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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间，每当新年起航，北京人民大会堂总会迎来一拨特殊的客人。
他们有的来自探索前沿奥秘的实验室，有的来自协力攻关的工程一线，有的来自勇克技术难题的企业……他们“心细如发”，总是不放过试管、公式、程序、零件中的细节变化，他们又“不拘小节”，常常忽略深夜滴答流淌的时间、额头上的汗水和面对困难的煎熬。
他们把非凡才能奉献给了科学技术，却常常忽略了自己。而在这一天，当他们坚定的脚步迈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会场，国人尊敬的目光都会为他们而定格。
励才，永不改变的深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存浩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追寻科学报国的梦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搞激光比搞火箭还困难，主要是一无所有。缺资料、仪器、设备，连基本的光谱仪、示波器也没有。”张存浩回忆说，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他和同事们执着创新，攻克种种科技难题，使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达到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水平，为国家建设和国防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4年1月10日，满头银发的张存浩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为能够奉献于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而感到无比的幸运和骄傲！”这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深情地说道。
15年来，在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上，人们记住了他们：吴文俊、袁隆平、黄昆、王选、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吴征镒、闵恩泽、徐光宪、王忠诚、孙家栋、谷超豪、王振义、师昌绪、吴良镛、谢家麟、郑哲敏、王小谟、张存浩、程开甲、于敏。这些名字成为激励一批批中国科技人才锐意进取、不竭创新的旗帜。
这是一个不以资历、身份论英雄的至高荣誉，创新是它唯一的标准。2015年，35岁的中专电工王进捧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名国家电网山东检修公司的一线工人，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一项高难度技术：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对超高压线路“做手术”。2011年的一天，±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线路出现导线破损，400万千瓦的负荷决定了只能对它实行“带电手术”。凭借创新技术，王进用了不到1小时的时间，成功完成了世界首次±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这是一个应用价值不断受到重视的榜单，企业从榜单“黑马”变为“常客”，一大批企业创新人才获得了国家之手的“点赞”—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勇摘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家民企用了近10年时间，使我国成为突破全流程自动化染色技术并实现工程化应用的国家。这一创新装备能节约用工70%以上，染色一次合格率比国际先进水平还要高5个百分点。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长沙院的设计团队完成了罗布泊盐湖钾资源从开采到产品的全套技术开发，建成世界产能第一的硫酸钾生产装置。这项工程彻底改变了罗布泊的面貌，让曾经的“死亡之海”变为工业总产值40亿元的繁荣小镇。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出辣椒天然产物高值化提取分离关键技术，将我国自主生产的辣椒红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由不足2%增加到80%以上，销售量占到全球的50%，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大奖，热情召唤着国际英才。15年来，18个国家的76位外籍专家和2个组织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来自不同国家的创新英才倍受激励，不断深化国际科技创新的交流合作，使我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50年，时代铸造的榜单
为了这个铭刻国家创新记忆的榜单，我们用制度之笔雕刻了半个世纪—
1949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要“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将其赫然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我国科技奖励丰碑的奠基石。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前身。
1963年，国家发明奖开始评选，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获奖证书题写了“发明证书”字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相继恢复。
1985年，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首次颁奖。同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科技奖励丰碑的根基更加稳固。
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科技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施行，用专门篇章对科技奖励做出明确规定。
1994年，国务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9年，国家对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实行重大改革，颁布实施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增设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完善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大幅度削减了省部级奖，规范了社会力量设奖。
通过50年的制度铸造，中国科技奖励丰碑拔地而起。此后，从2000年到2015年，共25位科技专家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4706项科技成果获得嘉奖。每一项成果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力量—
物理、有机化学、古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高温超导材料等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发现，引领我国未来发展;
载人航天、嫦娥工程、超级计算机、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科技成就，让我国科技有了世界级的坐标;
青藏铁路、大庆油田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惠及百姓生活，加速经济发展;
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中成药二次开发等重大专项成果，让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杂交水稻、甲型H1N1流感防控等一大批涉及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惠及民生的科技成果，保障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3D打印、高端控制装备等一大批高新技术，推动了我国战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预警雷达、战斗机、巡航导弹、核潜艇等一大批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项目，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承载着一项项创新硕果，中国科技奖励创新榜正发出越来越炫目的光彩。
改革，奖励制度更加完善
曾经，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领奖台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身影。一方面，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多、产出慢，年轻人往往坐不住“冷板凳”;另一方面，年轻人总是很难与资深前辈同台竞争，获得参评的“入场券”。
要打破这种僵局，奏好中国科技创新交响乐，需用好国家科技奖励这支“指挥棒”。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首次为40岁以下青年科学家设立专门推荐渠道，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基础研究。39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施章杰、38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高会军相继获此殊荣。
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唯有依靠创新。多年来，国家科技奖敏锐地倾听改革的呼声，用一次次创新改革对自己“精雕细琢”—
面对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呼吁，国家科技奖大幅减少奖励数量，不断优化奖励结构，将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比例分别从过去的10%、15%、75%调整为15%、25%、60%。
面对越来越多的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实际，国家科技进步奖试点设立创新团队奖励，为团队创新量身打造评价标准体系。评审会通过每年奖励3个创新团队，来激发全社会协同创新的热情。
面对公开透明评审的诉求，国家科技奖在评审过程中建立公众旁听制，全面实行可追溯的视频答辩、网络评审全盲管理模式，公布会评专家名单，开展参评项目经济效益真实性核查。
面对提升评选科学性的期望，国家科技奖强化小同行专家评审，增强候选项目与评委的专业匹配度;增加海外专家数量，吸收行业、产业、企业专家参与评审;将初评通过项目按行业、学科分类向相关部门、社会学术团体进行咨询。
对待异议，国家科技奖勇于直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邹大挺说：“公开的力度越大，引发的关注甚至异议可能会越多。对于异议，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让符合事实的异议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也不会让一些好项目因恶意诽谤而受挫。这从我们历年对异议的处理方式就能看出，有异议的项目中大约有一半会被淘汰，但也有一半能继续参与评奖直到最终获奖，这反映了国家科技奖评奖对异议的客观态度。”
经过对近4000名评审专家的问卷调查，95.4%的评审专家认为现行科技奖励体系科学合理、运行规范，在促进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也引起了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美、俄、韩、印度等国家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多次专程前来了解学习。
在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创新改革中，在国内外强烈关注的目光中，国家科技奖这只大手将更加温暖有力，面向世界托举着中国创新梦。
（本文转自《经济日报》）
他们有的来自探索前沿奥秘的实验室，有的来自协力攻关的工程一线，有的来自勇克技术难题的企业……他们“心细如发”，总是不放过试管、公式、程序、零件中的细节变化，他们又“不拘小节”，常常忽略深夜滴答流淌的时间、额头上的汗水和面对困难的煎熬。
他们把非凡才能奉献给了科学技术，却常常忽略了自己。而在这一天，当他们坚定的脚步迈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的会场，国人尊敬的目光都会为他们而定格。
励才，永不改变的深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存浩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化学激光、分子反应动力学等领域追寻科学报国的梦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搞激光比搞火箭还困难，主要是一无所有。缺资料、仪器、设备，连基本的光谱仪、示波器也没有。”张存浩回忆说，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他和同事们执着创新，攻克种种科技难题，使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达到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水平，为国家建设和国防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4年1月10日，满头银发的张存浩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这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科技工作的高度重视，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为能够奉献于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而感到无比的幸运和骄傲！”这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深情地说道。
15年来，在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领奖台上，人们记住了他们：吴文俊、袁隆平、黄昆、王选、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吴征镒、闵恩泽、徐光宪、王忠诚、孙家栋、谷超豪、王振义、师昌绪、吴良镛、谢家麟、郑哲敏、王小谟、张存浩、程开甲、于敏。这些名字成为激励一批批中国科技人才锐意进取、不竭创新的旗帜。
这是一个不以资历、身份论英雄的至高荣誉，创新是它唯一的标准。2015年，35岁的中专电工王进捧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这名国家电网山东检修公司的一线工人，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一项高难度技术：在不停电的情况下，对超高压线路“做手术”。2011年的一天，±660千伏银东直流输电线路出现导线破损，400万千瓦的负荷决定了只能对它实行“带电手术”。凭借创新技术，王进用了不到1小时的时间，成功完成了世界首次±660千伏直流输电线路带电作业，挽回经济损失500余万元。
这是一个应用价值不断受到重视的榜单，企业从榜单“黑马”变为“常客”，一大批企业创新人才获得了国家之手的“点赞”—
山东康平纳集团有限公司勇摘201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这家民企用了近10年时间，使我国成为突破全流程自动化染色技术并实现工程化应用的国家。这一创新装备能节约用工70%以上，染色一次合格率比国际先进水平还要高5个百分点。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长沙院的设计团队完成了罗布泊盐湖钾资源从开采到产品的全套技术开发，建成世界产能第一的硫酸钾生产装置。这项工程彻底改变了罗布泊的面貌，让曾经的“死亡之海”变为工业总产值40亿元的繁荣小镇。
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出辣椒天然产物高值化提取分离关键技术，将我国自主生产的辣椒红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由不足2%增加到80%以上，销售量占到全球的50%，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
这是一个具有国际视野的开放大奖，热情召唤着国际英才。15年来，18个国家的76位外籍专家和2个组织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来自不同国家的创新英才倍受激励，不断深化国际科技创新的交流合作，使我国在更高的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50年，时代铸造的榜单
为了这个铭刻国家创新记忆的榜单，我们用制度之笔雕刻了半个世纪—
1949年，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要“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将其赫然列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成为我国科技奖励丰碑的奠基石。
1956年，中国科学院组织评审了新中国的第一次科学奖金，成为国家自然科学奖的前身。
1963年，国家发明奖开始评选，毛泽东主席亲笔为获奖证书题写了“发明证书”字样。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的春天”到来，自然科学奖、国家发明奖相继恢复。
1985年，为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设立的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首次颁奖。同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科技奖励丰碑的根基更加稳固。
1993年，新中国第一部科技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颁布施行，用专门篇章对科技奖励做出明确规定。
1994年，国务院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9年，国家对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实行重大改革，颁布实施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增设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完善了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大幅度削减了省部级奖，规范了社会力量设奖。
通过50年的制度铸造，中国科技奖励丰碑拔地而起。此后，从2000年到2015年，共25位科技专家登上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4706项科技成果获得嘉奖。每一项成果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力量—
物理、有机化学、古生物学与进化生物学、高温超导材料等领域的重大突破和发现，引领我国未来发展;
载人航天、嫦娥工程、超级计算机、人类基因组计划等科技成就，让我国科技有了世界级的坐标;
青藏铁路、大庆油田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惠及百姓生活，加速经济发展;
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中成药二次开发等重大专项成果，让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杂交水稻、甲型H1N1流感防控等一大批涉及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等惠及民生的科技成果，保障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3D打印、高端控制装备等一大批高新技术，推动了我国战略高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预警雷达、战斗机、巡航导弹、核潜艇等一大批涉及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项目，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维护了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承载着一项项创新硕果，中国科技奖励创新榜正发出越来越炫目的光彩。
改革，奖励制度更加完善
曾经，国家自然科学奖的领奖台上几乎没有年轻人的身影。一方面，由于基础研究投入多、产出慢，年轻人往往坐不住“冷板凳”;另一方面，年轻人总是很难与资深前辈同台竞争，获得参评的“入场券”。
要打破这种僵局，奏好中国科技创新交响乐，需用好国家科技奖励这支“指挥棒”。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奖首次为40岁以下青年科学家设立专门推荐渠道，引导更多的青年人投入基础研究。39岁的北京大学教授施章杰、38岁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高会军相继获此殊荣。
要更好地鼓励创新，唯有依靠创新。多年来，国家科技奖敏锐地倾听改革的呼声，用一次次创新改革对自己“精雕细琢”—
面对增强我国原始创新能力的呼吁，国家科技奖大幅减少奖励数量，不断优化奖励结构，将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比例分别从过去的10%、15%、75%调整为15%、25%、60%。
面对越来越多的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实际，国家科技进步奖试点设立创新团队奖励，为团队创新量身打造评价标准体系。评审会通过每年奖励3个创新团队，来激发全社会协同创新的热情。
面对公开透明评审的诉求，国家科技奖在评审过程中建立公众旁听制，全面实行可追溯的视频答辩、网络评审全盲管理模式，公布会评专家名单，开展参评项目经济效益真实性核查。
面对提升评选科学性的期望，国家科技奖强化小同行专家评审，增强候选项目与评委的专业匹配度;增加海外专家数量，吸收行业、产业、企业专家参与评审;将初评通过项目按行业、学科分类向相关部门、社会学术团体进行咨询。
对待异议，国家科技奖勇于直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主任邹大挺说：“公开的力度越大，引发的关注甚至异议可能会越多。对于异议，我们会实事求是地处理，让符合事实的异议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同时也不会让一些好项目因恶意诽谤而受挫。这从我们历年对异议的处理方式就能看出，有异议的项目中大约有一半会被淘汰，但也有一半能继续参与评奖直到最终获奖，这反映了国家科技奖评奖对异议的客观态度。”
经过对近4000名评审专家的问卷调查，95.4%的评审专家认为现行科技奖励体系科学合理、运行规范，在促进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科技奖励制度也引起了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美、俄、韩、印度等国家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多次专程前来了解学习。
在一次次卓有成效的创新改革中，在国内外强烈关注的目光中，国家科技奖这只大手将更加温暖有力，面向世界托举着中国创新梦。
（本文转自《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