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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作为研究对象，从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两个层面出发，选取可能度—满意度多目标决策方法，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并以2012—2014年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对京津冀城市群的社会环境承载力进行预测研究。分析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预测指数存在差异，北京最高、天津其次，河北省最低。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京津冀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发展水平，通过城市群公共服务的协同发展，提升该区域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
关键词：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可能—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55-02
一、问题提出
京津冀城市群的优化协同发展已成为我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然而，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该城市集群近年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地城镇化”“大城市病”等问题，使得该城市群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严重失衡。一方面表现为，大量人口涌向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导致其人口和空间规模急剧膨胀，进而使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市政建设与社会治安等社会环境承受巨大压力，社会环境承载力面临甚至超过极限。另一方面，河北省内的中小城市由于缺乏产业与公共服务的支撑，导致这些城市对人口以及高端要素的吸纳能力和社会承载力严重不足（文魁，等，2013）。现有文献对京津冀城市承载力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通过对该地区社会环境承载力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挖掘与测度，有助于京津冀城市群探寻疏解社会环境承载压力与增强承载能力的有效途径，进而对实现城市群可持续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承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体系，由自然环境承载力和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组成。自然环境承载力又叫第一环境承载力，以空气、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为承载载体。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又叫第二环境承载力，主要是以交通通信、水电热管网、学校、医院、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承载载体。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受到自然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实力、社会软环境的双重制约（文魁、祝尔娟，2014）。可见，加快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评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测评是实现对该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科学监测，发现短板，进而有效提出解决该地区社会环境超载调控方案的重要前提。
二、基于可能度—满意度分析的社会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一）可能度—满意度分析法
可能度—满意度分析法（Possible—Satisfiability Method）即P—S分析法。由王浣尘（2002）根据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创立。该方法把表示可能的有关定量值定义为可能度，把表示可以达到需要的相关定量定义为满意度，把可能度与满意度合并起来的定量值称为可能—满意度。可能度—满意度方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承载力中各因素客观供给的极限承载力与主观需求的最优承载力，克服了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相偏离的矛盾，实现了供给与需要可能的对接。
（二）社会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作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考虑影响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内、外部要素基础上，从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两个层面出发，选取可能度—满意度多目标决策方法，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借鉴《京津冀发展报告：承载力测度与对策》（2014）中对社会承载力的界定，并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指标的代表性与可比性等原则，本文确定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即：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住房3个二级指标）、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程度、就业程度两个二级指标）、社会公共管理（包括生态环境管理和环境管理两个二级指标）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GDP、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3个二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内部要素测评指标体系。此外，GDP总量、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要素作为社会环境的外部影响因素。其中，对于每个二级子要素，均可按照可能度和满意度两个方面分解成两个指标，分别是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代表可能度情况，人均指标代表满意度情况。
社会环境承载力结果取决于各因素可能度与满意度的结合，以及各种因素可能—满意度所决定的社会承载力的最终合并值。考虑到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在进行指标赋值时采用分别预测的方法。需要赋值的包括各项指标可能度和满意度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于可能度的取值，最低值是现状实际值，表示能够实现；最高值依据各地区规划中的目标值。关于满意度的上下限，最低值取当前的人均指标值，表示能够实现，最大值依据各地区相关规划，拟合出的最优人均指标值。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保障、社会管理以及经济因素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求和模型计算京津冀地区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
三、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实证预测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在2016—2017年间的社会环境承载力进行预测研究。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3—2015年）、《天津市统计年鉴》（2013—2015年）和《河北统计年鉴》（2013—2015年）。
（二）不同权重组合下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测评
由于所挑选的各一级指标都对社会环境承载力有很大的影响，而外部经济因素从总体上讲对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影响作用小于社会环境内部三要素，因此本文基于不同权重组合下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分区域测算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预测指数。 测算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存在差异，其中，北京社会承载力最高，承载力指数为0.748。此外，北京的社会环境内部三要素的影响力均高于其外部经济要素。其中，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最高，指数为0.813；次为社会公共管理，指数为0.733；公共服务设施，指数为0.715。
其次为天津社会承载力，其指数为0.664。其中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较高，二者指数分别为0.774与0.723，此外，天津的外部经济要素的影响作用指数为0.653，高于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力指数0.575。这表明，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天津市社会环境承载力仍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此外，天津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相对不足抑制了其对社会承载力的提升作用。
河北省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症承载力最低，指数为0.627。其中河北省城市中，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最大，指数为0.757。其次为社会保障与外部经济因素，二者指数分别为0.774与0.653，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作用最小，指数仅为0.564。这同样表明，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河北省城市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提升该区域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
四、结论
综合以上对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的测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预测指数存在差异。其中北京社会承载力预测指数最高，其社会环境内部三要素的影响力均高于外部经济要素；其次为天津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较高，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力较低。河北省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预测指数最低，其中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最大，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作用最小。
第二，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京津冀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发展水平，通过城市群公共服务的协同发展，以提升该区域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
参考文献：
[1] 孙钰，李新刚，姚晓东.基于TOPSIS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J].现代财经，2012，（11）.
[2] 赵文，刘会.京津冀社会承载力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 文魁，祝尔娟，等.京津冀发展报告：承载力测度与对策（2013）[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4] 文魁，祝尔娟，等.京津冀发展报告：城市群空间优化与质量提升（2014）[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5] 童玉芬，刘广俊.基于可能—满意度方法的城市人口承载力研究——以北京为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1）.
[6] 钟君，吴正杲，等.中国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力评价（2012—2013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7] 王浣尘.CDE辅助决策系统的开发与应用[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2，（4）.
[8] 孙慧，吕岩威.基于多级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的资源承载力研究[J].经济管理，2010，（5）.
[9] Rahman M..Causal Relationship among Education Expenditure，Health Expenditure and GDP：A Case Study for Bangladesh[J].Canadian Center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2011，（3）：l49-159.
[10] Milligan K..Does Education Improve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9-10）：1667-1695.
[责任编辑 陈丽敏]
关键词：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可能—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2-0055-02
一、问题提出
京津冀城市群的优化协同发展已成为我国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战略区域之一。然而，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该城市集群近年来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地城镇化”“大城市病”等问题，使得该城市群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严重失衡。一方面表现为，大量人口涌向京津两个超大城市，导致其人口和空间规模急剧膨胀，进而使交通、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生态环境、社会保障、市政建设与社会治安等社会环境承受巨大压力，社会环境承载力面临甚至超过极限。另一方面，河北省内的中小城市由于缺乏产业与公共服务的支撑，导致这些城市对人口以及高端要素的吸纳能力和社会承载力严重不足（文魁，等，2013）。现有文献对京津冀城市承载力的研究尚属起步阶段，针对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尚属空白。因此，通过对该地区社会环境承载力各种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挖掘与测度，有助于京津冀城市群探寻疏解社会环境承载压力与增强承载能力的有效途径，进而对实现城市群可持续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承载力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体系，由自然环境承载力和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组成。自然环境承载力又叫第一环境承载力，以空气、水、土地、矿产等资源以及相应的生态环境为承载载体。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又叫第二环境承载力，主要是以交通通信、水电热管网、学校、医院、文化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为承载载体。人工社会环境承载力受到自然环境承载力和社会经济实力、社会软环境的双重制约（文魁、祝尔娟，2014）。可见，加快建设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评测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证测评是实现对该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科学监测，发现短板，进而有效提出解决该地区社会环境超载调控方案的重要前提。
二、基于可能度—满意度分析的社会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一）可能度—满意度分析法
可能度—满意度分析法（Possible—Satisfiability Method）即P—S分析法。由王浣尘（2002）根据系统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创立。该方法把表示可能的有关定量值定义为可能度，把表示可以达到需要的相关定量定义为满意度，把可能度与满意度合并起来的定量值称为可能—满意度。可能度—满意度方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充分考虑到社会环境承载力中各因素客观供给的极限承载力与主观需求的最优承载力，克服了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相偏离的矛盾，实现了供给与需要可能的对接。
（二）社会环境承载力测评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作为研究对象。在综合考虑影响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内、外部要素基础上，从客观供给与主观需求两个层面出发，选取可能度—满意度多目标决策方法，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综合指标体系。借鉴《京津冀发展报告：承载力测度与对策》（2014）中对社会承载力的界定，并依据数据的可得性、指标的代表性与可比性等原则，本文确定了包括4个一级指标，即：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住房3个二级指标）、社会保障（包括社会保障程度、就业程度两个二级指标）、社会公共管理（包括生态环境管理和环境管理两个二级指标）和社会经济因素（包括GDP、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3个二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内部要素测评指标体系。此外，GDP总量、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额等经济要素作为社会环境的外部影响因素。其中，对于每个二级子要素，均可按照可能度和满意度两个方面分解成两个指标，分别是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总量指标代表可能度情况，人均指标代表满意度情况。
社会环境承载力结果取决于各因素可能度与满意度的结合，以及各种因素可能—满意度所决定的社会承载力的最终合并值。考虑到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城市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本文在进行指标赋值时采用分别预测的方法。需要赋值的包括各项指标可能度和满意度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对于可能度的取值，最低值是现状实际值，表示能够实现；最高值依据各地区规划中的目标值。关于满意度的上下限，最低值取当前的人均指标值，表示能够实现，最大值依据各地区相关规划，拟合出的最优人均指标值。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公共服务设施、社会保障、社会管理以及经济因素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目标线性加权求和模型计算京津冀地区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
三、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实证预测结果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的历史数据为基础，北京市、天津市以及河北省全部11个地级城市在2016—2017年间的社会环境承载力进行预测研究。相关数据分别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3—2015年）、《天津市统计年鉴》（2013—2015年）和《河北统计年鉴》（2013—2015年）。
（二）不同权重组合下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测评
由于所挑选的各一级指标都对社会环境承载力有很大的影响，而外部经济因素从总体上讲对社会环境承载力的影响作用小于社会环境内部三要素，因此本文基于不同权重组合下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分区域测算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预测指数。 测算结果表明，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存在差异，其中，北京社会承载力最高，承载力指数为0.748。此外，北京的社会环境内部三要素的影响力均高于其外部经济要素。其中，社会保障因素的影响最高，指数为0.813；次为社会公共管理，指数为0.733；公共服务设施，指数为0.715。
其次为天津社会承载力，其指数为0.664。其中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较高，二者指数分别为0.774与0.723，此外，天津的外部经济要素的影响作用指数为0.653，高于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力指数0.575。这表明，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天津市社会环境承载力仍然受到经济因素的制约。此外，天津市公共服务设施发展相对不足抑制了其对社会承载力的提升作用。
河北省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症承载力最低，指数为0.627。其中河北省城市中，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最大，指数为0.757。其次为社会保障与外部经济因素，二者指数分别为0.774与0.653，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作用最小，指数仅为0.564。这同样表明，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河北省城市内的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有待进一步提高以提升该区域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
四、结论
综合以上对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的测算，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京津冀城市群社会环境承载力预测指数存在差异。其中北京社会承载力预测指数最高，其社会环境内部三要素的影响力均高于外部经济要素；其次为天津市的社会环境承载力，其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较高，公共服务设施影响力较低。河北省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预测指数最低，其中社会公共管理的影响作用最大，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作用最小。
第二，在较高的可能—满意度水平下，京津冀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提高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发展水平，通过城市群公共服务的协同发展，以提升该区域城市群的社会环境综合承载力水平。
参考文献：
[1] 孙钰，李新刚，姚晓东.基于TOPSIS模型的京津冀城市群土地综合承载力评价[J].现代财经，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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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Milligan K..Does Education Improve Citizenship？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J].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9-10）：1667-1695.
[责任编辑 陈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