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拾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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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7月,我参加中共北京市委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教材”的编写工作。参加这项工作的高校有: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农业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北京航空学院,约六七十人。多数人的名字我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编写组的头是市委党校校长赵征夫,副头是人大党史系的副系主任翟良超和北师大政教系的副主任纵瑞堂。编写组下分“创立和一战”、“二战”、“抗日”、“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几个小组。我在“创立和一战”当组长,人大的张培森当党小组组长;人大的冯拾、北师大的李隆基在“二战”组;北大的周承恩、北师大的王朝美在“抗战”组;北大的萧超然、市委党校的赵福亭在“解放战争”组;人大的戴鹿鸣在“建国后”组。记得还有人大的何进、王建初,河北北京师范学院的黄存林,北京师院的陈绍畴等。
  编书的人先到中央党校集中,大概三四周以后,改去中共北京市委党校。住的地方确实不错,一人一间屋,或两人一间屋,既能睡觉休息又可写作。吃在党校食堂,也还可以。但到了10月,突然感觉到有问题了,很多人到商店去买果酱。没几天,小卖部的货架上什么也没有了,很快食堂也紧张起来,原来全国性的困难时期到来了。开始是在农村紧张,其他城市紧张,现在北京也进入紧张状态。1958年开始大刮“共产”风之后,慢慢地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全国性的物质困难就降临到日常生活中,粮食不够吃,使的用的也渐渐没有,不少地方出现饿死人的事情。编书是脑力劳动,限量的食品,使我在屋里坐立不安,盼望到开饭的时间,赶紧到食堂门前排队。门开了也不过只能买一碗菜粥和两个“小二黑”(二两一个,因是死面的、个很小,又黑,故名)馒头,一勺白菜或萝卜,当然吃不饱。有时,我从家里带一小瓶花椒盐(多了也没有),给王朝美和我分别撒在菜粥里一点,觉得很好吃。什么叫“困难时期”,就是要什么没什么,吃的、使的、用的全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分配的,粮有粮票,肉有肉票,油有油票,其他吃的、用的也都有票,我家的一个炒菜铁锅就是街道组织发给的票买的。这个锅一直用到改革开放之后,想当作纪念留下来,可是后来实在没法用了,才把它扔掉。
  虽然生活很苦,但大家还是很努力地干活。到1961年上半年初稿弄好,多数编写人员回单位,我和几个人留下一起统稿。又工作了一段,我也回学校了。是年10月,稿子由人民大学铅印,内部使用,书名叫《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讨论稿),署名“北京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字数约为43万。这本书目前很少见到,费了很大劲也找不到,偶然我的师兄王桧林告诉我他家里有一本,赶快拿来,如获至宝。
  对于这本讲义编写的背景、内容和作用,从今天的角度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时候编高校教材是中共中央集中抓的一项理论工作,要统一出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高校文科教材。除了这个大的形势外,党史学科本身还有特殊的编写教材的需要。1958年后,高等学校开设“中共党史”课,而因为以前开设的是“中国革命史”课,只有统编的“中国革命史”教材,没有“中共党史”教材,所以应该编写高等学校用的“中共党史”教材。当时,已出版的名叫“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本子有三种: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1951年6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缪楚黄的《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1959年9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王实、王翘、马奇兵、张凌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1958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胡乔木的本子是为中共建立30年而写的,篇幅不大,只有5万字。该书把中共30年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来叙述:“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个本子史料不多,主要是把中共30年的历史勾勒一个轮廓,搭起一个框架,提出一些基本观点。这在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学习和研究中共历史都起了重要作用。直到前几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尽管史料要比胡的本子多得多,观点要比胡的本子进步、新颖得多,但基本框架并没有超出。缪楚黄当时在中宣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后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那里的党史资料比较多。所以,他写的本子,在胡乔木提出的框架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内容,字数达到19万。王实等人当时都是南京军事学院的教员,他们在给学员讲课的基础上写成教材,共22.5万字,其框架也与胡乔木的雷同。以上三个本子,量都比较小,不适合高等学校教学使用,只能重新组织编写。不仅如此,当时还有另外一些情况,使编写中共历史教材成为急需进行的工作。一是1958年以来,共产党内乃至全国对毛泽东的敬仰加深,应该在党史教材中充分反映;一是中共中央反修防修的调子越来越高,特别是该年6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会谈后,苏联政府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停止供应,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紧张至极,这些也要在党史教材中给予反映。
  第二,编写组集中后不久,即当年9月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了。这在全国都是一件大事,对编写组更是重要。于是,大家赶紧研究如何贯彻精神。经过学习和讨论,确定了编写教材的一些原则。当时怎样说的,早已忘记,重新翻阅了这本教材,引起一些记忆,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意思:
  其一,教材要有较大一点的篇幅,所以必须充实史料,把历史过程叙述清楚。这方面,从当时能掌握的材料来看,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这种要求是应该的,写历史必须有充足的史料,否则干巴巴,不仅读起来很枯燥,而且也弄不清楚是怎样走过来的。今天看来,这本教材在这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问题弄不清楚,是因为不掌握材料。当时很少党内材料,我们看不到,党外材料也没人收集,和今天相比可以说相差十万八千里。有的问题虽然知道一些材料,但不敢说清楚,是因为政治上的不允许。
  其二,教材中要突出毛泽东的著作和实践活动。毛泽东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是肯定的,所做的贡献也应该充分说明,但过分就不好了,就不真实了。在这部43万字的教材中,对毛泽东的著作专门论述了43篇,约为12万字,这就给人感到中共历史就是毛泽东个人的历史。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把别人的观点放在毛泽东的名下叙述的情况,这就更不应该了。比如,在中共成立前叙述共产主义小组时,单独提出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和建党活动本不应该,更不应该把蔡和森说的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一段话,写成是“毛泽东认为”的,虽然没打引号,也是绝对错误的做法。此“杰作”是我发明的,而且还自认为很有理由,说毛泽东在给蔡的信中是同意的,既然同意,当然毛泽东也这样认为。对此,我应该检讨,因为它害人不浅。后来,我告诉我的师兄王承璞,这话不是毛泽东的而是蔡的,没事儿他在课堂上说了,被当时党委知道,还挨了批,说他反毛泽东思想。   其三,教材要模仿“联共党史”的写法。也就是说,全书要突出路线斗争。所以,凡是路线斗争都上了节,个别还上了章,只是有的点人名,有的不点人名。这种写法,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仅如此,形式上也模仿“联共党史”,每章的题目写明“党”要干什么,然后都落在“斗争”上。全书15章,只有3章的题目没有“斗争”两个字。另一个模仿,是题目的字数多。下面抄出来,可以看出当初的写法是怎样模仿的: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党为推动工人运动的高潮而斗争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为准备北伐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
  第三章 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开展。中国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叛变革命和陈独秀投降主义路线的斗争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反帝反封的革命斗争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面抗战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而斗争
  第八章 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日战争和巩固人民解放区而斗争
  第九章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和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斗争
  第十章 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和准备自卫战争而斗争
  第十一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
  第十二章 中国共产党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准备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而斗争
  第十三章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恢复国民经济而斗争
  第十四章 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经济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
  第十五章 中国共产党为彻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
  第三,这本教材印出来后,对于北京的乃至全国的高等学校“中共党史”课教学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因为当时教师教课没有可供参考的本子,掌握的资料又很少,有了这个本子总算有所依据。不仅如此,这个本子在“文化大革命”后各地新编教材时,也常常作为人们的参考。
(摘自张静如:《暮年忆往》,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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