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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依然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艰”，是包括实业萎靡在内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之“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恰如赫拉克利特那句最有穿透力的格言，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没错，经济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尽管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经济也还是那个经济，却都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不断变换着新的形态。
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可谓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试图驾驭、挑战或摆脱规律，则被视为不智。尽管你可以幻想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但谁也不会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冒着脑震荡甚至粉身碎骨的风险，去完成那惊险的高空飞跃。
既然是规律，其基本特点是普适性。经济规律的要义，是尊重市场，以市场配置资源。中国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应遵而循之。
当前，中国已进入一个“以转型促发展”的时期。在治理经济领域问题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猛药在短期内取得了疗效，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遗症，为未来埋下了更为长期的隐患。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既有系统性方面的不足，又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而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受到制度环境的抑制，嗷嗷待哺的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困窘，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滞后，垄断特权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倾轧，而且金融资源错配严重，引发了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的振兴乏力。由此，有学者担忧：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产业（实业）空心化”之虞。
产业经济的双重烦恼
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语境下，时间往往变得敏感。经济复苏到了哪一步，内需之基究竟夯实得如何，萧条期究竟还将持续多久？
对这些问题，人们需要一份答卷。学界普遍认识到，这次经济萧条之于中国，本质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去二十年，国内消化不了的产能一度有美国廉价接收，成为两国经济繁荣的要素，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购买力下降，哈佛教授弗格森所说的“Chimerica”（中美组合）链条随之断裂。危机，一经触发，变为现实。
对积弊已久的内需之困，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撰文指出，其背后存在“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他以自身在东莞经历的一场有意思的争论来说明问题。
该争论中，吴敬琏先生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然而，一些代工制鞋老板根据切身体会，用“利润率”来质疑：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我们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
观此，秦晖一语道破：显然，吴老和代工老板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真相只有一个：美国人尽管拿到价值链上88%的增值，利润却由分散在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诸多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分享。这是除了美元霸权因素外，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强劲的来由。不同的是，中国在价值链中虽只占12%，但利润高度集中，用秦晖原话来说，“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从而，应当深知的是：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的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所谓的“产业（实业）空心化”亦将由忧虑将变作现实。而“产业（实业）空心化”趋势本身并非抽象的概念，或许可以用“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这两句话，来概括中国经济在产业（实业）支撑上的后劲不足。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问题上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倘若这一趋势不及时遏制，则经济命运堪忧。
传统产业的升级难题，已经可以从长三角、珠三角近年来的制造业危机中管窥一斑，在此不再赘言。而新兴产业的落地生根，则同样遇到多重困局，难以顺利成长。正如我们近年来在调研中所看到的，当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正演变为一场全国式的地方经济赛跑。
现实之中，在发展新兴产业的一些地区，存在用老体制、老办法来发展新兴产业的现实。不少地方对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判断、发展目标、发展路线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发展新兴产业条件的判断也存在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地方，由于看不到新兴产业中一些新技术的发展条件，认为发展时机未到，只喊口号，却不进行投入研发；也有一些地方，为发展地方产值，希望以此拉动当地投资，出现“抓一把稻草就形成产能”的现象。
一批批企业也跃跃欲试，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出尽风头，比如自主汽车品牌吉利、奇瑞、比亚迪纷纷打起新能源汽车的金字招牌。资本市场，亦借经济转型、世界动荡阴影、全球经济泡沫等，开始热炒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题材…… 一时间，人人“新”动。
风险来自对规律的漠视
新兴产业在不少地方的非理性上马，成为不少学者所观察到的一个当前值得警惕的现象。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就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和企业不乏投资的热情，却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耐心。有的急于盯住投资、产值，抢先从国外买进零部件拼装产品，制造一场“虚热”。而在技术受制于人情况下的大规模的产业投资，是在“沙滩上建宫殿”，当正在应用的技术一旦升级，原有庞大的产能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不良资产。
在陈清泰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是由GDP导向转向创新导向，改革体制环境，释放内生的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产业升级包括产品的换代升级和在产业链上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发及现代服务业的爬坡，而后者具有根本意义。要防止演变成“升级版”的招商引资、低端制造业的外延扩张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投资活动。
另一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地区竞争的投资热点领域，这本身虽然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所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往往异化为竞相扩展产能的投资项目。而且，由于各地方政府直接和深度参与产业发展的竞争，以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演变为圈地块、争补贴、上投资的锦标赛，导致很大的副作用和资源浪费。 冲动是魔鬼，产能过剩则是冲动的产物。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僵局，恐怕还是源于缺乏核心技术，过剩的产能大量集中在低端部分，与国外的产品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所致。
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何在？陈清泰认为，不是产业规模不够、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在扩张产能的投资严重过度的情况下，技术投入却严重不足。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进、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发展新兴产业是生产力提升的一次爬坡，核心要素是创新能力。其本质，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对此，金碚的看法与之类似：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的不是一哄而上的投资热，而是脚踏实地的研发创新；不是政府对企业强力补贴的揠苗助长，而是企业创新想象的更大自由空间和自负其责的技术路线选择；不是政府直接决定市场赢家，而是提供让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和合作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现实总是太残忍。当前，国内有不少地方政府依然表现得理性不足，他们热衷于研究制定产业的技术路线。殊不知，由于指定路线的做法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未必最适合当地产业发展。人为设定技术路线，不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任何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都无疑要承受眼前难以察觉的巨大风险。
方兴未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能过剩等前车之鉴的阴影下，囿于体制、技术、政策、市场等大环境，如今各种正面负面消息已是盘根错节、纵横交织。类似的问题，都不能不让人忧从中来。然而，又何以解忧？
终结权力主导经济宿命
对于中国经济如何走出转型的困境，知识界有着不少真知灼见。其中，不少学者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在于体制性障碍对经济肌体的侵害，中国经济需要二次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必须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入手，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释放新的活力。
权力主导型经济在中国最顽固也是最突出的表现，无疑是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乱象”。在GDP考核模式下，各级政府充分发挥自身掌握的土地和银行这两大资金“变现”工具，开始拍卖土地，开发商得以从银行手中贷款向政府买地，然后建造出房子卖给购房者，而后者也从银行贷款，购买这些开发商建造出来的房子。各级政府呢，则通过堂而皇之地大肆卖地，从而获得地方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官员升迁所需的政绩（即“土地财政”），开发商再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获得暴利，而这些成本，则一律被转嫁给了购房者。在此过程中，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资源被错配。最后，购房者所收获的惟有越发高企的房价，导致房奴的进一步“奴化”。
如今，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依然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艰”，是包括实业萎靡在内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之“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要想取得新的突破，许多学者给的“药方”是进行改革突围。尽管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会触及重重积弊，但只有尊重市场进行改革，中国才会发展。
由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也为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给出了合理建议。该报告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基础的六条结论，对应了中国六个优先改革的领域，其中第一条就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这些结论，可视为给中国下一轮改革与转型提供的参考，又何尝不是中国经济终结权力主导型经济的历史宿命、不再“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的必由之路？
恰如赫拉克利特那句最有穿透力的格言，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没错，经济的每一天也都是新的。尽管太阳还是那个太阳，经济也还是那个经济，却都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和发展，不断变换着新的形态。
认识规律、遵循规律、运用规律，可谓是人类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试图驾驭、挑战或摆脱规律，则被视为不智。尽管你可以幻想摆脱地心引力的束缚，但谁也不会在毫无保护措施的情况下，就冒着脑震荡甚至粉身碎骨的风险，去完成那惊险的高空飞跃。
既然是规律，其基本特点是普适性。经济规律的要义，是尊重市场，以市场配置资源。中国作为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尤应遵而循之。
当前，中国已进入一个“以转型促发展”的时期。在治理经济领域问题的过程中，宏观层面的猛药在短期内取得了疗效，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后遗症，为未来埋下了更为长期的隐患。中观层面的产业政策，既有系统性方面的不足，又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供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而在微观层面，企业家精神受到制度环境的抑制，嗷嗷待哺的中小民营企业生存困窘，难以支撑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尤其是由于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滞后，垄断特权对市场竞争产生了倾轧，而且金融资源错配严重，引发了民间金融的高利贷化，进一步导致实体经济的振兴乏力。由此，有学者担忧：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产业（实业）空心化”之虞。
产业经济的双重烦恼
在危机与反危机的语境下，时间往往变得敏感。经济复苏到了哪一步，内需之基究竟夯实得如何，萧条期究竟还将持续多久？
对这些问题，人们需要一份答卷。学界普遍认识到，这次经济萧条之于中国，本质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去二十年，国内消化不了的产能一度有美国廉价接收，成为两国经济繁荣的要素，然而，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国购买力下降，哈佛教授弗格森所说的“Chimerica”（中美组合）链条随之断裂。危机，一经触发，变为现实。
对积弊已久的内需之困，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撰文指出，其背后存在“价值链与利润率”的悖论。他以自身在东莞经历的一场有意思的争论来说明问题。
该争论中，吴敬琏先生提出“价值链”问题：我国出口企业为外国品牌代工，一双鞋出口价10美元，在美国终端市场却卖90多美元；我们只得到价值链的12%，太亏了！然而，一些代工制鞋老板根据切身体会，用“利润率”来质疑：你以为国外品牌商比我们好赚钱？合作的品牌开发商利润率只有1%，活得不易；我们代工企业利润率却有20%……
观此，秦晖一语道破：显然，吴老和代工老板讲的是两回事，一个谈的是价值链，一个讲的是利润率。真相只有一个：美国人尽管拿到价值链上88%的增值，利润却由分散在物流、几级批发、零售、广告、策划、市场调查、商品检验等诸多环节的大量从业者分享。这是除了美元霸权因素外，他们的消费之所以强劲的来由。不同的是，中国在价值链中虽只占12%，但利润高度集中，用秦晖原话来说，“老板赚钱很多；国家拿走的更是一个大头，当然不只是税收。”
从而，应当深知的是：中国经济，倘若无法进入“共享式增长”的轨道，内需会是无源之水，所谓的“产业（实业）空心化”亦将由忧虑将变作现实。而“产业（实业）空心化”趋势本身并非抽象的概念，或许可以用“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这两句话，来概括中国经济在产业（实业）支撑上的后劲不足。这也正是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问题上所面临困境的真实写照。倘若这一趋势不及时遏制，则经济命运堪忧。
传统产业的升级难题，已经可以从长三角、珠三角近年来的制造业危机中管窥一斑，在此不再赘言。而新兴产业的落地生根，则同样遇到多重困局，难以顺利成长。正如我们近年来在调研中所看到的，当下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布局，正演变为一场全国式的地方经济赛跑。
现实之中，在发展新兴产业的一些地区，存在用老体制、老办法来发展新兴产业的现实。不少地方对发展新兴产业的条件判断、发展目标、发展路线存在不同的看法，对发展新兴产业条件的判断也存在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地方，由于看不到新兴产业中一些新技术的发展条件，认为发展时机未到，只喊口号，却不进行投入研发；也有一些地方，为发展地方产值，希望以此拉动当地投资，出现“抓一把稻草就形成产能”的现象。
一批批企业也跃跃欲试，借助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出尽风头，比如自主汽车品牌吉利、奇瑞、比亚迪纷纷打起新能源汽车的金字招牌。资本市场，亦借经济转型、世界动荡阴影、全球经济泡沫等，开始热炒云计算、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题材…… 一时间，人人“新”动。
风险来自对规律的漠视
新兴产业在不少地方的非理性上马，成为不少学者所观察到的一个当前值得警惕的现象。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就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和企业不乏投资的热情，却缺乏掌握核心技术的耐心。有的急于盯住投资、产值，抢先从国外买进零部件拼装产品，制造一场“虚热”。而在技术受制于人情况下的大规模的产业投资，是在“沙滩上建宫殿”，当正在应用的技术一旦升级，原有庞大的产能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不良资产。
在陈清泰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要的是由GDP导向转向创新导向，改革体制环境，释放内生的创新活力。产业结构升级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重要载体，产业升级包括产品的换代升级和在产业链上由低端制造向高附加值的研发及现代服务业的爬坡，而后者具有根本意义。要防止演变成“升级版”的招商引资、低端制造业的外延扩张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规模投资活动。
另一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金碚指出：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地区竞争的投资热点领域，这本身虽然无可厚非，但是由于原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和中国目前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所以，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往往异化为竞相扩展产能的投资项目。而且，由于各地方政府直接和深度参与产业发展的竞争，以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因此，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可能演变为圈地块、争补贴、上投资的锦标赛，导致很大的副作用和资源浪费。 冲动是魔鬼，产能过剩则是冲动的产物。之所以陷入产能过剩僵局，恐怕还是源于缺乏核心技术，过剩的产能大量集中在低端部分，与国外的产品相比根本不具竞争力所致。
中国产业升级迟缓的主要原因何在？陈清泰认为，不是产业规模不够、不是缺乏资金，而是发展模式落后。在扩张产能的投资严重过度的情况下，技术投入却严重不足。即便对引进的技术，往往也以“可以使用”为限，没有足够的耐心消化吸收。在引进、再引进的过程中，大多未能获得“举一反三”的技术能力，掉进了技术依赖的陷阱。发展新兴产业是生产力提升的一次爬坡，核心要素是创新能力。其本质，是在产业链上的升级，关键是突破核心技术、掌握知识产权。必须由热衷于投资转向关注创新能力建设，由热衷于规模扩张转向关注产业竞争力提高，由热衷于低端制造转向关注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对此，金碚的看法与之类似：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的不是一哄而上的投资热，而是脚踏实地的研发创新；不是政府对企业强力补贴的揠苗助长，而是企业创新想象的更大自由空间和自负其责的技术路线选择；不是政府直接决定市场赢家，而是提供让更多企业参与竞争和合作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
现实总是太残忍。当前，国内有不少地方政府依然表现得理性不足，他们热衷于研究制定产业的技术路线。殊不知，由于指定路线的做法并非市场竞争的结果，未必最适合当地产业发展。人为设定技术路线，不符合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任何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都无疑要承受眼前难以察觉的巨大风险。
方兴未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产能过剩等前车之鉴的阴影下，囿于体制、技术、政策、市场等大环境，如今各种正面负面消息已是盘根错节、纵横交织。类似的问题，都不能不让人忧从中来。然而，又何以解忧？
终结权力主导经济宿命
对于中国经济如何走出转型的困境，知识界有着不少真知灼见。其中，不少学者认识到，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经济增速的放缓，而在于体制性障碍对经济肌体的侵害，中国经济需要二次体制改革，而新一轮的改革必须从权力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入手，通过扫除体制性障碍，为经济发展释放新的活力。
权力主导型经济在中国最顽固也是最突出的表现，无疑是房地产市场的种种“乱象”。在GDP考核模式下，各级政府充分发挥自身掌握的土地和银行这两大资金“变现”工具，开始拍卖土地，开发商得以从银行手中贷款向政府买地，然后建造出房子卖给购房者，而后者也从银行贷款，购买这些开发商建造出来的房子。各级政府呢，则通过堂而皇之地大肆卖地，从而获得地方发展所需的资金和官员升迁所需的政绩（即“土地财政”），开发商再通过“空手套白狼”的方式获得暴利，而这些成本，则一律被转嫁给了购房者。在此过程中，土地收益分配主体严重错位，资源被错配。最后，购房者所收获的惟有越发高企的房价，导致房奴的进一步“奴化”。
如今，权力主导型经济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依然在深层次地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传统产业升级难”和“新兴产业生根艰”，是包括实业萎靡在内的中国经济转型困境之“一体两翼”，其“病灶”是一致的。
中国经济要想取得新的突破，许多学者给的“药方”是进行改革突围。尽管改革是一种利益调整，会触及重重积弊，但只有尊重市场进行改革，中国才会发展。
由世界银行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报告也为中国经济顺利转型给出了合理建议。该报告关于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基础的六条结论，对应了中国六个优先改革的领域，其中第一条就是：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这些结论，可视为给中国下一轮改革与转型提供的参考，又何尝不是中国经济终结权力主导型经济的历史宿命、不再“传统产业升级难，新兴产业生根艰”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