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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来我们大家亲历的改革开放过程，是中国社会从苏联式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体制，向能够造就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体制转型的过程。改革开放促进了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把改革开放称作一次“新的伟大革命”。
市场经济大道
科斯在他的《变革中国》这本书里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的估计更加全面，提得也更高。他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属于中国，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30多年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已经取得的这些进展，也是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不断克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上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一个探索、摸索，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到了80年代的中期，人们普遍感觉到，光是做一些个别的政策调整和体制上的改进是不够的，要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进行全面的改革。所以从80年代中期到80代末，就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一个当时叫做“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分明，另一方面又碰到了许多阻力，所以虽然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也遭到了挫折。
90年代初期重启了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1993年正是开启改革开放大战役的前夕，那一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纲领“50条”。接着就陆续开始了财税、金融、外汇管理、国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并且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改革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的基础。
呼唤法治市场
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国从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直到本世纪初，旧体制的遗产，即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的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政治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地存在。
从经济方面说，一个是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微观管控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另外一个是国有经济对列宁所谓“制高点”的控制的加强。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到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型举步维艰。虽然1995年就提出发展转型的要求，但是后来进展的情况却很不如人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于持续。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活动的广泛制度基础，使腐败蔓延，难以遏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利用物资分配权力致富的“官倒”就成为千夫所指的社会丑恶现像，执政党的领导人也指出了腐败是一个足以亡党亡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寻租活动基础的强化，当前的腐败变得愈来愈猖獗，跟80年代的“官倒”比较起来，显得更加无所顾忌。
由于行政干预的广泛存在和国有经济对“制高点”控制的强化，使建立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目标的实现离我们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至于说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十六次代表大会要求的建设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目标，也远远没有达到。因此，前面讲到的两个问题就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相反变得越来越严重。深层的结构失衡，已经从一种潜在的威胁，变成了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政策陷于两难困境，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现实推手。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进改革，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么一个关节点上。
总之，我们如果不能够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必将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严重的后果。
研究解决方案
按照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的说法，要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好的观念、思路和方案。科斯说得很恳切：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完善，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和障碍，就在于“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目前全国人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大战役积极地准备，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重大的课题不胜枚举。
这里我想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问题是：第一，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经济配置效率。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力蓬勃开展。第五，要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显然，仅就以上六个方面而言，就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例如要解决习总书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如何构筑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如何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如何打破现在仍然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和所有制歧视、怎样正确地进行市场监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提出可选的解决方案。
从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看来，初步有限的改革尚且造就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如果进一步的改革能够克服阻力，顺利展开，中国就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从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
市场经济大道
科斯在他的《变革中国》这本书里对中国改革开放意义的估计更加全面，提得也更高。他说：“中国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个非凡、动人的故事。它是我们所有人的故事，不仅属于中国，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全世界人民的事业，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30多年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平坦的大道。已经取得的这些进展，也是经历过许多艰难困苦，不断克服障碍才得以实现的。上世纪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那是一个探索、摸索，又叫做“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到了80年代的中期，人们普遍感觉到，光是做一些个别的政策调整和体制上的改进是不够的，要有一个全盘的规划，进行全面的改革。所以从80年代中期到80代末，就试图通过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建立一个当时叫做“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经济体制。一方面是因为这个目标不是那么分明，另一方面又碰到了许多阻力，所以虽然做了很有意义的探索，但是也遭到了挫折。
90年代初期重启了建立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1993年正是开启改革开放大战役的前夕，那一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进行全面经济改革的行动纲领“50条”。接着就陆续开始了财税、金融、外汇管理、国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改革，并且在其中的一些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些改革为世纪之交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的基础。
呼唤法治市场
虽然在经济改革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中国从苏联式的经济政治体制向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的过渡并没有完成。直到本世纪初，旧体制的遗产，即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的经济体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政治体制的遗产，还严重地存在。
从经济方面说，一个是各级政府对社会的微观管控和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另外一个是国有经济对列宁所谓“制高点”的控制的加强。这就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主要靠投资拉动的粗放增长模式到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集约增长模式的转型举步维艰。虽然1995年就提出发展转型的要求，但是后来进展的情况却很不如人意，使中国的经济发展难于持续。
第二个问题是由于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活动的广泛制度基础，使腐败蔓延，难以遏制。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利用物资分配权力致富的“官倒”就成为千夫所指的社会丑恶现像，执政党的领导人也指出了腐败是一个足以亡党亡国的问题。但是由于寻租活动基础的强化，当前的腐败变得愈来愈猖獗，跟80年代的“官倒”比较起来，显得更加无所顾忌。
由于行政干预的广泛存在和国有经济对“制高点”控制的强化，使建立竞争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这个目标的实现离我们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至于说中共十五次代表大会和十六次代表大会要求的建设法治国家、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目标，也远远没有达到。因此，前面讲到的两个问题就变得愈来愈尖锐了。
近年来，中国经济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非但没有缓解，相反变得越来越严重。深层的结构失衡，已经从一种潜在的威胁，变成了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宏观经济政策陷于两难困境，经济社会矛盾激化和经济发展难以持续的现实推手。在我看来，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如果不能够全面地推进改革，就会发生严重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么一个关节点上。
总之，我们如果不能够推进重要领域的改革，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那么必将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造成严重的后果。
研究解决方案
按照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里的说法，要有一个很好的“思想市场”，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好的观念、思路和方案。科斯说得很恳切：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制度的完善，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和障碍，就在于“从经济到教育，从法律到政治，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都缺乏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目前全国人民都在为即将到来的改革大战役积极地准备，有许多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重大的课题不胜枚举。
这里我想以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武汉座谈会上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六个问题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习总书记提出的六个问题是：第一，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经济配置效率。第二，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三，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力蓬勃开展。第五，要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显然，仅就以上六个方面而言，就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政策问题需要研究和讨论。例如要解决习总书记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涉及到如何构筑市场体系的产权制度基础、如何实现商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如何打破现在仍然广泛存在的行政垄断和所有制歧视、怎样正确地进行市场监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提出可选的解决方案。
从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历看来，初步有限的改革尚且造就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如果进一步的改革能够克服阻力，顺利展开，中国就会有一个光辉的未来，从而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