认同，但他本人却从不滥用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权力。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经常教导党内同志遵守这六条规定，并明确反对在人民币上印刷他的像，甚至不赞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前期，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一直非常健全。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总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和一致，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本人身体力行，尊重其他领导成员使然。当时无论在中共党内会议还是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两人的名字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
中共第一代集体领导体制在八大刚刚结束时出现了裂痕。这个裂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填补，反而逐渐扩大，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
据王光美回忆，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这时距八大闭幕才4天。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这样阐述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毛泽东仍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之后，毛泽东还多次批评刘少奇等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
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次对斯大林及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抨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退出会议，返回北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罕见地悉数到机场迎接。1965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那时虽然还谈不上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形势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总目标看法不一致，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被彻底破坏，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均遭受重大破坏。
走向集体领导
1975年1月，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受命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实行大刀阔斧的整顿，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工作，其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为邓小平日后的第三次复出奠定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也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储备了大批卓越的领导人。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高层屡次向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力荐，请邓小平尽快复出。在党内外的强大呼吁下，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卓越才干决定了他复出之后很快便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复出意味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兴起。中共开始注重集体领导，同时开始着手培养年富力强的领导人。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在改革开放中表现突出的胡耀邦、万里等人也陆续担当重要职务，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80年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的主张。为此，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亲自挂帅。10年之后的中共“十四大”前夕，鉴于党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在邓小平的坚决主张下，中顾委才予撤销。改革初期干部制度改革的演化进程，较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政治智慧。
在这一时期，中共的领导结构基本呈现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掌舵，第一线工作则由年富力强同志主持的态势。其中，邓小平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共从1985年左右开始储备未来的领导后备力量，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中共现任领导人均是在那一时期入选的。
1989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走上前台，邓小平等老同志开始退隐。中共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这些制度不仅保证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年龄层次一直处于比较合理的结构，也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和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领导集体的稳定和坚强的领导。
90年前中共诞生时，一个名叫奥托·布劳恩的奥地利籍德国共产党人在柏林被捕，被关入柏林的莫亚比特监狱。1931年10月，布劳恩的身影出现在中国瑞金的中央苏区，此时他的身份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顾问。他的名字也随之改为“李德”。
李德在红军的这段经历，不仅对他个人非常重要，更是与红军、中共乃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生死攸关。作为当时中央苏区以及红军和中共最高领导层“三人团”的重要成员，他实际把握红军指挥大权的同时，也主宰了红军的命运。因为他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沦陷，红军被迫长征，跋涉草地、攀越雪山、血染湘江。但也因为他的错误，才导致遵义会议的召开，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和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及中共的指挥权，中共才逐渐走上正轨，中共的领导体制也逐步走向成熟。陈独秀：从众望所归到悲剧谢幕
1920年4月前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中国，经李大钊结识“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陈独秀。二人一见如故，对中国革命的前途达成共识。维经斯基向陈建议：把《新青年》、《星期评论》、《时事新报》等进步刊物的人团结起来，建立革命同盟，并由几个刊物的主持人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或中国社会党。
1920年8月，陈独秀会同《星期评论》的李汉俊等人开会成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通过了由李汉俊起草的党纲。沈定一和陈望道(《新青年》编辑、《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本译者)不久也加入成为发起人。这就是中共正式建党之前，第一个党组织诞生的过程。
陈独秀对于建党的杰出贡献已被载入史册，这也是他人生最辉煌的一章。但仅三个月之后，曾主张中共应独立自主开展革命活动的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这一决定在之后的中共二大上得到认同。从此，共产国际在思想、组织、经费等各个方面牢牢控制住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新生的东方政党，中共也在相当长的时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存在。
1921年8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决定，由反对国共合作转为拥护国共合作，同意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0月，鉴于国民党右派猖狂反共，在中共中央四届二次会议上，陈独秀主张中共党员退出国民党，被共产国际否决。“四一二”事件中，蒋介石向中共挥起屠刀，大革命失败，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的陈独秀备受责难。斯大林、共产国际指责“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路线导致大革命失败”。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遵照斯大林指示，重新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被停职。
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过去封闭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绝密档案陆续开放，陈独秀以及中共这段历史的真相才由此大白于天下：1923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此期间，联共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作出了738个决定。这些决定绝大部分由莫斯科派驻中国的代表、顾问直接在中国执行，然后把严重的后果强加给中共中央。只有一小部分再由共产国际做成决议、指示，在莫斯科代表的监督下，命令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贯彻执行。
所以，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中共中央的活动范围和实际权力很小。中央党史研究室新近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也一改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违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许多英明指示，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传统说法，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作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临时中央局：你方唱罢我登场
从大革命失败到遵义会议召开，中共主要负责人有瞿秋白、周恩来、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等，更迭频繁。陈独秀下台后，由瞿秋白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新的中央政治局主席(实际是由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定)。
六大结束后，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逐渐产生了“左”倾冒险思想。1930年6月11日，由向忠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思想在党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1930年8月20日，瞿秋白、周恩来在参加了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后回到上海，并在立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同年9月，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
但共产国际对三中全会并不满意。同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突然来华。在米夫的压力下，1931年1月7日，中共中央被迫在上海秘密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米夫不仅亲自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草案)，还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中央领导成员名单。会上，王叽点名批评李立三和瞿秋白，提出“对共产国际的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米夫称赞王明是坚决站在共产国际路线一边，能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来的革命家。
结果，李立三、瞿秋白等人落选中央领导层，而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跃成为政治局委员。
六届四中全会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共长达4年，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931年6月，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发先后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已无法在上海领导全国的革命。同年9月，中央主要负责人王明前往苏联、周恩来前往江西瑞金。在共产国际指示下，中共成立了临时中央局，由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和坚定的追随者博古负总责，王明的“左”倾路线继续得以推行。
这段历史时期里，也即中共建党之后直至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由于中共没有形成完整和成熟的革命理论及方针政策，加之中共领导人非常年轻(除陈独秀外，先后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均不到30岁，如王明、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中央工作时，分别是26岁、28岁、29岁。博古更是只有24岁)，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盲目崇拜，唯命是从，导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牢牢把控了中共中央的话语权和人事大权，决定了中共的方针政策。这一方面说明中共及其领导人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共领导机制的不成熟。对此，邓小平晚年曾谈到，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 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遵义会议：中共走向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是在中共和红军濒临绝境时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残酷的现实使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及中共领导人对博古、李德们的错误领导及“左”倾军事路线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支持过“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如王稼祥、张闻天等也改变态度，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取消了“三人团”，特别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周恩来、朱德为军事指挥者。会议还废黜了博古负总责的职位，改由张闻天负总责。
会后，中共中央先后派出陈云、潘汉年分两路远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会议情况，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后来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本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后出任八路军129师首任政委。其病故后，由邓小平接任)回国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认可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
遵义会议虽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但王明路线的影响仍未得到肃清。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全会基本上克服了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进一步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
1943年1月12日，刘少奇向中央政治局建议，“中央书记处设一个主席，两个书记，书记是主席的助手。”3月20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决定调整中央机构，推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并决定他为书记处主席，刘少奇、任弼时任书记。书记处“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这个“最后决定权”的有效期很短，仅持续了一年两个月，但“最后决定权”在毛泽东本人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思想上留下的影响却是长期存在的。这种影响当时虽未显现，却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集体领导体制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受破坏的潜在因素。
几乎在中共确立毛泽东在党内领袖地位的同时，1943年6月10日，苏联《真理报》刊登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决议，宣布共产国际从即日起正式解散，曾经对中共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共产国际，从此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毛泽东：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战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中共七大在延安举行。七大对当时及后世的巨大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切工作的指针。二是在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从此以后至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五大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后来的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政治上成熟、紧密团结合作的领导集体，正是这个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虽然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已得到党内上下的高度认同，但他本人却从不滥用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权力。如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就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等六条规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毛泽东经常教导党内同志遵守这六条规定，并明确反对在人民币上印刷他的像，甚至不赞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从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前期，中共的集体领导体制一直非常健全。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总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和一致，另一方面也是毛泽东本人身体力行，尊重其他领导成员使然。当时无论在中共党内会议还是群众大会上，一般都并列挂着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两人的名字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时，广场上和全国人民高呼的是“毛主席万岁!”和“朱总司令万岁!”
中共第一代集体领导体制在八大刚刚结束时出现了裂痕。这个裂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填补，反而逐渐扩大，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
据王光美回忆，1956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说：“八大《决议》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提法不正确。”这时距八大闭幕才4天。八大《决议》中关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这样阐述的：“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毛泽东仍认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之后，毛泽东还多次批评刘少奇等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
1961年，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次对斯大林及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抨击。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退出会议，返回北京，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罕见地悉数到机场迎接。1965年1月，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老朋友斯诺时说：“……那时虽然还谈不上搞个人崇拜，但是政治形势却很需要有个人崇拜。”
由于对社会主义时期的总目标看法不一致，党的集体领导体制被彻底破坏，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建设以及社会的稳定均遭受重大破坏。
走向集体领导
1975年1月，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受命接替病重的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和党中央日常工作，并开始对各方面工作实行大刀阔斧的整顿，邓小平在1975年的整顿工作，其意义和影响非常深远。它不仅为邓小平日后的第三次复出奠定了强大的民意基础，也为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储备了大批卓越的领导人。
“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中国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共高层屡次向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力荐，请邓小平尽快复出。在党内外的强大呼吁下，邓小平终于第三次复出——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和卓越才干决定了他复出之后很快便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他的复出意味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在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兴起。中共开始注重集体领导，同时开始着手培养年富力强的领导人。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重新恢复了中央书记处。在改革开放中表现突出的胡耀邦、万里等人也陆续担当重要职务，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80年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的主张。为此，于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设立了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亲自挂帅。10年之后的中共“十四大”前夕，鉴于党的干部离退休制度和新老干部合作与交替制度已全面建立并顺利执行，在邓小平的坚决主张下，中顾委才予撤销。改革初期干部制度改革的演化进程，较集中地体现了邓小平政治体制渐进改革的政治智慧。
在这一时期，中共的领导结构基本呈现出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掌舵，第一线工作则由年富力强同志主持的态势。其中，邓小平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在邓小平的指示下，中共从1985年左右开始储备未来的领导后备力量，胡锦涛、吴邦国、温家宝等中共现任领导人均是在那一时期入选的。
1989年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走上前台，邓小平等老同志开始退隐。中共领导体制逐步规范化、制度化。这些制度不仅保证了中共领导集体的年龄层次一直处于比较合理的结构，也保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和中国近年的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共领导集体的稳定和坚强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