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行为规范真是不容易做到，不要说不容易做到，今天连听也听不到了，就是专门研究儒家、儒学的专家，知道的也寥寥无几。但是，两千多年前，就是靠着孔子与他的弟子门人对这些行为规则的身体力行，使“儒”的价值观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观，而这样的价值观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人脉几千年来不发生断裂，使中华民族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寿命最长、更新能力最强、因而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民族的根本原因。这些行为规范其实已经积淀到中国人的人格深层，成为中国人的潜意识与集体无意识，成为中国人评判事物优劣的标准。譬如中国人对商人的评判，“为富不仁”是最严厉的批评。为商之道，不看你钱赚得多不多，甚至也不看你富了以后钱捐得多不多，是不是死后裸捐，而是看你在“为富”(赚钱)的过程中是“仁”还是“不仁”。像现在这样以商场为战场，以邻为壑，不择手段的扩大市场份额、占领垄断地位，就是“不仁”，不要说从事非法行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危害健康与生命安全产品了。这样“不仁”得来的钱，拿来做些表面的慈善事业，就像美国作家德莱塞在长篇小说《金融家》里写的银行家柯帕乌做的作为广告、公关手段的“慈善”，不仅没有功德，连所犯罪孽也一点抵消不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才是为富之仁。所以，中国的商家店铺里，过去常挂“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匾额，这就是“儒”的价值观在商道中的体现。长期以来，“儒”在中国，代表价值观、代表人格品位。
　　再说“商”。长期以来，有个误解，认为儒家是重农抑商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发展不起来，与儒家的“重农抑商”理念与“君子言义不言利”的理念密切有关。在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宗法制集权社会，现代中国学术界称之为“封建社会”，是不正确的)，确实有“重农抑商”的政策，但这其实不是儒家的政策，而是法家的政策，或者说，这是儒表法里的汉儒的主张，不是孔儒的主张。孔儒是不抑商的。孔子本身就是商族的后代，商族就是以商为主的民族，商族从东北辽宁一带几经迁徙，到中原殷地(今称殷墟)定居后，才被后人称为殷国、殷族。
　　在《春秋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中，有关于郑国商人弦高犒师的记载：
　　(秦军)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使皇武子辞焉，曰：“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为吾子之将行也，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闲敝邑，若何?”杞子奔齐，逢孙、扬孙奔宋。孟明曰：“郑有备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围之不继，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史记》记载范蠡功成身退，白手起家，善于经营，成为陶朱公的故事：
　　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以为相。范蠡喟然叹曰：“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此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以分与知友乡党，而怀其重宝，闲行以去，止于陶，以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于是自谓陶朱公。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居无何，则致赀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范懿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史记·货殖列传》)
　　孔子的得意门人子贡，对传承夫子之道有大贡献，长于辞令，是出色的外交家，但他最后的身份不是官员、重臣，而是富商、巨贾。
　　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喜扬人之美，不能匿入之过。常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闲，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而益彰者乎?(《史记·货殖列传》)
　　从司马迁赞扬范龜、子贡，还特地著《货殖列传》，宣扬为富正道，可见直到《史记》时代，也就是已经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主流话语还是不抑商的，说明儒家是不抑商的。抑商的是法家，而且不是管仲的早期的春秋法家，而是李悝、商鞅、荀子、韩非子这样的后期的战国法家(其实是权术家)。因为战国法家都是君本主义者，一切都是从巩固君主的绝对权力出发的，而“商”民是“国人”(市民)中最活跃的分子，他们信息灵通，见多识广，交友广泛，还有为了保护商业利益，防止盗匪，组织准军事团体的能力与实力，以及通过参政，以权盈利的自觉意识，所以对君(皇)权政治是个严重威胁，一定要抑制。从《货殖列传》看，到西汉，不仅商业经济十分发达，就是金融资本经济也十分发达了：
　　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唯无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什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无盐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关中。
　　无盐氏就是通过借高利贷给出去打仗的“列侯封君”而发财致富的。此例可以说明信贷经济在当时中国已经通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不是低水平的商品经济，而是有金融活动的高水平的商品经济。有学者提出。在商品经济活动中，产生了信贷、期货、证券等金融资本的活动，才可以说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照此看来，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具备了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为什么一直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社会呢?
　　一个原因，就是皇权专制政权与为其服务的君本主义知识分子，早就意识到“商”对专制政体的威胁，对“家天下”的威胁，所以制造出“抑商”的话语，推行“抑商”的政策，而因为皇权专制社会是“独尊儒术”，所以，这份名义与责任，就由儒家来担了。
　　推行“抑商”话语的结果，是把“商”与“农”对立起来了。本来，“商”与“农”是并不对立的，“商”是帮助“农”把产品卖出去，没有“商”的帮助，生产出来的产品可能积压变质，至少是不能实现价值，更不能扩大生产规模。但在“农”、“商”对立(“工”，“商”对立也一样)的语境中，“商”赚的是“农”的钱，“农”、“商”的贫富差 距是“商”的贪得无厌造成的，“农”、“商”的利益天然冲突，不可调和，要调节“农”、“商”的利益冲突，唯有靠国家行政力量这“有形的手”。这样，国家政权就不可或缺，位置就稳固了。因此，“重农”主义、“抑商”政策，都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不是依据经济规律而来的，但在中国历史上，用国家行政力量来调节经济，没有成功之例。最著名的是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等从理论上看起来是对农民有利，但为什么遭到农民的激烈反对呢?究其实，是用“官商”来替代“民商”，商业活动一旦与行政权力相结合，贪污腐败、以权谋私就不可遏止，再好的制度设计，也必定会变得“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今天，我们已经很难从史料中查到在王安石新法实行时，权力是如何迅速腐败的，《青苗法》等是如何使农民遭受更重的盘剥的，但从近些年中国在经济改革中，在“双轨制”与“现代企业股份制度”的名义下“倒卖批文”、“左手卖给右手’的“合法”谋私、腐败行为，可以想见当时的情形。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如苏轼，司马光等，对王安石新法的批评是“与民争利”，这个“民”，就是指的“商”民。“商”是要谋利的，但他谋的是商业利益，所以，他不能赚得太狠了，他赚得太狠，以后别人就不与他进行交易了，他的商业就不能可持续发展了。而官商，他谋的是个人利益，事业成败，能不能可持续发展，与他无关，他关心的是在他占有官商位置期间，能够捞多少。因此，在中国，抑了民“商”，不可能富了“农”，只能富了“官商”。可能一时看起来是“国富民穷”，王安石当年变法的第一目的是增加财政收入，增强国力，抵御外敌，所以得到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但终究国也不富，民也不富。是富了那些官。
　　但这里又要说到东西方经商的理念不同。
　　中国的经商理念是双赢，双赢才能使交易长久地进行下去，才能可持续发展。西方对“双赢”理念不能理解，博弈就是单赢，我赢你输，怎么可能双赢呢?经商是目的就是赚钱，钱赚得越多，经营就越成功，所以，千方百计地追求超高利润，追求垄断带来的垄断价格与垄断利润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凯恩斯主义也好，货币主义也好，追求单贏，多赢是一样的，差别就在让“国家”资本(其实是此时控制国家政权的资本利益集团)贏，还是让“民间”资本(往往是投资新兴产业的资本利益集团)赢。
　　东西方经营理念的不同，是因为东西方的文化根基不同。东方的文化根基是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是过日子的文化，是在同一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的文化，是以“可持续”为发展模式的文化，因而是重传承的文化，是以“久”为首要价值的文化。西方的文化根基是游牧类型文化(包括殖民文化、商旅文化、海盗文化等)，游牧文化是以战争为常态的文化，是不断迁徙，拿了就走的文化，是以“做大做强”为发展模式的文化，因而着重开拓的文化，是以“强”为首要价值的文化。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与战争是孪生儿，这不仅因为通过战争手段，可以掠夺资源，争夺市场，也不仅因为，游牧文化的集体无意识，使他们自然认为商场就是战场，贸易就是商战，更因为从揭露出来的美国精英在上世纪60年代炮制的《铁山报告》看，他们把战争视为大量消耗资源，井使人民服从政府，从而拉动经济的最有效的手段。
　　因此，“儒商”的概念不啻是只能产生于东方文化的土壤中，而今天，更需要将其推向世界，成为世界性的概念，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说，成为一种“普世价值”。因为儒商不仅能推动经济健康、正常、可持续的发展，而且能消弭战争，人类需要和平，和平是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保障，也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达到的目标。“儒商”应使自己首先成为和平的使者，在和平的环境中，才能生意兴隆，事业发达，而不是相反。
　　儒商是一种人格、品位，儒商可以也应该成为当代的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