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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7月的一天，伦敦布道会的年轻传教士米怜带着新婚的妻子漂洋过海来到澳门，协助早在1807年9月就已奉命到中国的马礼逊开展对华传教事业。此时的马礼逊虽然熟识中文典籍、精通中国官话和粤语，但布道工作却颇费周折，局面难以突破，米怜夫妇的到来，使得一心要建立对华传教基地的马礼逊看到了希望。他们辗转于南洋群岛，四处寻访适宜传教之地，最终选择落脚在马六甲，编印书报，设馆授徒。新闻史的研究表明：在马六甲印刷出版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发行最早的近代化中文报刊，也就是说，“中文近代报刊的历史、中国土地上近代报刊的历史”，是由几个外国人揭开序幕的”。①如今，当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那些具有浓厚宗教意味的刊物时，历史的主体往往就模糊了，而合法的叙事必须进行，为开拓对华传教事业而创建的英华书院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创建英华书院之缘由
马礼逊和米怜要在中国传教，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清朝政府的闭关禁教政策。清朝政府对外人在华活动严格限制，雍正年间的上谕就规定“各省西人，除应到京效力者外，余俱安置澳门”，②并且严密监视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嘉庆十六年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更是对中国境内外国人的传教活动明令禁止，“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③其次，作为新教传教士的马礼逊和米怜还要面临来自天主教的阻碍。葡萄牙殖民者将天主教视为国教，把澳门当做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不容新教染指，对新教采取的是抵制政策。地理位置优越的马六甲，拥有大量华侨，距离中国较近，殖民当局支持新教传播，自然而然成了新教传教士们建立根据地的上上之选。
1815年4月17日，还是晚春时节，米怜携夫人和几名雇员从广州出发，经过35天的颠簸后抵达马六甲。8月5日，宗教月刊《察世俗》问世，就在同一天，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免费学校“立义馆”也顺利开校。随着传教工作的陆续展开和深入，米怜肩上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他迫切期望有这样一所学校——不仅培养华人懂得英文，而且也培养优秀传教士懂得中文——提供团队支持。显然，仅仅招收华裔男童的“立义馆”是不能满足米怜真正的愿望的，它只不过是一所简陋的过渡性学校而已。
其实，早在1812年致伦敦布道会财务总管和秘书的信中，马礼逊就提出要在马六甲建立一所学院，以便培养海外传教士，他写道：“我希望我们在马六甲有所学院，为恒河外方的各国培养欧洲及本地的传教士”。④米怜的境况更加坚定了马礼逊的这一构想。1815年10月，马礼逊向社会公布了《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仁慈的基督徒：关于通过自愿募捐在东印度的马六甲建立一所英国的和中国的学院的提议》，其中第一条明确地指出了建立学院的“直接的目标是促进英国和使用中文的各国间友好的文学交流，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愿望：在上帝福佑下，借助本学院，将理性和启示之光，以和平方式逐渐地照向亚洲的东部尽头和太阳升起处的那些岛屿”，⑤其余各条涉及学院管理、招生和批准诸事项。随后，各类捐献纷至沓来。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举行奠基礼，驻马六甲英军司令法夸尔上校主持仪式，当地官吏士绅均应邀参加。书院接管原“立义馆”之学童，并于1820年建成后正式招生。
英华书院办学状况分析
英华书院滨海而建，除了常设和外设的教学机构及设施外，还有中文印刷所和英文印刷所。人员从院长到教师，包括随员、学生以及刻版工、写字匠、装订工、木匠和园丁，一应俱全。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1843年书院整体迁港，并于1844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下面是英华书院作为一所教育机构的基本状况：
办学宗旨。米怜在《英华书院计划书》里明确宣布，“本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本院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⑥总而言之，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一为传播宗教，二为传播科学文化。
教学内容。在《英华书院计划书》里，同时也规定了学生必修的科目，“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唯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经济诸科上有所选择；本土学生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各项科目。如属时间许可，亦将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及马来文等”。⑦总体来说，英华书院的教学内容体系从属并服务于传教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语言文化，主要学习《幼学琼林》、《四书》、《三字经》等传统蒙学典籍，有时也请人教授闽方言和粤方言等利于日常交流的口语；二是英文与西方科学知识，开设的课程中，语言训练方面的有英语对话、写作、语法等，西方科学知识方面的有地理、历史、天文、数学及常识等；三是宗教教育，围绕《圣经》，除了布道、礼拜、晨读等常规内容外，还在其他课程的授课当中渗透甚至灌输基督教教义。
教学方法。英华书院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从早晨的诵经开始到晚上的祷告结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置身其中的教学活动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呆板、那么枯燥，相反地，却是别开生面，值得说道。英华书院的教师们将西方传统的自由和博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所被后人称为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的课堂上，他们注重对知识的理解，不强求学生死记硬背，尊重学生个性，按照学生的水平划分班级，因材施教。他们精心组织课堂教学，用地球仪做教具讲解地理知识。他们要求学生阅读经典，在做中学，学以致用，直接参与翻译实践。这些都与当时流行的私塾和官学模式有着天壤之别。
招生培养及影响。按照计划，英华书院既设中学，也设小学，其生源比较广泛，欧美基督教徒、传教士、商行人员或本土青年，经过简单的资格认证，均可入学就读。19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转型的重要时期，西学东渐也好，洋为中用也罢，带给时人的毕竟是煌煌天朝从未领略过的思想、制度和器物。以宗教的名义，为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的英华书院开创了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基本模式，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早期基础。如果说英华书院的影响波及到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多个侧面，一点也不为过。
英华书院在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基督教在华进行传教的方式有“口头播道”、“教育播道”、“文字播道”和“医疗播道”等，而新教早期所采用的主要是“教育播道”和“文字播道”。英华书院一方面是“教育播道”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和“文字播道”关系密切，可以说它是两种传教方式相结合的产物。就新闻史的角度而言，从1815年到1874年期间的所有传教士报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文字播道”的产物，而这一期间的其他中文报刊也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字播道”路径的影响。卓南生先生把这60年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教月刊时期，即从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至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在1858年停刊为止。第二个阶段是‘新报’的萌芽与成长期”。⑧我们接受这样的分类，早期宗教月刊的确是中文近代报刊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样看来，英华书院拥有的是和宗教月刊同样的历史阶段。我们相信，在共同的传教目的支配下，英华书院和宗教月刊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英华书院在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期宗教月刊都是传教士主编，“他们几乎都出身英华书院或与该书院有某种密切的关系”。⑨米怜在编印《察世俗》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和马礼逊一起创办了英华书院，并兼任首任院长和教员。麦都思于1817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协助马礼逊和米怜推行“文字播道”活动，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同时，他一直是印刷部门的主管，并且在米怜健康欠佳时期主持所有工作，可以说，麦都思是英华书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先后创办了《特选撮要》、《各国消息》和《遐迩贯珍》。吉德是1824年11月来到马六甲的，他先是在英华书院以学生的身份学习中文，1827年成为英华书院的中文教师，1828年担任院长，在此期间创办了《天下新闻》。《东西洋考》的创办者郭士立于1826年由荷兰布道会派往巴达维亚，随同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们学习中文和马来文，与这些和英华书院有直接关系的传教士们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1829年干脆退出荷兰布道会前往马六甲英华书院为伦敦布道会服务，并继续学习中文。《东西洋考》的后期编者之一马儒翰是马礼逊的次子，是英华书院毕业的著名人士。奚礼尔协助麦都思编辑《各国消息》和《遐迩贯珍》，可以说是“亲情客串”，他是麦都思的女婿，也是一名英国商人兼驻外官员。《遐迩贯珍》的另一位主编理雅各于1840年被伦敦布道会派遣到马六甲，在1840年～1856年期间长期担任英华书院院长。创办《六合丛谈》的伟烈亚力也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和麦都思的经历极为相似。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华书院是培养欧美的中国通的唯一学校。早期宗教月刊在办刊宗旨、主要内容、样式版式、印刷发行等方面也极为相似，“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关系”，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英华书院的传教氛围、文化环境和教育策略长期作用的结果。来源于中国古代报纸(邸报或京报)的线装书册式的装帧，适应复杂传教环境的“附会儒学”式的封面设计，追求如“彩色云”一般通俗和生动的文章写作，是宗教月刊初创时期的一大特色。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除了刊物之间的先后示范作用外，大概也和英华书院的受教育经历对传教士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从《察世俗》的“阐发宗教教义”到《东西洋考》的“为在华外人之利益辩护”，再到《遐迩贯珍》的“促进中英两国的相互理解”，早期宗教月刊宗旨的这种演变，一方面是办刊者对形势认识不断深入的体现，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前文所述的英华书院办学宗旨在应用领域不断得到强化的结果。就内容而言，早期宗教月刊很好地适应了马六甲、广州、香港和上海等不同地域的社会状况，从《察世俗》到《东西洋考》再到《遐迩贯珍》，宗教自身的宣传越来越少，代之以越来越多的商业和新闻元素，“新报”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宗教伦理肯定出自传教士之手，大部分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文章也是传教士所写，新闻和市场行情则大多摘译于同时期的外文报刊，英华书院的师生自始至终地参与到变迁过程中，充当大部分稿件的撰稿人。例如《察世俗》第七卷(1821年)刊载的《少年人篇》就是英华书院学生的作品：“在天地间，那一类是最贵的？曰：人为万物之首。人以何算得万物之首？曰：以其有灵魂而万物皆无之故也。若汝怀恶心，行歹事，此即以自己成禽兽又比较禽兽更不好也。”{11}虽然写得简单粗糙，但却也给《察世俗》平添了些许“彩色云”。
此外，英华书院对提高中文近代报刊的印刷技术也有很大贡献。鸦片战争之前，英华书院可以使用铅活字印刷所有的英文资料，但限于技术条件，中文出版物大多采用木刻雕版印刷，偶尔采用胶泥活字和石印技术，出版物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为了提高中文印刷水平，伦敦布道会派戴尔到马六甲进行专门研究，经过悉心探索，戴尔最终研制出了先雕钢模、然后冲制铜字模、再制汉字铅活字的技术工艺，于1843年病故前刻制了一大批美观耐用的中文字模。香港英华书院以这副字模为根本，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中文铅活字设备的印刷机构，承印了大量的中文出版物，其中就包括《遐迩贯珍》，开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用铅活字印刷中文报刊的先河。至于后来的王韬和黄胜集资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建中华印务总局并且出版《循环日报》，更加具有历史意义。
注释：
①⑩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潘贤模：《南洋萌芽时期的报纸——近代中国报史初篇》，《新闻研究资料》，总第9辑。
③《清史编年》(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⑤E.A Morrison，Vol.Ⅱ，转引自谭树林：《英华书院：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聊城大学学报》，2002(2)。
⑥⑦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⑧⑨{11}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编校：张红玲
创建英华书院之缘由
马礼逊和米怜要在中国传教，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清朝政府的闭关禁教政策。清朝政府对外人在华活动严格限制，雍正年间的上谕就规定“各省西人，除应到京效力者外，余俱安置澳门”，②并且严密监视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范围。嘉庆十六年严定《西洋人传教治罪专条》，更是对中国境内外国人的传教活动明令禁止，“西洋人有私自刊刻经卷，倡立讲会，蛊惑多人及旗民人等向西洋人转为传习，并私立名号煽惑及众，确有实据，为首者意当定为绞决；其传教煽惑而无名号者，着定为绞候；其仅止听从入教不知悔改者，发往黑龙江给索伦达呼尔为奴，旗人销去旗档”。③其次，作为新教传教士的马礼逊和米怜还要面临来自天主教的阻碍。葡萄牙殖民者将天主教视为国教，把澳门当做天主教的势力范围，不容新教染指，对新教采取的是抵制政策。地理位置优越的马六甲，拥有大量华侨，距离中国较近，殖民当局支持新教传播，自然而然成了新教传教士们建立根据地的上上之选。
1815年4月17日，还是晚春时节，米怜携夫人和几名雇员从广州出发，经过35天的颠簸后抵达马六甲。8月5日，宗教月刊《察世俗》问世，就在同一天，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免费学校“立义馆”也顺利开校。随着传教工作的陆续展开和深入，米怜肩上的任务也越来越重，他迫切期望有这样一所学校——不仅培养华人懂得英文，而且也培养优秀传教士懂得中文——提供团队支持。显然，仅仅招收华裔男童的“立义馆”是不能满足米怜真正的愿望的，它只不过是一所简陋的过渡性学校而已。
其实，早在1812年致伦敦布道会财务总管和秘书的信中，马礼逊就提出要在马六甲建立一所学院，以便培养海外传教士，他写道：“我希望我们在马六甲有所学院，为恒河外方的各国培养欧洲及本地的传教士”。④米怜的境况更加坚定了马礼逊的这一构想。1815年10月，马礼逊向社会公布了《致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仁慈的基督徒：关于通过自愿募捐在东印度的马六甲建立一所英国的和中国的学院的提议》，其中第一条明确地指出了建立学院的“直接的目标是促进英国和使用中文的各国间友好的文学交流，最终的目标是实现一个愿望：在上帝福佑下，借助本学院，将理性和启示之光，以和平方式逐渐地照向亚洲的东部尽头和太阳升起处的那些岛屿”，⑤其余各条涉及学院管理、招生和批准诸事项。随后，各类捐献纷至沓来。
1818年11月11日，英华书院举行奠基礼，驻马六甲英军司令法夸尔上校主持仪式，当地官吏士绅均应邀参加。书院接管原“立义馆”之学童，并于1820年建成后正式招生。
英华书院办学状况分析
英华书院滨海而建，除了常设和外设的教学机构及设施外，还有中文印刷所和英文印刷所。人员从院长到教师，包括随员、学生以及刻版工、写字匠、装订工、木匠和园丁，一应俱全。鸦片战争后，香港被英国占领，1843年书院整体迁港，并于1844年更名为英华神学院，1856年停办。下面是英华书院作为一所教育机构的基本状况：
办学宗旨。米怜在《英华书院计划书》里明确宣布，“本院之设立，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一则造就欧人学习中国语言及中国文字；二则举凡恒河外方各族……其就读于中文科者，皆能以英语接受西欧文学及科学之造就。本院各项课程之设计，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⑥总而言之，英华书院的办学宗旨，一为传播宗教，二为传播科学文化。
教学内容。在《英华书院计划书》里，同时也规定了学生必修的科目，“欧籍学生必须授予中国语文，唯各生得按其意愿在宗教、文字、经济诸科上有所选择；本土学生必须以英国语文授以地理、历史、数学，及有关学术与科学之各项科目。如属时间许可，亦将授以伦理哲学、基督教神学及马来文等”。⑦总体来说，英华书院的教学内容体系从属并服务于传教工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语言文化，主要学习《幼学琼林》、《四书》、《三字经》等传统蒙学典籍，有时也请人教授闽方言和粤方言等利于日常交流的口语；二是英文与西方科学知识，开设的课程中，语言训练方面的有英语对话、写作、语法等，西方科学知识方面的有地理、历史、天文、数学及常识等；三是宗教教育，围绕《圣经》，除了布道、礼拜、晨读等常规内容外，还在其他课程的授课当中渗透甚至灌输基督教教义。
教学方法。英华书院几乎每个人的生活从早晨的诵经开始到晚上的祷告结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但是置身其中的教学活动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呆板、那么枯燥，相反地，却是别开生面，值得说道。英华书院的教师们将西方传统的自由和博爱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这所被后人称为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第一所中文学校的课堂上，他们注重对知识的理解，不强求学生死记硬背，尊重学生个性，按照学生的水平划分班级，因材施教。他们精心组织课堂教学，用地球仪做教具讲解地理知识。他们要求学生阅读经典，在做中学，学以致用，直接参与翻译实践。这些都与当时流行的私塾和官学模式有着天壤之别。
招生培养及影响。按照计划，英华书院既设中学，也设小学，其生源比较广泛，欧美基督教徒、传教士、商行人员或本土青年，经过简单的资格认证，均可入学就读。19世纪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转型的重要时期，西学东渐也好，洋为中用也罢，带给时人的毕竟是煌煌天朝从未领略过的思想、制度和器物。以宗教的名义，为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的英华书院开创了近代中国教会学校的基本模式，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早期基础。如果说英华书院的影响波及到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多个侧面，一点也不为过。
英华书院在近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的作用
基督教在华进行传教的方式有“口头播道”、“教育播道”、“文字播道”和“医疗播道”等，而新教早期所采用的主要是“教育播道”和“文字播道”。英华书院一方面是“教育播道”的主要标志，另一方面也和“文字播道”关系密切，可以说它是两种传教方式相结合的产物。就新闻史的角度而言，从1815年到1874年期间的所有传教士报刊，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文字播道”的产物，而这一期间的其他中文报刊也或多或少会受到“文字播道”路径的影响。卓南生先生把这60年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宗教月刊时期，即从1815年伦敦布道会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开始，至1857年创刊于上海的《六合丛谈》在1858年停刊为止。第二个阶段是‘新报’的萌芽与成长期”。⑧我们接受这样的分类，早期宗教月刊的确是中文近代报刊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样看来，英华书院拥有的是和宗教月刊同样的历史阶段。我们相信，在共同的传教目的支配下，英华书院和宗教月刊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英华书院在近代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期宗教月刊都是传教士主编，“他们几乎都出身英华书院或与该书院有某种密切的关系”。⑨米怜在编印《察世俗》的过程中体会到了人才的重要性，和马礼逊一起创办了英华书院，并兼任首任院长和教员。麦都思于1817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协助马礼逊和米怜推行“文字播道”活动，在努力学习中文的同时，他一直是印刷部门的主管，并且在米怜健康欠佳时期主持所有工作，可以说，麦都思是英华书院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先后创办了《特选撮要》、《各国消息》和《遐迩贯珍》。吉德是1824年11月来到马六甲的，他先是在英华书院以学生的身份学习中文，1827年成为英华书院的中文教师，1828年担任院长，在此期间创办了《天下新闻》。《东西洋考》的创办者郭士立于1826年由荷兰布道会派往巴达维亚，随同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们学习中文和马来文，与这些和英华书院有直接关系的传教士们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1829年干脆退出荷兰布道会前往马六甲英华书院为伦敦布道会服务，并继续学习中文。《东西洋考》的后期编者之一马儒翰是马礼逊的次子，是英华书院毕业的著名人士。奚礼尔协助麦都思编辑《各国消息》和《遐迩贯珍》，可以说是“亲情客串”，他是麦都思的女婿，也是一名英国商人兼驻外官员。《遐迩贯珍》的另一位主编理雅各于1840年被伦敦布道会派遣到马六甲，在1840年～1856年期间长期担任英华书院院长。创办《六合丛谈》的伟烈亚力也是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和麦都思的经历极为相似。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前，英华书院是培养欧美的中国通的唯一学校。早期宗教月刊在办刊宗旨、主要内容、样式版式、印刷发行等方面也极为相似，“存在某种一脉相承的关系”，⑩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英华书院的传教氛围、文化环境和教育策略长期作用的结果。来源于中国古代报纸(邸报或京报)的线装书册式的装帧，适应复杂传教环境的“附会儒学”式的封面设计，追求如“彩色云”一般通俗和生动的文章写作，是宗教月刊初创时期的一大特色。之所以有这样的风格，除了刊物之间的先后示范作用外，大概也和英华书院的受教育经历对传教士潜移默化的影响有关。从《察世俗》的“阐发宗教教义”到《东西洋考》的“为在华外人之利益辩护”，再到《遐迩贯珍》的“促进中英两国的相互理解”，早期宗教月刊宗旨的这种演变，一方面是办刊者对形势认识不断深入的体现，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是前文所述的英华书院办学宗旨在应用领域不断得到强化的结果。就内容而言，早期宗教月刊很好地适应了马六甲、广州、香港和上海等不同地域的社会状况，从《察世俗》到《东西洋考》再到《遐迩贯珍》，宗教自身的宣传越来越少，代之以越来越多的商业和新闻元素，“新报”的味道也越来越浓。宗教伦理肯定出自传教士之手，大部分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文章也是传教士所写，新闻和市场行情则大多摘译于同时期的外文报刊，英华书院的师生自始至终地参与到变迁过程中，充当大部分稿件的撰稿人。例如《察世俗》第七卷(1821年)刊载的《少年人篇》就是英华书院学生的作品：“在天地间，那一类是最贵的？曰：人为万物之首。人以何算得万物之首？曰：以其有灵魂而万物皆无之故也。若汝怀恶心，行歹事，此即以自己成禽兽又比较禽兽更不好也。”{11}虽然写得简单粗糙，但却也给《察世俗》平添了些许“彩色云”。
此外，英华书院对提高中文近代报刊的印刷技术也有很大贡献。鸦片战争之前，英华书院可以使用铅活字印刷所有的英文资料，但限于技术条件，中文出版物大多采用木刻雕版印刷，偶尔采用胶泥活字和石印技术，出版物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为了提高中文印刷水平，伦敦布道会派戴尔到马六甲进行专门研究，经过悉心探索，戴尔最终研制出了先雕钢模、然后冲制铜字模、再制汉字铅活字的技术工艺，于1843年病故前刻制了一大批美观耐用的中文字模。香港英华书院以这副字模为根本，成为中国第一家拥有中文铅活字设备的印刷机构，承印了大量的中文出版物，其中就包括《遐迩贯珍》，开了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上用铅活字印刷中文报刊的先河。至于后来的王韬和黄胜集资购买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组建中华印务总局并且出版《循环日报》，更加具有历史意义。
注释：
①⑩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潘贤模：《南洋萌芽时期的报纸——近代中国报史初篇》，《新闻研究资料》，总第9辑。
③《清史编年》(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⑤E.A Morrison，Vol.Ⅱ，转引自谭树林：《英华书院：近代教会学校之滥觞》，《聊城大学学报》，2002(2)。
⑥⑦李志刚：《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⑧⑨{11}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作者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