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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27日~11月4日，在美国卡特中心的组织下，笔者参加了一个美国中期选举考察团，到加州做了8天实地考察。在这8天的时间里，笔者听取了美国多位教授以及相关研究者对美国民主和加州选举的演讲和座谈；参与了教堂选民培训、公园广场“恢复理性”集会和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梅格·惠特曼的竞选集会；走访了加州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州郡党部、妇女选民同盟办公室、民主党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办公室、洛杉矶选民登记办公室，并同这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在11月2日选举日，笔者在投票站参观了选民投票、截止时的选票封箱、直升机运票、计票中心计票等过程，并与相关工作人员随机进行了交谈。在此，笔者结合一些资料和报道，将此次考察体会做个总结。
美国加州中期选举呈现“五化”倾向
1.竞选的资本化倾向。这次到加州观选，无论是为我们介绍美国和加州选举的教授还是亲自参与竞选者，普遍认可美国的竞选首先比拼的是金钱。在加州，一位曾做过8年洛杉矶市议员的华裔民主党人胡绍基（Michael Woo）给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93年，他在竞选洛杉矶市长时成功筹得350万美元，但竞选对手背后有共和党财团支持，筹得1000万；最后他以8%的差额败选。在美国选举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论竞选任何公职，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州长以及州法官，都是以相当雄厚的竞选资本作为先决条件。据统计，在2006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员职位，平均花费125万美元，参议员则达到960万美元；即使是输掉国会选举的，参选众议员每人平均花费62万美元，参议员每人花费740万美元。竞选参议员花费最多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她在纽约州竞选参议员共募得5400多万美元，花费了4083万。这次加州州长的竞选，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为了竞选继任共和党人施瓦辛格的加州州长职位，投入竞选经费竟高达1.4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州长竞选的最贵经费纪录。面对这样庞大的竞选开支，无怪乎人们称美国的竞选越来越演化成富人的烧钱游戏，通往白宫的路的确是用钱铺出来的。早在150年前的1860年，林肯竞选第16任总统的花费大约10万美元；再往前70多年的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乘火车在全国参加巡回竞选总共才花了数百美元。到了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的花费上升到1亿美元，2004年实现成功连任花费3.67亿美元。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募集到了多达7.45亿美元的竞选经费，花掉了7.3亿；他的对手麦凯恩募集了3.68亿美元，花掉了3.33亿。如果将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加到一起，2008年总统大选，花费总额超过53亿美元（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统计）。
但另一方面在美国的竞选和票决中，钱也不是万能的。竞选毕竟不完全是金钱的比拼，民意所向在其中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54岁的女企业家梅格·惠特曼之所以输给72岁的加州总检察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对其人品的质疑以及族群的价值认同问题。加州1769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22年归属墨西哥，1848年才归属美国。所以，加州的西班牙裔比较多，是除白人外的第二大族群。惠特曼本来想主打西班牙裔这张牌，以此与民主党老人布朗决战。在9月的一项民调中，惠特曼和布朗的选情各占五成，这种态势实际对惠特曼有利，因为加州登记选民中民主党占44.5％，共和党只有30.8％。就在此时，民主党阵营向媒体爆料惠特曼家的佣人是墨西哥非法移民。惠特曼是坚决反对非法移民的，于是她就把这个在家里工作了9年的佣人解雇了。这么一来惠特曼既彻底颠覆了西语裔族群对她的感情，也伤了许多亚裔移民的心。“佣人门”是惠特曼失掉这次州长竞选的最关键因素。
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也不能完全解读为金钱的胜利。据统计，奥巴马募得的7.45亿美元竞选经费的大部分是来自低收入阶层的捐助，200美元以下的捐款达奥巴马筹款总额的60%，千元以上的捐款只占其筹款总额的20%。这些小额捐款，体现了选民对奥巴马的拥护和喜爱。在加州与美国教授们的座谈中，他们也讲到，当他们看到那些选民见到奥巴马时的兴奋之情，就知道奥巴马即使躺着也会胜选。在美国，竞选虽是一场筹钱和花钱的比拼，是一场烧钱的游戏，但另一方面，竞选经费的小额捐款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民意。只有那些深得人心、能够代表选民利益和权利的人，才能筹到足够需要的竞选经费，这也体现了美国资本化民主政治中的民意精神。
2.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各参选人和利益集团以及政党出于对竞选的需要，在媒体上利用广告大造声势，借助各种传媒攻击对手，已成为自肯尼迪（1960年）利用电视成功竞选总统以来，各政党进行大选的最基本运作方式。一般说来，媒体在推销竞选者的正面效应方面影响力可能有限，但在曝光对方的丑闻，以形成对对手不利的舆论环境和竞选氛围方面，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竞选者只要抓住对方哪怕最微小的瑕疵，利用媒体对选民的感官效应，往往可以起到摧毁选民对这位竞选者的信任和信心的效果。以“毒药政策”攻击竞选对手，已成为商业化媒体在大选中扮演的基本角色。
加州考察期间，与我们座谈的教授和资深媒体人士，都一致指责媒体在选举中的商业化表现。认为现在的媒体唯钱是从，连篇累牍的竞选广告就是商品，毫无公益性，完全丧失了自身应具有的第四种力量——监督权和社会评价功能。
3.选民的情绪化倾向。美国实际运作的是两党政治，选民在做选民登记时一般都要表明党派立场，以领取相应政党候选人的选票。政党中坚力量的党派立场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些人大概占选民的80%，他们的投票倾向是投党不投人。还有20%的选民没有党派立场，投人不投党，完全根据对竞选者的好恶来投票。美国大选，两大政党争取的主要是这部分选民。
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地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美国年轻一代选民的党派倾向或者说政党的归属感越来越淡化。年轻一代更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也更容易受偏激立场以及政治秀的影响，非理性的情绪化投票在大选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美国公民文化中本来就存在对政党根深蒂固并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其最鲜明的体现之一就是“选票分投”，既把选票投给本党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也把票投给国会选区的不同党的候选人。这也是目前美国政治格局中（包括州）经常出现民主和共和两党分别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派倾向的弱化还体现在选民希望有别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第三党的出现上。这种对两党制的厌倦和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使美国选举体现出明显的“钟摆效应”，选民基于政治不满往往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打五十大板，通过两年选举不断地变换对政党的选择。同时，一旦出现立场比较鲜明、富有刺激性的政党派别，往往对选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茶党（Tea Party）的崛起就带有这种鲜明特征。茶党的崛起，不仅表明美国选民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生成的右倾心态，也表明美国选民不满现状、力图从两党制中求变的民粹倾向。
这次中期大选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两党许多参选议员都以打中国牌诋毁对手。有段长达一分钟的广告，虚构了在2030年的一所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一名教授正在给学生讲授“全球经济”课；旁白说的是：“古希腊、罗马帝国、不列颠帝国、美国，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与原来使得他们伟大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位教授点评说：“美国政府企图以庞大的开支和税收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巨额的所谓刺激开支、庞大的医疗改革、政府接管私有企业，债务累累。”接着这位中国教授笑着说：“当然，我们是他们的大债主，现在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儿。”课堂上随后响起学生们的笑声。短片结束时响起了英语旁白：“你可以改变未来，你必须改变未来。”有人统计过，这次中期选举全美有超过100个选区、250个电视广告，都以中国为题。这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感到不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4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人只有38%，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人则有41%。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崛起尚缺乏理性的认知。
4.输赢的技术化倾向。许多亲身参与或组织竞选的美国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竞选的输赢，除了党派认同、政策倾向、经费条件等一般性因素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竞选的策略和动员、沟通能力。诸如形象、广告口号标语的设计、对竞争对手的攻击策略、传统拉网式的挨家挨户的拜访和敲门、频繁的电话沟通访问以及发放宣传品等等，谁的这些工作做到位，谁把本党选民能够充分调动起来，积极登记和投票，谁的胜选率就会大大提升。我们在走访共和党洛杉矶郡党部书记珍妮·巴奈特时，她认为2008年“奥巴马能赢，是因为许多白人在家里呆着，这次要动员他们都出来投票”。据一位参与众议院竞选的共和党小伙子说，他今年采取的竞选策略就是挨家挨户敲门，登门拜票已达2万户。在走访民主党一处竞选总部时，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人每天大约打100个左右的电话，90%以上的家庭会把电话挂掉。即使这样，电话还是要挨家挨户地打。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能否熟练并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功能，对于竞选的输赢关系极大。一些研究者认为，奥巴马2008年大选的胜利，几乎颠覆了美国以往总统大选的模式。奥巴马竞选团队依靠网络新闻、搜索引擎、YouTube视频点播、博客、播客、电子邮件、网络游戏内置广告、手机短信、Myspace、Facebook社区网站、在线购买、铃声下载等互联网新技术新手段，对那些不再依靠从报纸和电视上获取信息的选民进行成功的动员和沟通。
5.民主的党主化倾向。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虽然与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但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说绝不能等同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不过是民主政治精英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制度优良的政党政治能够增加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并提高民主政治的效能；而一旦民主政治完全被政党政治替代，政党意志替代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民主制度实质就沦为了政党专制或政党独裁。即人们常说的“党主”或“党专制”。判断是否“党主”的标准不能仅仅依据一个国家的政党数量，更为实质的是要依据政党是否可以实质操纵民选授权并使政党政策脱离民意且定型化。美国通过两党制实际运作的民主政治，也带有鲜明的“党主”倾向和色彩。美国民主所奉行的竞争性授权民主以及所谓的程序正义，本质上就是“政党控制”。在加州，所谓的民主政治，实质体现的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选举和票决政治。
两党制较多党制的制度优势是政府和政策的相对稳定，但它的缺欠是选民实际上只能在两党设定的框架内选择立法会议员、政府管理和司法者、法制以及政策，其他政党的参与只是为两党的竞争增加一些变数和花絮。美国人为什么对2010年崛起的茶党显示出这么大的兴趣，问题的实质正是两党政策倾向的定型化，是选民的声音根本无法在选举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只能在两党已经基本定型化的政策框架内作出选择。美国两党基本理念和政策倾向的同异，以及如“茶色共和党”的极端右倾化，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意识分裂和族群分裂，从而使党主的民主共识基础更加薄弱。
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寓选于乐”。两年一次的加州大选，从选民登记、初选到大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对于选民来说，无异于在享受一种特殊的公共政治节日。在加州以及美国其他各州，围绕竞选以及票决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已经演变为一种公共生活。竞选和票决的组织、动员、签名、拉票以及一切宣传和互动活动，构成了相互关联、有节奏起伏的政治授权的竞争过程。在这一期间，选民对于接受竞选授权的官员候选人或政治人物而言就是“上帝”，选民手中的选票就是候选人竞选投入的真金白银。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敢于无视选民的权利和各种政治诉求及期待；而对于选民来说，两年一次的选举和票决也是对现状作出评判和释放不满的时机。代议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精英的竞争性拜权和选民的选择性授权。熊彼特关于经验性民主实际就等同于普选和票决的论断是很精当的。竞选的过程、拜票的过程实质等同于一个仪式，一个政府权向公民权行定期见面礼、报告礼、评判礼和授权礼的仪式。这个礼仪的结束也意味着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权的移交。
如何使社会公共生活变成一种节日，使公共生活满足社会情绪发泄和权利诉求表达、情感沟通和群体归属的需要，尤其是政治性公共生活的有序化、常态化而非呈现群体事件的突发、无序、混乱甚至导致破坏和违法，是值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高度重视的问题。一个具有优良制度体系的社会必然要为这种公共生活搭建必要的释放舞台和公共空间。
2.“选决结合”。目前在加州以及美国其他一些州，以公民提案和票决的形式决定州务立法非常受欢迎。对于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有人担心直接民主的过分使用会造成立法成本的增加，也有人担心这种直接民主的实质仍然是资本和政党集团或族群的操纵。但在笔者看来，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意义在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竞选代理人是间接民主；对重大公共议题的立法票决是直接民主。而任何形式的代议民主的经验都证明，竞选授权的代议民主最难克服的，不仅仅在于政府管理层面的参与不足从而形成代理人专断的问题，其更大的制度缺欠在于法治保障权利的代理制度的间接性，立法的间接性授权受到党派倾向以及代理人个性偏好的影响。没有公民提案和直接性票决，只能把权利保障和权力规制的立法权全部交由代表党派立场的立法会议员，从而使超出两党意志和执政理念的公民社会意愿难以形成宪法和法律。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运用，比由议会垄断立法权要优越得多。加州的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作用不断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形成一种趋势，即呈现全民立法、行政代理和司法救济的新政治运作格局。而这种格局无疑对我国民主政治的权力配置格局会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3.“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比言论自由要宽泛，人们既可以通过言论，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我们在加州观选中对“表达自由”有很直观的感受。选民自愿参与的助选义工、竞选集会、直接和坦然的演讲和情绪宣泄，候选人的广告宣传、与选民的互动，一切围绕选战所体现出来的意志都得到形式法治的尊重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美国加州人在表达个人意志和意见时，虽然也会有立场的不同，但无论批评、赞赏和评议都不会有任何的顾忌。表达自由实质是一种意志的真正解放。
2006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可能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表达的四权概念。建立和谐社会依靠被动的维稳机制是不可持续的，关键的问题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笔者在中国基层调研时经常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心中的民主是什么？回答最多的是：“公家和大家的事要让我们知道”——这表达的是百姓的知情权；“当官的要尊重我们的要求和利益”——这表达的是百姓的民生权和人格权；“要让我们讲话”——这表达的是百姓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实际上是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的条件。
4.“两权一体”。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他的系统论理论中，把政治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意即政治是国家或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分配利益或资源的过程。资源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是资源的初始分配；资源通过政府权力来配置，是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即“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人们常说的“分配不公”，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这次到美国加州观选，对这种政治定义有了更感性的理解。
如果说加州公民提案尚不能鲜明体现两党公民权政策对选战胜负的影响，那此次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之所以赢得众议院的选举，则无不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关。共和党胜选的关键是击穿了民主党四大命门：高失业率、医疗改革、非法移民、漏油事件。
美国中期选举，两党围绕公民权的维护展开的论争，尤其是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人的惨败，对总结自由民主竞选制下以及一切民主制度的执政经验，都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中期的选战结果说明，一个执政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执政不能反映和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对民众的期待不能在政策中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反馈，就不会赢得执政的可持续性。而民众的期待最为根本的是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权的满足是执政党最应优先考虑的需要，其次是民主权的保障和制度化满足。这在加州以至美国的竞选政治中体现的是同一个规律。加州以及美国的中期选举还说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时代，经济议题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都不可能无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治权的归属越来越倾向于与市场经济和民权保障的状况密切联系。所谓市民社会与政权体系的“政经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无论在民主的形式上多么热闹和复杂，民主的实质是为了保障公民权。“民主对自由的保障”，这是加州以及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质和精髓。
近代资产阶级创造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这使掌控市民社会资本权的社会上层同时也掌握了国家管制权。资产阶级如何把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纳入彀中呢？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竞选民主政治两种途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社会上层，掌控资本和政权，但必须在原有已经形成的资本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刚性框架下，也就是资本法治秩序不变。这实质是资本和政权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界精英开放所形成的秩序。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治权实质掌控在执政党手中。掌握治权的领导者是在实践中，由上级和群众首先从品格高尚、德才兼备的人群中推荐和委任上来的，逻辑近似于汉代的荐举制。因此，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社会自由、开放、利益多元，权利对权力的诉求也趋于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个治权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各阶级各阶层开放的问题。简要地说，科举是知识加能力的竞争；选举是资本加能力的竞争；察举是人格加能力的竞争。我们是否可以选择“三举制”，把人格能力、资本能力、知识能力相合起来，创造一种涵盖人类历史上选拔精英治国人才经验的民主政治新形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美国加州中期选举呈现“五化”倾向
1.竞选的资本化倾向。这次到加州观选，无论是为我们介绍美国和加州选举的教授还是亲自参与竞选者，普遍认可美国的竞选首先比拼的是金钱。在加州，一位曾做过8年洛杉矶市议员的华裔民主党人胡绍基（Michael Woo）给我们介绍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93年，他在竞选洛杉矶市长时成功筹得350万美元，但竞选对手背后有共和党财团支持，筹得1000万；最后他以8%的差额败选。在美国选举中，“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实际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无论竞选任何公职，包括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州长以及州法官，都是以相当雄厚的竞选资本作为先决条件。据统计，在2006年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赢得众议员职位，平均花费125万美元，参议员则达到960万美元；即使是输掉国会选举的，参选众议员每人平均花费62万美元，参议员每人花费740万美元。竞选参议员花费最多的是希拉里·克林顿，她在纽约州竞选参议员共募得5400多万美元，花费了4083万。这次加州州长的竞选，共和党州长候选人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为了竞选继任共和党人施瓦辛格的加州州长职位，投入竞选经费竟高达1.4亿美元，创下了美国历史上州长竞选的最贵经费纪录。面对这样庞大的竞选开支，无怪乎人们称美国的竞选越来越演化成富人的烧钱游戏，通往白宫的路的确是用钱铺出来的。早在150年前的1860年，林肯竞选第16任总统的花费大约10万美元；再往前70多年的1789年，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乘火车在全国参加巡回竞选总共才花了数百美元。到了2000年，小布什竞选总统的花费上升到1亿美元，2004年实现成功连任花费3.67亿美元。2008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募集到了多达7.45亿美元的竞选经费，花掉了7.3亿；他的对手麦凯恩募集了3.68亿美元，花掉了3.33亿。如果将所有候选人、政党、政治组织和利益集团在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花费加到一起，2008年总统大选，花费总额超过53亿美元（据Center for Responsive Politics 统计）。
但另一方面在美国的竞选和票决中，钱也不是万能的。竞选毕竟不完全是金钱的比拼，民意所向在其中也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次加州州长选举，54岁的女企业家梅格·惠特曼之所以输给72岁的加州总检察长杰里·布朗（Jerry Brown），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对其人品的质疑以及族群的价值认同问题。加州1769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822年归属墨西哥，1848年才归属美国。所以，加州的西班牙裔比较多，是除白人外的第二大族群。惠特曼本来想主打西班牙裔这张牌，以此与民主党老人布朗决战。在9月的一项民调中，惠特曼和布朗的选情各占五成，这种态势实际对惠特曼有利，因为加州登记选民中民主党占44.5％，共和党只有30.8％。就在此时，民主党阵营向媒体爆料惠特曼家的佣人是墨西哥非法移民。惠特曼是坚决反对非法移民的，于是她就把这个在家里工作了9年的佣人解雇了。这么一来惠特曼既彻底颠覆了西语裔族群对她的感情，也伤了许多亚裔移民的心。“佣人门”是惠特曼失掉这次州长竞选的最关键因素。
2008年奥巴马的胜选也不能完全解读为金钱的胜利。据统计，奥巴马募得的7.45亿美元竞选经费的大部分是来自低收入阶层的捐助，200美元以下的捐款达奥巴马筹款总额的60%，千元以上的捐款只占其筹款总额的20%。这些小额捐款，体现了选民对奥巴马的拥护和喜爱。在加州与美国教授们的座谈中，他们也讲到，当他们看到那些选民见到奥巴马时的兴奋之情，就知道奥巴马即使躺着也会胜选。在美国，竞选虽是一场筹钱和花钱的比拼，是一场烧钱的游戏，但另一方面，竞选经费的小额捐款数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体现民意。只有那些深得人心、能够代表选民利益和权利的人，才能筹到足够需要的竞选经费，这也体现了美国资本化民主政治中的民意精神。
2.媒体的商业化倾向。各参选人和利益集团以及政党出于对竞选的需要，在媒体上利用广告大造声势，借助各种传媒攻击对手，已成为自肯尼迪（1960年）利用电视成功竞选总统以来，各政党进行大选的最基本运作方式。一般说来，媒体在推销竞选者的正面效应方面影响力可能有限，但在曝光对方的丑闻，以形成对对手不利的舆论环境和竞选氛围方面，效果还是相当显著的。竞选者只要抓住对方哪怕最微小的瑕疵，利用媒体对选民的感官效应，往往可以起到摧毁选民对这位竞选者的信任和信心的效果。以“毒药政策”攻击竞选对手，已成为商业化媒体在大选中扮演的基本角色。
加州考察期间，与我们座谈的教授和资深媒体人士，都一致指责媒体在选举中的商业化表现。认为现在的媒体唯钱是从，连篇累牍的竞选广告就是商品，毫无公益性，完全丧失了自身应具有的第四种力量——监督权和社会评价功能。
3.选民的情绪化倾向。美国实际运作的是两党政治，选民在做选民登记时一般都要表明党派立场，以领取相应政党候选人的选票。政党中坚力量的党派立场一般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些人大概占选民的80%，他们的投票倾向是投党不投人。还有20%的选民没有党派立场，投人不投党，完全根据对竞选者的好恶来投票。美国大选，两大政党争取的主要是这部分选民。
在这次考察中，我们也不止一次的地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美国年轻一代选民的党派倾向或者说政党的归属感越来越淡化。年轻一代更容易受到媒体的鼓动，也更容易受偏激立场以及政治秀的影响，非理性的情绪化投票在大选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美国公民文化中本来就存在对政党根深蒂固并日益加深的不信任。其最鲜明的体现之一就是“选票分投”，既把选票投给本党总统或州长候选人，也把票投给国会选区的不同党的候选人。这也是目前美国政治格局中（包括州）经常出现民主和共和两党分别控制行政和立法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
党派倾向的弱化还体现在选民希望有别于民主、共和两党的第三党的出现上。这种对两党制的厌倦和对政党政治的不信任，使美国选举体现出明显的“钟摆效应”，选民基于政治不满往往对民主党和共和党各打五十大板，通过两年选举不断地变换对政党的选择。同时，一旦出现立场比较鲜明、富有刺激性的政党派别，往往对选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茶党（Tea Party）的崛起就带有这种鲜明特征。茶党的崛起，不仅表明美国选民在金融危机打击下生成的右倾心态，也表明美国选民不满现状、力图从两党制中求变的民粹倾向。
这次中期大选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两党许多参选议员都以打中国牌诋毁对手。有段长达一分钟的广告，虚构了在2030年的一所中国大学的课堂上，一名教授正在给学生讲授“全球经济”课；旁白说的是：“古希腊、罗马帝国、不列颠帝国、美国，因为他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与原来使得他们伟大的原则背道而驰。”这位教授点评说：“美国政府企图以庞大的开支和税收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巨额的所谓刺激开支、庞大的医疗改革、政府接管私有企业，债务累累。”接着这位中国教授笑着说：“当然，我们是他们的大债主，现在他们都得给我们干活儿。”课堂上随后响起学生们的笑声。短片结束时响起了英语旁白：“你可以改变未来，你必须改变未来。”有人统计过，这次中期选举全美有超过100个选区、250个电视广告，都以中国为题。这反映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感到不安。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10年4月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认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人只有38%，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的人则有41%。这也反映了美国人对中国崛起尚缺乏理性的认知。
4.输赢的技术化倾向。许多亲身参与或组织竞选的美国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竞选的输赢，除了党派认同、政策倾向、经费条件等一般性因素之外，最为重要的是取决于竞选的策略和动员、沟通能力。诸如形象、广告口号标语的设计、对竞争对手的攻击策略、传统拉网式的挨家挨户的拜访和敲门、频繁的电话沟通访问以及发放宣传品等等，谁的这些工作做到位，谁把本党选民能够充分调动起来，积极登记和投票，谁的胜选率就会大大提升。我们在走访共和党洛杉矶郡党部书记珍妮·巴奈特时，她认为2008年“奥巴马能赢，是因为许多白人在家里呆着，这次要动员他们都出来投票”。据一位参与众议院竞选的共和党小伙子说，他今年采取的竞选策略就是挨家挨户敲门，登门拜票已达2万户。在走访民主党一处竞选总部时，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每人每天大约打100个左右的电话，90%以上的家庭会把电话挂掉。即使这样，电话还是要挨家挨户地打。
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能否熟练并充分发挥互联网的功能，对于竞选的输赢关系极大。一些研究者认为，奥巴马2008年大选的胜利，几乎颠覆了美国以往总统大选的模式。奥巴马竞选团队依靠网络新闻、搜索引擎、YouTube视频点播、博客、播客、电子邮件、网络游戏内置广告、手机短信、Myspace、Facebook社区网站、在线购买、铃声下载等互联网新技术新手段，对那些不再依靠从报纸和电视上获取信息的选民进行成功的动员和沟通。
5.民主的党主化倾向。现代代议制民主政治虽然与政党政治密不可分，但民主政治从本质上说绝不能等同于政党政治。政党政治不过是民主政治精英化的一种实现形式。制度优良的政党政治能够增加民主政治的实质内涵并提高民主政治的效能；而一旦民主政治完全被政党政治替代，政党意志替代人民当家作主，这样的民主制度实质就沦为了政党专制或政党独裁。即人们常说的“党主”或“党专制”。判断是否“党主”的标准不能仅仅依据一个国家的政党数量，更为实质的是要依据政党是否可以实质操纵民选授权并使政党政策脱离民意且定型化。美国通过两党制实际运作的民主政治，也带有鲜明的“党主”倾向和色彩。美国民主所奉行的竞争性授权民主以及所谓的程序正义，本质上就是“政党控制”。在加州，所谓的民主政治，实质体现的也是民主党和共和党控制的选举和票决政治。
两党制较多党制的制度优势是政府和政策的相对稳定，但它的缺欠是选民实际上只能在两党设定的框架内选择立法会议员、政府管理和司法者、法制以及政策，其他政党的参与只是为两党的竞争增加一些变数和花絮。美国人为什么对2010年崛起的茶党显示出这么大的兴趣，问题的实质正是两党政策倾向的定型化，是选民的声音根本无法在选举政治生活中发生作用，只能在两党已经基本定型化的政策框架内作出选择。美国两党基本理念和政策倾向的同异，以及如“茶色共和党”的极端右倾化，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意识分裂和族群分裂，从而使党主的民主共识基础更加薄弱。
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1.“寓选于乐”。两年一次的加州大选，从选民登记、初选到大选，大约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对于选民来说，无异于在享受一种特殊的公共政治节日。在加州以及美国其他各州，围绕竞选以及票决而开展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已经演变为一种公共生活。竞选和票决的组织、动员、签名、拉票以及一切宣传和互动活动，构成了相互关联、有节奏起伏的政治授权的竞争过程。在这一期间，选民对于接受竞选授权的官员候选人或政治人物而言就是“上帝”，选民手中的选票就是候选人竞选投入的真金白银。没有哪个政治人物在竞选期间敢于无视选民的权利和各种政治诉求及期待；而对于选民来说，两年一次的选举和票决也是对现状作出评判和释放不满的时机。代议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精英的竞争性拜权和选民的选择性授权。熊彼特关于经验性民主实际就等同于普选和票决的论断是很精当的。竞选的过程、拜票的过程实质等同于一个仪式，一个政府权向公民权行定期见面礼、报告礼、评判礼和授权礼的仪式。这个礼仪的结束也意味着国家和公共事务管理权的移交。
如何使社会公共生活变成一种节日，使公共生活满足社会情绪发泄和权利诉求表达、情感沟通和群体归属的需要，尤其是政治性公共生活的有序化、常态化而非呈现群体事件的突发、无序、混乱甚至导致破坏和违法，是值得我们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高度重视的问题。一个具有优良制度体系的社会必然要为这种公共生活搭建必要的释放舞台和公共空间。
2.“选决结合”。目前在加州以及美国其他一些州，以公民提案和票决的形式决定州务立法非常受欢迎。对于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有人担心直接民主的过分使用会造成立法成本的增加，也有人担心这种直接民主的实质仍然是资本和政党集团或族群的操纵。但在笔者看来，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意义在于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结合。竞选代理人是间接民主；对重大公共议题的立法票决是直接民主。而任何形式的代议民主的经验都证明，竞选授权的代议民主最难克服的，不仅仅在于政府管理层面的参与不足从而形成代理人专断的问题，其更大的制度缺欠在于法治保障权利的代理制度的间接性，立法的间接性授权受到党派倾向以及代理人个性偏好的影响。没有公民提案和直接性票决，只能把权利保障和权力规制的立法权全部交由代表党派立场的立法会议员，从而使超出两党意志和执政理念的公民社会意愿难以形成宪法和法律。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运用，比由议会垄断立法权要优越得多。加州的公民提案和公投票决的作用不断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形成一种趋势，即呈现全民立法、行政代理和司法救济的新政治运作格局。而这种格局无疑对我国民主政治的权力配置格局会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3.“表达自由”。表达自由比言论自由要宽泛，人们既可以通过言论，也可以通过其他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我们在加州观选中对“表达自由”有很直观的感受。选民自愿参与的助选义工、竞选集会、直接和坦然的演讲和情绪宣泄，候选人的广告宣传、与选民的互动，一切围绕选战所体现出来的意志都得到形式法治的尊重和社会的广泛认可。美国加州人在表达个人意志和意见时，虽然也会有立场的不同，但无论批评、赞赏和评议都不会有任何的顾忌。表达自由实质是一种意志的真正解放。
2006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可能是中国官方文件中第一次明确表达的四权概念。建立和谐社会依靠被动的维稳机制是不可持续的，关键的问题是保障和实现公民权利。笔者在中国基层调研时经常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心中的民主是什么？回答最多的是：“公家和大家的事要让我们知道”——这表达的是百姓的知情权；“当官的要尊重我们的要求和利益”——这表达的是百姓的民生权和人格权；“要让我们讲话”——这表达的是百姓的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实际上是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的条件。
4.“两权一体”。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在他的系统论理论中，把政治定义为“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意即政治是国家或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分配利益或资源的过程。资源通过市场交换来配置，是资源的初始分配；资源通过政府权力来配置，是资源的第二次分配，即“价值的权威性分配”。人们常说的“分配不公”，在市场和政府这两个环节都可能存在。这次到美国加州观选，对这种政治定义有了更感性的理解。
如果说加州公民提案尚不能鲜明体现两党公民权政策对选战胜负的影响，那此次美国中期选举，共和党之所以赢得众议院的选举，则无不与公民权利的保护有关。共和党胜选的关键是击穿了民主党四大命门：高失业率、医疗改革、非法移民、漏油事件。
美国中期选举，两党围绕公民权的维护展开的论争，尤其是众议院选举中民主党人的惨败，对总结自由民主竞选制下以及一切民主制度的执政经验，都具有重大意义。美国中期的选战结果说明，一个执政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执政不能反映和体现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要求和呼声，对民众的期待不能在政策中得到及时的回应和反馈，就不会赢得执政的可持续性。而民众的期待最为根本的是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权的满足是执政党最应优先考虑的需要，其次是民主权的保障和制度化满足。这在加州以至美国的竞选政治中体现的是同一个规律。加州以及美国的中期选举还说明，在全球化的经济竞争时代，经济议题对于政治民主的影响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任何一个民主的政府，都不可能无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治权的归属越来越倾向于与市场经济和民权保障的状况密切联系。所谓市民社会与政权体系的“政经分离”只是形式上的，其实质民主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权利。无论在民主的形式上多么热闹和复杂，民主的实质是为了保障公民权。“民主对自由的保障”，这是加州以及美国民主政治的实质和精髓。
近代资产阶级创造了代议制民主的形式，这使掌控市民社会资本权的社会上层同时也掌握了国家管制权。资产阶级如何把社会各阶层的精英纳入彀中呢？通过自由市场经济和竞选民主政治两种途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到社会上层，掌控资本和政权，但必须在原有已经形成的资本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刚性框架下，也就是资本法治秩序不变。这实质是资本和政权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各界精英开放所形成的秩序。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以后，政权在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治权实质掌控在执政党手中。掌握治权的领导者是在实践中，由上级和群众首先从品格高尚、德才兼备的人群中推荐和委任上来的，逻辑近似于汉代的荐举制。因此，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社会自由、开放、利益多元，权利对权力的诉求也趋于多元化。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个治权进一步向社会各界各阶级各阶层开放的问题。简要地说，科举是知识加能力的竞争；选举是资本加能力的竞争；察举是人格加能力的竞争。我们是否可以选择“三举制”，把人格能力、资本能力、知识能力相合起来，创造一种涵盖人类历史上选拔精英治国人才经验的民主政治新形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