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军帽

　　在我小时候，毛主席像章是人人喜爱的装饰品。我有一个瓷质的像章，上面的画面是毛主席去安源。有一次看电影，姐姐把这枚漂亮的像章别在我胸前。在街上没走多远，便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拽走了。
　　毛主席像章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所以人们抢得是冠冕堂皇，理直气壮。被抢者也只能心甘情愿，觉得被抢是理所当然。
　　在我上初中时，这句话已被改成“绿军帽人人爱，哪个抢到哪个戴”。抢军帽戴又成为一种时尚。
　　那时候，很多人都有一种军人情结。漂亮的姑娘找对象首选穿绿军装的军人，特别是穿“四个兜”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随着样板戏的普及推广，这段唱词也红透了大江南北。
　　我一直想有这样一顶军帽。
　　一天上午，同桌的晓群头戴一顶军帽来到教室，很神气。我很羡慕，就以借《海岸风雷》小人书给他看一天为交换条件，想让他把军帽借给我戴半天。晓群这人从小就仗义，答应上午放学前把军帽借给我。
　　放学时，晓群把军帽交到我手上，郑重地对我说：“借给你戴一中午，下午上学时还我。”我把军帽捧在手中，发现帽子里还衬着一张白纸，白纸和帽沿都有一种油油的感觉。我把军帽戴在头上，虽然军帽散发出一种难闻的脑油味，像隔年腊肉的味道，但第一次戴军帽我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正得意间，突然感到头皮一凉。不好，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把我的军帽抢走了。整个中午，我都魂不守舍，不知道下午到校后怎么跟晓群说。那天下午，我早早地来到学校等晓群。好不容易熬到上课时间，我才在教室外面等到了姗姗而来的晓群。晓群看我头上、手中都没有了军帽，再加上我满脸的沮丧，不安地问我：“军帽呢？”我只能如实地说：“被抢了。”“被抢了？帽子是我哥的，他只借给我戴两天，现在被抢了，我哥会把我皮剥了。”晓群脸上有天要塌下来的暗无天日的表情。
　　那天下午，晓群和我都没上课。我们先在街上闲逛，见有几个人戴着军帽，但都长得人高马大的，我们都没有勇气上去抢。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最后晓群说找他表哥试试。晓群表哥比我们高一年级，曾用一块青砖开了同学脑袋而被学校开除。晓群母亲严禁晓群同这位娘家侄子来往，但这次为了军帽，晓群把母亲的禁令也抛在脑后了。
　　我们在体育场的后面找到晓群的表哥时，他正和四五个同他差不多大的少年坐在草地上胡侃海吹，每个人嘴上都叼着一根烟。晓群同他表哥说了军帽被抢的事，其中一个脸上长着许多“青春痘”的少年站起来说：“好大的事，再抢一个就是了。”晓群表哥对我俩说：“这是强子。”我们立即对强子点头致意。强子对晓群表哥说：“两包香烟，不能孬于光明的。今晚体育场放电影，我们合伙帮他们抢一顶回来。”
　　我赶忙回家偷走了抽屉里那包父亲一直舍不得抽的“飞马”烟，晓群也在家摸了一包“东海”烟。当我们把烟交到强子手中时，强子很老到地把烟放在鼻尖上闻了闻，边撕开烟纸边说：“这烟好，飞马，两毛九，小店买不到。”说完一人散一支，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一串从淡蓝到淡灰的烟圈，说：“这烟真不错，军帽包在我身上。”
　　那天晚上，我没有参加抢军帽的行动。因为晚饭时，父亲发现那包烟不见了，问我，我说不知道。于是父亲就关我禁闭，把我锁在屋子里，连电影也不许我去看。那天晚上体育场放了两部电影，一部是《第八个是铜像》，另一部是《卖花姑娘》。晓群第二天上学时告诉我，那天晚上看电影人不少，但戴着军帽的不多。强子他们在人群里瞅见一个戴军帽的人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影，这个人个子较高，强子一个弹跳从那人头上抢下军帽就扔给同伴，同伴也迅速地丢给另外一个人。这样接力式的传递，是强子他们事先设计好了的。所以等到那个被抢者抓到强子后，强子的手里已没有了军帽。强子因此饱受了一顿老拳，鼻子都被揍开了花。
　　这事情过去好多年后，我又调回到了母校工作。有一天，晓群打我手机要我帮一个学生到母校借读，他说这个比分数线少了十分的学生是强子的儿子。我一听说是强子的儿子，不假思索的立即答应了。虽然当年借读很困难，但是强子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因为，我还欠强子一顶军帽。

宣传队

　　宣传队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在普及样板戏的年代，很多文艺宣传队应运而生。我老家的大队也成立了一个。宣传队里有过去唱草台班子的民间艺人，他们平时是种地的农民，农闲时便组织起来走村串户唱一种带哭腔的“倒七戏”，这种“倒七戏”乡下老头老太太们都喜欢听，特别是些老太太们听《小辞店》《休丁香》能听得泪水涟涟。但宣传队的主力还是下放知青和回乡知青们。
　　宣传队成立前，大队先在各生产队摸底，然后通知知青们来大队部面试，进宣传队的条件是吹拉弹唱必须要会一样，模样还要出挑。更重要是家庭出身要好，要根正苗紅。用大队李书记的话说，要一巴掌能拍到底。挑选出来的人可算是个顶个的，有个马鞍山知青能在大场基上连翻好几个前空翻和后空翻，年轻人好表现，常常在场基上翻出一片叫好声来。后来，我还发现他每天早上喜欢在干渠埂上打拳。于是，这位知青会拳脚的消息就不胫而走了。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姑娘姓伍，是上海下放知青，好像家庭出身是民族资本家。但县剧团来帮忙挑选演员的导演说，所有的人中就数她条件最好，有基础。这样，她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勉强留在了宣传队。
　　在宣传队留下的人个个都喜笑颜开的，因为再不用顶着烈日干双抢了，还一分不少的照样拿工分。特别是那些从城市来的女学生，再也不用担心秧田里的水蛇和蚂蟥了。
　　锣鼓一响，脚板就痒。乡村的夜晚是寂寞的，家家户户甚至连煤油灯都舍不得点，这夜就显得特别的漫长。现在大队部里点了一盏汽灯，亮如白昼。大伙儿有事没事都来凑一份热闹，有的人一放下碗就来了。在暗夜里待的时间长了，人也成了趋光的动物。
　　宣传队排的是现代京剧《沙家浜》。大人们都说演郭建光和阿庆嫂的扮相好，上相。但我更喜欢那个扮演胡传魁的。这人是个大胖子，他的脸上有几粒麻子。他唱那段著名的唱段：“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那十几个人来七八条枪”时，脸上那不多的几粒麻子也闪着油光。我和几个小伙伴很快就学会了这几句，大家每每聚在一起时，都要学一学胡司令，挺着肚子，粗着嗓子吼一声“老子的队伍才开张”。 　　汽灯虽然很亮，但纱罩很容易烧掉。一天排练正在兴头上，汽灯的纱罩又烧了。大家手忙脚乱地找手电，换纱罩。汽灯亮了，亮得晃眼睛。一晃间，我看见“郭建光”和“阿庆嫂”的手松开了。
　　一切照旧。排练继续进行。很快，去公社汇演的时间到了。我们大队的《沙家浜》在公社汇演中独占鳌头，获得第一名。春节前还要代表公社到县里去演出。去县里演出前，宣传队出了点儿事，差点儿耽误了去县里的演出。原因是大家发现演郭建光的小成和演阿庆嫂的小伍谈“乱爱”。那年月，男女青年公开地进行自由恋爱的不多，大家都把谈恋爱戏谑成“谈乱爱”。宣传队成立之初，大队也宣布过不能“谈乱爱”的纪律，但有些事是堵不住的。大家对这样的事也大多持一种见怪不怪的态度，睁只眼闭只眼。但就有人心里不舒服，有次元旦聚餐，那位会翻后空翻的马鞍山知青因多喝了几杯山芋干酒，对小成出言不逊。俩人从动口到动手，小成被马鞍山知青连摔了几个“狗啃泥”。
　　小成是回乡知青，兄弟七八个。大家都觉得小成被摔脸上没面子，于是，兄弟几个一道来找马鞍山知青算账。马鞍山知青得知消息后，也联系了几个知青点的知青准备应战。幸亏大队书记带民兵及时赶到，才制止了一次流血事件。
　　县里的汇演结束后，马鞍山知青就招工到县化工厂当了一名工人。后来，我到城里上初中时，还见过他几次，他代表化工厂参加县里组织的篮球赛。他弹跳好，三步上篮动作干净漂亮，是篮球场上的明星。再后来，县里的篮球赛就看不见他的身影了，我问家住化工厂的同学，同学说他调回马鞍山了。
　　小成和小伍后来成了一家子。恢复高考后，小伍考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从此，孔雀东南飞。听说再也没有飞回来过。

剃头挑子

　　从前乡下没有理发店，也没有理发这个词。那时候，人们把理发说成剃头。理发也不像现在这么方便，需等半个月到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剃头挑子来村里时才能剃上一回头。
　　常来我们申村的剃头匠姓牛，原先我以为是姓“刘”，后来才知道是大牯牛的“牛”。“牛”姓在我们那里比较少见。大人们都叫他老牛，我们一帮孩子就喊他剃头匠。
　　老牛剃头不收现钱，到年终时一并结账。每户人家给多少钱，全凭良心。实在付不起的，给几个鸡蛋、几斤黄豆也行。
　　老牛一来村里，总会把剃头挑子停在村口的大皂角树下。那皂角树很粗，须三人合抱。我们一帮孩子对老牛的剃头挑子很好奇，每次都想拉开抽屉看看。剃头挑子一頭是一只火炉，我们兴趣不大。我们感兴趣的是另一头，这一头其实就是一张椅子，由于有些年头了，椅面和靠背都油润有光。后来我才知这就是包浆，是岁月和时光的印记。椅子下面是三层抽屉，像三个百宝箱，分门别类的放着各种理发工具。
　　老牛剃头，剃得最多的是光头。在乡村，除年轻人喜欢理平头、分头外，小孩子和绝大多数中老年人都喜欢剃光头。剃头时，老牛将剃刀在钢刀布上来回蹭几下，剃刀就更锋利了。老牛一手扶着那脑袋，一手拿着剃刀在那脑袋来来回回走几下，一绺绺头发便被剃下来了。老牛最拿手的绝活是掏耳朵，老牛掏耳朵不说掏，而用一个文绉绉的词：采耳。那些陈年的耳屎被采出来后，老牛用一根细细的鹅毛棒在耳道内轻轻搅动。这时，被搅者的面部表情立即生动起来，有龇牙咧嘴的，有眨眼耸鼻子的，有的人嘴里还发出一种类似呻吟的声音。被采耳后，他们的脸色都好看了一些，嘴里还说着：“舒坦，真舒坦。”
　　乡下的女人是不理发的，但兰是个例外。
　　兰是一个安静的女子。她本不属于申村，她来自一个叫上海的大城市。同兰一道来申村的有四五个女孩子，但都陆陆续续的回城了，只有兰还留在申村。兰没能回城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的还是兰的父母一直都在劳教农场里。
　　兰过去也是不理发的，兰有一根长长的大辫子。可是随着知青点的同学一个个回城后，独自留在申村的兰突然没有了收拾长辫子的心情。兰的辫子原先油光水滑的，村里的妇女们常常忍不住的伸手摸摸，口里不时发出赞叹之声。兰还有一个漂亮的圆镜子。每天早上，她都要在镜子前慢慢梳理这些瀑布般的乌丝。镜中，兰的微笑暗香浮动。兰用的是一种叫作友谊牌的香脂。香脂盒子很好看。有一次我对兰说，你的香脂盒子真好看。兰摸摸我的头说，用完了，盒子给你。过了一段时间，她真的把盒子送给了我。我把积攒了好久的十几枚镍币放在里面，那是我全部的积蓄。我喜欢镍币在盒子里好听的声音。这个香脂盒子是我童年时最重要的玩具，小半年过去了，我一打开盒子盖，盒子里还有一种好闻的味道。
　　那是兰的香气。
　　兰一个人留在申村。有一天，兰对坐在皂角树下的老牛说：“把辫子剪了。”老牛瞅了瞅兰身后那根拖到大腿的长辫子，说：“剪了可惜。”“废话少说，留成齐耳朵的。”“真剪？”“真剪。”只有三分钟，兰变了一个人，脸好像都变小了，但还是很好看。
　　老牛把那根辫子在手中掂了掂，交到兰的手里，说：“送到供销社，至少值十块钱。”
　　接过辫子的兰转身走了，但我分明看到了她眼中有泪光闪烁。
　　兰剪短了头发，显得精神了许多。
　　乡下女人头发长了，相互之间帮忙剪发。只有兰的头发由老牛剪，一个女人的头由一个男人的手摸来摸去，这在上海很正常，但在申村多少有点儿另类。
　　渐渐的，申村的女人们发现，老牛给兰剪头时，手指跷成了兰花指的样子。老牛的手指比申村所有男人的手指都灵巧、纤细、白皙。这白皙的手指在兰乌黑的发间开成兰花的模样，甚至还有点儿小心翼翼的呵护与怜爱。
　　其实，申村至少有一半女子都曾在那些辗转反侧的春夜，想象着这兰花指在自己的发间、在身体的其它部位游走着的情景。
　　在申村，有些事想想是可以的，真要去做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女人们的眼光就是毒。她们甚至还发现老牛看兰的时候，眼里有水水的东西流出来。她们在私下里断言说，老牛要吃嫩草了。但也有反对这说法的，说老牛根本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还有更难听的，说老牛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兰一个上海姑娘，虽不是金枝玉叶，但细皮嫩肉的，申村还真挑不出第二个来，怎么会看上老牛这个老光棍。 　　好多年后，我在一本诗集里读到扬州诗人曹剑的《上海姑娘》时，眼前浮现的还是兰风扶弱柳、笑靥盛开的模样。
　　那天，读完《上海姑娘》，我同妻子说起了兰的故事。妻笑我暗恋兰，我说，我当时五岁，暗恋真的只能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妻笑了。
　　兰最终嫁给了老牛。
　　申村人都说一朵兰花插在了牛屎上，从此，牛屎不再臭，兰花不曾香。老牛听后说，兰花插在了牛屎上才好，肥足，花才能开得好。
　　申村人始终不明白兰嫁给老牛的原因。但是，申村人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恒心与决心。村里有一好事者，有天在县城里遇见老牛。俩人在大众饭店里一人喝了一瓶高粱大曲后，此人才从老牛口中得知，兰看上的不是老牛，而是恋上了采耳。老牛说，兰在采耳时会全身抽搐颤抖，能达到前所未有的极致享受。老牛又说，像兰这样的，十万个人中才会有一个。老牛还说，他老牛是运气好，让他今生今世遇到了兰，让他在人近中年时摘了鲜花。
　　其实老牛并不太老。同兰结婚那年，他刚刚三十五。
　　那位好事者听了老牛的一番话后，不禁恍然大悟，而且心悦诚服。他明白了自己不如老牛，老牛不但有一技在身，还有敢吃嫩草的勇气。这个懦弱的大队会计，暗恋兰也好久了。但他胆小，始终不敢碰“知青”这根高压线。后来，这位大队会计同村里另一个姑娘结婚了。结婚后的会计落下了一个毛病，就是每次办事前要给老婆掏耳朵，不掏就办不了事。他的老婆不胜其烦，每每都要怨一句：“毛病。”
　　也真算是毛病。
　　结婚后的老牛不来村里了，接替他给村里人剃头的是孙师傅。孙师傅来村里，不再挑着剃头挑子。他的行头都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布包里分层放置一些理发工具。孙师傅一进村，还是坐在皂角树下等。剃头用的凳子、脸盆和热水都由村里人自己带来。
　　再后来，孙师傅的儿子小孙师傅在村里开了一家理发店。理发店里有能转来转去的皮椅子，光脸时，皮椅还能放下来。人躺在上面刮脸刮胡子，惬意。
　　但申村的老人们还是喜欢聚在皂角树下面议论小孙师傅的手艺，他们觉得小孙不如老孙，更不如老牛。小孙师傅的理发店有电动的理发工具，但已没有采耳这项服务。申村的老人们时常想念老牛，想念被老牛采耳时的那份舒坦。
　　十年很快就过去了。小孙师傅把理发店盘给了一个温州人。小孙理发店随之更名为温州美容美发店。夜里，店里的灯光是粉红色的，姑娘们穿得很少的在里面对着行人招手。申村也早已不是一个普通的村子了，县城扩大了，申村变成了一个城中村。
　　二○一八年一月，我朋友的民俗博物馆在申村落成。开馆那天，我去捧场。博物馆里藏品很多，有八仙桌、罗汉床、红木椅等家具，还有犁、耙、水车等农具，品种很多。其中的一副剃头挑子引起了我的兴趣。朋友对我说：“剃头挑子，现在已少见。尤其这边的椅子是黄花梨的，更为稀罕。”
　　我打量这黄花梨椅子，觉得眼熟。随手拉开抽屉，抽屉的内面刻着一个“牛”字。
　　是不是当年老牛的剃头挑子，我不敢确定。
　　但往事还是被激活，在心头汹涌澎湃。

赤脚医生和救死扶伤

　　我小时候体质比较弱，最怕去的地方是医院。
　　那时候乡村缺医少药，一有头疼脑热的毛病，母亲总带我到公社医院去看病。从老家的学校到公社所在地有三里多地，虽然一路上妈妈总不停的鼓励我，但那一路上我的心总是七上八下忐忑不安。
　　那時候，医院里的墙总是白得有些瘆人。在一片瘆人的白色中，那红色的十字和标语就尤为鲜艳夺目。在大门口的一行标语前，我问妈妈，这墙上写的是什么字。因为在这一行字中，我只认得一个“人”字。妈妈告诉我，这上面写的是毛主席语录：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公社医院里有个姓赵的老医生同母亲是熟人，每次都是他给我看。记得赵老医生个子很高，也很胖。他每次都要我把舌头伸出来给他看，并让我张开嘴长长地喊一声“啊”。有一次，他让我把体温计含在嘴里，叮嘱我千万别咬碎了，说这里面的水银有毒。有个体温计插在嘴里很不舒服，我紧张得满嘴都是口水也不敢咽，只能任其顺着嘴角往下淌。有时候，赵医生还让我把上衣拉上去，用听诊器在我的前胸后背听，听诊器凉凉的，在前胸后背游走，那种痒痒的感觉好长时间都在。每次来医院前，我总是跟母亲说我不打针的。每次我也总是小声地央求赵医生：“我不打针。”很多时间是不打针的，赵医生把一些药片用小汤匙压成粉末状，分别用小纸片包好，告诉母亲怎么服用。有好几次，赵医生还用纸包上几块宝塔糖，告诉母亲我该打虫了。宝塔糖是种能驱蛔虫的塔形糖锭，在嘴里嚼着吃，很脆，也很甜。
　　过了两年，大队成立了赤脚医生医疗室。医疗室在学校隔壁，刚开始只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年龄不到二十岁，姓孙。我常常到医疗室去玩，同孙医生混得熟了，孙医生那里有一副军棋，我常到医疗室看他和别人下军棋，有时大家都忙，他找不到对手，就教我和他翻军棋。有一次下完一盘后，我看着装在玻璃瓶里的宝塔糖，想吃。他告诫我，药不可乱吃，是药三分毒。虽然这么说，他还是从一个褐色的瓶里子倒出几粒药片，告诉我这个可以吃。我拿着几粒土黄色的药片，想吃又不敢吃。他拿起一粒放进嘴里嚼了嚼，说：“这是食母生，有点儿甜，吃两片不毒人。”几个月后，那瓶食母生都被我陆续当成小糖块儿嚼进肚子里。
　　过了一段时间，再也没人愿意陪孙医生下棋了，原因是他作弊。那时的军棋都是木质的，质地很软。孙医生就用指甲在司令和炸弹的后面都划了一个记号，司令是一横的记号，炸弹后面是一竖的记号。记号做得很浅，不注意真的不容易发现。经常陪孙下棋的是大尹、二尹兄弟俩，他们下的是暗棋。大尹兄弟俩一人上阵，另一人就当裁判。但不管他们同孙医生对局时如何小心布阵，只要司令一露面，一定会被炸掉，除非司令永远躲在行营里。有一天，大尹的司令又被炸掉了，大尹很沮丧，拿着已经“牺牲”了的司令，在手中反复摩挲，终于发现后面的异样。于是，他又找到孙医生家的司令，发现后面有同样的一横标志。大尹爆发了，一把掀了军棋：“怪不得老子天天输，是你小子作弊，老子不干了！”说完，火气很大地扬长而去。 　　这以后孙医生只能和我翻军棋玩了。又过了一个暑假，赤脚医生医疗室又分来了一个赤脚医生，这位新分来的小赵医生，是公社医院老赵医生的儿子，小赵医生像他父亲一样高高大大的。这位小赵医生经常背着医药箱出诊，小赵医生的医药箱是上面统一发的，里面一层一层的放着各种药片和药水，还有针筒和听诊器。一看就比小孙医生的高级。小孙医生的医药箱我也翻看过，里面虽然也有好几层，但一看便知是马木匠的手艺，结实，但有点儿粗糙。
　　见识他们救死扶伤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小赵医生出诊回来刚端起饭碗，突然，一个年轻的农民满头大汗地跑来，老远就大声的喊：“医生，医生，有人喝农药了。”小赵医生急忙放下碗，问：“在哪儿？”“来了，来了，马上就抬来了。”小赵医生要小孙医生赶紧去准备肥皂水，说要给中毒者洗胃。不一会儿，几个壮汉用竹床抬来一位口吐白沫的年轻女子。我第一次目睹一个生命的垂死状态，小赵医生问其中一位壮汉，什么時间喝的，喝的是乐果还是一○五九，喝了多少？询问完后，两位医生有条不紊地用肥皂水为这位姑娘洗胃。一大盆肥皂水灌下去后，这位姑娘呕吐了很长时间，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随后，他们又给姑娘挂了两大瓶水，才把一个鲜活的生命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
　　这以后的很多年，我再没有同医生、医院接触过，直到女儿出生后。
　　女儿小时候，我在一个乡村中学工作。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交通很不便利，我每周只能回一趟家。有一个周六，我还未进家门，孩子的小姨见到我说：“姐夫，你赶快去医院，金菁住院了。”说着，就把她的自行车给了我。
　　我飞快的蹬着自行车来到县医院的儿科病房。女儿睡了，手上还在吊着水。妻子告诉我：“是小儿肺炎，已经吊上水了。医生说没事的，吊两天就会好的。”
　　过了一会儿，护士来给女儿换水，主治医生也来了，说了跟妻子差不多的话，我紧张的心终于平静了一些。
　　当天晚上九点多钟，病房里送来了一位危急病人。这孩子是东乡的，送他来的是外婆和舅舅。也许是走得匆忙，转到病房时，刚挂上药水，所带的钱就不够了。护士已经来催了两次，要他舅舅赶紧去交费，并说孩子的情况很危险。这位年轻的舅舅望着我说：“来得匆忙，钱带得不够。”我把口袋里仅有的三十元钱掏给了他。对他说：“快去吧。”他对我说：“明天一早就还你。”说完便跑出门去。
　　几个医生在病房里不停地忙碌，那位孩子的母亲也赶来了。她一来就哭，孩子的舅舅要她把三十块钱还了我。那孩子在母亲的哭喊声里，苏醒了一会儿。对他母亲说：“妈，我再不打小弟了。”说完又昏迷过去。
　　两位医生轮流为孩子做心肺复苏，满头大汗的。十多分钟后，我看见那位年轻一些的医生对主治医生轻摇了一下头。但是，那位已经五十多岁的女大夫并没有放弃，继续给孩子做胸外心脏按压，但医生的努力并没有从死神手里抢回这个孩子，他在乡村医院耽误得太久了，现代医学已经回天无力。
　　那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个如花生命的陨落。夜里十二点多，这具冰冷的尸体被推出病房，一路陪伴他的是他母亲和外婆撕心裂肺的自责和哭泣。那一夜，我和妻子都没睡。孩子苏醒时说的那句话，每每想起来，都有一种尖锐的刺痛。真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那孩子大概六七岁的样子，黑瘦黑瘦的，有一双很大的眼睛。
　　后来，那位女大夫告诉我，那孩子哪怕早送来一天，也不会是这样的后果。说完，轻轻地叹息了一下。三十多年了，我已记不清那位大夫的姓名，但是她的模样我还记得，很干练，也很慈祥，给人一种值得信任的感觉。
　　医者仁心。我觉得她配得上这四个字。
　　我有一个作家朋友，当作家前是一名很有前途的心脑血管内科医生。后来，在一次人生转折点上，他选择了作家这个职业。去年，他送我两本他写的书，一本是长篇小说《白衣江湖》，另一本是散文随笔集《生如兰花》。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随笔，他的笔都离不开救死扶伤这四个字，他的文字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命题，那就是一个医者对生命的关注和关怀。正如他在《生如兰花》的《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我只想从一位医生的视角深入观察病人的生理及心理状态，敏锐体悟与感知生命和死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运用文学的手法展现医生与患者共同面对疾病和死亡的一个个医疗场景，传递一种对生命的深层悲悯与关怀。”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每过三年，我教的学生参加高考后，都会有学生或家长向我咨询高考志愿填报问题。我向很多品学兼优的学生建议他们填报临床医学专业，因为我一直相信，医生是个从事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这个职业需要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