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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从诞生那天起就不仅仅是技术，还包含医生对患者的关怀。作为医者，一定不是仅具有高超医学知识和精湛醫术，更重要的是回归仁心和仁术。
10月9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院60周年庆典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作了题为《医学的温度》的演讲，结合自己不同时期的亲身经历，表达了对医学本质属性和医学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韩启德回忆起自己10岁时的经历。那年，他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除了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医生没给他开展任何其他治疗。但是，护士们的护理十分周到，一有空就轮流给他讲故事。
60多年过去，韩启德依然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和窗外的松树。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家庭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爱的美丽。”
1962年，韩启德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学完3年基础课后，没来得及进医院，他就去参加了一年“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没能专门学习临床医学，仅在1968年获得两周所谓“复课闹革命”机会。那时，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4节课讲完了内科学总论，接着安排他们去门诊实习。
韩启德从医生涯的第一个病人是名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他按课本要求望触叩听，用一个多小时为女孩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没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学过临床课程，对诊断一头雾水，他只好把病人领到老师面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下女孩的肚子，马上诊断为肠道蛔虫症，并开出处方。陪同女孩看病的老伯握着韩启德的手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医生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认真，“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
50年过去，老伯的笑脸仍然留在韩启德心里，“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1968年底，韩启德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韩启德的回答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
结果，不少原本奔着“上海医生”而来的病人不再找他。而一位仅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的老医生，周围却总是围满病人。他常这样诊断：你的心脏有5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就能治好。“慢慢地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医生的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
“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渐渐学会了如何与病人说话。”韩启德开始拼命学习，只要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就竭力去做，临床能力不断提高，“是病人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
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韩启德得到越来越多患者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没有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收治的病人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老乡们经常在韩启德的宿舍窗台上放几个鸡蛋或白面锅盔，从不留名，仅仅是表达谢意。“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无比幸福。”
久而久之，韩启德内心形成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
改革开放后，有了读研究生机会，韩启德选择了基础医学，起初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1985年，他奔赴美国进修分子药理学，在那里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批判精神，领略到了科学的精微缜密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
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韩启德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理解。在他看来，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2002年底，韩启德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长期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期间，他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看到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看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不充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他亲身参与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
“这些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深刻理解，还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有了思考。”韩启德说。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夺命的传染病得到控制，不少严重疾病得以确诊和治疗。但同时，技术至上观念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作疾病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韩启德忧心忡忡。
“医者能做的仍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韩启德说，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虽然大力发展，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只是冰山一角，技术不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
在他看来，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生命正常的过程，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要与周围人群不断沟通互动，建立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
“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道理。”韩启德说，60多年前偶遇的护士，50年前偶遇的农民老伯，40多年前在农村偶遇的许多病人，很多已离世，“但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已经变成我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医学首先是人学，医道首先是温度。”
10月9日，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建院60周年庆典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作了题为《医学的温度》的演讲，结合自己不同时期的亲身经历，表达了对医学本质属性和医学发展方向的深刻思考。
医生的态度
韩启德回忆起自己10岁时的经历。那年，他得了猩红热，两周后继发风湿性关节炎和心包积液，住进一家小的私立医院。除了最严重时用过几天青霉素，医生没给他开展任何其他治疗。但是，护士们的护理十分周到，一有空就轮流给他讲故事。
60多年过去，韩启德依然记得那张病床、那间病房和窗外的松树。在那里，他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家庭外的温情，“护士们长什么样很快忘记了，但她们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留下了一种爱的美丽。”
1962年，韩启德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学完3年基础课后，没来得及进医院，他就去参加了一年“四清运动”，回来后又遇到文革，没能专门学习临床医学，仅在1968年获得两周所谓“复课闹革命”机会。那时，中山医院大内科副主任仅用4节课讲完了内科学总论，接着安排他们去门诊实习。
韩启德从医生涯的第一个病人是名16岁的农村女孩，主诉长期阵发性腹痛。他按课本要求望触叩听，用一个多小时为女孩从头到脚做了检查，没发现任何异常。由于没学过临床课程，对诊断一头雾水，他只好把病人领到老师面前。老师问了几句，摸了下女孩的肚子，马上诊断为肠道蛔虫症，并开出处方。陪同女孩看病的老伯握着韩启德的手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医生为病人检查得那么仔细认真，“这回孩子的病肯定能治好。”
50年过去，老伯的笑脸仍然留在韩启德心里，“医生的态度也是可以治病的。”
1968年底，韩启德被分配到陕西农村一个公社卫生院。当时病人问得最多的两个问题是：“大夫，我的病你治过吗？”“大夫，我的病你能治好吗？”韩启德的回答常是：我没有治过，你吃我的药试试看。
结果，不少原本奔着“上海医生”而来的病人不再找他。而一位仅在国民党部队当过几天卫生员的老医生，周围却总是围满病人。他常这样诊断：你的心脏有5级杂音，注射葡萄糖加维C就能治好。“慢慢地我懂得了，病人需要的不仅是医术，还需要医生的安慰和对医生的信任。”
“我不能骗人，但必须学会沟通，渐渐学会了如何与病人说话。”韩启德开始拼命学习，只要有助于解除病人痛苦的事，就竭力去做，临床能力不断提高，“是病人让我成为一个合格的基层全科医生。”
学会了沟通，增长了本领，韩启德得到越来越多患者的信任。“病治好了，他们感激我，没有治好，他们说‘韩先生都看过了，也就这样了’。收治的病人死了，他们反过来安慰我‘大夫看得了病，救不了命’。”老乡们经常在韩启德的宿舍窗台上放几个鸡蛋或白面锅盔，从不留名，仅仅是表达谢意。“每当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无比幸福。”
久而久之，韩启德内心形成一个理念：为他人做好事，获得人们的好口碑，就是幸福。
医学的属性
改革开放后，有了读研究生机会，韩启德选择了基础医学，起初从事病理生理学研究。1985年，他奔赴美国进修分子药理学，在那里体会到科学的求真求实和批判精神，领略到了科学的精微缜密和神奇力量，享受到研究微观生命世界的美妙和魅力。
20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使韩启德对医学的科学属性有了更深理解。在他看来，基础医学不同于其他纯科学研究，甚至异于一般的生命科学研究，它虽然不像临床那样面对活生生的人，但直接关系到人类的健康和疾病，“它同样是有温度的”。
2002年底，韩启德当选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后来长期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担任领导人。期间，他走过很多老少边穷地区，看到很多人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也看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不充分、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他亲身参与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到很多地方调查研究，发现难点痛点，寻找关键环节，为改革出谋划策。
“这些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医学的社会属性有了更深刻理解，还对人类医学发展的根本方向问题有了思考。”韩启德说。
医学是人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技术与医学的结合使医学插上了翅膀，人类寿命大大延长，众多曾经夺命的传染病得到控制，不少严重疾病得以确诊和治疗。但同时，技术至上观念蔓延，医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错乱。医学的重点放在救治生命最后阶段的病人，而不是为多数人的健康和减少病痛服务。医学的边界开始模糊，被赋予过度的使命，常常把危险因素当作疾病治疗。“人们过度相信技术，而常常忘记病人心理上的苦楚及对医者关怀的期盼。”韩启德忧心忡忡。
“医者能做的仍是‘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韩启德说，人类自有文明就有医术，医学从来都是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今天，医学虽然大力发展，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与对宇宙的认识一样，只是冰山一角，技术不能解决所有健康问题。
在他看来，医学的任务只是保护生命正常的过程，不能把衰老当作疾病，不能把追求长生不老作为医学目标，不能给生命无望的病人增加无谓的痛苦，不能不考虑医学的社会效应与公平公正。“我们时时不可忘记，医学是有温度的。”
一个人生命的铸成，需要无数生命的支援、补充、滋润和蕴化。一个医者的合格与成熟，需要知识与实践的支撑，也要与周围人群不断沟通互动，建立共同面对疾病的医道。
“我感谢生命中的许多偶遇，让我悟到医道中的一些基本道理。”韩启德说，60多年前偶遇的护士，50年前偶遇的农民老伯，40多年前在农村偶遇的许多病人，很多已离世，“但他们给我留下的记忆，已经变成我对医学温度的体验和理解—医学首先是人学，医道首先是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