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缘’是什么意思？”

　　高佑思抬起滑屏的拇指，眉毛微蹙，这个夹杂在自媒体“歪果仁研究协会”（下文简称歪研会）微博评论区的词，让这位25岁的以色列短视频博主有些困惑。
　　几分钟后，滑动的拇指再次因一幅评论配图而卡住。图片来自2001年热播的一部国产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演员冯远征半匿于墙后，眼神凌厉。
　　这些评论针对的是“歪研会”一则新更的视频——《外国人在中国随机敲门蹭饭，真的有人给他开门吗》。视频中，只拿着一碗一筷的高佑思，从北京帽儿胡同出发，接连碰壁数十次后，最终被一对父子接纳。在一处并不宽敞的胡同房里，他和主人一家一起享用了一顿两菜一汤的家庭晚餐。
　　此时，距离视频发布已经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微信工作群里正在讨论粉丝们的反馈，原本在接受采访的他明显有些分心。“被骂了一点”，默默“扫描”了约一分钟后，他不舍地将视线挪开。
　　当晚6点多，他在评论区写道，“这次尝试的确有很多准备不足的地方，应该带上礼物才更有礼貌，直接去问能不能吃一顿饭也不太尊重。”这档节目以外国人体验中国生活为主题，笨拙、尴尬，尝试融入和理解，是节目的常态。
　　这是高佑思来到北京的第7年，创业的第5年，成为“网红”的第3年。他的故事，既是一个以马云为创业偶像的犹太年轻人的故事，一个关于融入、奋斗、焦虑和野心的故事，也是一个不同又相同的中国式成长故事。

犹太家庭

　　3月底的北京已经一脚踏入暖春。
　　高佑思坐在对面，1米82的他，有一张瘦长脸，鼻子高挺，刘海向右后方梳起，维持着精致的弧度。
　　刚从北大一个合作会议上赶回，他脱去亮紫色毛衣，只穿一件印着“Made in China”的白T，这是美国共享办公企业WeWork和北大的联合设计款，他很喜欢。
　　我们在北京东三环一处建成不久的共享办公空间，以色列风险投资公司英飞尼迪集团是投资方之一，高佑思的父亲高哲铭则是投资集团的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根据公开资料，英飞尼迪是中国“第一家被允许从事人民币业务的外资基金”，“目前透过旗下23只美元/人民币基金（其中20只基金位于中国）和数个孵化器，管理着超过上百亿的资产和上百家企业。”
　　在高佑思眼中，父亲高哲铭是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他过去人生的许多重要时刻，都有父亲的影子。而父亲恰恰是那种喜欢不断尝试疯狂想法的人。
　　高佑思13岁那年，高哲铭决定将公司从以色列迁往香港。那时，还只会说希伯来语的高佑思被送入了一所加拿大国际学校。为了让儿子更快适应，高哲铭建议高佑思参选学生会主席。那时候，高佑思刚刚进入11年级，远不是那种最受欢迎的学生，甚至连英文也说得不太好。可即便如此，高佑思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他一头扎进了备战中，从宣讲、拉票，一路走到最后的竞选演讲。

　　奇跡没能出现，他最终落败，四个候选人里，他拿了第三名。不过，他理解父亲的初衷，或许最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成败，而是在最陌生、最困难的环境下，学会努力变通。
　　这也是父亲的人生信条。在成为风险投资人之前，高哲铭曾是一名以色列空军飞行员，有24年的战斗机驾驶经验。“以色列是一个生存意识很强的民族，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犹太人很少，所以我们不停想要证明自己，做出一些很大的事。”
　　投资行业看中增长的机会，是机会的猎食者。在香港生活了5年后，高哲铭再次决定转换事业重心。2012年，他们一家六口离港北上，安家北京。
　　高佑思再次面临“变通”的挑战。除了又一次置身陌生的语言环境，一个特殊的因素在于，他到了服兵役的年龄，而搬到北京，则意味着他很可能要放弃服兵役。在以色列，不服兵役，往往意味着就此成为“外人”。
　　他做出了选择，考一所北京的大学，并将目标锁定为北大。对于当时完全不懂中文的高佑思来说，或许这才是足以平衡得失的选择，因为它足够困难，也足够新奇。
　　为了考入北大，除了上汉语班，他还经常去北大蹭课、蹭活动。听不懂，就用手机把课件拍下来，回家逐字逐句地翻译。经过两年努力、两次大考，他终于在2014年拿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但安逸是不可能的，5月份才刚被录取，高哲铭就给儿子定好了“下一个目标”——创业。

　　作为风险投资人，高哲铭一直注重培养孩子们做生意的能力。高佑思的第一次“创业”是在12岁，他犹太成人礼的前一年。那年高哲铭投资了一家做防水耳机的以色列初创公司。因为所在的社区离海很近，那个夏天，一为了锻炼儿子，二为了验证市场，高哲铭就让高佑思拿着耳机，挨家挨户地卖。 　　虽然那次，年轻的高佑思没能让耳机大卖。但到了2014年，创业就不单是一个犹太父亲的教育坚持，更是对一次乘风踏浪机遇的把握。当年9月，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双创”的概念被首度提出，旋即在全国掀起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风潮。但早在“双创”落地之前，鼓励创业的政策暖风就已拂面。
　　高佑思相信父亲的判断， 20岁的他也早已习惯了接受挑战。“OK，做吧，来吧，let’s fail again。就算再一次失败，我也不会放弃。”

踏风

　　“我发现跟犹太人很聊得来，可能浙江人和犹太人天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是相像的。”半个月后，在同一间会议室，方晔顿聊起他为什么会和高佑思成为朋友。生于1991年的方晔顿是歪研会的CEO，高佑思的合伙人。2013年，高佑思还在备考北大时，方晔顿已经从北大毕业，留校继续念研究生。两人结识于国发院组织的一个校友赴以游学项目。那时，高哲铭受院方所托，帮忙联系以色列当地企业，高佑思承担后续工作。
　　方晔顿出生于浙江诸暨一个经商家庭。在高佑思眼中，方晔顿跟他以前接触的很多中国人不一样，有想法、爱表达、野心大，善于积累和利用资源。因此，在考虑创业合伙人时，这位曾任北大国发院学生会主席、对创业颇有情怀的“老学长”很自然地成为高佑思的第一人选。
　　2014年刚起步时，受当年初入中国市场、主打“陌生人经济”的Uber和Airbnb启发，两个喜欢足球的年轻人想做一个P2P跨境旅游平台，让球迷服务球迷。比如一方提供比赛地的一日游服务，另一方如果想出国体验，即可付费购买前者的服务。
　　在创业这件事上，父亲高哲铭愿意成为儿子成功的阶梯。作为项目的天使投资人、合伙人，高哲铭不仅为儿子提供办公室，还在财务、法务、人力资源上倾力帮助。项目最初的15个实习生也是通过英飞尼迪的平台招募的。
　　只是一年过后，虽然高佑思他们投入了“疯狂的精力”，但这个模式还是没能跑通——既没给平台用户带来多少流量，也没能达到一定的规模。事后反思，高佑思归因于“运营能力差”，“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还是有点用做学生组织的思路创业，缺乏经验，管理比较乱。”
　　2015年9月，借助做平台时期积累下的用户资源，他们开始转型做内容，改名fanTV。因为他们意识到，与其让这些球迷提供并不擅长的旅游类服务，不如做回球迷，以球迷的视角记录赛事实况，让球迷直接生产内容给球迷看，提供差异化的视角。那一时期，fanTV平台上不仅能看到意、英、德、法多国的足球赛事内容，还能看到美国的NBA周边。
　　相比陌生人经济在中国一些领域的“水土不服”，转型赛事经济，更为讨巧。在他们转型fanTV的前一年，2014年，被誉为“中国体育产业历史性突破”的“国务院46号文件”放宽了赛事转播权限制，刺激头部赛事版权价格飞升的同时，也拉开了体育内容大战的序幕，乐视、苏宁等纷纷重金入场。
　　FanTV恰好乘上了这轮内容拼杀的东风。那时各大平台在体育内容上的投入十分大方，主打赛事相关内容的fanTV成了平台们争相拉拢的对象。
　　“2014年、2015年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共享经济;到了2016年，就开始进入内容时代。”像一个出海多年的水手，高佑思回顾着风浪的脉搏。他还记得，当时斗鱼刚刚起步，作为直播平台上唯一的外国博主，平台给了他们很多流量扶持。那时候，对外称号“斗鱼第一歪果主播皮克”的高佑思很拼，除了赛事内容，从个人生活到家庭成员，他几乎无所不播。“因为跟上了那个时代，我们起来得真的很快。”

　　但遗憾的是，无论是热度还是收益，这些成绩上的进步依然没能转化为融资上的突破。
　　进入2016年，papi酱的走红及其带来的示范效应，使得短视频取代直播开始成为内容创业的新宠。那年恰逢体育大年，fanTV在欧洲杯期间策划了两档节目，其中一档“玩坏欧洲杯”的节目初次尝试了“街头采访”的短视频形式。采访主题也从体育扩展至泛娱乐，比如在球场外采访外国球迷怎么看待中国功夫，让他们品尝辣条、体验葛优躺。
　　按照计划，欧洲杯赛程30天，他们会推出30个短视频。高佑思用“疯狂”形容当时想要从风口突破的心情。“创业就是要do something crazy（做一些疯狂的事）。”6月，恰逢高佑思期末考试季。考试结束的当晚，他就直接飞到了法国，开始接手街采录制。
　　为了保持日更的节奏，他设定了紧凑的日程，“早上10点起来，直播两个小时，那时正好是中国的晚上，到12点吃个饭，下午1点到5点继续拍街头采访。5点把素材用网盘传回国内，往往要5个小时左右，然后北京的同事连夜剪出来，第二天上线。”
　　正是这个系列让高佑思和团队迎来了fanTV史上第一个8000万点击。随着市场的不断验证，他们在运营、策划、推广上的投入越来越大，“主题街采”也从最初团队里的一个实验产品变成了歪研会这个产品矩阵。
　　从去年起，高佑思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一个被称作“YChina”的新项目上，他希望这条业务线会成为公司新的发展引擎。相比歪研会主要面向国内受众，YChina瞄准的则是那些有海外宣传需求的中国企业。方晔顿觉得高佑思从0组建的这支小团队在这条新业务线上已经有了较大的突破，“他们要克服很多困难，包括如何跟海外用户讲好一个中国的故事，找到不同文化的平衡点，以及如何创造一份可量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