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因“逢听必涨”的听证“规律”而怨聲载道，继而，又对过场式的代表发言心灰意冷。当对于听证会是否体现民主的质疑越积越多，“听证专业户”便作为政府信任危机背景下的一条导火索，轻易而迅速地点燃了公民们压抑已久的愤怒。然而，愤怒之余，我们也在思考，对于听证会，除了用“口诛笔伐”的形式出一口恶气，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听证乱象追根溯源
　　
　　面对各地听证会乱象丛生的局面，公众要求听证立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制定一套严密有力的法制章程来规范我国听证制度变得迫在眉睫。网上甚至有人指出：“目前摆在中国听证会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打开门户，接受公众监督，制定并严格执行法制化程序使其公开透明；不然，‘听证’这朵舶来之花，则只能在嫁接不利的中国大地上慢慢死去。”
　　导致我国听证会种种弊病的根源究竟何在，听证立法又需从哪些方面加以思考？日前，就此问题，《新民周刊》记者采访了国家一级律师、广东省人大代表朱列玉，从法制层面深入探究听证制度到底该何去何从。
　　“说到我国听证会的根本问题，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特定的组织来统筹召开。”谈话一开始，朱律师就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组织听证会召开的机构上。“我个人认为，听证会应该由国家法制部门来管理，把听证会的统筹和召开工作交给法制办公室来操作。就拿我们普遍关注的价格听证会为例，现在国内的现状是，价格听证会由物价部门组织召开，这是很可笑的。价格涨跌本来就关系到物价部门的自身利益，要求组织者放弃自身既得利益，来以公众意见为主，这本身就带有一定的矛盾性。”
　　谈到最近国内民众普遍关注的一些价格听证会，朱列玉用举例法进一步说明了这种现象的弊端：“拿广州市刚刚召开的出租车调价的听证会为例，主办部门是广州市物价局，会上很多代表对会议所制定方案的合理性表示质疑。两套方案皆是涨价方案，也就是说，在听证会上，代表们能投票决定的只是涨价方式，而对于涨不涨价的问题，则主办方早已在未经公众表态的情况下，就已经做出了决定。”
　　对于广州市的士运价听证会遭市民“炮轰”的消息，很多媒体都曾有过报道，在采访中，朱列玉为我们进一步阐述了不合理方案制定的原因：“听证会的主办方广州市物价局，作为物价部门，本身就与个出租汽车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它们的立场在听证会召开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这样一来，由他们来组织听证会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再看看其他诸如水价、电价、天然气价的听证会，道理都是等同的，这就是老百姓所谓‘逢听必涨’的根源所在。”
　　在事件的决策上，立场问题从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此，朱列玉明确表示：“听证会的管理工作，必须要由第三方权力部门来监督控制，不应该放在直接主管部门。权力部门之间需要相互制约，因此，听证事宜最好由法律部门来操作。”
　　听证代表如何选拔
　　
　　号称“随机抽取”听证会代表的成都有关部门，日前因“听证专业户”一事遭到公众质疑。但当我们放眼全国，却发现各地对于听证代表的选取方式实在五花八门，有些地区甚至根本没有选取听证代表的相关章程。如此一来，违规一说也就根本不能成立，公众的质疑似乎也就变得师出无名。
　　关于听证代表如何选拔一事，朱列玉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不能不重新提起听证会的主办单位问题。直接主管部门作为利益既得者，为了确保对自己有利的方案能够顺利通过表决，在代表的选取过程中，难免会有主观人为的取舍。因此，制定一套规范的代表选取制度就变得至关重要。其次，从听证代表的自身素质、各阶层的广泛参与层面来考虑，也必须有一套科学的选取方案。”
　　之前曾有网友提议，听证代表应借鉴人大代表的选取方式，通过报名，公众选拔，建立听证代表库，且在一定年限里进行换届。
　　对此，身为广东省人大代表的朱列玉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从听证代表个人的角度来说，最重要的是本人要有参与热情，在这一点上，报名是个很好的办法。至于报名之后，如何产生最终人选，我认为可以像人大代表一样，建立代表库。每次听证会召开之前，根据听证内容，确定代表名额如何分配。比如基层群众占多少、知识分子占多少、政府官员占多少，这样就充分体现了代表阶层的广泛性，避免所有的代表都只代表一方面的声音。类别细化之后，再从各类别里随机抽取。”
　　成都“听证专业户”一度被网友认定为“托”，虽然四位当事人一致否认，并给出了恰当解释，但仍难使公众信服。对此，朱列玉却有着不同的看法：“广东省大大小小的听证会也经常邀请我去参加，但我从没报过名，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我的，当然也没有人在会前授意我应该持何观点。很多时候，我时间上安排不开，也就推辞了。所以在我看来，成都的所谓‘听证专业户’，应该就是一群比较热衷于公益事业的市民，因为报名人数少，他们就成了听证会上的常客。”
　　对于成都听证会代表报名遇冷的问题，之前很多成都市民表示，他们根本不曾听说与报名有关的信息，而成都市发改委在媒体见面会上，却将此责任归为市民本身参与热情不高。
　　针对此问题，朱列玉提出：“听证会得不到市民的踊跃参与，这首先是应该由主办方思考并积极解决的问题，在报名遇冷的表象背后，折射出的也许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老百姓对听证会失望，认为只是走过场，自己提出的意见不会被采纳；即使不存在上述原因，对于听证会的组织者而言，也应该在会前展开积极的动员，宣传发动市民广泛参与。组织部门对于参与听证会的代表，也应该给予一定的报酬和补贴。”
　　说到市民对于听证会的态度，朱列玉也客观地指出：“当前我们的社会上弥漫着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一方面，市民的参政意识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确实还不够强；但另一方面，当社会上的各项事业出现问题的时候，公众又开始责怪政府工作不力。因此，从这方面来讲，听证会之所以存在弊端，公众自身也要检讨。”
　　
　　听证结果如何运用
　　
　　成都“听证专业户”廖冰虹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在听证会上，自己带有反对意见的发言经常从记录簿上“莫名消失”，虽然后来成都发改委在答记者问时曾含糊表示，从听证流程上讲，应该不存在此类问题，但之前成都听证会“逢听必涨”，并且反对声音甚少的现象却是客观事实。
　　面对成都发改委给出的“听证会是以一个正式的郑重的形式，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的说法，很多网友认为，这只是一句空话。
　　对此，朱列玉指出，这也是听证立法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即：听证会上代表发言的内容应该如何运用，听证结果在决策的制定方面有多大的影响力度。如果在一次听证会上，有关部门提出的方案遭到了全体代表的一致反对，那么这份反对结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在采访的最后，朱列玉再三强调：将听证赋予法制的内涵，加以法制化的保护，将是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必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