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为书法理论家，书法创作在前几年还难以成为我的工作的重心，它只是在教学中指导大学生们学习与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适应社会需求的活动。不可讳言，我的中年期的作品带有着明显的随意性——是没有任何“导向”与客观的限制的。前两集书法的笔法的粗疏与浮荡大抵是代表了这种随意性。中年以后，随着对老庄思想的研究及其对我的影响日深，我的书法(行书为代表)逐渐形成了自然、质朴、简静、平和、浑穆的风尚——这当然也是自然发展的结果，没有任何外部的“导向”与制约——不受什么大赛大奖之趋动。古人说“诗不自解”，书法也大抵如此，我近年所作竟意外地得到了书法界上层人物的青睐，对于书家，最主要的是取得专家与社会承认，由此可知自己的品位与“定位”，而“行其所当行，止于其不得不止”(古人评苏东坡文语)，这是至关重要的。
　　十年来前，敞地书界把拙书“定位”为“北派代表”，大抵是依据我是东北人的风尚粗犷、豪放而言，我以为这算是较接近实际的评价，但也并不全对，因为在“豪放”之外我也自有“婉约”的手段。因此前些年寄作品给丛文俊先生与张海先生看，丛文俊先生说“行草较之国内一流水准不遑多让”。张先生在不知我为何方人氏之情况下便下了断语：“这字应出于北方人之手……先生书法胸怀博大，为时不多当于书坛风骚独领……”然而也有人看了我写的集“中山器”对联便说：“北方人怎能写这样秀气的字?”这便实质上体现了粗豪与细腻的矛盾，我非不能“婉约”，孟子曰：“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况徐悲鸿大师于艺术有“尽精微，至广大”之语，书法也该如此，但精微，我尚未“尽”，比如小楷的用力极少，是为一憾。我喜欢碑，也喜欢帖，二者各有所长，功用亦各异，书界倡导碑帖融合，我则更倾向于“泛滥百家”，碑、帖、简帛、钟鼎、泉铭都兼收并蓄，但融汇是个艰难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数年前也有人把我的书法“定位”为“学者书法”，我颇不以为然，以为这评论是“谬托知己”——其实我的书法只有一部分属于“学者书法”，而大多数属于书家之书。评者或以为“学者书”对我是褒奖，我不接受此“定位”是否有些不识抬举?实则不然，我对学者书法自有其看法：学者书法多数有较高的文化品位，但未必都是有一定艺术品位，因为毛笔用得熟，写文稿书信也用毛笔，所以技术的圆熟自不待言，诸如俞樾、章太炎、梁启超、钱钟书、陈垣、陈寅恪、徐邦达、鲁迅（文稿）等都是如此；但“学者书法”是不标榜风格，不突出个性的，他们的书法固然较“经生”有特色，由于用笔自然形成的习惯和不经意中体现的个人学养、性格特色，也便都有些“个性”了，但这与书法创作要体现的个性还是大有区别的。试看郭沫若文稿、鲁迅文稿之外的书法，那便是真的个性风格了。至于文稿的规规矩矩倒可归入“学者书法”了。也有些“学者书法”，技法上总存在这样那样的疵点，但也无伤大雅，若真以“书法”技巧叫真儿，自然是少了些艺术价值。因此学者所书未必是“学者书法”。其中有的是书家之书，比如康有为是学者，但他的作品大多是应归入书家之书的，郭沫若的大部分传世行书也是书家书，不是学者书，至于有的乳臭未干的书法研究生把启功先生书法统归入“学者书法”，甚而说启功书法办不了展览，这也是不科学甚至是愚妄的。本人的草书还是崇尚粗豪、狂放、恣肆，这“野”的一面恐永远难摆上“学者书法”之高雅殿堂的。因为“学者之书”的本质是文雅、文质彬彬、中庸平和，因此就连朱熹的行草也算不得“学者书法”的。
　　在墨海中浸泡了几十年，深知书道渊深，就艺术而言，我的体会是难在由“会写”到“不会写”，并非难在从“不会写”到“会写”，“会”到“不会”也就是由熟入生，我的努力方向还是在熟中求生，不能不断重复别人与自己，不断地“否定”自己，才会有所前进。
　　近年本人在楚简研究创作中下了不少功夫，关于古文字书法的创作研究倒是“学者书法”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不研究“小学”，这“创作”则无从谈起。从甲骨问世以来，“四堂”的甲骨文书法无不伴随着研究的由浅入深，认错了，就写错了(如罗振玉《甲骨文字楹帖》)，这是历史的产物。我们并非以后贤否认前贤，因为人类认识真理总有个历史过程。正如我们今天写楚简、汉简也有误释误为一样。
　　我不喜欢自己“定位”，也不喜欢被他人“定位”，纵然有人为我“定位”较准，也是自然的品格。我更不提倡青年被人过早“定位”，因为这可能就产生被“钉”死的悲剧，不再有发展。虽然“定位”会给某些书家带来利益，但它可能禁锢一个人艺术创造的活力，一句话：在艺术领域我喜欢自由地翱翔，也许遇到挫折，乃至折断翅膀，但总比在鸟笼中飞快活百倍。
　　我自幼酷爱绘画，因家父虽然善书，但似乎更希望我成为画家，我学西画拜过师，吉林省艺术学院原院长胡悌林教授，广州美术学院蚁美楷先生，画家刘宝平先生等，国画则全属自学。
　　除了书法，山水画是我所酷爱的，我崇拜老庄，崇尚自然，“模山范水”不以为非，这是“文革”中当“逍遥派”，不肯浪费宝贵的年华出去打打杀杀，把学校发的写大字报用的纸拿来练了国画，才粗通了笔法，墨法，今天看来真是物尽其用了。如有可圈可点处，大半是借助了书法的笔法线条，那时20几岁，画家都被打倒，于是到处挖掘“破四旧”中幸存的范本，胡佩衡，贺天健、李可染、黄宾虹、钱松岩、傅抱石……得谁练谁，大抵有百余张，因此没有什么“套路”，更不入任何流派，成败也全凭运气，因此这些画未免遭到“四不象”或“半生不熟”之类的批评。也许有人也会把它们纳归入“文人画”“学者画”并加一番褒贬，其实归入什么门类，或“不伦不类”我也并不在乎，我只在乎画出自己的情趣，自己的心态，所谓“胸中丘壑”也正是文人画家的审美取向。也许有爱管闲事的先生会责有烦言曰：“你是个书法家，理论家，为何要画画呢？”这话问得奇怪：我为何不能画画?给他一个言而由衷的答案即是“为所欲为!”“为艺术而艺术”而已矣!书法家也需要其他门类艺术的营养：绘画、篆刻、音乐、雕塑等。不然他的艺术总不免偏枯，眼界与思维都不免狭窄，当然我们没有弘一法师那样高才，没有达·芬奇那样全才，但“通”总比一窍不通好。当然，离画出自己的面目，画出自家的精神、胸怀、人格还差十万八千里，因此，对我的画(如果算是“画”)的反应我不大在乎，齐白石所谓“人誉之一笑，人骂之一笑”而已矣!
　　
　　刘启林，1944年生，吉林省九台市人。196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出身于三代相承的教育与书法世家，青年时期曾师从孙晓野教授、丁盛文教授及郝幼权等先生学习书法、篆刻。20世纪80年代初调入汕头大学，先后任历史系、中文系教授，从事书法学、古代史、古代文学与历史文献学教学与研究，并开始大学书法教育与理论研究生涯。后结识启功、王学仲、杨仁恺、欧广勇、曹宝麟等著名学者与书家，于书法史、书法文献学及古代书论等颇多创见，受到启功大师及王学仲、陈振濂等先生嘉许。书法作品以苍拙、浑穆、豪放见长，尤善行、草、隶，并于战国文字书法用力至勤。作品参加过多次国内外名人书画展、学者书法展，作品及论文多刊于《中国书法》、《中国书法通讯》、《书法研究》、《古籍整理研究》、《书法》等刊物上。
　　近年潜心于楚简、帛书书法的研究与创作，尤善以古代典籍为题材的长篇累牍的创作，目前已完成的楚书稿本有《楚辞·离骚》(节录)、《楚辞·九歌》(《湘君》、《湘夫人》)、《论语》(节录)、《今本老子》(节录)、《孙子兵法》(节录)及《千字文》、《战国策》(节录)等。
　　现为中国书协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北京中国书画研究院院士及黾学书院学术委员，广东岭南书法篆刻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古今书法要论》、《书画赏鉴探幽录》、《梦溪笔谈艺文部校注》、《历代诗分类大辞典》、《中华掌故大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