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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
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出发，过满归，到敖鲁古雅，火车一路向北，深入大兴安岭的神秘深处，这可能是探访鄂温克族的唯一路线。
鄂温克族，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山林之中，目前只有大概3万余人，一部分目前居住在根河市，分布于敖鲁古雅定居点，以及阿龙山镇的一些猎民点。因为这部分鄂温克人以养驯鹿为生，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使鹿鄂温克人，他们养驯鹿的历史至少有300年。
然而，十三年前根河市政府组织的一次生态移民，却完全改变了鄂温克族的生活方式。背靠山林的民族倏然要离开山林，结束他们游猎的传统，定居下来，让这个民族难以适应。十余年过去了，鄂温克人依旧徘徊在定居和游猎之间：既没有真正定居下来，仍然怀念着在山林中的日子；又无法真正回到山林，因为猎枪已被收缴，而驯鹿早已跑远……
玛利亚·索口中的驯鹿王国
2011年9月29日，大兴安岭下了两周的雪终于停了，但天气仍然还很阴冷。被称为“鄂伦春族最后一个酋长”的玛利亚·索搓着手上的面，看着外面阴沉的云，没有任何表情。叫“强纳咕”的小鸟好像也不再来了，不再飞到玛利亚·索的手里拣瓜子。
这一次，惯于沉默的玛利亚·索终于在其二女儿德克莎的陪伴下，面对着导演顾桃的镜头，开始讲述自己近一个世纪的森林生活，以及她所热爱的曾经的驯鹿王国。
没有一个人比玛利亚·索更了解使鹿鄂温克族部落。她90多岁了，鄂温克人中没有比她更年长的，她是族人们的酋长，被族人看作活着的图腾。
玛利亚·索从能牵鹿开始，就跟着父母出去打猎，帮着喂鹿。20岁出嫁时，家里人为她出了6头鹿作为嫁妆，当时家中一共就十几头鹿，算条件相当好的了，很多姑娘都没有鹿作为嫁妆。玛利亚·索的丈夫是个有名的猎手，能找驯鹿，也顾家。
年轻的时候，玛利亚·索跑得很快，连男人都佩服她。有的小驯鹿刚出生不让人碰，疯跑一气，只有她能追上。40多岁的时候，是玛利亚·索鹿最多的时候，多得怎么抓都抓不过来，目之所及尽是鹿群。
玛利亚·索告诉顾桃，鄂温克人是非常看重驯鹿的人，有了驯鹿，才能过得踏实。鄂温克人使鹿使用半野生饲养方式，即无人看管，自由寻食，不用在外，用时找回。驯鹿的生存繁衍，基本靠的是自然条件。鄂温克人只养鹿，并不杀鹿，更不吃鹿，即使死掉也不吃，因为驯鹿对他们来说就是朋友。
为了找驯鹿，玛利亚·索曾经在林子里走几天几夜。现在树林被砍得多了，苔藓也少了，地衣植物是驯鹿主要的食材，它们采食范围不断缩小，通常要走很远去觅食，所以驯鹿也更不好找了。
鄂温克人同其他居于森林中的民族一样，喜欢狩猎。玛利亚·索回忆，到了冬天，大人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打猎，他们把冬天叫做“打灰鼠的季节”，整个冬天鄂温克人都在牵着驯鹿搬家，哪里有灰鼠他们就搬到哪里。
鄂温克人打猎用的猎枪基本都是自己买的，上世纪60年代，政府还发了枪。玛利亚·索说，那时候，政府对鄂温克人一直都挺好，逢年过节，当官的都来探望，还曾给每家都发了一顶新帐篷，包括现在都还在用的铁皮炉子。
后来，玛利亚·索当上了“额尼”。所谓“额尼”，也并非什么显赫的职位，其实就是族人对她的尊称罢了。鄂温克人的事她知道的比谁都多，所以她就是额尼。额尼非常讨厌酒，她5个子女中的两个都是醉酒后意外身亡的，但鄂温克人本性又嗜酒如命，所以额尼总是把酒藏在树林里。其他族人们喝酒都得背着她喝，偷她藏起来的酒喝。在玛丽亚·索面前喝酒，轻则会招来一顿骂，重则会飞来随便的一个什么东西，砸在头上，比如手电筒，木头棒子之类。
找酒也是一种天赋
众多偷酒喝的族人中，柳霞是最能找酒的一个。
柳霞是鄂温克第一代女画家柳芭的妹妹，她的弟弟维佳也是画家。柳芭是鄂温克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做美术编辑。柳芭不喜欢城市的生活，1992年她回到山里生活。然而，山上没有音乐、电视和美术展，失去了生活兴趣的柳芭开始酗酒。2003年夏天，有人发现柳芭淹死在不到膝盖深的哈乌河里，岸边还有一堆没洗完的衣服和一个装过白酒的空矿泉水瓶。
柳霞和姐姐嗜酒如命的特点如出一辙。她的丈夫死于车祸，自己一个人抚养儿子雨果，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得醉醺醺，所以在政府的帮助下，雨果被送到了无锡一个私立学校寄读。
雨果走后，柳霞更爱喝酒了。她知道玛丽亚·索把酒藏起来了，就以找鹿为借口出去找酒。有时候，早上4点她就出去，到中午就很满足地摇晃着回来，维佳看到了，就大声呵斥：“又玩高了你！”之后轻声地说：“你告诉我在哪儿找到的酒……”
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这也是一种天赋。曾经有一个从哈尔滨来阿龙山猎民点研究动物的小伙子，爬到树上把酒藏起来。结果等他想喝去找的时候，柳霞早已把树锯断，把酒喝掉了。
在顾桃看来，喝醉了的柳霞倒是有一些诗人的气质。拍摄《雨果的夏天》的时候，顾桃去看柳霞，柳霞喝了酒坐在木桩上，阳光非常耀眼。她不断地叫着雨果的名字：“雨果就是太阳，雨果就是喜温，是雨果照耀了世界，整个大地都是雨果的，雨果是有翅膀的，看见太阳就是看见了雨果，太阳是我的儿子，雨果你怎么不来啊！”
尽管酒赐予了鄂温克族人力量与勇气，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针对鄂温克族人的研究数据显示，自使鹿鄂温克人定居敖鲁古雅40多年以来，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的有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有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的有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而整个使鹿鄂温克人部落才只有数百人。
没人知道鄂温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说，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喝酒，永远没有清醒的时候。 画了画马上就烧掉的画家
柳霞的弟弟维佳也爱喝酒，但性格上一点也不像柳霞，更像他过世的大姐柳芭。维佳很有意思，他说他今年38岁了，但马上又改口说41岁了，当你再要确认他的实际年龄时，他就挠一挠蓬乱的头发，想一想说：“哎呀！忘了。”
维佳也觉得自己像大姐柳芭。1992年，柳芭把他送去中央民族大学学国画，但他也不喜欢城市，也酗酒，跟人打架，被开除，回到猎民点，天天在生理和心理上麻醉自己，用那些劣质而廉价的白酒。
维佳除了爱画驯鹿，更爱画漂亮的女人。但是他没见过多少漂亮的女人，所以很多都是他想象着画出来的：穿着鄂温克的民族服装，手拿一杆猎枪，或俯偎在驯鹿旁，或骑着神鹿飞在天上。维佳爱交画画的朋友，但要是谁比他画得好，他也会生气。曾经有一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来的画家，大老远来看他，给他带来了画笔和酒，喝酒时还好好的，喝完就翻脸了，说要揍人家，因为那人画画画得好。
维佳也有诗意，也写诗，其中一首是这样：“一段古老的传说正在消沉/鹿铃要在林中迷失/篝火舞仍然在飞转/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
维佳画画写诗都是即兴而为的事，画画完了诗写完了，他就把它们烧了，他不希望被这些作品束缚住。维佳也每天都喝酒喝得人软软的，有人让他去山上找鹿时，他会找各种理由推掉，实在推不掉时，他就会说：“把我的解放鞋拿来，我要上月球，我一个跟头就能翻到上面。”说完自己笑得前仰后合。族人知道他醉得厉害，也就劝他不要再去了。
维佳喜欢猎枪，就像喜欢画笔一样，2003年的冬天，政府派了由警察组成的收枪工作组，其他的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喜爱的猎枪翻山越岭，跟警察捉迷藏。后来被警察堵到悬崖边，他也没有放弃，抱着枪闭眼跳了下去，幸好有一棵大树挂住了他，才没有受重伤。最后，维佳跑到了一个猎点，结果警察早在那里守候着他，警察看到他，立正向维佳敬了个礼说：“兄弟服了！”
搬迁后的使鹿部落
2003年的秋冬，是所有使鹿鄂温克人都难以忘记的季节。从8月10日开始，敖鲁古雅乡的498名使鹿鄂温克人陆续从大兴安岭森林深处走出来，迁往根河市政府安排的生态移民定居点。
8月16日，首批下山的11户37名使鹿鄂温克人全部安顿在了根河市西郊的西乌旗亚河畔，曾经的根河林业局第三车间（林场）。新定居房的构造和城镇人住的基本一样，水泥房，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间小屋，用来放置杂物。政府已经在房屋上预装了有线电视光缆和暖气管道，附近还有卫生所、敬老院以及小学等设施正在建设。
敖鲁古雅民族乡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庄会宝说，之所以要进行生态移民，是因为那些年来鄂温克民族乡水害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间可猎物锐减，猎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而新定居点为猎民们准备了配有现代生活设施的62户新住宅、占地1.68万平方米的8间标准化鹿舍，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生态移民完全是出于要提高使鹿鄂温克人生活条件的考虑。
这是让许多当地原住民嫉妒不已的优厚待遇，但猎民却不这么看。抗拒最厉害的要数玛丽亚·索。搬迁的时候，全乡231名使鹿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但玛丽亚·索没有按。有人说老人是舍不得鹿，其实她是舍不得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早在2003年生态移民之前，使鹿鄂温克人就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府主导的移民定居活动。
第一次是在1959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一部分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皮毛山货集散地，住进了当时国家拨专款建造的“木刻楞”（一种俄式小屋）里。但当时的定居并不彻底，大部分猎民只是把“木刻楞”当做下山交易时的歇脚点，平时依旧住在山里，保持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安排了第二次定居，在敖鲁古雅建了33栋“木刻楞”新房，并在满归建立医疗、粮店等服务设施，同时为猎民开辟了新猎场，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
两次定居都称不上真正的移民定居，有学者称这两次定居分别为“定而不居”和“居而不定”。但是移居敖鲁古雅对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加强了鄂温克人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改变了鄂温克人传统的狩猎生活。
从1965年开始，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年轻的鄂温克人也一样，但他们对山下的花花世界充满迷恋。
搬迁后，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驯鹿圈养，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植物，新定居点没有这种植物，驯鹿的日子不好过，很多都死去了。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使鹿鄂温克人喜欢居住在撮罗子里，吃饭睡觉都席地而坐。撮罗子是鄂温克族的一种原始房屋，一般用20至30根落叶松木搭建成圆锥状，上面盖以桦皮、帆布、兽皮。鄂温克人住在撮罗子里是有很多禁忌与讲究的：例如北边的铺位只供男主人坐卧，女人和小孩只能睡到右边的铺位；铺位与门之间的空地，是烧火取暖做饭的地方，女人和小孩不能越过……然而，自从住到水泥房以后，这一切都无法再继续了。
少数猎民因为怀念以前的生活方式，驱赶驯鹿又回到了山上，还曾掀起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回迁潮。目前，山上除了玛丽亚·索、柳霞等人的猎民点以外，还有其他好几个猎民点，最近的都距离敖鲁古雅定居点40多公里，最远的则有100多公里。每个猎民点一般是由具有亲属关系的3到5户使鹿鄂温克人家组成。玛丽亚·索曾经也下山到定居点居住，但后来又回到了山上。
而迁回山上的使鹿鄂温克人也不见得比居住在定居点的族人过得好。因为森林植被的破坏，驯鹿要觅食需要到森林深处，离猎民点越来越远，猎民要找回驯鹿越来越困难；而没了猎枪，猎民们无法通过打猎来维持温饱，也难以应对熊等威胁；住在山上的使鹿鄂温克人近年来就只能通过卖驯鹿茸挣一点钱，但是鹿茸产量很低，他们的经济情况也就很拮据。
“套子、熊害、塑料垃圾，每一样都能要鹿的命，每年因为这几样损失的驯鹿都能上百。”使鹿鄂温克人最看重的驯鹿，也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不知不觉间渐渐减少。偷猎者最为可恶，“鹿一中套，脚就废了，也就活不长了”。使鹿鄂温克人很少哭泣，但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都会暗自流泪。
“化冻的冰河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为山林的孩子引导回家路，我也是山林的孩子，于是心中就有了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森林，母亲的河，岸上有我父亲的桦皮船，森林里有我母亲的驯鹿……”这是维佳和鄂温克人对山林的共同记忆，2003年搬到山下后，这种记忆在慢慢消失。住在定居点，抑或回到山林，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说，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靠打猎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玛丽亚·索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很寂寞，觉得被别人忘了，来人了虽然很高兴，可他们老一个劲地拍照片，弄得我都不知道该做啥了。你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我，说明我这个孤老太太还是有人关心着。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给驯鹿划出个地方来。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想哭。”（特别感谢导演顾桃对本文的贡献。）
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出发，过满归，到敖鲁古雅，火车一路向北，深入大兴安岭的神秘深处，这可能是探访鄂温克族的唯一路线。
鄂温克族，长期生活在大兴安岭山林之中，目前只有大概3万余人，一部分目前居住在根河市，分布于敖鲁古雅定居点，以及阿龙山镇的一些猎民点。因为这部分鄂温克人以养驯鹿为生，所以人们又称他们为使鹿鄂温克人，他们养驯鹿的历史至少有300年。
然而，十三年前根河市政府组织的一次生态移民，却完全改变了鄂温克族的生活方式。背靠山林的民族倏然要离开山林，结束他们游猎的传统，定居下来，让这个民族难以适应。十余年过去了，鄂温克人依旧徘徊在定居和游猎之间：既没有真正定居下来，仍然怀念着在山林中的日子；又无法真正回到山林，因为猎枪已被收缴，而驯鹿早已跑远……
玛利亚·索口中的驯鹿王国
2011年9月29日，大兴安岭下了两周的雪终于停了，但天气仍然还很阴冷。被称为“鄂伦春族最后一个酋长”的玛利亚·索搓着手上的面，看着外面阴沉的云，没有任何表情。叫“强纳咕”的小鸟好像也不再来了，不再飞到玛利亚·索的手里拣瓜子。
这一次，惯于沉默的玛利亚·索终于在其二女儿德克莎的陪伴下，面对着导演顾桃的镜头，开始讲述自己近一个世纪的森林生活，以及她所热爱的曾经的驯鹿王国。
没有一个人比玛利亚·索更了解使鹿鄂温克族部落。她90多岁了，鄂温克人中没有比她更年长的，她是族人们的酋长，被族人看作活着的图腾。
玛利亚·索从能牵鹿开始，就跟着父母出去打猎，帮着喂鹿。20岁出嫁时，家里人为她出了6头鹿作为嫁妆，当时家中一共就十几头鹿，算条件相当好的了，很多姑娘都没有鹿作为嫁妆。玛利亚·索的丈夫是个有名的猎手，能找驯鹿，也顾家。
年轻的时候，玛利亚·索跑得很快，连男人都佩服她。有的小驯鹿刚出生不让人碰，疯跑一气，只有她能追上。40多岁的时候，是玛利亚·索鹿最多的时候，多得怎么抓都抓不过来，目之所及尽是鹿群。
玛利亚·索告诉顾桃，鄂温克人是非常看重驯鹿的人，有了驯鹿，才能过得踏实。鄂温克人使鹿使用半野生饲养方式，即无人看管，自由寻食，不用在外，用时找回。驯鹿的生存繁衍，基本靠的是自然条件。鄂温克人只养鹿，并不杀鹿，更不吃鹿，即使死掉也不吃，因为驯鹿对他们来说就是朋友。
为了找驯鹿，玛利亚·索曾经在林子里走几天几夜。现在树林被砍得多了，苔藓也少了，地衣植物是驯鹿主要的食材，它们采食范围不断缩小，通常要走很远去觅食，所以驯鹿也更不好找了。
鄂温克人同其他居于森林中的民族一样，喜欢狩猎。玛利亚·索回忆，到了冬天，大人们就漫山遍野地去打猎，他们把冬天叫做“打灰鼠的季节”，整个冬天鄂温克人都在牵着驯鹿搬家，哪里有灰鼠他们就搬到哪里。
鄂温克人打猎用的猎枪基本都是自己买的，上世纪60年代，政府还发了枪。玛利亚·索说，那时候，政府对鄂温克人一直都挺好，逢年过节，当官的都来探望，还曾给每家都发了一顶新帐篷，包括现在都还在用的铁皮炉子。
后来，玛利亚·索当上了“额尼”。所谓“额尼”，也并非什么显赫的职位，其实就是族人对她的尊称罢了。鄂温克人的事她知道的比谁都多，所以她就是额尼。额尼非常讨厌酒，她5个子女中的两个都是醉酒后意外身亡的，但鄂温克人本性又嗜酒如命，所以额尼总是把酒藏在树林里。其他族人们喝酒都得背着她喝，偷她藏起来的酒喝。在玛丽亚·索面前喝酒，轻则会招来一顿骂，重则会飞来随便的一个什么东西，砸在头上，比如手电筒，木头棒子之类。
找酒也是一种天赋
众多偷酒喝的族人中，柳霞是最能找酒的一个。
柳霞是鄂温克第一代女画家柳芭的妹妹，她的弟弟维佳也是画家。柳芭是鄂温克的第一个大学生，从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毕业后，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做美术编辑。柳芭不喜欢城市的生活，1992年她回到山里生活。然而，山上没有音乐、电视和美术展，失去了生活兴趣的柳芭开始酗酒。2003年夏天，有人发现柳芭淹死在不到膝盖深的哈乌河里，岸边还有一堆没洗完的衣服和一个装过白酒的空矿泉水瓶。
柳霞和姐姐嗜酒如命的特点如出一辙。她的丈夫死于车祸，自己一个人抚养儿子雨果，因为她每天都会喝得醉醺醺，所以在政府的帮助下，雨果被送到了无锡一个私立学校寄读。
雨果走后，柳霞更爱喝酒了。她知道玛丽亚·索把酒藏起来了，就以找鹿为借口出去找酒。有时候，早上4点她就出去，到中午就很满足地摇晃着回来，维佳看到了，就大声呵斥：“又玩高了你！”之后轻声地说：“你告诉我在哪儿找到的酒……”
柳霞找酒的技术很高，这也是一种天赋。曾经有一个从哈尔滨来阿龙山猎民点研究动物的小伙子，爬到树上把酒藏起来。结果等他想喝去找的时候，柳霞早已把树锯断，把酒喝掉了。
在顾桃看来，喝醉了的柳霞倒是有一些诗人的气质。拍摄《雨果的夏天》的时候，顾桃去看柳霞，柳霞喝了酒坐在木桩上，阳光非常耀眼。她不断地叫着雨果的名字：“雨果就是太阳，雨果就是喜温，是雨果照耀了世界，整个大地都是雨果的，雨果是有翅膀的，看见太阳就是看见了雨果，太阳是我的儿子，雨果你怎么不来啊！”
尽管酒赐予了鄂温克族人力量与勇气，但过量的饮酒却在侵蚀这个民族的骨髓和灵魂。一份针对鄂温克族人的研究数据显示，自使鹿鄂温克人定居敖鲁古雅40多年以来，因酗酒而导致直接死亡的有14人，因酗酒后失控发生的冻死、烧死、自杀、他杀、失踪、溺水有47人，两者相加即因酗酒而直接、间接死亡的有61人，年均死亡1.5人，而且大多数是青壮年。而整个使鹿鄂温克人部落才只有数百人。
没人知道鄂温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滴酒不沾的玛丽亚·索说，过去只有在过节或来客人的时候，大家才聚在一起喝酒，而现在好多人一年到头就喝酒，永远没有清醒的时候。 画了画马上就烧掉的画家
柳霞的弟弟维佳也爱喝酒，但性格上一点也不像柳霞，更像他过世的大姐柳芭。维佳很有意思，他说他今年38岁了，但马上又改口说41岁了，当你再要确认他的实际年龄时，他就挠一挠蓬乱的头发，想一想说：“哎呀！忘了。”
维佳也觉得自己像大姐柳芭。1992年，柳芭把他送去中央民族大学学国画，但他也不喜欢城市，也酗酒，跟人打架，被开除，回到猎民点，天天在生理和心理上麻醉自己，用那些劣质而廉价的白酒。
维佳除了爱画驯鹿，更爱画漂亮的女人。但是他没见过多少漂亮的女人，所以很多都是他想象着画出来的：穿着鄂温克的民族服装，手拿一杆猎枪，或俯偎在驯鹿旁，或骑着神鹿飞在天上。维佳爱交画画的朋友，但要是谁比他画得好，他也会生气。曾经有一个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来的画家，大老远来看他，给他带来了画笔和酒，喝酒时还好好的，喝完就翻脸了，说要揍人家，因为那人画画画得好。
维佳也有诗意，也写诗，其中一首是这样：“一段古老的传说正在消沉/鹿铃要在林中迷失/篝火舞仍然在飞转/桦皮船漂向了博物馆/那里有敖鲁古雅河沉寂的涛声……”
维佳画画写诗都是即兴而为的事，画画完了诗写完了，他就把它们烧了，他不希望被这些作品束缚住。维佳也每天都喝酒喝得人软软的，有人让他去山上找鹿时，他会找各种理由推掉，实在推不掉时，他就会说：“把我的解放鞋拿来，我要上月球，我一个跟头就能翻到上面。”说完自己笑得前仰后合。族人知道他醉得厉害，也就劝他不要再去了。
维佳喜欢猎枪，就像喜欢画笔一样，2003年的冬天，政府派了由警察组成的收枪工作组，其他的猎民都把枪交了出来，维佳背着自己喜爱的猎枪翻山越岭，跟警察捉迷藏。后来被警察堵到悬崖边，他也没有放弃，抱着枪闭眼跳了下去，幸好有一棵大树挂住了他，才没有受重伤。最后，维佳跑到了一个猎点，结果警察早在那里守候着他，警察看到他，立正向维佳敬了个礼说：“兄弟服了！”
搬迁后的使鹿部落
2003年的秋冬，是所有使鹿鄂温克人都难以忘记的季节。从8月10日开始，敖鲁古雅乡的498名使鹿鄂温克人陆续从大兴安岭森林深处走出来，迁往根河市政府安排的生态移民定居点。
8月16日，首批下山的11户37名使鹿鄂温克人全部安顿在了根河市西郊的西乌旗亚河畔，曾经的根河林业局第三车间（林场）。新定居房的构造和城镇人住的基本一样，水泥房，有一室一厅、一厨一卫，还有一间小屋，用来放置杂物。政府已经在房屋上预装了有线电视光缆和暖气管道，附近还有卫生所、敬老院以及小学等设施正在建设。
敖鲁古雅民族乡乡政府办公室主任庄会宝说，之所以要进行生态移民，是因为那些年来鄂温克民族乡水害严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林间可猎物锐减，猎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高。而新定居点为猎民们准备了配有现代生活设施的62户新住宅、占地1.68万平方米的8间标准化鹿舍，以及其他配套设施，生态移民完全是出于要提高使鹿鄂温克人生活条件的考虑。
这是让许多当地原住民嫉妒不已的优厚待遇，但猎民却不这么看。抗拒最厉害的要数玛丽亚·索。搬迁的时候，全乡231名使鹿鄂温克人都按了手印，但玛丽亚·索没有按。有人说老人是舍不得鹿，其实她是舍不得鄂温克人的生活方式。
事实上，早在2003年生态移民之前，使鹿鄂温克人就已经经历了两次政府主导的移民定居活动。
第一次是在1959年，在政府的帮助下，使鹿鄂温克人中的一部分定居在了额尔古纳河畔的皮毛山货集散地，住进了当时国家拨专款建造的“木刻楞”（一种俄式小屋）里。但当时的定居并不彻底，大部分猎民只是把“木刻楞”当做下山交易时的歇脚点，平时依旧住在山里，保持原有的游猎生活。1965年，政府安排了第二次定居，在敖鲁古雅建了33栋“木刻楞”新房，并在满归建立医疗、粮店等服务设施，同时为猎民开辟了新猎场，配发了新的枪支和子弹。
两次定居都称不上真正的移民定居，有学者称这两次定居分别为“定而不居”和“居而不定”。但是移居敖鲁古雅对使鹿鄂温克人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加强了鄂温克人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改变了鄂温克人传统的狩猎生活。
从1965年开始，绝大多数鄂温克人搬进了建在大山外的猎民新村，过着和现代人无异的生活。但玛丽亚·索一直拒绝，在她的世界里，茫茫的原始森林才是鄂温克人的归属，年轻的鄂温克人也一样，但他们对山下的花花世界充满迷恋。
搬迁后，问题也随之而来。例如驯鹿圈养，驯鹿喜欢吃一种叫“恩靠”的地衣植物，新定居点没有这种植物，驯鹿的日子不好过，很多都死去了。还有生活习惯的问题，使鹿鄂温克人喜欢居住在撮罗子里，吃饭睡觉都席地而坐。撮罗子是鄂温克族的一种原始房屋，一般用20至30根落叶松木搭建成圆锥状，上面盖以桦皮、帆布、兽皮。鄂温克人住在撮罗子里是有很多禁忌与讲究的：例如北边的铺位只供男主人坐卧，女人和小孩只能睡到右边的铺位；铺位与门之间的空地，是烧火取暖做饭的地方，女人和小孩不能越过……然而，自从住到水泥房以后，这一切都无法再继续了。
少数猎民因为怀念以前的生活方式，驱赶驯鹿又回到了山上，还曾掀起过几次不大不小的回迁潮。目前，山上除了玛丽亚·索、柳霞等人的猎民点以外，还有其他好几个猎民点，最近的都距离敖鲁古雅定居点40多公里，最远的则有100多公里。每个猎民点一般是由具有亲属关系的3到5户使鹿鄂温克人家组成。玛丽亚·索曾经也下山到定居点居住，但后来又回到了山上。
而迁回山上的使鹿鄂温克人也不见得比居住在定居点的族人过得好。因为森林植被的破坏，驯鹿要觅食需要到森林深处，离猎民点越来越远，猎民要找回驯鹿越来越困难；而没了猎枪，猎民们无法通过打猎来维持温饱，也难以应对熊等威胁；住在山上的使鹿鄂温克人近年来就只能通过卖驯鹿茸挣一点钱，但是鹿茸产量很低，他们的经济情况也就很拮据。
“套子、熊害、塑料垃圾，每一样都能要鹿的命，每年因为这几样损失的驯鹿都能上百。”使鹿鄂温克人最看重的驯鹿，也因为生态环境的恶化，在不知不觉间渐渐减少。偷猎者最为可恶，“鹿一中套，脚就废了，也就活不长了”。使鹿鄂温克人很少哭泣，但每每看到这样的场景，他们都会暗自流泪。
“化冻的冰河传唱着祖先的祝福，为山林的孩子引导回家路，我也是山林的孩子，于是心中就有了一首歌，歌中有我父亲的森林，母亲的河，岸上有我父亲的桦皮船，森林里有我母亲的驯鹿……”这是维佳和鄂温克人对山林的共同记忆，2003年搬到山下后，这种记忆在慢慢消失。住在定居点，抑或回到山林，对于使鹿鄂温克人来说，渐渐地变成了一个两难的问题。
“我们是个弱小的边境民族，靠打猎祖祖辈辈生活在大森林里。守着山林，我们有自己的传统，跟别的民族不一样。我们应该保护自己民族的东西。”玛丽亚·索说，“我一个人的时候很寂寞，觉得被别人忘了，来人了虽然很高兴，可他们老一个劲地拍照片，弄得我都不知道该做啥了。你们从这么远的地方来看我，说明我这个孤老太太还是有人关心着。现在最要紧的事，就是给驯鹿划出个地方来。一想到鄂温克人没有猎枪，没有放驯鹿的地方，我就想哭，做梦都想哭。”（特别感谢导演顾桃对本文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