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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6月，黄埔军校（陆军军官学校）在广州长洲岛上开学，这是属于国民党的军校，学员毕业后主要分配入党军（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然而，拥护国民革命的军队，虽然是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但是此时还没有完全统一到国民党内，而是呈半独立状态分属各个军政巨头各自管理。
军队是军政巨头们的命根子，而军官团体是其控制部队的工具，所以培训军官乃是每一个军政巨头的头等大事，这事还不能假手于人，必须自己办理。于是在黄埔开办的差不多同一时期，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在广州城内也开办了自己的军官学校。另外，建国粤军有自己的随营学校，福军、攻鄂军也有自己的讲武堂。
这在当时的局势下不算什么新闻，只是后来黄埔军校名气越来越大，其光芒掩盖了这段历史，所以这几所军校在历史上无声无息，鲜为人知。
珠江河畔的第二军军官学校
跟随黄埔军校办学最快的是谭延闿的湘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孙中山抓住机会，联系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二次兴兵北伐，讨伐直系吴佩孚与曹锟。9月初，孙中山赶赴韶关亲自领导第二次北伐，打算取道江西北上。10月，广州商团捣乱，孙不得不回广州处理。由谭延闿任总司令的北伐军，留驻粤北担任防务。
谭对二次北伐是支持的。无他，北伐得赣，自东向西进攻，湘则成碗里肉。湘军打回湖南老家，实力自然可以大长。未得湘而图湘，他兴奋地开始筹谋培训自己的军官。不然，得湘而没猛士守四方，也是尴尬。
抱此目的，谭延闿等前脚回广州，后脚就在韶关南雄设立湘军整理处，把建国湘军第三、第五军，重新整理成8个团。11月，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谭马上在广州开办建国湘军讲武堂。此时以他资历，党内外没人管得了他，即使已有黄埔军校，他要自办一个军校，也只能随他了。
次年（1925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国民政府所属的湘军、滇军、桂军、粤军、攻鄂军等所有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各省军相继取消自己的培训机构，只保留湘军和滇军的培训机构，但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设政治课。三校的党代表都由廖仲恺担任，加派政治教官，推行三民主义。湘军讲武堂改名为第二军军官学校，校长为湘阴人陈嘉祐，毛泽东担任政治部主任教官。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校址在现今广州市天字码头原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现广州沿江中路233号，原址已变成一间酒店）。生源大部分是第二军所辖各部的连、排干部和班长，还有从湖南招的青年学生。
湘军讲武堂第一期生，开学时间在1924年11月，只编步兵一个科，学制半年，后来这期学生全部取得黄埔军校学籍，按入学时间等同黄埔二期生，该期学员共383人，分三个队。
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生，1925年4月开学，学制10个月，取得黄埔四期学籍，毕业学员一共440人，同样分三队。
据第二期第五队学员冯志远回忆，军事课程有战术、筑城、交通、兵器等科目，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主要讲述理论知识，术科即实践科目，在野外进行，一般要拉去广州郊外的沙河瘦狗岭搞战术演习和构筑工事。
毛泽东曾两次来讲课，第一次讲农民运动问题，第二次讲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他没带课本讲稿，站在讲坛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浓重的湘潭话，好在学员们大多来自湖南，听得倒也不算太吃力。
第二期生毕业时，谭延闿为同学录写下序言：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将毕业，有同学录之刊欲吾题数言于编首。吾之所知诸君皆已知，吾所欲言即当为诸君言之，且于第一期同学录发其凡矣，将何以益诸君哉。虽然吾当闻之，人非学不足之患，学而不能行其学之患，盖学问之道无穷，不足固其所也。若并所已学而亦等之空谈，尚得为学者乎？
先总理之教人当曰知难行易，今诸君知所难者即卒业矣。则于其易者宜如何使见之实事，乎学之不足，愿诸君勉之，学之不行则诸君之羞矣。他日读此录时当有以自镜而因以镜人也，遂以此复于诸君。
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 谭延闿题
大沙頭旧迹：第三军军官学校
1925年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以雷霆之势平定了桂军刘振寰、滇军杨希闵之乱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整顿军队案”，全面进行军队整理。6月底再通过“政府改组决议案”，决定建立国民政府，设置军事委员会。滇军各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朱培德任军长。
7月，朱培德在大沙头原滇军随营干部学校原址上，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校长由朱培德自任，熊式辉任教育长，廖仲恺任党代表，8月24日，廖被暗杀后由汪精卫接任。
学校设步、炮、工三科，步科编成一个总队，6个中队，炮、工两科各编一个中队。学员有原滇军随营干部学校未毕业学员、云南来投考的学生，还有随杨、刘叛乱被俘的滇军青年军官。全部学员一共760名，绝大多数是云南籍，也有少量广东籍学生。
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朱克靖出任。据学员敬德裕回忆，队官等军事教员多是从保定、云南讲武堂、韶关讲武堂毕业，他们照搬日本陆军士官的教学模板，显得生硬僵化，学生们因此非常不满。而政治教官则大受欢迎，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如赵宗华、任公侠等教官，与学生们感情融洽，很受爱戴。以至于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根本进不了学校。
1926年春，在这一期学员毕业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要求各军自办的军校统归黄埔军校。该期同学发黄埔第三期毕业证，同等待遇。第三军军官学校只办一期后取消办学，并入黄埔本校。
第三军军官学校学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有学员晚年时还能哼起当年在校时经常唱的歌：“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尽中华魂。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
云南祥云籍学生张开杨在《同学录》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最敬爱的七百六十位富有革命牺牲精神的同学，得校长、党代表的训育，政治部诸位教官的指导，而今是毕业了……我们武装同志，其责任首在扫除军阀，用我们的生命，冲锋杀敌，努力奋斗，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我们的国民革命一定成功。”
第二、第三军军官学校与黄埔军校同时而生，虽然原本分属不同的军政派系，但最终都在大革命的旗帜下汇成洪流，各所军校的学生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这两所军校的学员们，也都取得了黄埔学籍。称两所学校为黄埔“分校”，可谓虽无其名、却有其实。
（作者系文史学者）
军队是军政巨头们的命根子，而军官团体是其控制部队的工具，所以培训军官乃是每一个军政巨头的头等大事，这事还不能假手于人，必须自己办理。于是在黄埔开办的差不多同一时期，建国湘军、建国滇军在广州城内也开办了自己的军官学校。另外，建国粤军有自己的随营学校，福军、攻鄂军也有自己的讲武堂。
这在当时的局势下不算什么新闻，只是后来黄埔军校名气越来越大，其光芒掩盖了这段历史，所以这几所军校在历史上无声无息，鲜为人知。
珠江河畔的第二军军官学校
跟随黄埔军校办学最快的是谭延闿的湘军。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孙中山抓住机会，联系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二次兴兵北伐，讨伐直系吴佩孚与曹锟。9月初，孙中山赶赴韶关亲自领导第二次北伐，打算取道江西北上。10月，广州商团捣乱，孙不得不回广州处理。由谭延闿任总司令的北伐军，留驻粤北担任防务。
谭对二次北伐是支持的。无他，北伐得赣，自东向西进攻，湘则成碗里肉。湘军打回湖南老家，实力自然可以大长。未得湘而图湘，他兴奋地开始筹谋培训自己的军官。不然，得湘而没猛士守四方，也是尴尬。
抱此目的，谭延闿等前脚回广州，后脚就在韶关南雄设立湘军整理处，把建国湘军第三、第五军，重新整理成8个团。11月，孙中山北上商谈国事，谭马上在广州开办建国湘军讲武堂。此时以他资历，党内外没人管得了他，即使已有黄埔军校，他要自办一个军校，也只能随他了。
次年（1925年）第一期学员毕业，国民政府所属的湘军、滇军、桂军、粤军、攻鄂军等所有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各省军相继取消自己的培训机构，只保留湘军和滇军的培训机构，但需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开设政治课。三校的党代表都由廖仲恺担任，加派政治教官，推行三民主义。湘军讲武堂改名为第二军军官学校，校长为湘阴人陈嘉祐，毛泽东担任政治部主任教官。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校址在现今广州市天字码头原江防司令部所在地（现广州沿江中路233号，原址已变成一间酒店）。生源大部分是第二军所辖各部的连、排干部和班长，还有从湖南招的青年学生。
湘军讲武堂第一期生，开学时间在1924年11月，只编步兵一个科，学制半年，后来这期学生全部取得黄埔军校学籍，按入学时间等同黄埔二期生，该期学员共383人，分三个队。
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生，1925年4月开学，学制10个月，取得黄埔四期学籍，毕业学员一共440人，同样分三队。
据第二期第五队学员冯志远回忆，军事课程有战术、筑城、交通、兵器等科目，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主要讲述理论知识，术科即实践科目，在野外进行，一般要拉去广州郊外的沙河瘦狗岭搞战术演习和构筑工事。
毛泽东曾两次来讲课，第一次讲农民运动问题，第二次讲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他没带课本讲稿，站在讲坛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口浓重的湘潭话，好在学员们大多来自湖南，听得倒也不算太吃力。
第二期生毕业时，谭延闿为同学录写下序言：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官学校第二期学生将毕业，有同学录之刊欲吾题数言于编首。吾之所知诸君皆已知，吾所欲言即当为诸君言之，且于第一期同学录发其凡矣，将何以益诸君哉。虽然吾当闻之，人非学不足之患，学而不能行其学之患，盖学问之道无穷，不足固其所也。若并所已学而亦等之空谈，尚得为学者乎？
先总理之教人当曰知难行易，今诸君知所难者即卒业矣。则于其易者宜如何使见之实事，乎学之不足，愿诸君勉之，学之不行则诸君之羞矣。他日读此录时当有以自镜而因以镜人也，遂以此复于诸君。
中华民国十五年二月 谭延闿题
大沙頭旧迹：第三军军官学校
1925年6月，东征军回师广州，以雷霆之势平定了桂军刘振寰、滇军杨希闵之乱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整顿军队案”，全面进行军队整理。6月底再通过“政府改组决议案”，决定建立国民政府，设置军事委员会。滇军各部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由朱培德任军长。
7月，朱培德在大沙头原滇军随营干部学校原址上，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学校。校长由朱培德自任，熊式辉任教育长，廖仲恺任党代表，8月24日，廖被暗杀后由汪精卫接任。
学校设步、炮、工三科，步科编成一个总队，6个中队，炮、工两科各编一个中队。学员有原滇军随营干部学校未毕业学员、云南来投考的学生，还有随杨、刘叛乱被俘的滇军青年军官。全部学员一共760名，绝大多数是云南籍，也有少量广东籍学生。
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朱克靖出任。据学员敬德裕回忆，队官等军事教员多是从保定、云南讲武堂、韶关讲武堂毕业，他们照搬日本陆军士官的教学模板，显得生硬僵化，学生们因此非常不满。而政治教官则大受欢迎，他们多数是共产党员，如赵宗华、任公侠等教官，与学生们感情融洽，很受爱戴。以至于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根本进不了学校。
1926年春，在这一期学员毕业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要求各军自办的军校统归黄埔军校。该期同学发黄埔第三期毕业证，同等待遇。第三军军官学校只办一期后取消办学，并入黄埔本校。
第三军军官学校学生的思想非常进步，有学员晚年时还能哼起当年在校时经常唱的歌：“黄花岗上草青青，赤血洗尽中华魂。民族民权与民生，三民主义革命军。”
云南祥云籍学生张开杨在《同学录》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最敬爱的七百六十位富有革命牺牲精神的同学，得校长、党代表的训育，政治部诸位教官的指导，而今是毕业了……我们武装同志，其责任首在扫除军阀，用我们的生命，冲锋杀敌，努力奋斗，所谓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我们的国民革命一定成功。”
第二、第三军军官学校与黄埔军校同时而生，虽然原本分属不同的军政派系，但最终都在大革命的旗帜下汇成洪流，各所军校的学生都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这两所军校的学员们，也都取得了黄埔学籍。称两所学校为黄埔“分校”，可谓虽无其名、却有其实。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