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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爱中国，有的人恨中国，我尊敬中国。
——史华慈
本杰明?I?史华慈（1916～1999）诞生于美国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掌握12种语言，曾师从费正清先生，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在美国，他最早展开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并将中国作为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就举世瞩目，影响直逼“中国学之父费正清”。 1999年11月14日，被学人称为“人类良知”的史华慈因病与世长辞。
2006年是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史华慈对中国现当代史、中国思想史和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是我结识较早而且非常敬重的美国学者之一，这不仅因他长我整整10岁，而且还因我从他那里获得教益甚多。
时间可以回溯到1979年深秋。朱政惠教授的新著《史华慈学谱》曾有记述：“（10月26日）收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备忘录。备忘录告知，中国章开沅教授等将在10月30日下午到哈佛大学访问。11月1日纽英伦中国讲座将邀请其作讲座……”
我当时有简要笔记，后收入1998年出版的《实斋笔记》。其中“访美日记”一节亦有相关记述。如1979年10月12日，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杜维明曾向我介绍美国史学界情况，特别推崇史华慈：“汉学真正有成就的是史华慈，有研究严复和毛泽东思想产生等著作，‘毛主义’（Maoism）一词即始于他。史为犹太人，基本训练很好，现在哈佛任教。”10月30日下午2时我离开耶鲁，乘火车于晚6时50分到达波斯顿，宿哈佛大学校内宾馆，据说前不久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包括钱钟书等）即住此处。10月31日正式访问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孔飞力（Philip Kuhn）主任介绍中心基本情况说：“费正清学派注重政治制度与中外关系，史华慈学派则注重思想史，继承发展传统汉学。”他曾师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当然知之更为深切。
当天中午与中心同行餐叙，史华慈也赶来参加。他与我谈话甚多，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主要是说古代中国思想史内容非常丰富，并列举若干思想家及其著作，认为情况比较复杂，不宜简单地给以唯物、唯心截然两分。其实当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反思这个重大问题，所以他与我的对话堪称融洽顺畅。此外，与某些西方学人的倨傲偏執不同，也可能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甚为投入，他已经有蔼然儒者之风。即令有不同意见，也是以平等姿态从容讨论，决不强加于人。以后我才知道，他正在撰写那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大著作，所以抓紧一切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
至于我对某些美国研究生历史学学位论文选题过窄的批评，史华慈也有同感。其实他比我考虑得更为深刻，因为我只是走马观花得来的印象，而他却是长期亲身体验并有深思熟虑的见解。史华慈曾特地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学科拜物教》，提倡学术根基必须广博深厚，反对把学科变成狭隘的自我封闭的文化“模式”或“体系”。
史华慈是一个气象恢闳的大学者。他从研究毛泽东思想开始，经由严复研究进入更为丰富多彩而又百家纷陈的古代中国思想世界，而其晚年最为关心的则是整个人类文明与跨文化的研究。他留下的深沉忧虑，是与人类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相伴随的全球性精神文明的堕落。正如他的几位高足（柯文、戈德曼、麦克法夸尔）所说：“尽管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身体衰弱，但始终目光炯炯，思考能力丝毫不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到场仍然能够令任何讨论从琐碎平庸的层次朝思想道德的深刻层面提升……他是一个人格魅力与思想魅力都同样杰出的人，这样的人物真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怀念史华慈》，载于《史华慈学谱》卷首）
真正的学术与真正的学者是超越国界的。史华慈属于美国，也属于世界；而就他终身以中国研究作为学术的起点与主干而言，也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历史遗产，其中最可贵的就是他那锲而不舍的真理追求与客观冷静的科学精神。我们已经并应继续向他学习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在20多年前曾向他批评过的美国历史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过窄的偏向，于今在中国许多高校却愈演愈烈。至于在学科建设中自我封闭乃至画地为牢的不良倾向，也严重妨碍了通识与通才的形成，乃至多学科相互之间的融通。
现今更为严重的是有关学术的管理与导向存在着严重缺陷。最近有的高层人士又在以重话批评高校科研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但我却要再一次郑重追问：“孰令致之”？放眼环顾，现今哪一所大学，哪一所研究机构，不是为争取所谓“重点项目”而苦心经营？有了项目，就有了经费与地位，也包括项目承担者自身的名利。项目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含金量与含“名”量也与日俱增。
在很多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心目中，有了项目就有了一切，没有项目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项目本来是一种手段，如今却成为目标，成为梦寐乃至千方百计的营求，甚至可以称之为“项目拜物教”。人们整天围着项目转，还谈得上什么潜心治学，学风怎能不日趋颓废。加以项目要求高，时限短，管理程序极为繁琐而评估又虚有其表，于是便形成投入极多而效益甚差的恶果，甚至出现大批量文字垃圾。很多恶行劣迹，已经难以用“浮躁”二字概括。相关部门至今除讲空话外，仍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表现出改弦更张的意向，而这正是问题最为关键之所在。
很难想象后世的真正学者如何评估我们现今的学术界。或许将来又会出现一个史华慈似的外国学者，又会出现一本研究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专著，而书名可能就是《没有思想的思想世界》！
但愿不会出现这样一本书。此所谓“盛世危言”，或可以“杞人忧天”视之。
（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史华慈
本杰明?I?史华慈（1916～1999）诞生于美国一个犹太人家庭。他掌握12种语言，曾师从费正清先生，后任教于哈佛大学。在美国，他最早展开对中共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并将中国作为思考人类问题的坐标。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成就举世瞩目，影响直逼“中国学之父费正清”。 1999年11月14日，被学人称为“人类良知”的史华慈因病与世长辞。
2006年是史华慈教授诞辰90周年。史华慈对中国现当代史、中国思想史和人类文明的比较研究，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他是我结识较早而且非常敬重的美国学者之一，这不仅因他长我整整10岁，而且还因我从他那里获得教益甚多。
时间可以回溯到1979年深秋。朱政惠教授的新著《史华慈学谱》曾有记述：“（10月26日）收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备忘录。备忘录告知，中国章开沅教授等将在10月30日下午到哈佛大学访问。11月1日纽英伦中国讲座将邀请其作讲座……”
我当时有简要笔记，后收入1998年出版的《实斋笔记》。其中“访美日记”一节亦有相关记述。如1979年10月12日，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期间，杜维明曾向我介绍美国史学界情况，特别推崇史华慈：“汉学真正有成就的是史华慈，有研究严复和毛泽东思想产生等著作，‘毛主义’（Maoism）一词即始于他。史为犹太人，基本训练很好，现在哈佛任教。”10月30日下午2时我离开耶鲁，乘火车于晚6时50分到达波斯顿，宿哈佛大学校内宾馆，据说前不久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包括钱钟书等）即住此处。10月31日正式访问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孔飞力（Philip Kuhn）主任介绍中心基本情况说：“费正清学派注重政治制度与中外关系，史华慈学派则注重思想史，继承发展传统汉学。”他曾师从史华慈攻读博士学位，当然知之更为深切。
当天中午与中心同行餐叙，史华慈也赶来参加。他与我谈话甚多，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主要是说古代中国思想史内容非常丰富，并列举若干思想家及其著作，认为情况比较复杂，不宜简单地给以唯物、唯心截然两分。其实当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反思这个重大问题，所以他与我的对话堪称融洽顺畅。此外，与某些西方学人的倨傲偏執不同，也可能是研究中国古代典籍甚为投入，他已经有蔼然儒者之风。即令有不同意见，也是以平等姿态从容讨论，决不强加于人。以后我才知道，他正在撰写那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大著作，所以抓紧一切机会与中国学者交换意见。
至于我对某些美国研究生历史学学位论文选题过窄的批评，史华慈也有同感。其实他比我考虑得更为深刻，因为我只是走马观花得来的印象，而他却是长期亲身体验并有深思熟虑的见解。史华慈曾特地在《亚洲研究》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学科拜物教》，提倡学术根基必须广博深厚，反对把学科变成狭隘的自我封闭的文化“模式”或“体系”。
史华慈是一个气象恢闳的大学者。他从研究毛泽东思想开始，经由严复研究进入更为丰富多彩而又百家纷陈的古代中国思想世界，而其晚年最为关心的则是整个人类文明与跨文化的研究。他留下的深沉忧虑，是与人类物质文明迅猛发展相伴随的全球性精神文明的堕落。正如他的几位高足（柯文、戈德曼、麦克法夸尔）所说：“尽管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身体衰弱，但始终目光炯炯，思考能力丝毫不减。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他的到场仍然能够令任何讨论从琐碎平庸的层次朝思想道德的深刻层面提升……他是一个人格魅力与思想魅力都同样杰出的人，这样的人物真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怀念史华慈》，载于《史华慈学谱》卷首）
真正的学术与真正的学者是超越国界的。史华慈属于美国，也属于世界；而就他终身以中国研究作为学术的起点与主干而言，也可以说是属于中国。他给我们留下了一笔颇为丰厚的历史遗产，其中最可贵的就是他那锲而不舍的真理追求与客观冷静的科学精神。我们已经并应继续向他学习许多有益的东西。但是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在20多年前曾向他批评过的美国历史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过窄的偏向，于今在中国许多高校却愈演愈烈。至于在学科建设中自我封闭乃至画地为牢的不良倾向，也严重妨碍了通识与通才的形成，乃至多学科相互之间的融通。
现今更为严重的是有关学术的管理与导向存在着严重缺陷。最近有的高层人士又在以重话批评高校科研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浮躁现象，但我却要再一次郑重追问：“孰令致之”？放眼环顾，现今哪一所大学，哪一所研究机构，不是为争取所谓“重点项目”而苦心经营？有了项目，就有了经费与地位，也包括项目承担者自身的名利。项目的花色品种越来越多，含金量与含“名”量也与日俱增。
在很多高校教师与研究人员心目中，有了项目就有了一切，没有项目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根基。项目本来是一种手段，如今却成为目标，成为梦寐乃至千方百计的营求，甚至可以称之为“项目拜物教”。人们整天围着项目转，还谈得上什么潜心治学，学风怎能不日趋颓废。加以项目要求高，时限短，管理程序极为繁琐而评估又虚有其表，于是便形成投入极多而效益甚差的恶果，甚至出现大批量文字垃圾。很多恶行劣迹，已经难以用“浮躁”二字概括。相关部门至今除讲空话外，仍然我行我素，丝毫没有表现出改弦更张的意向，而这正是问题最为关键之所在。
很难想象后世的真正学者如何评估我们现今的学术界。或许将来又会出现一个史华慈似的外国学者，又会出现一本研究我们这一代学者的专著，而书名可能就是《没有思想的思想世界》！
但愿不会出现这样一本书。此所谓“盛世危言”，或可以“杞人忧天”视之。
（作者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原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