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足球堕落的根源,用李承鹏的话说,是体制,而非体质,更不是“叉腰肌”。
2009年9月国安二队在新加坡上演了该国商业联赛15年以来首次大规模斗殴事件。这次严重的违规行为,惹来了公安纪检部门。2009年11月,辽宁广原领队王鑫在新加坡被判赌球有罪回到中国,多次组织中国球队前往新加坡参加联赛的前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的行事被发现,牵出了2006年操控“中甲”联赛的“陈年旧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与范广鸣等人,通过买通球员操纵2006年“中甲”联赛的某些场次。在南勇案件的查处中,他经手的安福克斯的项目亏空又将谢亚龙牵扯进来,于是,谨慎低调的谢亚龙不得不来到这场反赌风暴的中心。
一介倔强书生
体育记者杨明在接受腾讯专访时,谈到谢亚龙被立案侦查的消息出来后,还是感觉有些意外。原来大家都认为谢亚龙是个庸官,既无能力也无魄力,在足协虚度了四年光阴,没想到他居然有胆子贪污。事实上,杨明的说法有浓郁的主观情感,“没有能力”这一点也许在球迷那里获得了共鸣,“没有魄力”却有失偏颇。
彭贵明依然记得中学同学谢亚龙。在谢亚龙入选宝鸡市中学生田径队之前,宝鸡中学生100米纪录保持者是宝铁一中的一个男孩。谢亚龙不服气,于是两人在宝鸡大街上展开比赛。16岁的谢亚龙穿着一双胶皮凉鞋,把对手甩下了将近5米的距离。
在因为意外受访离开田径比赛场的20年后,他以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身份回到了运动场。上任之初,他对中国田径运动的现状十分不满,决定大力查处。谢亚龙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誓词:“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下台,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谢亚龙的决心和毅力最直接的结果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包括春风得意的马家军。这种大力度的查处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却受到中国运动员的激烈质疑和反对。这直接导致悉尼奥运会的中长跑项目无缘奖牌。
一位在田径中心与谢亚龙共事过的人说,谢亚龙他在很多方面更像是个书生,在总局机关里有时像个另类。谢亚龙过于理想化的书生意气,使田径中心的运动员怨声载道。其他对田径的训练和比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者,与谢亚龙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成绩和实战水平。于是,体育总局将谢亚龙调离田径中心,派至西北挂职,以增加实践经验。
2002年9月,谢亚龙到陕西安康市挂职任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的市委副书记。为了了解基层情况,在安康工作两年间,谢亚龙的足迹踏遍所有区县。据称,谢亚龙还曾徒步走进安康最穷的一个村,这次徒步花了10多个小时,在夜晚降临时,村民们泪眼婆娑地盼来了他们生平见到的最大的父母官。此前的官员大都行车路过,从未进入村中实际调研。
谢亚龙根据基层实际情况,提出了“绿色文化”,并推出“一县一品”:即滨龙舟文化、汉阴三沈文化、石泉鬼谷子文化、旬阳太极城文化、平利女娲文化,每个县都有各县的核心文化,每个县突出它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渊源。对于推广不力的分管局长,他当面批评,毫不留情。目前,这些县城依然在按照他的思路做宣传。
李润林是谢亚龙在安康任上的秘书,他对谢的落马感到惊讶,在许多安康百姓看来,谢亚龙的正直、果敢、亲民、实干都是百里挑一的。李润林回忆说,2003年秋天安康山洪暴发,有几十万人受灾,他亲自写报道《安康30万灾民如何越冬?》,引发中央关注,顺利得到了救济款。2004年10月,谢亚龙奉命回京,安康百姓依依不舍,泪眼相送。
“龙王”江湖嬗变
回京后,谢亚龙毛遂自荐当了中国足球的“掌门人”。此时,中国足球的烂摊子已经被业界广为诟病。人心思贤、久盼治世之才。上任之初,中国足球曾曙光一线:当年,中国男足在朱广沪率领下夺得东亚四强赛冠军;2006年,谢力排众议,启用马良行,率中国女足夺回阔别7年的亚洲冠军。
新官上任三把火。2006年成为谢亚龙足协的事业的顶峰,也成为他下坡的开端。这一年他得罪了亚足联。经过两年谈判,中国足协和亚足联开发公司达成协议:对方每年以800万美金的商务费用承包“中国之队”。然而,在签约前夜,谢亚龙力以瑞士盈方公司给出高于亚足联开发公司几百万美元的价格为由,拒绝此次合作。对于足协其他官员的劝阻,谢亚龙闭而不听,他已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已。
中国足协的做法终于激怒了亚足联开发公司。亚足联开发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操作亚足联的赛制,如亚洲杯分组以及南非世界杯预选赛方案。一个更加黑暗的现实让中国足协始料未及。亚洲杯上,中国进入第三梯队;南非世界杯中国被编入“死亡之组”,中国足协只能为自己的短视买单。
在与瑞士盈方合作的同时,中国足协将当年的中超冠名卖给了皮包公司爱福克斯。爱福克斯是南勇找来的,整个谈判也由南勇负责,但谢亚龙是上司,如果他不答应,就不可能成功。据知情者回忆,当时连体育总局的领导都提醒谢亚龙要慎重,但谢亚龙依然独断专行,以“其实是爱福克斯救了中国足协的急,否则中超就有可能裸奔”为由,搪塞过去,最终导致足协6000万元巨额亏空。可见,南勇与谢亚龙的不合虽是事实,但是在利益面前两人却高度一致。
给中国足球更重的一剂毒药是谢亚龙的轮岗竞聘决定。谢亚龙决意对中国足协大换血,以改变糟糕的现状。坊间流传,蔚少辉为得到国家队领队的职务,曾经给谢亚龙下跪,这让他颇为感动。于是,在过去竞聘中不招待见的蔚少辉,2006年成了国足领队。此后,他经历过朱广沪、福拉多、杜伊、殷铁生、高洪波五位教练员。而在这期间,国家队成绩跌入谷底:亚洲杯小组赛没能出线,世界杯预选赛又遭淘汰。
除了亚足联对规则的不公平操作,更大的原因也许在中国足协自身。中国的国足与其他国家球队在制度上最大的不同在于,球队的管理者一定是主教练而非领队。领队只协助教练负责日常事务。在中国,领队由中国足协拍板,还能享受一定的行政级别,全权管理球队的比赛事项,其中包括更换教练和球员。杜伊就是领队蔚少辉逼走的教练之一,一个“江湖”气的领队如此飞扬跋扈,在欧洲任何一支球队都无法想象。
如果说因为中国足协的短视和小气,导致国际赛事规则的更改,最后中国处于不利之境、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也许国足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但是国内联赛与部分国际赛事的混乱打法,无法得到宽恕。
操纵球队就意味着与足球比赛相关的一系列商业行为都可以参与并获利。黄健翔列出了几场他认为存在疑问的比赛:2008年6月6日世界杯预选赛主场不敌卡塔尔,首发阵容与客场逼平对手相比,换了多名队员,其中黄博文、刘健为国家队首秀,这场比赛直接导致国家队基本丧失晋级希望;2008年奥运会小组赛1比1平新西兰,国奥队在让半球的盘口下打平了由业余队员组成的新西兰,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中国国奥小组出线渺茫。他猜测“一定是有人涉赌了,有人通过(操控比赛)出卖国家的荣誉获利了,这个就等着将来公布案情吧。他们应该会像王珀、王鑫那些人一样,通过地下博彩,来操纵比赛。”《辽沈晚报》印证了黄健翔的判断:该报9月17日刊登了“谢亚龙因涉嫌受贿和泄露国家机密被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消息,而事情败露的关键点就在去年的新加坡商业联赛。
“西学东渐”生非
中国的球员和官员玩转了中国尚且年轻的商业联赛并不代表他们可以操纵国外成熟的联赛机制。国防大学教授卢周来至今还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的辉煌战绩,那时的中国称雄亚洲,日本与韩国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他甚至认为,如果中国足球维持1980年代的状态,而不着急引进西方所谓的“商业联赛制度”,中国足球即使在技术上长进不大,但至少可维持纪律与血性,至少不亚于今日的东亚诸队。
中国足球商业联赛制度的引进可追溯至1992年。最早的参与者郎效农向媒体坦承,没想到当初美好的设想会带来这么多负面的结果。中国足球改革、引进俱乐部的运作方式是想找到一种兼具东西方足球优势的体制,可不曾想到东西结合造成东西优势尽失。中国足球不仅丧失了原有的纪律性,反而把“俱乐部体制”下市场的弊端——假球、黑哨、赌博——放大到极致。
中国足球市场化之后,各地纷纷办起了足球俱乐部。但是俱乐部并没有彻底商业化。俱乐部与政府关系紧密,产权并不明晰,其管理者足协即是事业单位又是制定规则的权力部门,导致经营目标与经营方式模糊。在欧洲足球俱乐部拥有多元化的经营收入,其中包括门票、广告、比赛转播权、会费、邀请赛以及其他衍生产品。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70%以上的俱乐部除了有限的广告和门票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经营和开发项目,面对每年约4000万元以上的支出,连维持生存都有问题,更别提培养青少年后备队伍,以延续和加强俱乐部实力了。即便是中国营收状况最好的俱乐部大连万达,在六年中共投入约2.5亿,收入也仅有1亿元。
毕熙东可谓一语中的:“职业足球的机制运作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典型产物,而主管中国足球的这些官员原来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遇到问题便习惯回到计划经济原来的轨迹,用行政干预去破坏市场经济规律。主管领导既不懂足球规律,也不懂市场规律。”
在没有获得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俱乐部的总经理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财源。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找更加便捷、可控的获利方式,终于找到了两种体制之间的真空地带。于是,足球比赛乱象丛生、球队水平江河日下。正如李承鹏所说:“每个地方俱乐部背后,都是一个地方政府,每一次国际化比赛背后,都是黑金流动”。权力对足球的介入已经越来越明显。足坛绝对权力拥有者中国足协成为真正的“龙王”。权力滋生腐败,当体制的转型没有相关的监管与法律跟上时,权力的高收益与低风险就造成了“惩善扬恶”的软环境。这是社会体制转型期所独有的腐败样本,不仅在足坛、在体坛,在其他更多更隐蔽的行业同样存在。
未完成的追问
2005年2月谢亚龙开着老婆的POLO车进入夕照寺的中国足协。他接受央视专访时诚恳而坚决的“就职演说”让中国球迷一度以为是中国足球的新希望。然而,执掌3年多之后,中国足球非但没有转机反而跌倒了谷底,以至于当谢亚龙主动申请连任时,网上骂声传遍,一时间集结“倒谢”的球迷达6万之众。2008年9月,在一片下课声中,昔日的谢主席不得不以学习的名义,黯然出局。
一个执着坚毅、受人爱戴的书生官员沦落到遭人骂街的阶下之囚,其间的转变,令人惋惜。谢亚龙做事一向坚持自我,但当偏离正确方向时,这种执着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里,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了人治的轨迹。5年前谢主席的信誓旦旦难免沦为笑柄。然而,谢亚龙走后,中国足球的希望又在哪里?陈培德说:“中国足球的希望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国足球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任何人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只会成为牺牲品。王俊生是牺牲品,阎世铎更是牺牲品,谢亚龙也是。”
足球反赌的风暴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上至足协主席,下至著名国脚。毕熙东认为,谢亚龙被立案侦查表明中国足坛反赌还没到收网的时候。董路说,谢亚龙是反赌行动中捕获的一条不大不小的鱼。两位评论员的言下之意是,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官员将卷入这场风暴。
足球反赌也不是第一回,十年前席卷一场,最后依然没能挽回足坛颓局。李承鹏在《中国足球内幕》中爆料,早在2004年,前青岛队主教练汤乐普因为打假扫黑遭劫持,险些丧命。国家又用什么维护公平与正义?必须承认的是,如果足协制度不发生根本转变,也许再过几年,还有第二个谢亚龙、第三个谢亚龙、第四个……
2009年9月国安二队在新加坡上演了该国商业联赛15年以来首次大规模斗殴事件。这次严重的违规行为,惹来了公安纪检部门。2009年11月,辽宁广原领队王鑫在新加坡被判赌球有罪回到中国,多次组织中国球队前往新加坡参加联赛的前中国足协官员范广鸣的行事被发现,牵出了2006年操控“中甲”联赛的“陈年旧事”。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杨一民、裁判委员会原主任张建强与范广鸣等人,通过买通球员操纵2006年“中甲”联赛的某些场次。在南勇案件的查处中,他经手的安福克斯的项目亏空又将谢亚龙牵扯进来,于是,谨慎低调的谢亚龙不得不来到这场反赌风暴的中心。
一介倔强书生
体育记者杨明在接受腾讯专访时,谈到谢亚龙被立案侦查的消息出来后,还是感觉有些意外。原来大家都认为谢亚龙是个庸官,既无能力也无魄力,在足协虚度了四年光阴,没想到他居然有胆子贪污。事实上,杨明的说法有浓郁的主观情感,“没有能力”这一点也许在球迷那里获得了共鸣,“没有魄力”却有失偏颇。
彭贵明依然记得中学同学谢亚龙。在谢亚龙入选宝鸡市中学生田径队之前,宝鸡中学生100米纪录保持者是宝铁一中的一个男孩。谢亚龙不服气,于是两人在宝鸡大街上展开比赛。16岁的谢亚龙穿着一双胶皮凉鞋,把对手甩下了将近5米的距离。
在因为意外受访离开田径比赛场的20年后,他以田径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的身份回到了运动场。上任之初,他对中国田径运动的现状十分不满,决定大力查处。谢亚龙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誓词:“不杜绝田径界的兴奋剂问题,我就下台,宁愿去北京前门卖大碗茶。”谢亚龙的决心和毅力最直接的结果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前,严查了一批以身试法者,使中国田径队的参赛人数从最初确定的38人减少到26人,其中包括春风得意的马家军。这种大力度的查处在国际上受到好评,却受到中国运动员的激烈质疑和反对。这直接导致悉尼奥运会的中长跑项目无缘奖牌。
一位在田径中心与谢亚龙共事过的人说,谢亚龙他在很多方面更像是个书生,在总局机关里有时像个另类。谢亚龙过于理想化的书生意气,使田径中心的运动员怨声载道。其他对田径的训练和比赛有着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者,与谢亚龙在观念上发生了很大的分歧,他们更加关注如何提高成绩和实战水平。于是,体育总局将谢亚龙调离田径中心,派至西北挂职,以增加实践经验。
2002年9月,谢亚龙到陕西安康市挂职任主管宣传、文化和体育的市委副书记。为了了解基层情况,在安康工作两年间,谢亚龙的足迹踏遍所有区县。据称,谢亚龙还曾徒步走进安康最穷的一个村,这次徒步花了10多个小时,在夜晚降临时,村民们泪眼婆娑地盼来了他们生平见到的最大的父母官。此前的官员大都行车路过,从未进入村中实际调研。
谢亚龙根据基层实际情况,提出了“绿色文化”,并推出“一县一品”:即滨龙舟文化、汉阴三沈文化、石泉鬼谷子文化、旬阳太极城文化、平利女娲文化,每个县都有各县的核心文化,每个县突出它的文化特色和历史渊源。对于推广不力的分管局长,他当面批评,毫不留情。目前,这些县城依然在按照他的思路做宣传。
李润林是谢亚龙在安康任上的秘书,他对谢的落马感到惊讶,在许多安康百姓看来,谢亚龙的正直、果敢、亲民、实干都是百里挑一的。李润林回忆说,2003年秋天安康山洪暴发,有几十万人受灾,他亲自写报道《安康30万灾民如何越冬?》,引发中央关注,顺利得到了救济款。2004年10月,谢亚龙奉命回京,安康百姓依依不舍,泪眼相送。
“龙王”江湖嬗变
回京后,谢亚龙毛遂自荐当了中国足球的“掌门人”。此时,中国足球的烂摊子已经被业界广为诟病。人心思贤、久盼治世之才。上任之初,中国足球曾曙光一线:当年,中国男足在朱广沪率领下夺得东亚四强赛冠军;2006年,谢力排众议,启用马良行,率中国女足夺回阔别7年的亚洲冠军。
新官上任三把火。2006年成为谢亚龙足协的事业的顶峰,也成为他下坡的开端。这一年他得罪了亚足联。经过两年谈判,中国足协和亚足联开发公司达成协议:对方每年以800万美金的商务费用承包“中国之队”。然而,在签约前夜,谢亚龙力以瑞士盈方公司给出高于亚足联开发公司几百万美元的价格为由,拒绝此次合作。对于足协其他官员的劝阻,谢亚龙闭而不听,他已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已。
中国足协的做法终于激怒了亚足联开发公司。亚足联开发公司下属的一家公司操作亚足联的赛制,如亚洲杯分组以及南非世界杯预选赛方案。一个更加黑暗的现实让中国足协始料未及。亚洲杯上,中国进入第三梯队;南非世界杯中国被编入“死亡之组”,中国足协只能为自己的短视买单。
在与瑞士盈方合作的同时,中国足协将当年的中超冠名卖给了皮包公司爱福克斯。爱福克斯是南勇找来的,整个谈判也由南勇负责,但谢亚龙是上司,如果他不答应,就不可能成功。据知情者回忆,当时连体育总局的领导都提醒谢亚龙要慎重,但谢亚龙依然独断专行,以“其实是爱福克斯救了中国足协的急,否则中超就有可能裸奔”为由,搪塞过去,最终导致足协6000万元巨额亏空。可见,南勇与谢亚龙的不合虽是事实,但是在利益面前两人却高度一致。
给中国足球更重的一剂毒药是谢亚龙的轮岗竞聘决定。谢亚龙决意对中国足协大换血,以改变糟糕的现状。坊间流传,蔚少辉为得到国家队领队的职务,曾经给谢亚龙下跪,这让他颇为感动。于是,在过去竞聘中不招待见的蔚少辉,2006年成了国足领队。此后,他经历过朱广沪、福拉多、杜伊、殷铁生、高洪波五位教练员。而在这期间,国家队成绩跌入谷底:亚洲杯小组赛没能出线,世界杯预选赛又遭淘汰。
除了亚足联对规则的不公平操作,更大的原因也许在中国足协自身。中国的国足与其他国家球队在制度上最大的不同在于,球队的管理者一定是主教练而非领队。领队只协助教练负责日常事务。在中国,领队由中国足协拍板,还能享受一定的行政级别,全权管理球队的比赛事项,其中包括更换教练和球员。杜伊就是领队蔚少辉逼走的教练之一,一个“江湖”气的领队如此飞扬跋扈,在欧洲任何一支球队都无法想象。
如果说因为中国足协的短视和小气,导致国际赛事规则的更改,最后中国处于不利之境、无法发挥出应有的水平,也许国足可以得到一些谅解,但是国内联赛与部分国际赛事的混乱打法,无法得到宽恕。
操纵球队就意味着与足球比赛相关的一系列商业行为都可以参与并获利。黄健翔列出了几场他认为存在疑问的比赛:2008年6月6日世界杯预选赛主场不敌卡塔尔,首发阵容与客场逼平对手相比,换了多名队员,其中黄博文、刘健为国家队首秀,这场比赛直接导致国家队基本丧失晋级希望;2008年奥运会小组赛1比1平新西兰,国奥队在让半球的盘口下打平了由业余队员组成的新西兰,没能拿下这场比赛,中国国奥小组出线渺茫。他猜测“一定是有人涉赌了,有人通过(操控比赛)出卖国家的荣誉获利了,这个就等着将来公布案情吧。他们应该会像王珀、王鑫那些人一样,通过地下博彩,来操纵比赛。”《辽沈晚报》印证了黄健翔的判断:该报9月17日刊登了“谢亚龙因涉嫌受贿和泄露国家机密被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消息,而事情败露的关键点就在去年的新加坡商业联赛。
“西学东渐”生非
中国的球员和官员玩转了中国尚且年轻的商业联赛并不代表他们可以操纵国外成熟的联赛机制。国防大学教授卢周来至今还在怀念上世纪80年代中国足球的辉煌战绩,那时的中国称雄亚洲,日本与韩国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他甚至认为,如果中国足球维持1980年代的状态,而不着急引进西方所谓的“商业联赛制度”,中国足球即使在技术上长进不大,但至少可维持纪律与血性,至少不亚于今日的东亚诸队。
中国足球商业联赛制度的引进可追溯至1992年。最早的参与者郎效农向媒体坦承,没想到当初美好的设想会带来这么多负面的结果。中国足球改革、引进俱乐部的运作方式是想找到一种兼具东西方足球优势的体制,可不曾想到东西结合造成东西优势尽失。中国足球不仅丧失了原有的纪律性,反而把“俱乐部体制”下市场的弊端——假球、黑哨、赌博——放大到极致。
中国足球市场化之后,各地纷纷办起了足球俱乐部。但是俱乐部并没有彻底商业化。俱乐部与政府关系紧密,产权并不明晰,其管理者足协即是事业单位又是制定规则的权力部门,导致经营目标与经营方式模糊。在欧洲足球俱乐部拥有多元化的经营收入,其中包括门票、广告、比赛转播权、会费、邀请赛以及其他衍生产品。据相关调查显示,中国70%以上的俱乐部除了有限的广告和门票收入外,几乎没有任何经营和开发项目,面对每年约4000万元以上的支出,连维持生存都有问题,更别提培养青少年后备队伍,以延续和加强俱乐部实力了。即便是中国营收状况最好的俱乐部大连万达,在六年中共投入约2.5亿,收入也仅有1亿元。
毕熙东可谓一语中的:“职业足球的机制运作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典型产物,而主管中国足球的这些官员原来都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一遇到问题便习惯回到计划经济原来的轨迹,用行政干预去破坏市场经济规律。主管领导既不懂足球规律,也不懂市场规律。”
在没有获得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俱乐部的总经理们必须另辟蹊径寻找财源。他们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寻找更加便捷、可控的获利方式,终于找到了两种体制之间的真空地带。于是,足球比赛乱象丛生、球队水平江河日下。正如李承鹏所说:“每个地方俱乐部背后,都是一个地方政府,每一次国际化比赛背后,都是黑金流动”。权力对足球的介入已经越来越明显。足坛绝对权力拥有者中国足协成为真正的“龙王”。权力滋生腐败,当体制的转型没有相关的监管与法律跟上时,权力的高收益与低风险就造成了“惩善扬恶”的软环境。这是社会体制转型期所独有的腐败样本,不仅在足坛、在体坛,在其他更多更隐蔽的行业同样存在。
未完成的追问
2005年2月谢亚龙开着老婆的POLO车进入夕照寺的中国足协。他接受央视专访时诚恳而坚决的“就职演说”让中国球迷一度以为是中国足球的新希望。然而,执掌3年多之后,中国足球非但没有转机反而跌倒了谷底,以至于当谢亚龙主动申请连任时,网上骂声传遍,一时间集结“倒谢”的球迷达6万之众。2008年9月,在一片下课声中,昔日的谢主席不得不以学习的名义,黯然出局。
一个执着坚毅、受人爱戴的书生官员沦落到遭人骂街的阶下之囚,其间的转变,令人惋惜。谢亚龙做事一向坚持自我,但当偏离正确方向时,这种执着带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一个崇尚法治的国家里,我们依然清晰地看到了人治的轨迹。5年前谢主席的信誓旦旦难免沦为笑柄。然而,谢亚龙走后,中国足球的希望又在哪里?陈培德说:“中国足球的希望不是明天,也不是后天,这个过程很漫长。中国足球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任何人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只会成为牺牲品。王俊生是牺牲品,阎世铎更是牺牲品,谢亚龙也是。”
足球反赌的风暴眼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上至足协主席,下至著名国脚。毕熙东认为,谢亚龙被立案侦查表明中国足坛反赌还没到收网的时候。董路说,谢亚龙是反赌行动中捕获的一条不大不小的鱼。两位评论员的言下之意是,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官员将卷入这场风暴。
足球反赌也不是第一回,十年前席卷一场,最后依然没能挽回足坛颓局。李承鹏在《中国足球内幕》中爆料,早在2004年,前青岛队主教练汤乐普因为打假扫黑遭劫持,险些丧命。国家又用什么维护公平与正义?必须承认的是,如果足协制度不发生根本转变,也许再过几年,还有第二个谢亚龙、第三个谢亚龙、第四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