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时代的侧影》、《现象1980》、《甲子》这些片子里，历史似乎有了开口诉说的姿势，历史资料全用原片同期声，看不到所谓专家的指指点点，“不需要他们引导观众”
　　
　　话说1979年盛夏某日，安徽省灵璧县城，14岁的男孩小清子猫在粮站门口，探视他可能的未来。
　　他很淘气，初中毕业会考分数够不上录取线，因为父亲在这所中学任教，被“照顾”进了高一。母亲说，考不上大学，进粮站开票是没问题的。
　　现在，小清子正望着那个开票的瘦男人：眉毛胡子上挂着一些面粉，像当年的动脑筋爷爷——他困顿地望向天花板，长久保持这个姿势，每当运粮女工从身后过，他会飞快地转过身去摸一下她的屁股，又飞快地转回来，继续望天……小清子的心低下去，低下去，突然，开票男呲出黄牙，奋力从鼻孔中拖出一坨鼻屎，毫不犹豫地，按在桌面上。
　　
　　有几次坐火车回家，陈晓卿听着到北京做保姆的同乡女孩卷着舌头说话，就动了拍她们的心思。他和安徽台的同仁摸到安徽无为县妇联，找了22个第一次去北京做保姆的女孩，从她们离家的那一刻跟拍，坐汽车，坐火车，一直跟到她们进了北京城，在一些人家安顿下来，历时一年半。城市的冷漠、伪善，外来者不停地委屈自己迁就它、适应它。片子粗剪出来，朱羽君教授看哭了。
　　今天回过头看，陈晓卿觉得它在技术上粗糙，但是用了心，动了情。他的学生认为这是陈老师最好的作品。而另一头，10多年过去，那些姑娘有事还会跑到央视找陈晓卿。
　　1993年，上海台的《纪录片编辑室》、央视的《生活空间》等，破天荒让平凡的人、平凡的生活上了荧屏。生活的残酷，普通人的挣扎、隐忍，取代了英雄人物的单一和苍白。步入21世纪，这类片子又不见了，取而代之的不是让你哭，就是博你笑，“恭喜你，答对了”、“OK，给点掌声好不好”。他讨厌这样的节目。某天，他突然想出一个词：纪录片的贞操。他说，就算今天已经很开放了，“贞操”还是有人在乎的吧。
　　他的理想是像小川绅介那样拍到死。无论拍土豆还是拍上帝，无论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他自信可以胜任任何类型的片子。
　　“发现平凡生活里的乐趣，那种快乐，多少钱也换不来。拍《龙脊》时有一段，一群孩子上课，小主人公上台解题，完了老师带领同学们表扬他：‘潘能高，最能干，潘能高，最能干。’这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由爷爷带着。爷爷原是桂北游击队队员，解放后在兴安火车站当巡道员，后来回到山里成亲、当农民，整个人都系在这孩子身上。他是村里惟一见过世面的人，知道李宗仁、毛泽东。摄制组进村时，村长说，去潘家聊吧，他汉话说得好。聊着聊着潘能高放学了，把书包一扔，往地上一躺，拿出课本念：‘泉水泉水你到哪里去……’爷爷马上拖着个板凳凑过去看孙子念书，就那种贱兮兮的样子，也不理我们了。后来我们拍爷爷教孙子插秧，那是潘能高第一次下田，完了爷爷站起身说：‘潘能高，真能干。’唉，我们拍到这些的时候，真是摄像机都不想要了，扔田里算了。”
　　“让普通人不畏惧你的镜头，难吗？”
　　“一点儿都不难。马克思说，无产者失去的，只有锁链。一个农民，一个打工仔，他可能有说假话的企图，但可能性很小，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在瑶族村寨拍《龙脊》，前一个月拍的素材几乎没用上，后来渐渐不同。
　　“拍一个孩子割猪草回家。他从山上下来，我们提前跑两步，拍他开门，扔下猪草，跨过摄像机，当我们是他们家的狗一样，哈哈。”
　　
　　从《刘少奇》到《森林之歌》
　　
　　拍完文献纪录片《刘少奇》，陈晓卿见到了刘的家人，经过关键人说服，王光美同意接受采访。1998年2月的16天里，摄制组每接到通知就扛着设备，赶到木樨地王光美的家中，从头说起，包括在西柏坡的婚礼。老人的修养、党性、坚忍，让他落了泪。因为某种原因，最终成片的12集纪录片里，王光美的访谈不到5分钟。去年老人去世那天，陈晓卿接到朋友短信时正在同学聚会的热闹里，他挣出来清静了几分钟，稍后写了这样几句话：“那些磁带静静地躺在中央电视台的素材库里，恒温恒湿。希望我将来的同行们能够发现它们，善待它们。”
　　从徒弟金铁木花3年时间拍完的《圆明园》，一路谈到任学安总编导的《大国崛起》，陈晓卿有保留地赞扬，这些片子从最初极好的创意到折衷、让步、完成，他一歪脑袋：“实现了初衷的50%？”他断定，一个为国家电视台工作的有思想的编导，必须放弃一部分个人理想。
　　1998年，陈晓卿深入阅读党史和传记，所以今天他能告诉你哪部高级将领的传记含金量最高，哪段史实有出入。那些难得的采访经历已转化为对伟人、对历史的再认识，种在心里。拍完《宋庆龄》，他渐渐淡出文献片，回到普通人中间，用他的话说：接地气。
　　《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