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与融合: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的交叉对话

来源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lucie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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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J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44X(2021)05-0001-14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1.05.001
  主持人:安丽哲
  嘉 宾:王杰 方李莉 徐新建
  论坛时间:2021年01月06日 19:00 - 21:00
  论坛入口1:腾讯会议ID:818595112
  论坛入口2:哔哩哔哩ID:11448845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
  安丽哲:跨学科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到今天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现象。一方面,近邻跨学科研究能够成功打破学科藩篱,使得相关知识体系的研究更具备整体性,另一方面,各个交叉的近邻学科的研究也经常出现模糊不清的现象,造成很多困惑。2021年1月6日,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学研究所举办的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第17期特邀中国审美人类学的代表人物王杰教授来做一个题为“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问题与方法”的报告,该次论坛还邀请了国内艺术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方李莉研究员和文学人类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徐新建教授进行评议。此次论坛的目的一方面是理顺中国现阶段艺术人类学与审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等近邻交叉学科研究的共通与相异之处,另一方面是希望以讨论促成深入的学术探讨与争鸣,从而推动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与文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建设。
  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问题与方法
  王杰
  王杰:谢谢安丽哲老师,尊敬的方李莉老师和徐新建老师!很高兴能够作客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艺术人类学论坛的讲座,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问题与方法”。
  我就想从三个方面,来谈一谈这个问题。一个是问题的缘起;再就是共同性;第三是差异性。关于差异性,我就想从提出问题、问题的视域,还有方法论和学术的立场这三个方面,谈一谈我的一个初步思考。应该说是很不成熟的,很希望三位学者,还有在线上的广大听众,批评指正。
  第一点,问题的缘起。其一,20世纪90年代在广西师范大学的时候,我和覃德清老师、海立波老师在讨论学科建设的时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讨论了这些问题,但是应该说当时这个概念和思路,还是不太明确的。我和我的团队,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还是在审美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上又做了一些研究和思考,今天就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为什么还要提出一个审美人类学?一个是我们觉得在对艺术、文学和美学的问题讨论中,还是有一个美学层面的问题存在。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应该说从1950年代开始,我们来讨论这个学科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有一个空间,是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不能够完全涵盖的。所以当时我们讨论得比较多的是,到底是叫“美学人类学”,还是“人类学美学”?后来我们基本上达成“审美人类学”的共识一路做下来。
  但是我们又不能局限在概念的范围内。我们团队在做当代美学的研究中,还是比较坚定地认为,艺术的概念还是不等同于审美的概念,审美的概念比艺术的概念外延要大一些,在内涵上也有一定的区别。
  其二,审美人类学更重视的是和审美相关的许多理论现象和理论问题。一种新的形态的美学,一种新的美学理念、美学方法、美学的立场,正在发展,正在形成,不同于原来以康德的形式主义美学所确立的那么一种理论体系。在这种新的理论体系中,审美经验、审美机制、审美制度,这些概念应该说在当代语境中具有越来越大的重要性。
  其三,这个问题的缘起,还在于文化经济时代的来临,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又叫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时尚这种现象提到了美学的学术领域中,或者说提到了美学研究的学术日程中来。而以前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对时尚,是从批判性的角度,作为一种跟消费文化相联系,或者跟工业相联系的现象来研究和讨论的。但时尚实际上和当代艺术的边界已经不明显,它与艺术中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有很多的重合。
  在做当代美学问题的时候,我还花了一点时间做了一个相关的课题,叫“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通过对当代中国文艺政策史的研究,我注意到一个现象,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国文艺政策的理论基础是不扎实的。我在我的论文里面,也提出当代美学的研究是当代文艺政策的很重要的基础。所以在做当代美学的研究中,我们这几年开始尝试情感民族志的研究,通过对当代电影的偏向于实证的一种讨论,想找到一种不同于威廉斯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一种情感结构方法。我认为当代美学有很多的形态,不同于德国古典美学,也不同于新批评的一些形式主义美学,它有一种新的形态。我认为审美人类学是当代美学的一种形态,这是我们团队经过几年研究,形成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一个基本的判断。当代美学和原来的传统美学,或者说和现代美学的一个区别,是社会性转向,就是从原来的精神性思辨那种理念性的美学向社会性的,和人类学方法、社会学方法,以及其他实证科学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转向。
  第二点,共同性。我觉得我们应该说可以达成共识,不管文学人类学也好,艺术人类学也好,还是审美人类学也好,作为一种人类学的泛学科方向,或者交叉学科,它都必须以田野研究、田野调查为基本方法。应该说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在这一方面比审美人类学要做得好,因为美学是非常理性的精神性的学科,要实现人类学转向,应该来说是不容易的。
  另外,我觉得在一些重要的学术概念上,像语境、神话、仪式、野性的思维等,应该说我们这些学科,或者说我们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都在使用。但是我自己认为这些概念在具体的使用上,还是有细微差别的。
  第三点,我就想谈一谈,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刚才我也讲了,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直缠绕我们团队的一个问题。我们团队的成员都跟我建议,要我把這个问题澄清。   首先从物质基础来讲,审美人类学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到现在审美人类学把美学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的努力,在美学学科和人类学学科中已经超过一个世纪以上的学术历程。但是,在我所触及的资料层面上,还没有对审美人类学这个学科做出比较稳定、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学术表述。也就是说,这个学科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不成熟的学科。
  “审美的人”这个概念,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席勒当年写《审美教育书简》的时候,它的基础是哲学人类学。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如果要阐发审美教育理论,应该以审美人类学,也就是说把哲学性的一个一般意义的、批判的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一般性的、抽象性的人的理念,变成感性的、具体的,具有无限的丰富性的一个审美人的理念,这也是古典美学和当代美学对人的本质思考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的当代美学和当代哲学,已经超越了德国古典美学阶段的关于人的二分法,进入到了更为复杂的,起码可以在三个维度上去划分的理论提问方式,或者说理论的问题域来思考。我觉得在比较公共性的学术话语系统里面,可以把它表述为审美的人和经济的人,或者现实的人。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时代或者说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模式,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的运行,从宏观到微观,到每一个个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的人,首先是一个经济的人,我们说的审美的人也是一个经济的人。
  如果我们用哲学的方法去剖析这些概念的实质,会发现这种现象:跟消费文化、时尚研究中的那种值得批判的现象相联系的,就是生物的人,现在仍然是社会中一种非常强大的文化驱动力,这个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做了很好的研究,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或者说所形成的。
  第三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其实在学理上是一致的,这个划分是特里·伊格尔顿在他非常重要的一本美学著作,叫做《美学意识形态》里面提出来的,他提出的三个维度,仍然是我们今天当代美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也是我们的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基本维度,就是把现实的人划分为劳动的人、欲望的人、意志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个三维划分,和第二个三维划分相比,我们就发现在第二个划分里面,是没有作为意志的人这个维度的。其实如果我们了解当代美学和当代哲学,就知道在当代美学和当代哲学中,叔本华和尼采把人作为一种意志现象,人有不同于生物的人,不同于经济的人,那么一种很重要的意识现象,作为人的一种存在的本质规定來研究、阐发、思考其和艺术、文化的联系,我觉得这个维度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我看来,审美人类学有一个艺术人类学可能不太关注,或者不太重视的领域,就是关于信仰的研究。我觉得信仰的研究,是我们当代美学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也是我们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很关键的所在。我在我的若干篇文章里面都谈到,中华文明或者是中华传统文化,在甲午海战之后,有一个断裂,这个断裂持续了很长时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完全缝合这个断裂,或者说我们还没有完全把这个文化的链条重新修复。
  还有在当代文化中,我们在信仰的层面上,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很重要,就是我们当代社会,特别是面向未来的当代文化,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大家应该注意到,2016年托马斯的《乌托邦》发表500周年的时候,我们在浙江大学开了一个美学论坛,主题就叫“乌托邦的力量——当代美学的政策转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团队都把当代社会的乌托邦,作为我们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应该说这个问题在中国语境中有点复杂。我的这个理论的倡议,也受到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阵营和来自于自由主义阵营的批评,从2016年批评到现在,但是我自己认为还是值得研究的。在当代文化和当代美学的研究中,应该说人的问题不可回避。不管是意志也好,情感也好,欲望也好,还是感觉也好,都涉及到人的问题,都涉及到人的存在,而且是一种具体的问题,具体的存在。
  我们团队这几年在研究中非常强调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德国古典美学和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作出过表述,也就是“人的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像阿德诺和本雅明他们都作出过表述。但是在我看来,在当代化语境中,对审美经验的完整性,还是有许多理论的空间,还是值得重新研究的。
  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文化上有着越来越被漠视的整体性,但是作为人的存在,事实上是越来越碎片化,我们人的经验越来越难以获得完整性。我觉得审美教育不是一种学艺术知识的教育,也不是去学怎么样被感动的审美经验的一个旁观的知识性的,或者阅历性的增长,而是一种体验教育,要让我们当代的年轻人,能够获得真正美学意义上的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像《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被很多的教材作为审美经验完整性的表述,伊格尔顿就曾经批判过。当代美学也是澄清过这个问题,就是以自然的人,或者生物的人为基础的那种审美经验,不是我们当代美学意义上所说的审美经验,也不是我们所说的理论意义上的审美经验的完整性。
  审美人类学的物质基础,是审美的人。相对来说,如果说人类的文化,包括学科,是一个金字塔型,那么艺术人类学就从最底部的地方,要升华上来一点,或者提升上来一点。我们讲审美人类学,是从人这种社会的最基础、最根本的现象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艺术人类学还是从艺术生产,从艺术的创造出来,然后在怎么样的语境中去实现它,因为艺术还是人类的一种很重要的文化生产方式,这是我的基本的看法。那么艺术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在我看来就是艺术理论和文化人类学的一定程度的结合,就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去研究艺术从生产方式到它的消费行为,到它的整个艺术圈,或者艺术界,或者说艺术系统的一条文化的线条。而审美人类学的基础学科就是哲学人类学加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也就是我们团队所研究的审美人类学,是在两个意义上来开展的。一个是我们重新回到康德的哲学,实际上也是一种哲学人类学,是以“人是什么”这个基本的人类学问题来切入整个哲学思考的。我觉得对于我们当代美学研究来说,或者对当代文化建设来说,我们仍然需要思考:人到底是一个抽象化的、概念化的理性存在,还是一个丰富的、具体的感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讲,哲学人类学和我们所说的审美人类学是相一致的。从哲学的维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它就称之为哲学人类学,从美学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它就是审美人类学。只是话语有所区别。   马克思主义美学或者审美人类学,跟人类学学科非常相近的还有一个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威廉斯把它发展起来叫“文化唯物主义”,也就是说人的存在的历史性,人所创作的文化,都建立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会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学非常重要的理论方法。
  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它们在学理上,在学科基础、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上,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我认为在我们把今天的学术研究做得更精细、更复杂,也更精准的目标下,在国际美学这个大的学科潮流中,或者说在这个大的学术版图中,中国美学如果也要有一个自己的位子,审美人类学可能是比较重要的,或者说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接下来我想再讲一下几个概念的区别,这几个概念应该说我们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都会使用,我们团队的成员在自己的论文中,也在不断地使用。
  第一,审美和艺术。在我看来,审美的概念和艺术的概念,在当代美学的语境中,或者在当代美学的问题域中,是有所区别的。刚才我也讲了我的理解,当代美学或者是审美人类学有着非常深刻的人类学背景,甚至是生物学基础的一个问题域,而且它一方面深深地扎在人类学存在的非常深厚广博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审美问题又一直达到人类精神境界最高的领域,也就是信仰的领域。我觉得这个是当代美学的问题域,或者是对问题的提问和思考,在当代美学里,审美这个概念突破了原来的说法。
  我们知道美学实际上就是艺术哲学,应该说从康德到黑格尔,到后来的形式主义美学,是把审美问题和艺术问题基本划等号的。然后在当代美学或者是审美人类学看来,这个等号就不再存在了,审美在两个方面或者两个问题域方面,都突破了艺术。一个是审美在人的物质基础方面,突破了艺术,因为康德开始的艺术哲学的理念,是把人作为一个理想的人,一个理性的人,来设定,来思考的,审美和艺术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包括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和美学也是这样。但是当代美学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审美活动是有着非常广厚的、非常深远的人类学基础和生物学基础的。也就是说,审美不仅是一个理性的现象,也不仅是一个社会性的现象,它还是一个非常深刻的生命现象。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审美还和精神问题相联系。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审美的意味在我看来,在现象上就是审美经验的完整性,而审美经验的完整性的最重要的文化的本质规定,就是信仰。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在美学的层面,信仰問题是存在的,而且真正的艺术和那种商业化的艺术,或者和消费主义那种以赚钱为目的的、作为一种资本存在的艺术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一种精神的力量,有一种和我们在异化的现实中,让人能够升华到一个非常高的精神境界的存在。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系统把它表述为乌托邦冲动,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今天的伊格尔顿和詹姆斯,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伊格尔顿在他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使用过审美人类学这个概念,但是伊格尔顿在他的著作的许多地方都表述过,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是一种人类学的美学。在我看来,这个人类学的含义就是从一种人的本质存在、从人的本质规定、从人需要超越文化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或者说完整的人的意义上,来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按照我们通常的文化表述,也就是信仰问题。
  法国的一个很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叫做阿伦·巴迪欧,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我是认同的。他认为在文化的许许多多的形式中,在当代形态中,比如说艺术也是文化的形式,哲学也是文化的形式,科学也是文化的形式,宗教也是文化的形式等。阿伦·巴迪欧说只有艺术这种文化形式在今天是仍然具有表达真理、掌握真理,包括传递真理的能力或者是力量的。其他的形式在阿伦·巴迪欧看来,都已经无法实现这一点。
  理性的认知,认识论意义上的认知,在今天已经不能够达到真理所要求的那种深度和复杂性,以及它所要求的具体性。阿伦·巴迪欧自己是一个哲学家,在他看来,宗教,包括科学,不再具有那么大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这是第一点,在哲学的意义上,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在对核心概念的使用上,在对核心概念的侧重方面,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艺术人类学的核心概念仍然是艺术,审美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当然就是审美。
  第二,我认为这一组概念也可以用来区别这两个学科。从柏拉图到杜维明,到现在的艺术理论也都讲审美经验。然后审美人类学也讲艺术的创造力,这两点我前面已经讲到了,这两个概念有很大的相通性,对这两个学科来讲,也都是必备的核心概念。但是在两个学科对问题的理解上,在对概念的界定上,我认为还是有区别的,当然这也是我在做这个演讲,来思考咱们学科区别的时候,做出的梳理。
  在今天这个学科已经非常细化的时代,人变得非常的碎片化。我们人只有把自己具体化,具体在一定的工作岗位上,具体在一定的身份上,才能够进入社会,才能够和别人交换,或者说我们的劳动力才能够获得社会交换,简单讲我们才能赚钱,才能养家糊口,才能够为我们的创造力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一个在陶渊明时代的什么都懂的人,什么都不专业的人,在今天是没有价值的。
  从人的合理的存在来讲,审美经验的完整性,审美经验的那种不受现实条件的约束,不受现实利益的制约的那种自由自在,那种轻松、休闲,那种飘逸的经验的状态,应该说才是人真正的理想的状态,才是真正的人的自由状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创造力和审美经验有内在的联系,但是它不等同于审美经验,我想我们应该很容易了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文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非常强调创造力。我们做美学研究的,往往简单地把创造力认为是理想主义的经验,在今天我们经过了奥斯维辛之后,经过对很多当代艺术怪诞现象的研究和思考之后,人类应该已经清醒地看到创造力,包括好莱坞的很多恐怖片,它实际上是一些很有创造力的人,但不是一个审美的人,更不是一个自由的人,甚至不是一个健全的人。对创造力的激情崇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秘密,因为创造力就是剩余价值的根源,马克思当年通过资本论发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马克思论证了剩余价值是和人相联系的,它不是物,物没有创造力,任何物,包括任何资本,都不具有创造力,人才有创造力。人可以通过他的创造,使价值增值,使一个物品得到改造,成为对人更有利、更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商品。从马克思的角度讲,资本主义文化会把艺术家神话,把创造力神话,把它夸大为人的本质规定。但是他们忽视了一点:创造力也是会异化的,不管是纳粹,还是在一些畸形的当代艺术中,我们都看到了创造力异化的非常具体的,又非常刺眼的存在。   第三,我想讲一下我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就是审美机制和艺术表达。在我看来,审美人类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审美活动是一种文化性的机制。审美活动和审美人类学很强调语境,在一个具体的语境中,所有人类的行为都是受这个语境的文化机制制约的。所以在我看来,审美人类学不仅有审美机制,有语境这个概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审美关系。在不同的生产方式、不同的文化方式的条件下,审美关系是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用意识形态理论对这一套系统做了很好的表述。托尼本尼特他们这些人,又把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和生物科学、进化论,以及社会科学相联系,研究了习性这种现象,习性也是一种机制。朗西埃就研究了当代审美分配的现象。今天审美资本主义时代,审美也是一种权利,它是受社会的权力机制制约的。这是审美人类学去研究的。在我看来,相比之下,艺术人类学的视野相对来说就要具体一点,不管是对前工业化社会艺术的表达,还是对文化工业的表达,它的研究都是局限在表达艺术想象的,艺术想象借助于一定的艺术媒介,在一定的文化机制下做出成功的表达。当然在不同的艺术生产机制中,在不同的艺术系统中,或者说在不同的艺术体制中,艺术表达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在我们看来,在对问题的思考,或者说问题域方面,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对审美机制的思考,确实是有所区别的。
  审美机制是内在的,它表现情感的表达机制,是一种活的东西。偏向于象征界这一面,偏向于社会性的表达,偏向于社会性的表达。艺术制度和艺术体制,我觉得大体上也是相似的,这一点,艺术体制和艺术制度,或者和审美制度,它们的吻合度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当然也有一定的区别。
  第四,我想讲一下方法论,也就是说区别的第二点。艺术人类学我们大家都熟悉了,田野调查,包括深度访谈和民族志等。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现代化的比较高级的阶段,这20年左右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阶段,也就是中国艺术建设,或者新农村建设发展起来的阶段,我认为艺术人类学在实践方面,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起了非常积极、非常重要的作用。
  作为方法来讲,可能是艺术人类学不重视的,或者在它们的理论框架中不重要的,但是在审美人类学中,它又是重要的。那么一个是情感民族志,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当代人文学科有一个情感转向,或者说有一个美学转向,这个转向我们中国的学术界应该说还不够重视,包括人类学界也不重视。总有一天,美学的发展或者审美人类学的发展,会和实证性非常强的主流人类学派获得更多的共识。或者说主流人类学派将会更多地用人类学所擅长的实证科学的方法,用田野的方法,来研究情感问题,来研究审美问题,来研究和探讨人怎么样获得审美经验的完整性的问题。
  我认为所有情感的领域,都可以做情感民族志的研究,从这个角度讲,它就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领域,都可以用实证的方法,用连续研究的方法,找到在具体语境中的民族的情感结构。我觉得只有我们对当代社会的情感结构有比较理性的,而且是比较有根有据的情感结构的把握,我们的文化政策,我们的教育方针,我们很多的文化活动,才会更理性、更有效,也更科学。
  我还想讲一下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理论面向,我自己的表述也不一定对。我在想,审美人类学就是一个无用之学,当然我们可以自我安慰的。我读本科的时候,我的导师刘纲纪告诉我说,无用之用为大用。当然审美人类学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用,有一天会不会有用,我现在也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们在多民族文化研究上,还是做了一点微薄的工作的。我们对边缘文化的研究,也还是局限在理论框架上,但是非常遗憾,我们在边缘文化的研究领域,不管是大众性的边缘文化,还是精英性的边缘文化,好像引用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不多,我经常也在评审博士论文,我自己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但是不要紧,这说明我们还需要努力,还在路上。
  在哲学层面,审美人类学对当代的文化现象,跟我的团队的学术传统有关,我们跟马克思主义有着比较内在、比较密切的联系,所以继承了批判美学的学术脉络。在对当代审美文化的批判上,我们是有一定警觉的,保持了美学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和自觉性。在我们拥抱文化经济,拥抱资本主义,拥抱大众文化产业的高度发展,或者说快速发展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们还是应该持批判性的立场,有某种理论的警醒,不要跟得太紧,或者说不要完全地沉下去了。这是我的看法。
  我还想讲一个这几年我比较侧重讨论的,就是悲剧人文主义的问题。我刚才讲到了,中国文化现在很重要的就是重建信仰。
  关于大众性的悲剧性现象,或者普通人的悲剧性现象,伊格尔顿还有当代西方学者,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但是我们中国学者的研究是不夠的。我觉得在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深度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后,我们要建立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产生出来的信仰。因为信仰有很多种,教给你的信仰在我看来,不是真正的信仰,只有与我们生活的经验密切相联系,与我们的经验直接相关,得到我们的经验支撑,而且又能够引领我们生活的,把我们从生活的沼泽引领出来的那样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信仰。
  我讲一下区别的第三点。我觉得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区别还可以从学术立场来讨论。大家都知道,今天特别是受人类学的影响,文化相对主义或者说非本质主义是比较流行的学术立场,或者说比较通常可见的学术立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我们已经是碎片的,碎片是没有根的,我们都是一种没有根的存在。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作为一种文化建设,特别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些很根本的问题,我觉得如果不触及,你这个文化就没有可能屹立于世界之林。我觉得中国人还是以缩着脖子的状态存在于世界文化之林,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我这个观点。我们还是叫做韬光养晦,默默地发展,还不能扬眉吐气。
  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讲,我们提这样的要求,所以我觉得本质主义还是需要的,虽然本质主义是有一点老朽的味道,但是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哲学家和一个其他学科人的区别所在。当然格雷斯博格就说文化研究的最大困境,就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多重语境叠合的现实中,那么在多重语境叠合中来把握住这个真实的意义,或者把握住它的本质主义,就成为当代文化研究最大的难题。我觉得这个难题也是我们审美人类学的难题,是审美人类学要追求、要思考的难题。   最后我跟大家分享我今天讲座的几个初步的结论。第一,我认为我们国内关于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基本发展状态,应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这半个多世纪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在学科形态上,它们是互相包容的,而且我认为还是互相支持的。
  第二点,我认为在对问题的提出,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在核心概念的内涵,包括理论的现实面向等方面,艺术人类学、文学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还是存在着某种理论上的区别。在我看来,不管是艺术人类学,还是文学人类学,都做理论的探讨,这就像我们的人类学的学科也做理论探讨,和美学有很多重合的部分,但是它们并不相等一样,我觉得这个区别还是有意义的。
  第三点,也是我今天演讲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在审美资本主义时代,或者文化经济时代,做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美学的,以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审美经验为基础的美学,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就是我今天做的审美人类学,也就是我认为中国美学的一种当代形态。当然,我们的工作还很不成熟,所以现在还没有被学术界认可,但是我认为这个方向还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会继续努力。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不成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也谈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区别
  方李莉
  方李莉:王老师好,您今天讲的题目对我的评议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咱俩是老朋友,很久不见了,今天有幸在腾讯会议上听到您的讲演,很高兴。讲座时王老师声音洪亮,激情满怀,虽然讲了两个多小时,因为内容精彩,有吸引力,所以,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享受了一顿精神大餐。
  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肯定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但是也有各自的不一样的地方,交叉模糊的地方,但是怎么去区别这些学科上的异同?我觉得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是比较好区别的,一个是形象,一个是文字,但是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之间的差别,我以前真的没有很好地思考过。我这个人做学问常常是以问题切入为主。因此,经常是跨学科的,所以没有仔细地去思考这个学科上的差别问题,王杰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增进了我在这方面的思考。
  我也是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向王杰老师学习,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互相支持走过来的。我记得,十几年前,王杰老师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组过一期审美人类学的文章,还跟我约了稿,我那是第一次写审美人类学的文章,主要是为了支持王杰老师。同时,王杰老师是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的副会长,也可以说是这个领域里的重要开创人之一,所有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学者都认识王老师。我觉得王杰教授他们这几年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我刚刚接到了向丽老师寄给我的几本审美人类学的专著,是在王杰老师主持下完成的一个国家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刚才王杰教授还介绍,而且马上要把一本审美人类学的教材写出来了。我从2003年开始教艺术人类学这门课,教了17年,还没有写出教材来,我觉得要努力一把。今天,王杰教授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这几年他团队的学者们都很出色,我关注到范秀娟老师,向丽老师等,他们都在身体力行地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事先没有得到王老师的讲演稿,仅仅以在这里听到的内容,评议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在这里就王老师谈到的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几点差异做一些回应,理解得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
  第一,王杰教授认为,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基础理论是美学,也就是哲学,而艺术人类学的基础理论是文化人类学,主要是实证主义。这样的说法,让我感到审美人类学是比较高大上的、因为它讨论的是哲学,当然哲学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他讲的一段话是很对的,就是任何的学问都是归结到哲学,如果没有哲学的高度,这门学问是做不高的。哪怕我们是做艺术人类学的,好像很下里巴人,很大众化,只做一些非主流的、亚文化的社会现象和文化。但实际上我们仍然要有哲学观,仍然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去认识这个世界,然后刻划出这个世界的宏观的文化图景,还有作为人的价值理念。也要归结到人的终极关怀问题,即不断反复地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其实任何学科都像爬山一样,当我们在山顶上相会时,我们讨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是没有隔阂的。尤其是到了哲学层面,到了审美层面,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就没有隔阂了,因为这个层面是一个自由的王国,在这里思想是自由的,是没有隔阂的。它们之所以有隔阂,可能是在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上的区别。
  第二,王杰教授说,他希望他可以把学问做得更加精准一点,更复杂一点,这个好像跟我的教育背景有一点点区别,为什么有一点点区别?费孝通先生经常叫我们做学问要平实一点,要深入浅出一点,他经常说要我们把一些复杂的难以理解的问题,用朴实的有逻辑的方法,将其讲清楚,要让更多的人明白其中的道理,他經常跟我们说,马诺夫斯基的理论是朴素的文化理论,就是因为他把大家不明白的道理用朴素的语言讲清楚了。另外,王老师说的把学问做精准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认为,绝对精准的东西是很难的,绝对精准是来自于绝对的时空观,有人说这是牛顿的幻觉。在量子力学里有一个测不准理论,在混沌学理论里还有一个非线性的动力系统,其说明的都是,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很难把所有的东西分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这就是问题的复杂性,所以,复杂性和精准性是一对矛盾。
  第三,有关王杰教授讲的本质论的问题,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把艺术的本质,包括艺术的概念讲得很清楚,是很难的。我想起了人类学家墨菲,他讲的就是艺术家族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概念是可以从好多的角度去思考的,不同的角度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因此,格尔兹认为,在后现代社会,人们不再认为真理是可寻的、单一性的、普遍性的和显现性的,而是认为,真理是在纠缠扭结的上下文背景互动中相对而言地存现的,真理是在不同的探求方式中。所以对任何事物的本质的认识,都需要放在一个具体的时空框架来认识,脱离了具体的时空框架这个本质就难以成立。我今天正好在北京工业大学做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讲的是景德镇的人文景观的变迁。在明清时期,景德镇官窑是景德镇最有权利象征意义的建筑,但1949年以后就成了封建落后的标志,最后将其拆除,在那上面建起了市政府楼。但是今天那里成为了景德镇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于是,人们又把那个政府大楼给拆了,重新建了一个官窑博物馆。同样是一座建筑,在不同的时代会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因此,它的本质和象征性解释是时代赋予它的。   第四,王杰教授说,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基础是艺术生产,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事实上我们研究的都是人,当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可能不一样。艺术人类学确实是研究人的艺术组织形式的社会性和艺术行为的文化性,但这种研究离不开人在背后的活动,这些人不仅是在建构艺术品,同时也是在创造性地建构自己,在建构自己的世界观,因为艺术的建构就是符号的建构,也是一种秩序的建构和世界象征体系的建构,我觉得这个象征体系是很重要的。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是遵循自然的规律,按本能来生活的,但是唯独人不是,人一定是要根据文化来行动的,而文化则是以一套符号体系,一套公共符號来引导这些人的行为,这一套符号体系,这一套象征体系,是由艺术在其中作用的。所以,艺术人类学也是在研究人,但其研究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文化的关系,还有人与人的关系。王杰教授讲,审美人类学研究的是真正的人、自由的人、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审美的人、经济的人、生物的人、劳动的人、欲望的人、意志的人等,我觉得都讲得挺好的。但是按照我的理解,人是一种群体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和群体而独立存在,因此,我认为,研究人一定是研究人的关系,也就是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与社会相处等。这里面就有一个心态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审美是一种心态,文化也是一种心态。我最近研究费先生的学术思想比较多,他所讲的“美美与共”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心心相映,人心相通。我们能不能通过艺术,通过这种审美来沟通我们的情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重要的。在这样的领域里审美人类学也好,艺术人类学也好,都是可以共同努力的,不一定要把我们之间的研究分得那么清楚。
  王杰教授还谈到通过审美人类学的研究促进民族文化的复兴,我很赞成这样的想法,并且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去发掘,中国的审美文化是大有可为的。我觉得,中国人在讨论人和物的关系方面,是落后的,因此在人与物打交道的工业文明中落后了。但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后工业社会时代,开始把重心放在了讨论人与人的关系上,也因而进入了审美资本主义时期,在这一时期,我认为中国是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的。儒家文化的研究中心就是“仁”“仁”就是两种人的相加,表现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文化中常讲,“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在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艺术和审美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在中国的格物致知中,人首先是要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在这个修身,即自我的修养里面,就有艺术的存在。所以,古代中国的文人,首先是琴棋书画的人,也是文化的人、审美的人,这也许是未来我们可以共同研究的领域。
  第五,王杰教授认为,审美人类学研究信仰,艺术人类学不研究信仰。我觉得这是误解,人类学就是以研究神话、研究信仰起家的。因为信仰是人类文化最核心的东西,抽掉了信仰就没有文化了,也没有艺术了。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信仰。中国人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崇拜祖先就是为了人类繁殖的生生不息,人类文化的连绵不断。因此,如果没有祠堂,没有祖先崇拜,没有各种乡俗的礼仪,那么就不存在中国文化,所以中国文化也是在建立一套信仰体系里面的。所以,艺术人类学到乡村去研究乡村艺术、乡村文化时,首先就要研究当地风土民俗中的艺术表达,里面就包括了信仰体系。即使在研究城市中的传统文化时也一样。我曾研究过景德镇的陶工,他们也是有信仰的,他们是从不同地方来到景德镇做工的人,他们不仅带来了对不同地方神的信仰,他们还共同信仰风火神、师主神等行业神。所以离开信仰的研究,我们基本上就没有办法谈文化,即使在现在没有信仰的时代,我们也用另外的东西来替代信仰,那就是再造历史来替代信仰,所以艺术人类学不仅研究信仰,而且还将其放在自己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的位置。
  第六,王杰教授谈到审美人类学研究时尚,而艺术人类学不研究时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误解,但这个误解很容易理解,因为在一般人看来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都是乡村艺术、少数民族艺术、工匠艺术等,这些艺术与时尚没有关系。其实不然,我认为,时尚并不只是一个表浅的审美活动,一种商业的推销行为,不完全是这样的,实际上时尚也是一种社会秩序的再建构,我们不要把它看得简单了。既然时尚是一种社会的再建构,其渗透面就必然是广泛的。近年,我一直在做手工艺复兴的研究,在研究中,发现很多的手工艺的复兴,实际上是跟新的中式时尚的兴起有密切关系的。我们以往的时尚是西式的,以洋为美的。但当全球化深入发展以后,不同的地方开始追求差异美、本土性的原创美,本土化、中国化开始成为新的时尚。以前,要恭维一个人时尚常常会说,“你很洋气”,但是现在别人说“你很洋气”,那肯定是一个过时的词了。现在的恭维话变成了“你这个人很有气质”,“很有文化”,但是这个气质和文化一定是跟自己母体文化相关的。比如我研究的景德镇陶瓷手工艺,大家一定以为这些手艺全是当地工匠做的,其实不是的。景德镇的很多陶瓷手艺早期是工匠做的,现在很多是艺术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在做。他们做的这些陶瓷手工艺品,主要是提供给那些白领阶层、富裕阶层,不仅是在景德镇,在许多的地方都出现了如此的新的手工艺时尚,包括本土的演艺时尚。当下中国时尚已成为许多白领阶层的文化符号和象征资本。而且在考察中,我们还发现,尽管国家推崇的是非遗保护,即民间的传统文化遗产,但市场上流行的却是宋代风格。宋代时期是中国文人雅文化的高峰,在现在这个时代却被重新发掘成为新的时尚。如宋代文人流行的“点茶”“焚香”“插花”和“卷轴画”,都成为了一种新的流行文化。这些流行文化需要有器具来承载,这些器具都在景德镇有生产,流行文化是景德镇陶瓷手工艺复兴的基础。这一基础是来自于社会的新的审美需求,这一审美需求就是现代新兴的白领阶层,他们希望用新的审美来标志自己的身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的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的具体表现就是艺术化了的生活器具。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王杰教授的讲座主要是在讲审美人类学与艺术人类学的相异之处,但我看来他们还是有许多的相同之处。就刚才的举例来说,我在研究中也常常会用到审美的概念,审美资本主义中的许多概念和消费美学中的许多概念,在研究中常常很难分出彼此。常常不知道哪些研究算艺术人类学,哪些研究算审美人类学。我这个人是很大条的,很少讨论学科界限的问题,我大量讨论的还是问题的意识,这可能是我的缺点。正因为我这样的缺点,现在艺术人类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不是很清晰。所以接下来我会努力申报一个国家课题,组织一些学者来专门讨论这些问题。   其实要讲的话有很多,但是因为时间毕竟有限,另外,今天的主讲不是我,而是王杰教授,所以我不能喧宾夺主。总之,非常感谢王杰教授的精彩讲座,让我受益良多,也刺激了我许多新的思考。我的这些回应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不一定是很正确的,尽管我从小就喜欢哲学,看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但是没有专门的研究,也没有接受过美学和艺术哲学方面的专门训练,对这一领域的认识与王杰老师相比较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因此,真的非常高兴能有机会与王杰教授商讨与交流,让我增添了不少新的认识,有一些讲得不妥的地方,请多包涵!谢谢!
  共同人类学:文学、艺术与审美的互通问题
  徐新建
  徐新建:非常高兴有机会参加到这次重要的学术交流之中。在我看来,这次的搭配,显示了一个开放性的学术世界。我仔细琢磨了一下,这应该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次使文学、艺术和审美关联在一起的三家会谈。我们虽然都是老朋友,也有很多不同场合的见面和合作,但是以学科这样一个比较正规的方式聚在一起,这应该是第一次。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难得的开端。我一边听,一边想,很多问题不是今天晚上就能讲清楚的,可能开启了一个今后进一步对话的新起点。
  一、文学、艺术与审美的学科关联
  第一个我想就今天这三个学科聚在一起,由王杰教授开场这样一个话题,说一下一个联想。文学人类学、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这个排序我们可以随便打断,审美在前也可以,艺术在前也可以,文学在前都可以。因为有意把它打乱的排序,可能会颠倒一种刻板的印象,一会儿我再说这个刻板印象其实是非常顽固的。
  这让我想起在人类学界的另外一个三家的纠葛,就是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在汉语学界的纠葛,从晚清以来,从西方到中国,一直到今天,差不多一百多年,也没有解决,成为一个老大难的学案。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学术体制上,甚至学术政治上,一直在探讨,甚至在实践当中发生很多人为的这种参与。但是目前来说,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还是各说各话,虽然它们经常会用连字符连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三个学科以后会不会变为像民族学、社会学与人类学
  类似的一种称谓合并,像如今一些院校和科研单位把自己的机构叫做“社会—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社会学学院”那样。
  今天我们第一次把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放在一起,其实是直面了一个潜在的,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边界,是话语整合的一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王杰教授今天这个开场,在方李莉老师的艺术人类学的平台,再加上安丽哲老师的精心策划,就制造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也为我提供了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跟民族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这个漫长的纠葛,和迄今为止都没有澄清的学术公案来对比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今天只是一个开头,我也非常赞同刚才方老师态度鲜明的那种强化身份边界,就是学科身份边界这样一种立场,有的东西是赞同王杰老师的判断,同时也阐明了从艺术人类学来看,不一样的划分,以及划分后面的标准问题,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一个相对差异的成长史来看,我倒是觉得其实审美人类学是最年轻的,根基是最不深的,包括刚才王杰老师说,他最早的团队在广西做歌谣、民歌,甚至做了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性的个案推广,但是中断了,所以审美人类学在近一段时间,好像就没有声音了。因此相比起来,比较稳定发展的是艺术人类学,我觉得艺术人类学前后也经过了很多阶段,我就不细说,说起来也是学术事件,也算学术的一些公案。但是它现在有完整的学术结构,从学科点到学术研究单位,一直到学会,有国家级的学会,目前在这种人类学分支当中,艺术人类学是最强大的,它还有自己的刊物。
  还有一个标志,因为我们最近也在做横向比较,艺术人类学还有令人吃惊的一点,就是国际化。艺术人类学团队当中,一大批核心成员,外语非常好,他们也非常开放,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的艺术人类学的成果,而且跟西方的英语世界的艺术人类学的学科带头人,有很深的个人和学术的交往,就是你来我往,形成了一个对话的结构。所以,艺术人类学相对来说发展得最快,成果最多,活动也最频繁。前不久准备在香格里拉举行一个艺术人类学的高级论坛,后来因为疫情没有举办成,他们也邀请我。
  在此之前,方李莉老师和我是多年的好朋友,我也在北京参加过艺术研究院、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会这样的多重组织举办的活动。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跟文学、人类学相比,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非常年轻,异常的年轻,因为文学人类学从话语的倡导、人物的出现,在民国时候就非常热闹了,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像萧兵、叶舒宪、方克强等学者就一直在做,而且现在也有很完整的学科梯队。所以这三个分支是有现象上的不一样的,但是实际当中又有非常多的整合。
  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两位老师不一定熟悉我们在四川大学的情况。我在四川大学,同时兼任了文学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我这个团队,我们同时在三个领域里面,在做研究、教学、培养和课题。今天下午刚刚结束的博士生的课,我就是审美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三个学科交叉融合的一个课程,一个平台。我们在座的同学有艺术人类学的博士生,有审美人类学的博士生,也有文学人类学的博士生。也就是说,表面上是有差异,甚至在话语上,或者在它的成长的经历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整合和交叉对话,这是第二个想强调的。
  但另外一点,你看我就举另外的例子,在四川大学,这三个学科放在一起,我们强调同中有异,异中求同。也就是说我们坐在一起,并不抹掉我們之间的边界,但是有边界,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对立关系。那么在我个人的经验当中,其实我觉得三个学科的偏正结构的修饰,与它们最共同的特点是人类学。就是你可以从文学的这个视野进入,你可以从艺术或者审美进入。但是既然都叫人类学,肯定有一个共同的谱系、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话语这样一种导向。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   那么结合刚才王杰老师和方李莉老师讲的,我倒是觉得有一个问题,可能还要进一步地去探讨。王杰老师的整个讲座,我觉得其实非常的完整和用心良苦,基本上把审美人类学到目前一个内部的知识体系的形态,做了一个参照的表达,就是跟艺术人类学或者是文学人类学,做一个参照的表达。
  当然在我听完以后,我先讲一下我的一个遗憾。这个参照本来是三足鼎立的比较,一开始是把文学人类学放进去的,讲来讲去就没有文学人类学了,就是变成两家对话,好像把文学人类学作为一个门神贴在门口,进去以后就是两人谈,我们文学人类学开始高高兴兴的,被敲锣打鼓欢迎进来,在门口就被挡住了,结果五分之四的时间是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二人转。
  我的意思,第一,当然从优点上来讲,它是把审美人类学放在跟艺术人类学这个角度去对话,所以对话的特点有一个指向性,这个指向性就是想消除审美跟艺术之间的表面的差别。但是王杰老师有没有注意到,这是多年的一个问题,正因为你把艺术人类学的艺术作为对话的对象,所以就会形成一个哲学本位的等级观念,所以方老师一听就不高兴了。因为在美学家看来,在哲学家看来,艺术当然是一个经验的、形而下的、感性的层面,必须经过哲学的处理,要有形而上的提升,所以一听下来,虽然说是二人转,但是一个是领唱,一个是伴唱,当然是不对等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另外我就说这三家在一起,是很必要的,文学人类学为什么会被王杰老师挡在门口,这里面就涉及到学术界的一个刻板印象,这个在近代以来的现代性知识体系里面,这三级,一个是小学,一个是中学,一个是大学,因为文学在辞典里面是被定义为语言的艺术,它是艺术里面的一个门类,所以把文学放在门槛外,里面当然是艺术作客了,但是艺术这个客人坐上去,主人原来是哲学,因为艺术是审美研究的对象,它必須为审美提供材料,为哲学提供注释,所以最后肯定是王杰老师当老大了,最后一下子就把你的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在根本的问题上做了一个区分,所以方老师听起来,当然不舒服了。
  我听起来,王老师说了半天的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其实它的现象是说这个本质主义,本来就应该是决定论意义的,但是由于现在的碎片化,把这个秩序搞乱了,所以是没有办法,被迫地去辅助于这种经验的碎片的艺术状态,但是早晚我要收拾河山,我要把全部整顿到我们有秩序的、根本性的、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所以我非常同意方老师的立场。
  但是,再补充一下,还是有一个知识结构的历史记忆的问题。我刚刚说小学、中学、大学是一个比喻,这个关系的文学、艺术跟审美,或者美学,已经是80版,是20世纪的80版。下次如果真正横向地做三足鼎立的对话,我觉得建议各位要重新进入文学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早就改变了美学主宰下的艺术理论当中的文学观念,文学不再是艺术的一个语言的分支,文学已经成为跟科学并立的一个话语样态,而且这个文学也远不是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所局限的精英的书写现代性的文本,它包括了从神话到口传,到史诗,到仪式,到活动的动态的、整体的一种生活样态的样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话的时候就缺少一些座位。
  二、文学、艺术与审美的人类学问题
  还有一点,我想下一次我们如果再继续这个对话,在知识结构上,好像我们在一楼,各位住在二楼和三楼,其实一楼是对二楼、三楼非常清楚的,但是三楼的人不太了解二楼,所以我们是有三层知识的,但是一楼的首长们不太了解底层的情况,所以不太清楚文学人类学。现在的文学研究非常活跃,我们已经不满足于横向的跟文学界的文学理论家们对话了,文学理论家们的现当代、唐宋、诗经,说句老实话还抵达不了王杰老师当年在南宁做的“黑衣壮”歌唱境界。那个多声部的歌声里面的问题是人类学问题,而现在的平面的这些现当代的文学理论,只能研究“鲁、郭、茅,巴、老、曹”,怎么可能研究黑衣壮呢,所以这个知识的不对称,导致了我们相互的误读、误解和解释力的削弱。
  这是想提醒大家的,希望下一次把我们从门上的门神,贴的那个被降维处理的年画,取下来,让我们活生生地进到宗堂里面,把二人转变成三人谈。文学人类学要补充一下关于艺术的问题跟审美的问题,这是在结构上做一个回应。
  时间关系,我就不展开,举一下例,因为王老师今天讲得非常完整,也非常深入。我想讲几个话题来回应一下。第一,比如说刚才王老师讲到了(黑衣壮)例子的时候,说到一种悲剧感。就觉得那些唱(黑衣壮)歌的老乡们,虽然会唱无伴奏的多声部,但是他们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王老师的人类学是马诺夫斯基以前的人类学,这个人类学是按照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个模板去想象了一个远方的共同体。而其实(黑衣壮)的多声部,可能恰恰产生了那个情境,不能用新石器来讲,可能用一种新的文明状态,或者叫元初性来说,可能更加容易理解。
  由于有这样一种我觉得不完整的人类学的分析,就会把这个(黑衣壮)的美学问题,转移到扶贫问题,转移成社会学问题,转移成政府工作的问题去了,就会游离它的核心。其实(黑衣壮)这种多声部的合唱放到未来世界,它都是非常前沿的,不能因为它的表面的生活方式的差异,产生一种悲剧的感觉。所以我就想到,一开始我跟王杰老师认识,我最佩服王杰老师的就是他在男部歌唱团体当中,率先发起了一个(黑衣壮)的多声部的民歌研究,而且延伸到东南亚,办了很多南宁民歌节。顺着这个路,其实审美人类学肯定会茁壮成长,而且迅速会跟音乐人类学、舞蹈人类学,跟很多关于身体的、仪式的人类学,包括跟方李莉老师她们书写苗族这样一种生态博物馆的文化记忆,那种网络结构这些形成对话,这是一个遗憾。
  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虽然都讲某某人类学,但是还并不完全是人类学,为什么呢?就是艺术的问题和审美的问题,还没有成为人类学的问题,这个我们在文学人类学经验当中,差不多花了20多年时间,分了4个步骤,把文学人类学的问题先往后退一步,退成两组平行的4个问题:第一是文学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文学就等于是鲁迅吗,就是莫言吗?文学问题先梳理清楚,就是文学性的问题,文学生活的问题。第二是人类学问题,第三是文学与人类学的问题,把它们放在一起。最后才是去掉“与”的第四:文学人类学问题。[1]   用这个方法,我们来想一想。艺术人类学其实我跟方老师有机会讨论,包括写文化,我们说能不能写艺术,就是要把艺术人类学给退回去,首先用人类学立场,重新追问艺术的问题。然后再从艺术的立场,去追问人类学的问题,人类学就是完整的吗?没有艺术,你还是人类学吗?最后把它们两个放在一起,去掉中间的“与”,成为一个新的、完整的、交叉的学科的艺术人类学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在解决。其实我非常佩服,我们今天在座的也有很多的好朋友,李修建,还有王永健,我觉得他们的作品写得非常好,这个问题真的被解决,就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人类学的问题,而不是艺术学的问题,也不是人类学采风的问题,这是一个超越了旧传统、旧学科的新问题。
  相比起来,我恰恰觉得审美人类学问题是最不充分的,刚才王杰老师开场讲到埃伦·迪萨纳亚克的《审美的人》[2]。这本书我觉得做得非常好,但是很可惜,就是孤零零的一个立场,从生物学,从美学,从人类学的角度,刚刚讲完人作为一个审美的人,是能够成立的。审美这样一个活动在人类社会当中究竟占有多少分量,我觉得还没有完全展开。所以审美人类学问题还没有在当代学术语言中真正地独立出来,没有在人类学当中插入,包括审美学。
  我倒是觉得可能有一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审美”这个词的翻译和转用。在汉语当中,“审美”一词的含义是非常模糊的。其中,作为动作,什么叫审?作为对象,什么叫美?难以说清;合成为“审美”后,更加含糊。并且作为外来术语,“审美”很难翻回英文去。依照既有译法,若与aesthetic对应的话,应为“美学的”,并不包含“审”的意思。所以“审美”这个词几乎可视为汉语世界重新造出的新词。对此,可以像对“文学”等众多现代汉语新词一样予以辨析和重新诠释。通过梳理,使之获得解放。[3]
  我的看法是,汉语使用的“审美”这个词有利有弊,作为与美学关联的主体行为,“审”的含义里缺少了对美之创造的阐发。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赵宋光以呼唤“立美”的方式提了出来。他指出审美只讲接受,没讲创造,所以是残缺的。所以我觉得审美人类学所包含的问题,还有待推进,需要王杰团队继续完成。
  我倒是觉得现在王老师团队可能把审美人类学比较偏向于美学,所以后面又偏向了哲学。这仿佛是一条回家的路,可一旦回去就退不出来了——你一旦把审美人类学回到了美学,美学张着巨大的翅膀把你拥抱了,于是小小的王杰就消失在汪洋大海的美学中。恰恰我们的特殊性是人类学,所以美学后面又是哲学,这是非常好的。我倒是有一点担心:审美人类学的人类学不够,太强调它的美学性和哲学性,会丧失审美人类学作为一个交叉新兴学科的独立的评判,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
  三、文学、艺术与审美的相互呼应
  时间关系,我在这里再回应一下这次活动的意义。非常感谢方老师以艺术人类学搭的平台。王杰老师冲在前面,把我们(文学人类学)挂在门上,做了一个三人谈。我建议方老师,还有王老师,借这个话题再推动一下。第一,我们会相互成长,第二,我们会形成一个新的非常有意义的交叉的话语关系,比如说当艺术人类学和文学人类学,共同面对一个民歌,或者共同遇到一个科幻电影,可能我们会有一些对话的可能。
  那么审美人类学如何进来?刚才王杰老师讲的最初的担忧,是觉得不搞一个审美人类学好像就没有合法性了,因为大家都从文学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讲歪了,他觉得你们听听我讲,我跟别人不同,我是第三种声音,我这个声音是审美人类学。其实是对的,但是这第三种声音在哪里?我现在听出来可能在哲学,或者美学。如果完全在哲学,在美学,你就被艺术和哲学所取代,其实文学人类学我们是有很多新的推进的。
  我最后做一个提前的预告,来为下一次的对话做一个铺垫。各位可能不知道,我们在解决文学人类学在人类学领域里面的位置,这个问题纠缠了很久。刚才王杰老师说徐老师策划的20年人类学论坛,怎么没有文学人类学,它的那个谱系里面有的是乡土中国、道路研究,还有很多乡村振兴,所以在人类学的大话语里面,它是还没有整合好这样一个新的谱系,它没有做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发言、在阐释的时候,包括我们的文章,其实已经有新的根本性的改变,比如说我在讲人类学体系,不是讲有修饰语的,直接讲人类学,就经历了一个“四三二一”的过程。简单说,四就是文化人类学、考古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人类学,这四个部分在中国是残缺的。后面是欧洲的三个,就是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那么文学人类学在哪里?没有的。我们现在文学人类学正在做一个新的谱系的建构,就叫只有两个人类学,一个叫科学的人类学,第二个就叫文学的人类学。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理性的人、逻辑的人,文学人类学研究感性的人、诗性的人——或者叫做灵性的人。
  在这种分类当中,或许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只能变成文学人类学的分支了,当然我们还没有发布这样的新的体系。这是一个比较好玩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重新做一个三足鼎立的结构。
  总之,今天的交流很有意义。王杰老师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做得很低调,表面看似乎很可怜,让我们来同情他,其实要收编我们(众笑)。所以我同意方老师的观点,即便在本质主义和非本质主义这个问题上,哲学人类学,或者审美人类学,也未必能够一家独言。
  谢谢!
  安丽哲:今天的王杰教授、方李莉研究员、徐新建教授在谈笑风生中帶来了激烈而精彩的辩论,每位老师都为自己为之奋斗的学科代言,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头脑风暴。我想这次论坛必然能够推动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的学科发展,也希望今天的论坛大家都有收获,感谢三位老师!感谢在座各位师友!论坛结束。
  参考文献:
  [1] 徐新建.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12).
  [2] 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艺术来自何处及原因何在[M].戸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3] 徐新建.“文学”词变: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创建[J].文艺理论研究,2019(03).
  [4] 赵宋光.论美育的功能[J].美学,1981(03).
  (责任编辑:涂 艳 杨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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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普通高等学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建设标准(试行)的出台,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各院系是高校“三全育人”体系的微观层面,是宏观、中观“三全育人”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环节。高职院校应按照“三全育人”微观层面的运行逻辑,建立微观层面“三全育人”的基本思路,制定总体规划,推进各院系的“三全育人”工作。可采用三维认识结构模式这一方法论,以产教融合为切入点,建立微观层面“三全育人”机制模型: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支撑,明确高职教育产教融合中的利益相关者,进而明确“全员育人”的多元主体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国人的共同奋斗中成为现实,而少儿电视作品对于少儿观众有着与生俱来的传播优势,这使国内权威的央视少儿频道能够借助少儿电视文艺“引领”中华少年树立崇高理想,将少儿观众的个人梦与中国梦紧密结合,塑造出祖国需要的栋梁之才。本文以央视少儿频道为例,梳理其对少儿电视中国梦思想的制作、表达与传播规律,重在突出少儿电视作品中国梦教育对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总结少儿电视节目的海外传播使中国梦思想中的全球观念和人类共识能够凝聚全球少儿观众之力,并联结成命运共同体,共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奉献青春的力
皖仪科技自主研发的紫外光谱仪通过小型化和轻量化设计,将高温预处理采样系统与紫外差分检测装置安装到一个小型便携式设备里。特别适用于在低温高湿的烟气环境下,复杂干扰成分里低浓度污染物气体的监测。仪表内置了湿度传感器,可以直接将湿基值计算为干基值,满足环保监测比对的需求。
目的:观察优质护理在老年重症肺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选取278例老年重症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掷硬币法随机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139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采用优质护理,比较两组护理前后生命质量[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评分、肺功能指标[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FEV1/FVC(用力肺活量)]水平和护理满意度。结果:护理后,观察组躯体功能、心理功能、社会功能和物质生活评分均高于对照组,FEV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