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0月16日，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影片《间谍之桥》在北美上映。影片改编自一位名叫詹姆斯·多诺万的美国律师的真人真事。1960年，美军U-2侦察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执行秘密任务的飞行员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被俘。“间谍之桥”是指冷战时期位于东德的格利尼克大桥，1962年，美国在那里换回了鲍尔斯。然而，鲍尔斯在回国后却饱受质疑。

飞越苏联上空遇到麻烦

　　1960年5月1日清晨，鲍尔斯驾驶的U-2侦察机从巴基斯坦白沙瓦的空军基地起飞。他的飞行路线是穿过阿富汗进入苏联境内，先后飞越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基洛夫和摩尔曼斯克。
　　这是一款新型侦察机，其飞行高度超出了苏联所有拦截工具的有效范围，并足以躲避苏联强大的雷达系统，使苏联的防空导弹部队不再构成威胁。在这之前，美国曾使用过一些标准飞机的改进型从苏联搜集情报，但没有一种飞机的飞行高度能够躲避苏联先进战斗机的拦截，也无法躲避随时都可能存在的地对空导弹的威胁。
　　鲍尔斯出生于1929年8月17日，他是一名航空学校学员，参加过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后来加入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第468战斗机中队，他在那里的表现非常出色。作为美国空军一个骨干飞行员小组的成员，鲍尔斯于1956年开始为中央情报局工作。能够驾驶崭新的U-2侦察机对这些飞行员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尽管也面临很大的危险。鲍尔斯和同事们很快就知道，他们将驾驶这种没有实战经验并且被认为十分危险的飞机飞越别国领空，执行侦察任务。在执行任务时，鲍尔斯展示了一名优秀飞行员的素质以及熟练的导航技术。
　　但这一次，鲍尔斯遇到了麻烦。在飞入苏联境内大约1300英里后，U-2侦察机的自动驾驶仪突然在7万英尺（约2.134万米）的高度失去作用，鲍尔斯只好利用手动驾驶继续完成这次艰巨的任务，他认为侦察机超出了苏联战斗机或导弹的射程。这位30岁的中情局飞行员曾是朝鲜战争的老兵，如果不出意外，他将在挪威降落。

飞机尾翼被苏军导弹炸断

　　然而，一切都事与愿违。随着一团巨大的橙色火光，鲍尔斯感觉到他的飞机经历了一阵剧烈地翻滚，然后开始解体。“我抬头向外望去，一切都是橙色的，无处不在。”鲍尔斯回忆说，“我不知道橙色火光来自飞机本身，还是天空的反射。我只记得对自己说：‘老天，我竟然被击中了。’”
　　对所有的U-2侦察机飞行员来说，每次的飞行任务都充满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知道苏联人什么时候拥有能够击落U-2侦察机的武器。在侦察任务持续了4年之后，有关U-2侦察机随时都有可能被击落的担心日益上升。尽管如此，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没有准备好应对飞行员被俘的情况，而是采取了这样的预防措施：飞机上安装了可以摧毁一些重要设备的小型爆炸装置，飞行员则可以选择携带氰化物毒药或者后来出现的一种浸泡过箭毒的针头。
　　U-2侦察机每次进入苏联领空，苏联防空部队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从领导人赫鲁晓夫到普通民众，所有苏联人都希望抓住入侵者。这一次，苏联更是关闭了所有的空中交通，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击落入侵的美国U-2侦察机。在鲍尔斯驾机飞行了大约4个小时后，苏联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苏联防空部队发射的一枚“萨姆-2”导弹击中了U-2侦察机，炸断了飞机的尾翼。

一落地就被苏联人活捉

　　由于驾驶舱不断震动摇晃，鲍尔斯无法将自己的身体调整到弹射位置。“他一直试着弹射出去——这是飞行员接受的首要训练——离开受损的飞机。”鲍尔斯的儿子小加里说。小加里当时还只是个孩子，父亲后来给他详细讲述了这一经历。“他必须找到弹射位置，但这并不容易。U-2侦察机驾驶舱非常小，你必须进行必要的清理才能找到完美的弹射位置。”
　　鲍尔斯当时惊慌失措，大脑一片空白。他突然记起有另一条退路，只要打开顶盖爬出去就可以了。这是他活着出来的最好机会。但在打开顶盖后，他只有半个身子被甩到舱外。鲍尔斯在1962年的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他当时试图启动飞机仪表盘上的自毁装置，但由于飞机在旋转当中，他未能成功。
　　因为氧气泵仍和驾驶舱连在一起，鲍尔斯最初不得不和飞机一起自由下落。直到飞机坠落到飞行高度的一半时，他才艰难地从驾驶舱里逃出并跳伞。随后，鲍尔斯销毁了一张随身携带的地图。他身上还有一枚美元硬币，里面藏着一支毒针头。因为担心美元会在他被捕后被偷走，鲍尔斯打开硬币取出针头，将它藏在飞行服口袋里。
　　快接近地面的时候，鲍尔斯才发现有一辆车一直跟在他身后。他一落地就被苏联人活捉，然后被立即送往莫斯科接受审问。

引起美苏两国关系恶化

　　U-2侦察机坠毁后，以为鲍尔斯无法生还的美国最初宣称一架气象研究机失踪，试图掩饰其军事目的。
　　毫无疑问，鲍尔斯不可能按计划到达目的地了。当有关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政府内部一片恐慌。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以及负责U-2侦察机项目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设法让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U-2侦察机从7万英尺的高度被击落后，没有一名飞行员能够生还。

　　当有关消息传到华盛顿，美国政府内部一片恐慌。但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以及负责U-2侦察机项目的副局长理查德·比斯尔设法让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U-2侦察机从7万英尺的高度被击落后，没有一名飞行员能够生还。

　　鲍尔斯被捕之时，冷战正在加剧。6天以后的5月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宣布他拥有美国间谍飞机入侵苏联的确凿证据，并且活捉了美国飞行员。这让华盛顿目瞪口呆。在随后举行的巴黎峰会上，赫鲁晓夫更是让艾森豪威尔处于尴尬的境地。赫鲁晓夫就这个事件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承认飞越苏联领空是一种挑衅行为并惩罚行动的策划者，他将退出会议。但艾森豪威尔只同意保证以后不再采取类似行动，结果此次峰会由于赫鲁晓夫的离开而被迫终止。
　　U-2飞机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但是，它对世界各国加紧进行必然带有冒险性的“情报”活动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

　　鲍尔斯不得不站在莫斯科的法庭上公开受审。在1960年年底的一次电台连线报道中，BBC记者伊恩·麦克杜格尔描述了鲍尔斯出庭时的情景。
　　“这个人留着平头，很羞怯地站在那里，简单而有礼貌。在他周围，站满了全副武装的苏联警察。他背对着墙，看上去很害怕。”
　　随着审判的不断推进，苏联人对鲍尔斯的态度也在发生改变。“在审判前，人们对他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他不仅被视为飞行在苏联上空的间谍，也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因为他透露了如此多的信息。但在审判结束的时候，人们的态度已经明显改变。每个人都认为，他真的不是一个坏家伙。”

　　也许，这名被俘飞行员的温和举止赢得了人们的同情。“你已经获悉所有证据，那么，你现在必须决定我应该接受什么惩罚。”鲍尔斯在法庭上说，“我犯了严重的罪行，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受到惩罚。”鲍尔斯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其中3年监禁7年劳动改造。他被关押在莫斯科以东100公里的弗拉基米尔中央监狱。

从“间谍之桥”回国

　　1962年2月10日，作为一名众所周知的间谍，鲍尔斯与另一名美国学生弗雷德里克·普赖尔一道被交换回国。被交换的对象是克格勃上校维利亚姆·费舍尔（又名鲁道夫·阿贝尔），他被联邦调查局抓捕并以间谍罪被判入狱30年。进行交换谈判的，正是汤姆·汉克斯在剧中扮演的詹姆斯·多诺万律师，交换地点是格利尼克大桥。
　　按理说，鲍尔斯应该得到白宫的奖励。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那个曾让他冒着牺牲生命危险为之服务的政府却给了他不公正的待遇。鲍尔斯回国后，迎接他的是一片不明事实真相的批评与抨击。新闻作者与评论家们指责鲍尔斯在逃生前没有炸毁飞机，被捕后也没有自杀，甚至怀疑他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回到美国以后，我父亲很震惊地发现，许多媒体都在他被关押期间发表了社论。英美媒体普遍认为，他已经叛变了。”小加里说。
　　更加糟糕的是那些曾经支持这个项目的政府机构的态度，特别是中央情报局。正是在中央情报局的命令下鲍尔斯才冒险执行这次任务，但中央情报局并没有站出来公开支持鲍尔斯，并且在明知U-2侦察机迟早都会被击落的情况下，没有制定任何应对措施。
　　而即便携带毒针，鲍尔斯也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去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否使用毒针完全出于飞行员的自我选择，也许是在面对难以忍受的折磨时使用。就像其他U-2飞行员一样，鲍尔斯也被中情局告知，如果落在苏联人的手中，他没有必要隐瞒有关这次飞行任务的信息。

漫长的“平反”之路

　　1962年，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就此举行听证会，这给了鲍尔斯一个机会来修复自己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他最终被证明完全无罪，甚至还获得了在俄罗斯被监禁期间的5万美元欠薪。中情局也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就鲍尔斯的遭遇发布了一个公告，声称他的表现很勇敢，所有行动完全符合指示。
　　然而，鲍尔斯从未完全摒除周围的冷漠气氛。在洛克希德公司著名飞机设计师克拉伦斯·约翰逊的支持下，鲍尔斯进入该公司当了7年的试飞员。但在1970年，他遭到解雇。就在同一年，鲍尔斯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臭鼬工厂》，其中对中情局进行了负面的评价。人们猜测，他的被解雇正是祸起这本书。
　　随后，鲍尔斯成为一家新闻电视台的飞行员。1977年8月1日，鲍尔斯驾驶的直升机因燃料耗尽而坠毁，他本人也在这次事故中不幸遇难，年仅48岁。他被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墓碑上刻着“鲍尔斯，美国空军上校”。
　　2000年5月1日，在U-2侦察机被击落事件40周年之际，仍然是U-2侦察机行动大本营的加利福尼亚州毕尔空军基地举行了一场纪念仪式，充分肯定了鲍尔斯所做的贡献。他的家人也收到了许多追授给鲍尔斯的荣誉：美国空军授予他“优异飞行十字勋章”、战俘奖章和国防服役勋章，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局长乔治·特尼特则授予他“中央情报局局长奖”。
　　只是，所有这些荣誉都迟到近40年，而且，鲍尔斯本人早已无法亲眼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