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取卵手术室外,病人已换上碎花图案的手术服,坐在椅子上等待。
“小燕,你现在体温39.2度,哪里不舒服?感冒了吗?今天你不能取卵了,”准备操作取卵手术的廖希主任向病人宣布这一突发状况。
“啊?那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是,很遗憾。但体温太高,不适合取卵,术后容易感染,还怕其他并发症。”
“主任,可能是昨晚空调吹猛了。我感觉已经出汗了,我再吃一片退烧药,等一会儿再看看体温好不好。”病人不愿放弃。
廖希摸了摸病人的额头,“不行啊,温度这么高,卵子取出来,质量也不行的。”
病人低头不语。她所谓的“白费的努力”包括:前期夫妻二人全面的体检;每天打促排针、隔2至5天B超监测卵泡大小和抽血化验激素指标,如此持续8至12天;当然,还有一次马上“拥有孩子”的机会。
假如没有突发高烧的意外发生,她被取出的卵子将送到胚胎实验室进行体外受精,并在模拟输卵管的人工环境下培养形成早期胚胎,再放回母体子宫内(胚胎移植)。移植后14天左右,就可以通过测定血液中的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值来判断是否怀孕——也即完成了一个辅助生殖治疗的完整周期。
廖希从事不孕不育症临床治疗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试管婴儿)专项研究二十余年,现任北京家圆医院业务院长和生殖中心主任。据她介绍,一个治疗周期的成功率跟女性患者年龄直接相关,35岁以下每次移植的活产率在50%以上。现在患者的数量增多,年龄也不断增大,接受辅助生殖治疗的患者平均年龄从10年前的30岁左右增加到现在的35岁以上。
41岁的时候,晓丹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怀孕,次年生下了宸宸,现在孩子已经1岁4个月了。她庆幸当初选择做试管,“因为我和老公的年纪都比较大,如果自然怀孕,胚胎质量不一定好,成功几率低。做试管选用的胚胎是经过评级的,只选择质量好的进行移植。”晓丹觉得试管技术已经很成熟,国内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试管婴儿不是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会很自豪地跟别人说,我有一个试管宝宝,他非常健康。”
1988年,中国大陆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医三院)诞生,如今她已身为人母,试管婴儿技术在中国也已过“而立之年”。据北医三院院长乔杰介绍,我国每年新生儿中,利用试管婴儿等辅助生殖技术的占出生人口的1%至2%,超过20万例次。我国已成为试管婴儿诞生最多的国家。
各地辅助生殖中心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经批准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设置人类精子库机构名单》,截至2016年末,全国共有451个辅助生殖机构。但随着近年来不孕不育率的持续攀升,这样的规模,还是难以满足需求。据报道,中国的不孕不育率从20年前的2.5%攀升到2012年的15%左右,患者人数超过5000万,即每8对夫妇中就有1对有不孕不育问题。
廖希每年要操作两千多例取卵手术,看诊不孕不育症患者上万人次。她总结目前影响生育率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女性输卵管问题,这种情况占到就诊患者的一半。它跟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比如过早进行没有防护措施的性行为诱发输卵管炎症,以及不正規的人流、药流,都有可能导致输卵管问题;二是排卵障碍。一方面,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吃的越来越好,体重增加,越不容易排卵。另一方面,大龄女性卵巢功能减退,还有工作、生活压力大,都会造成排卵障碍。三是男性方面的因素,主要是精子数量和质量的逐年下降。此外,环境污染、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不良环境接触史(家装、化工厂等)也是造成不孕不育的重要因素。
廖希的父母15岁结婚,到28岁还没小孩,非常绝望,一听到别人家孩子的哭声,就异常紧张和不安。当时,爷爷召来全族人开会,当众宣布“这两个人肯定不能生小孩了,以后谁家有小孩就送他们一两个吧”。谁知,第二年母亲就自然怀孕,生下了廖希,之后廖希又有了两个弟弟。廖希觉得父母是彻底绝望了,放弃了,但也彻底放松了,卸下了心理包袱才会成功怀孕。 “其实有些不孕症就是因为精神压力造成的,”廖希会单独约诊有精神压力的患者,问清楚压力来自哪里,然后给她们恰当的建议。有时她也会把父母的故事讲给病人听,让他们放轻松。
晓丹36岁结婚,婚后五年一直没怀孕。看过中医西医,喝了很长时间中药,做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她和老公本打算一直丁克下去。他们的朋友中至少有五个丁克家庭,在这种影响下,晓丹夫妇没有生育压力,觉得丁克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晓丹才有了做试管的想法。“那时自己已经年过四十,再不要孩子,一辈子都不会有了,也是一种遗憾。我想给自己一次机会,试成了就成了,没成也没有遗憾了。”
晓丹的母亲今年70岁,父亲75岁,现在跟晓丹一家生活在一起,帮忙照看外孙。祖孙三人走在小区,邻居们都说,“你们这个年纪带小孩,不简单啊。”虽然辛苦,但母亲觉得,“有了孩子才是一个完整的家庭。家里有个小宝宝,生活才有乐趣,老了还有人照顾。”如果再年轻几岁,晓丹还想要个二孩,因为陪着孩子一起长大的幸福感是之前体会不到的。
2016年我国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生育率不增反降,但最新的统计显示,2017年首次出现了二孩出生数超过一孩出生数,二胎妈妈的人数首次超过了一胎妈妈的人数。
王芳在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下,将于明年迎来自己的第二个宝宝。36岁,已经跨入了高龄产妇的年纪,幸运的是,她只经历了一个治疗周期,就顺利怀孕了。
王芳和老公之所以想要二孩,还是女儿的主意。“欣欣今年5岁了,一个人总是感觉很孤单,干什么事情都让我陪着。幼儿园的好朋友有弟弟妹妹,她也想要一个陪她玩。”治疗的过程中,王芳把每一步都讲给女儿听,让她有思想准备,欣欣知道“现在卵宝宝放到肚子里了,等他慢慢长大”。放学回家,她就会凑到妈妈肚子跟前,轻声地问,“弟弟妹妹你们在干嘛呀?”
据家圆医院胚胎实验室主任徐小明介绍,我国的辅助生殖技术近年来发展迅猛,在成功率上,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并列第一梯队。辅助生殖技术进步的同时,伦理和法规也要与时俱进,只有三者协调发展,技术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
徐小明以冻卵技术为例,“现在卵子冷冻技术相对成熟了,但伦理与法规相对滞后。目前,国内政策规定不能对单身妇女进行卵子冷冻。我们提倡女性尽量在35岁之前完成生育,但由于各种因素造成越来越多的女性晚婚晚育,这样也失去了最佳的生育机会。如果法规上能容许这些女性在最佳的生育年龄将自己的卵子冷冻保存起来,也许会弥补她们无‘后悔药’可吃的遗憾。另外,一些卵巢早衰、失独家庭、高龄妇女等很多都需要寻求赠卵,而国内也由于法规限制非常严,缺口非常大,促使他们向海外或‘黑市’寻求卵源,这些黑市卵源没有严格的监督和随访,今后会产生比如遗传病和近亲结婚等类似严重的伦理问题。”
“辅助生殖技术是创造生命的手段,因此它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在阳光下完成,”徐小明呼吁相关部门早日出台政策法规,满足单身女性冻卵的需求,因为女性生育有年龄的限制,要尽可能的给这些女性一个“生育力保存”的机会。
(文中王芳、欣欣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