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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保罗·贝尔蒙多，法国影坛的杰出代表。他塑造的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说，他代表着法国人的面孔，因此他也是最受法国人欢迎的演员。50多年前就已有人邀请他出版自传，如今这部作品终于问世。本文将节选其自传中的一些情节，与读者一起探寻贝尔蒙多一生的故事，亦是探寻一个艺术时代的缩影。
不情不愿的艺术补习
我的父亲是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并且给尚在孩童时期的我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每周日他都要带我去卢浮宫，风雨无阻。所以回忆起我的童年，似乎总是在卢浮宫的长廊展厅内流连，被无数的绘画、雕塑所包围。
对于这一活动，父亲的热情从未有分毫减退。每到周六，他就会开始兴奋地宣布第二天的参观日程：“明天我带你们去看弗拉芒画派！”来到卢浮宫后，他仍是完全沉醉于满目的名家画作。他会大声地赞叹，高声宣布自己新发现的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细节，结合作品的背景和艺术历史为我们解释其深意，或是将它们比较、区分，称赞它们独特的美。
他希望自己对艺术的狂热也能感染到身边的人。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明显对马戏团更感兴趣的孩子来说，这顿文化大餐确实是过于丰盛，有些难以消化了。尤其当它每每降临在周日的家庭聚餐之后，本该属于甜美午觉的时间。当然我也不想让父亲感到失望，因此什么都没说。他当然不会知道，每当他在画作前兴奋地高谈阔论时，我们都是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偶尔捕捉到几个画家的名字，纵然听时一知半解，不经意间却也就记住了。如果谁大着胆子问他：“你为什么总去卢浮宫呢？”他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为了学习啊，孩子。”对于这个回答我们并不能理解，毕竟那时我们都是一群小屁孩，懒散顽劣，有一对优秀的父母，却也有些被他们宠坏了，恐怕是难以长成同样优秀的人。
与少时玩伴马里埃尔的捣乱游戏
马里埃尔总是时不时地陪着我一起疯，我扮演一个弱智，而他扮演辛苦照顾弱智弟弟的兄长。他会在大街上牵着我的手，引来一些路人怜悯的目光。我非常享受这种感觉。路人同情我这个可怜的“弱智”，也同情辛苦陪伴照顾我的“哥哥”马里埃尔，但当他们怜悯的目光太过明显时，马里埃尔便会冲着他们激动地大喊：“看什么看？这样看我生病的弟弟很好玩是吗？”
被斥责的路人自然非常尴尬，他们会马上移开目光，小心地走开。而我呢，站在那里咧着嘴笑，还学他一样地大喊。这又引起一轮新的围观，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同样的行为，就这样一轮一轮地玩下去，不亦乐乎。马里埃尔还会找些老妇人，说自己要去买东西，委托她们照顾我。可怜的妇人们自然没法拒绝我这位辛苦的、因照顾弱智弟弟而不堪重负的“兄长”。而等他一走开，我就开始恶作剧，不停喊着“我要尿尿”。刚开始是害羞的小声嘀咕，然后越来越响，直到整条街都能听见：“尿尿！我要尿尿！”让帮忙看护我的好心人羞得无地自容。
我还总爱尝试自我突破，挑战更高难度的恶搞。我仍然扮演弱智弟弟，让神经兮兮的“哥哥”带着我到处溜达。我们去到一家叫马克塞维尔的高级餐厅（蒙马特街14号，现已不在）。餐厅里有小提琴乐队伴奏，打扮精致的女士们优雅地品尝着地区特产腌酸菜。我们要往里走，保安拦住了我们的路。我那因歧视问题而异常敏感易怒的“哥哥”自然又开始暴跳如雷。就在他严厉指责对方的时候，我便趁势松开他的手，兀自溜进了餐厅。或者说我是一头扎了进去，一进去就迫不及待地演了起来，手脚痉挛，胡乱抽搐，把别人桌上的杯子盘子扫了一地。我可真是所向披靡，把桌子椅子弄得横七竖八，腌酸菜满天飞，飞到那些之前还在故作高雅的女士们精心准备的发型上，飞到她们昂贵的狐皮围脖上。乐队早已被吓得停止了演奏，于是整个餐厅回荡着的皆是碗盘相碰的清脆声响，还有桌椅相撞断裂的声音。终于有一队安保人员冲上来制服了我，把我的双手束在头顶。但在我看来，这可是这场乱七八糟捣乱游戏胜利者的姿态。
与挚友居伊·贝多斯共苦的日子
后一年夏天（1951年，贝尔蒙多18岁时），我加入了喜剧《我的朋友盗窃贼》的剧组。其中有一段场景在比利牛斯山区拍摄，这让我兴奋异常，因为我喜欢那里的山野风光。更为幸运的是，我在剧组里找到一个一拍即合的伙伴。他原是阿尔及利亚人，离开巴黎很久了，当时在一所小学工作。他有一对狡黠的眼睛，脸上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我俩默契非常，往往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下一步又要怎样揶揄嘲笑，或是准备给我来上一拳了。他就是居伊·贝多斯，我的挚友。很快，我俩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一个浮躁、肆意、充满创造力却又不可控的乐队。
我们有时在破败的酒吧里表演，观众是一群醉醺醺的酒鬼。我們边唱边喝，胡言乱语。有时在满是灰尘的谷仓里，身上沾满稻草，鞋上全是污泥。也会在老旧的车库里，也许演了一半就会撞上恰巧来修车的车库主人。每天表演完后，我们都会在原地支起帐篷休息，肆意饮酒，喝得酩酊大醉。酒令我们感到满足，却也更加贪婪；令我们失去神志，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也忘记自己置身何处。我们还与年轻女孩追逐笑闹，直至筋疲力尽。我们还没有像样的床铺，如苦行者般席地而卧。我得承认，这样疲累而繁重的演艺工作与我自由不羁的本性相悖。这样过了一阵之后，我俩都感到了失望。我们引以为傲的创作、歌声，却只能在乡间酒吧的舞台上表演。整日疲惫不堪，但无人能够真正欣赏。
和阿兰·德龙的初遇
那天我去制片厂签约，谁知走到办事处门外时，有一个人比我先到，自然而然地排在了我的前面。我立时被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包围，那感觉就像大冬天的去看医生，却只能在休息室苦等。当然我是夸张了些，但我确实没有时间浪费在这几张纸上。原以为签个字很快，谁知到了却又要等。而且听说还得等上好一阵，心中更是失望。那个比我先来一会儿的看起来也是个新人，倒是没有一点焦虑的样子：没有抖腿抖脚、唉声叹气，或是紧抿着嘴、眼神愤怒。我呢，截然相反，整个人都崩得紧紧的，好像下一秒就能张嘴咬人。因为我总觉得他们是故意让我等这么久。
我不耐烦地左右打听，语气里都是恨不得立马走人的意思。我也问了前面那位：“你已经等很久了？”他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淡定地看着我：“别急，就快了。” 很快大门打开了，有人喊他的名字：“下一个，阿兰·德龙。”于是他站起来走了进去，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但这个人并未在我生命中消失太久。几天之后，我便在自己最爱去的街区再次遇见了他。之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一段长久的友谊。我们一生都走得很近，尽管总有人反对质疑，因为我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确，我们在社会观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他有一段穷困悲惨的孤独童年，而我的童年则充满爱，快乐富足。
与导演梅尔维尔的针锋相对
在剧组里我们都很受不了梅尔维尔的傲慢和苛刻。有次实在是憋了一肚子火，于是我拉上一个剧组同事一起吃午饭，顺便倒倒苦水。我们正吃了一半，导演助理突然跑了进来，打断我们的用餐，要求我们继续拍摄。我本就恼怒得很，下楼之后就开始发飙。我当时所说的话被录了下来，如今听来仍能感受到我俩那时剑拔弩张的关系：
“我们不是任你摆布的提线木偶，梅尔维尔先生。反正我是受够了。昨天我从8点等到11点，就为了等你找个袖扣。我现在要说，如果这电影拍不下去了，一定都是你的错。”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烦透你了，我不干了。”
“那这个片子怎么办？”
“不关我事。”
说完我就跑了。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又跑了回来。出于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没吃完饭就被拉去继续拍摄的事实。之后我仍然认真地在演，但因为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没什么动力，自觉不是很在状态。但我还在努力调整，覺得之后会好的。直到梅尔维尔给出了致命的一击。
在他第无数次攻击我一个已经非常努力表演的同事时，我的怒火燃烧到了顶点：“放过他吧！我无法忍受你跟他说话的方式了。我之前就说过了，我不干了。”但在走之前，我可得跟他把账算清。我冲上前扯下了他的帽子和眼镜，然后一把将他推倒在地：“要是没了这装模作样的眼镜和帽子，你算什么？你就是个臭癞蛤蟆！”
与演员乌苏拉·安德斯的情感危机
有一次我和好兄弟查尔斯·格兰登大半夜出去鬼混，结果害他一起倒霉。那次是去看拳击比赛，乌苏拉叫我1点左右回家。但我整晚都沉醉在观看比赛的兴奋里，玩到凌晨4点才往回走。其实我当时也有点怂了，害怕一个人面对，就拖上了查尔斯，心想有第三个人在场，说不定能平息一些她的怒气。
我俩喝得醉醺醺的，步履蹒跚地来到她的住处，敲门想进屋。结果她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窗帘拉得死死的，把我们关在外面。这也算是我自己家，我却不能进去，这让我很生气，于是去花园里找了架梯子，架在房子上往上爬。正当我们爬了一半，还得意于自己的机智时，梯子顶上的那扇窗户开了，乌苏拉的身影出现在那里。她什么也没说，伸手就把搭在窗上的梯子推开了。我俩摔了个七荤八素，何况还喝了那么多酒，简直狼狈不堪。之后很长时间乌苏拉都还在不停地拿这件事嘲笑我们。
放手的父爱
我的好友吉勒·德拉马尔（法国特技演员）意外离世，这一事件并没有让我放弃危险的动作戏，也没有打击到我骨子里的冒险精神。我反而觉得生命无常，转瞬即逝，所以活在当下时更应洒脱无畏。“活到极致”一词，成为了我人生道路上新的指引。
但后来我有了孩子，却不自觉变得焦虑担忧了起来。那是一种出于保护欲的焦虑，深深为他们的未来担忧。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必会将孩子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们遮风挡雨。但遮挡的是什么呢？是战争？是死亡？可这些我自己也无力阻挡。保护他们免遭一切未知的变故吗？不，我不要剥夺他们体验未知的权利，不将他们阻挡在这种新奇的、不断带来生命活力的感受之外。我希望他们的童年同我自己的一样充满欢笑。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我父亲那样宽容而慈爱的家长。
不过我没有他那样的温和平静。我骨子里刻着安抚不下的活泼躁动。所以面对这3个孩子时，我便总是嬉笑搞怪，乐于做他们的小丑了。
[译自法国《快报》]
不情不愿的艺术补习
我的父亲是个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并且给尚在孩童时期的我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每周日他都要带我去卢浮宫，风雨无阻。所以回忆起我的童年，似乎总是在卢浮宫的长廊展厅内流连，被无数的绘画、雕塑所包围。
对于这一活动，父亲的热情从未有分毫减退。每到周六，他就会开始兴奋地宣布第二天的参观日程：“明天我带你们去看弗拉芒画派！”来到卢浮宫后，他仍是完全沉醉于满目的名家画作。他会大声地赞叹，高声宣布自己新发现的以前不曾注意到的细节，结合作品的背景和艺术历史为我们解释其深意，或是将它们比较、区分，称赞它们独特的美。
他希望自己对艺术的狂热也能感染到身边的人。然而对于我这样一个明显对马戏团更感兴趣的孩子来说，这顿文化大餐确实是过于丰盛，有些难以消化了。尤其当它每每降临在周日的家庭聚餐之后，本该属于甜美午觉的时间。当然我也不想让父亲感到失望，因此什么都没说。他当然不会知道，每当他在画作前兴奋地高谈阔论时，我们都是心不在焉，昏昏欲睡。偶尔捕捉到几个画家的名字，纵然听时一知半解，不经意间却也就记住了。如果谁大着胆子问他：“你为什么总去卢浮宫呢？”他的回答总是一成不变：“为了学习啊，孩子。”对于这个回答我们并不能理解，毕竟那时我们都是一群小屁孩，懒散顽劣，有一对优秀的父母，却也有些被他们宠坏了，恐怕是难以长成同样优秀的人。
与少时玩伴马里埃尔的捣乱游戏
马里埃尔总是时不时地陪着我一起疯，我扮演一个弱智，而他扮演辛苦照顾弱智弟弟的兄长。他会在大街上牵着我的手，引来一些路人怜悯的目光。我非常享受这种感觉。路人同情我这个可怜的“弱智”，也同情辛苦陪伴照顾我的“哥哥”马里埃尔，但当他们怜悯的目光太过明显时，马里埃尔便会冲着他们激动地大喊：“看什么看？这样看我生病的弟弟很好玩是吗？”
被斥责的路人自然非常尴尬，他们会马上移开目光，小心地走开。而我呢，站在那里咧着嘴笑，还学他一样地大喊。这又引起一轮新的围观，然后我们再重复一遍同样的行为，就这样一轮一轮地玩下去，不亦乐乎。马里埃尔还会找些老妇人，说自己要去买东西，委托她们照顾我。可怜的妇人们自然没法拒绝我这位辛苦的、因照顾弱智弟弟而不堪重负的“兄长”。而等他一走开，我就开始恶作剧，不停喊着“我要尿尿”。刚开始是害羞的小声嘀咕，然后越来越响，直到整条街都能听见：“尿尿！我要尿尿！”让帮忙看护我的好心人羞得无地自容。
我还总爱尝试自我突破，挑战更高难度的恶搞。我仍然扮演弱智弟弟，让神经兮兮的“哥哥”带着我到处溜达。我们去到一家叫马克塞维尔的高级餐厅（蒙马特街14号，现已不在）。餐厅里有小提琴乐队伴奏，打扮精致的女士们优雅地品尝着地区特产腌酸菜。我们要往里走，保安拦住了我们的路。我那因歧视问题而异常敏感易怒的“哥哥”自然又开始暴跳如雷。就在他严厉指责对方的时候，我便趁势松开他的手，兀自溜进了餐厅。或者说我是一头扎了进去，一进去就迫不及待地演了起来，手脚痉挛，胡乱抽搐，把别人桌上的杯子盘子扫了一地。我可真是所向披靡，把桌子椅子弄得横七竖八，腌酸菜满天飞，飞到那些之前还在故作高雅的女士们精心准备的发型上，飞到她们昂贵的狐皮围脖上。乐队早已被吓得停止了演奏，于是整个餐厅回荡着的皆是碗盘相碰的清脆声响，还有桌椅相撞断裂的声音。终于有一队安保人员冲上来制服了我，把我的双手束在头顶。但在我看来，这可是这场乱七八糟捣乱游戏胜利者的姿态。
与挚友居伊·贝多斯共苦的日子
后一年夏天（1951年，贝尔蒙多18岁时），我加入了喜剧《我的朋友盗窃贼》的剧组。其中有一段场景在比利牛斯山区拍摄，这让我兴奋异常，因为我喜欢那里的山野风光。更为幸运的是，我在剧组里找到一个一拍即合的伙伴。他原是阿尔及利亚人，离开巴黎很久了，当时在一所小学工作。他有一对狡黠的眼睛，脸上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我俩默契非常，往往他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他下一步又要怎样揶揄嘲笑，或是准备给我来上一拳了。他就是居伊·贝多斯，我的挚友。很快，我俩一起组建了一个乐队，一个浮躁、肆意、充满创造力却又不可控的乐队。
我们有时在破败的酒吧里表演，观众是一群醉醺醺的酒鬼。我們边唱边喝，胡言乱语。有时在满是灰尘的谷仓里，身上沾满稻草，鞋上全是污泥。也会在老旧的车库里，也许演了一半就会撞上恰巧来修车的车库主人。每天表演完后，我们都会在原地支起帐篷休息，肆意饮酒，喝得酩酊大醉。酒令我们感到满足，却也更加贪婪；令我们失去神志，忘记了自己的姓名，也忘记自己置身何处。我们还与年轻女孩追逐笑闹，直至筋疲力尽。我们还没有像样的床铺，如苦行者般席地而卧。我得承认，这样疲累而繁重的演艺工作与我自由不羁的本性相悖。这样过了一阵之后，我俩都感到了失望。我们引以为傲的创作、歌声，却只能在乡间酒吧的舞台上表演。整日疲惫不堪，但无人能够真正欣赏。
和阿兰·德龙的初遇
那天我去制片厂签约，谁知走到办事处门外时，有一个人比我先到，自然而然地排在了我的前面。我立时被一种不耐烦的情绪包围，那感觉就像大冬天的去看医生，却只能在休息室苦等。当然我是夸张了些，但我确实没有时间浪费在这几张纸上。原以为签个字很快，谁知到了却又要等。而且听说还得等上好一阵，心中更是失望。那个比我先来一会儿的看起来也是个新人，倒是没有一点焦虑的样子：没有抖腿抖脚、唉声叹气，或是紧抿着嘴、眼神愤怒。我呢，截然相反，整个人都崩得紧紧的，好像下一秒就能张嘴咬人。因为我总觉得他们是故意让我等这么久。
我不耐烦地左右打听，语气里都是恨不得立马走人的意思。我也问了前面那位：“你已经等很久了？”他用一双蓝色的眼睛淡定地看着我：“别急，就快了。” 很快大门打开了，有人喊他的名字：“下一个，阿兰·德龙。”于是他站起来走了进去，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但这个人并未在我生命中消失太久。几天之后，我便在自己最爱去的街区再次遇见了他。之后我们之间建立起一段长久的友谊。我们一生都走得很近，尽管总有人反对质疑，因为我们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确，我们在社会观上有着明显的分歧。他有一段穷困悲惨的孤独童年，而我的童年则充满爱，快乐富足。
与导演梅尔维尔的针锋相对
在剧组里我们都很受不了梅尔维尔的傲慢和苛刻。有次实在是憋了一肚子火，于是我拉上一个剧组同事一起吃午饭，顺便倒倒苦水。我们正吃了一半，导演助理突然跑了进来，打断我们的用餐，要求我们继续拍摄。我本就恼怒得很，下楼之后就开始发飙。我当时所说的话被录了下来，如今听来仍能感受到我俩那时剑拔弩张的关系：
“我们不是任你摆布的提线木偶，梅尔维尔先生。反正我是受够了。昨天我从8点等到11点，就为了等你找个袖扣。我现在要说，如果这电影拍不下去了，一定都是你的错。”
“所以你是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告诉你，我烦透你了，我不干了。”
“那这个片子怎么办？”
“不关我事。”
说完我就跑了。不过过了一会儿我又跑了回来。出于职业道德和团队精神，我最终还是接受了没吃完饭就被拉去继续拍摄的事实。之后我仍然认真地在演，但因为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没什么动力，自觉不是很在状态。但我还在努力调整，覺得之后会好的。直到梅尔维尔给出了致命的一击。
在他第无数次攻击我一个已经非常努力表演的同事时，我的怒火燃烧到了顶点：“放过他吧！我无法忍受你跟他说话的方式了。我之前就说过了，我不干了。”但在走之前，我可得跟他把账算清。我冲上前扯下了他的帽子和眼镜，然后一把将他推倒在地：“要是没了这装模作样的眼镜和帽子，你算什么？你就是个臭癞蛤蟆！”
与演员乌苏拉·安德斯的情感危机
有一次我和好兄弟查尔斯·格兰登大半夜出去鬼混，结果害他一起倒霉。那次是去看拳击比赛，乌苏拉叫我1点左右回家。但我整晚都沉醉在观看比赛的兴奋里，玩到凌晨4点才往回走。其实我当时也有点怂了，害怕一个人面对，就拖上了查尔斯，心想有第三个人在场，说不定能平息一些她的怒气。
我俩喝得醉醺醺的，步履蹒跚地来到她的住处，敲门想进屋。结果她把所有的窗户都关上，窗帘拉得死死的，把我们关在外面。这也算是我自己家，我却不能进去，这让我很生气，于是去花园里找了架梯子，架在房子上往上爬。正当我们爬了一半，还得意于自己的机智时，梯子顶上的那扇窗户开了，乌苏拉的身影出现在那里。她什么也没说，伸手就把搭在窗上的梯子推开了。我俩摔了个七荤八素，何况还喝了那么多酒，简直狼狈不堪。之后很长时间乌苏拉都还在不停地拿这件事嘲笑我们。
放手的父爱
我的好友吉勒·德拉马尔（法国特技演员）意外离世，这一事件并没有让我放弃危险的动作戏，也没有打击到我骨子里的冒险精神。我反而觉得生命无常，转瞬即逝，所以活在当下时更应洒脱无畏。“活到极致”一词，成为了我人生道路上新的指引。
但后来我有了孩子，却不自觉变得焦虑担忧了起来。那是一种出于保护欲的焦虑，深深为他们的未来担忧。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必会将孩子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为他们遮风挡雨。但遮挡的是什么呢？是战争？是死亡？可这些我自己也无力阻挡。保护他们免遭一切未知的变故吗？不，我不要剥夺他们体验未知的权利，不将他们阻挡在这种新奇的、不断带来生命活力的感受之外。我希望他们的童年同我自己的一样充满欢笑。我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像我父亲那样宽容而慈爱的家长。
不过我没有他那样的温和平静。我骨子里刻着安抚不下的活泼躁动。所以面对这3个孩子时，我便总是嬉笑搞怪，乐于做他们的小丑了。
[译自法国《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