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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的繁荣与落伍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出自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之手的《凉州词》，生动地描绘了我国古代西北边疆雄伟壮阔而又荒凉森然的景象，尤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成为千古绝句。人们吟诵此诗，似乎觉得崇山峻岭和戈壁大漠的西部一直是与春风隔缘的。
其实，中国西部地区也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西部地区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等成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的晋、陕、豫、鲁等省。春秋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更是成为群雄之首，统一了中国。秦汉三国时期，西部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先后被称“天府”，关中地区更是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从关中以西，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更是沟通中国与中亚乃至欧洲交往的惟一通道，十分繁华与通达。胡商贩客，时见于塞下，丝路两旁农牧兼营，河西、西域地区屯田众多；丝路上城镇林立，如楼兰、精绝、且末，鄯善等十分知名。汉代的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而使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唐朝前期，西部地区经济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陇右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有统计资料表明，唐代西北屯田多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是当时国库的主要来源。
西部落伍于何时?从时间上看是从唐朝末期、宋朝开始。
西部为何会落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1.社会因素。安史之乱当属首例。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对西北地区的破坏极其严重。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度攻陷洛阳，进逼长安，唐玄宗狼狈逃往四川。安史叛军所经之地烧杀掠夺极其残暴，为史上所罕见。安史之乱长达七年之久，不仅使唐朝伤了元气，由盛及衰，也使西北地区的经济遭到重创。宋朝建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东迁南移，从此，西部风光不再。
2.地理因素。从地貌上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西走向的山脉如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等都分布在西部地区。崇山峻岭千沟万壑，使得西部地区交通闭塞，土地资源不足。从气候影响上看，近5000年来，中国的气候总的说是日趋干旱，这在西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西北地区，干旱与沙化趋势特别明显，水资源颇为缺乏，对农业经济特别是对传统的农牧经济影响明显。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唐代陇右道的兴盛，是与当时气候相对湿润而河流水量充沛有关，而当这些条件日趋恶化时，西部的劣势就凸现出来了。
3.科技因素。我国领土辽阔，地形复杂。西部多山，属内陆区位；东南靠海，属海洋区位。而内陆区位与海洋区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生产力相对低下条件下，内陆地区更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地区便在交通、资源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宋代，由于指南针的发明并用之于航海，逐渐开辟了通往外部的通道。因此可以说，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日，也就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凋敝之时。除了海路，南方湖泊河流纵横交错，水路十分通畅，尤其是始于隋唐、成于元朝的京杭大运河更像一条金色的绸带将北京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优势连结在一起，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清。水运无论从效率、便捷都大大优于陆运，在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运输方式尚未出现的古代，东南地区的崛起与西部地区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春风不度玉门关”，将西部长久地定格在荒凉、贫穷的字眼里，尽管这是人们不情愿的，但也实属无奈。
西部宁则国家兴
西部虽穷，然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却十分重要。
历朝历代的事实证明，西部宁则国家兴，西部乱则国家衰。
我国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是通向东南亚、西亚、中亚以及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有12747公里陆地边境线。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尤其是航海业还比较落后的古代，东南地区的万里海疆就是一道天然屏障，区区几个海盗对国家来说不足以构成威胁，东南无虞。那时，西部地区的安宁与稳定对我国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关系。历朝统治者都十分关注西部。中国历史的走向，无不说明：得西部，国力必强；失西部，国力必衰。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王朝的日益衰败，边疆危机开始日甚一日，蒙受了一个又一个的耻辱。
黑河作证：昔日最屈辱的地方，《中俄瑷珲条约》与后来的《中俄北京条约》一起，先后将10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沙俄，相当于两个法国，四个英国。
阿拉山口作证：1883年中俄签订的《塔尔巴哈台西南条约》看似平等，实为沙俄霸权凌弱提供了方便。
麦克马洪线作证：1903年英军相继攻陷西藏的春丕、亚东等地。1914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外事秘书，单方面随意在一张地图上画了一道线，便将错那等县一分为二。如今，这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还在他人占领之下。
……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掀起的那场“海防”与“塞防”之争，涉及到新疆乃至西北的命运。当年如果“海防”派占了上风，那么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我国最大的省份新疆将不再归属中国的版图，中国“雄鸡”那骄傲的“尾巴”也不再翘起，今天人们在此议论西部开发的话题将变得苦涩不堪。
历史在这里记录了一位英雄的业绩，他叫左宗棠。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帝国主义支持下，侵入我国南疆地区，并于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汗”政权，残酷掠夺和奴役南疆人民。沙俄加紧侵略步伐，于1871年以“代管”伊犁地区的名义占领伊犁，并计划进而占领乌鲁木齐，甚至夺取哈密。“塞防”危机顿现。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主筹西征军饷，为收复新疆国土积极作准备。
与此同时，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引起清政府对“海防”事宜的重视。但面对财政困难，国库空虚，清政府一时想不出对策，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筹饷”的旗号下，公然抛出放弃收复新疆计划，对已经出关或准备出关的军队，主张“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首先挑起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左宗棠率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中直截了当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万幸的是，当时在朝廷主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序幕。时年六十三岁高龄的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了他晚年辉煌的爱国壮举。左宗棠的爱国是认真的，是义无反顾的，也是脚踏实地的。抬着棺材西征，表明了左宗棠誓死收复新疆失地的决心。
左宗棠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打败了阿古柏，撵走了沙俄，收复新疆全境，还在于他从经济上对西北的苦心经营。左宗棠是一位有远见的军事家、战略家、实干家。他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线，以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为经营新疆的基地。他既懂得用武力来收复失地，又懂得如何经营、复苏失地。他在西北筑路，筑城，改兵制，制造新兵器以巩固边防；他开辟河渠，布置兵屯，提倡种棉织布，育蚕缫丝，用机器织呢以复兴经济；他设书院，设义学，刊发书籍以发扬文化以开化西北民智。没有国防，就无法开发经济；没有经济振兴也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文化也就无法提高民族的知识来共同担负起巩固国防建设经济的使命。这是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经营西北的经验，也是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
左宗棠的挚友同乡杨昌睿曾赠诗赞赏这位左大将军：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尽管，春风度玉关的美景在左宗棠时并未完全实现，但西北的山，西北的水，西北的路，将不会忘记他。
西北边疆建设的新篇章
1949年，西部边疆的历史随同新中国的诞生翻开新的一页。在书写西部边疆建设的历史画卷中，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屯垦戍边是其中颇为精彩的一笔。
王震，这位当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总指挥，再次受命前往天山脚下开创新的业绩，上演了一幕气势恢宏的解放军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剧。
1949年10月10日，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所部从古城酒泉出发，西出玉门关，越过祁连山，横扫河西走廊，北穿星星峡，扣开了新疆的大门。历时三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圆满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新疆解放以后，驻新部队也和全国其他部队一样，要进行整编。此时，驻新部队的整编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大量缩编，将会影响保卫边疆的任务；继续保持部队编制，新疆财政困难的情况又比较严重。解放前的新疆，经济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不发达，贫苦农民平均每户才有1把砍土镘，1把镰刀，每6户才有1张土犁。1949年新疆工业总产值只有4.1亿多元，人均96元；粮食总产量仅为8.48亿公斤，而人口是480多万。当时新疆起义官兵有八万多，加上家属有十万人；民族军有一两万人；加上王震所部近十万人，三支部队加起来二十来万人，如果军队的给养完全依赖于新疆当地，是难以解决的。而由内地运粮交通不便，耗资费时。那时，通往新疆的铁路还没有修建，只靠公路从兰州运粮至哈密，运价等于粮价的7倍，何况甘肃也无粮可运。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300卢布，每年所需10万吨军粮要花3000多万卢布，再加上从国境到各地运费，粮价更高。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每月要用飞机到北京运一趟银元来购买粮食，周恩来曾对他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境，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是让官兵退伍回家?还是寻找新的出路?具有南泥湾经验的王震选择了屯垦戍边这一条路。1950年1月，王震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向部队发出了生产劳动的命令，要求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建设战线之外，至此，拉开了新疆部队屯垦戍边的序幕。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把军垦看成是建设边疆，减轻边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的战略措施。根据命令，各部队在天山南北按照师团布点，迅速掀起大生产运动。第二军向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第五军在伊犁、塔城、乌苏一带垦荒；第六军到准噶尔大戈壁开发。玛纳斯河流域的大垦区，有400多万亩可垦荒地，而且水土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北疆的重要生产基地。王震与陶峙岳商定，将这一地区作为由原起义部队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的生产基地，并决定将二十二兵团机关迁到石河子，以此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兴的城市，以便安置起义部队的官兵。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了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驻疆部队白手起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没有房屋，战士们就在雪地上挖地窝子住；没有生产工具，各部队就收集破铜烂铁自己打制；耕马不足，八个人拉一张犁耕地；没有蔬菜，许多部队连续数月以盐水、辣椒下饭；没有石磨加工原粮，指战员就煮麦粒、玉米充饥。他们就像红柳一样在戈壁荒原上扎根发芽，正像王震写的一首诗那样：“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扎根天山下。”到1952年底，驻疆部队就已建立30个大规模农场，开荒播种面积达160万亩，收获粮食9500万公斤，产皮棉350万公斤，不仅实现了部队粮油自给，还把大量棉花运到内地，支援了国家建设，为新中国的屯垦事业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驻新部队还节衣缩食，与当地人民一道，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开始创建现代工业，先后建设了新疆水泥厂、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机器厂，乌拉泊水电站、八一面粉厂和六道湾露天煤矿等10多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厂矿，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骄人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新疆最高行政长官的张治中先生给王震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给您来诉说我的意见和感想”。你的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在这一年中，驻新战士所表现的忘我的献身精神，所发挥的高度的军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鼓舞起的漫溢天山南北的生产热潮，在新疆的现实里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这变革几乎是以奇迹的姿态出现的。”“我把新疆生产战线上的惊人的成果和全国财经工作上伟大的胜利，并举为现实里的奇迹之两大证明”，“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划部分地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新疆在变。
西部在变。
西部的路，西部的水
西南地区多属喀斯特地貌，崇山峻岭，怪石嶙峋，寸草不长；而西北地区除了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就是荒莽绝迹的沙漠戈壁。整个西部，经年累月或狂风暴雪，或飞沙走石，或山洪肆虐，或赤地千里。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把走西南、闯塞外视为畏途。
西部的落伍与西部恶劣的自然环境分不开，路和水就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
先说路。
西北历史上曾有不少著名的“路”。“古丝绸之路”当属名气最大，它东起古长安，西抵地中海东岸。其次是褒(褒水河谷)斜(斜水谷)古道，它北连西安，南通成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由这条山地要道演绎而成的历史故事。再有就是公元前210年筑成的秦直道，秦骑兵沿着这条宽60米、长1400公里的大道，从指挥中心陕西淳化出发，3天3夜就可驶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然而，由于无数的大山脉和无数的大沙漠等天险将西北367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分隔得七零八碎，交通极为不便。林则徐流放新疆，从西安到伊犁就整整走了121天，左宗棠进军新疆，则花了两年多时间。左宗棠当年对西北情形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曾说过，收复新疆需要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而在这几个环节当中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他把运输军用物资看成是收复新疆的最大困难。
据他计算，在关内(嘉峪关)要花两石的粮价，运到一石粮，而在关外，则要花十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粮，可见西北地区的运输之艰难。所以，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奋力筑路，并规定部队开到哪里，马路就修到哪里，柳树就栽到哪里，从潼关到哈密，建成2000多公里的绿色干线。那干线上的柳树，被后人称为“左公柳”。
西部筑路最为悲壮的一幕，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解放军在50年代先后修筑的青藏、川藏、新藏和天山公路。修筑青藏路时，慕生忠将军率领1200名筑路大军，顶着海拔5000米剧烈的高原反应，抡锤砸石，开山劈路，而他们天天吃的是煮黄豆、冻菜叶，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夜晚，官兵们睡觉的帐篷里连取暖的炭盆都没有。川藏路也是世界筑路史上罕见的宏伟工程。全长2400多公里，要翻越二郎山、雀儿山等12座高山，跨越金沙江，怒江等12条大河，沿线陡崖峭壁，地质复杂，气候恶劣。筑路部队艰苦奋战整整5年，共挖路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余座，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位烈士的忠骨埋在了川藏线上。
建国后，通过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西部的路在不断扩展延伸，但与东部比，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比，总的说仍比较落后。以公路为例，西部地区现有公路380000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3％，比东部地区低20.8％；仍有452个乡镇不通公路，占全国总数的76％；有41530个行政村不通公路，占全国总数的45％。
再说水。
按理说，西部不应该缺水，青藏高原是江河之源，中国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均源自于此。有5000多公里长的黄河其中有4/5是在西北境内徘徊。占西北1/2面积的新疆，共有大小冰川1.86万条，拥有全国冰川储量的50％，储藏着2.58万亿立方米的水。冰雪溶化后，从天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汇成大小河流570多条，每年流出884亿立方米，流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河就有18条。
然而，西部又确确实实缺水。因为，西部的自然地理决定了它——地上的水分布不均，地下的水极其贫乏，天上的水又是微乎其微。于是就出现了：陕西全省人均占有水量仅1473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1/2；宁夏地区面积占70％以上的黄土丘陵台地严重缺水，西海固地区缺水程度尤为严重，由于缺水，该地区目前仍有几十万人口未脱贫；甘肃缺水全国皆知，农民兄弟为了保持庄稼地里的湿气，常用石头压在田里防止蒸发，此情此景内地人无法想象；新疆也缺水，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就是明证。
发展西部，开发西部，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两个难题，就是水和路。
西部复苏梦圆今朝
西部复苏，西部雄起，这是西部人的梦。
西部人的梦，将在21世纪变成现实。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是迈出西部复苏的第一步。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外“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为了第一个大局，党中央率先在东南沿海拉开了“点、线、面”的对外开放布局。“点”，即首先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成立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把整个海南省列为特区，再加上90年代初重点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线”，即1984年中央决定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开放政策；“面”，即1985年党中央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由点到线再到面波浪式地推进，中国东南沿海这片热土沸腾了：大量的外资引进，大批的新兴产业崛起，大量的产品出口，大量的外汇涌入，一座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片片充满生机的农村，使东南沿海地区面貌焕然一新。这将预示，落实第二个大局的时机已经来临。
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迈出西部复苏的第二步。
1999年3月、6月和8月，江泽民经过深思熟虑，适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西部开发，不仅关系到西部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问题。1995年底江泽民在视察陕、甘两省时告诫人们：“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四个没有”把西部命运与整个中国命运之间的关系阐释得一清二楚。
西部开发，现在可以说条件基本具备：
——边境较安宁。我们西部地区分别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有1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如果没有相对安宁的边境，很难设想在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环境里搞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长期的和平外交努力，赢得了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们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5个独联体国家勘定国界线，并签署互不侵犯的相关条约；与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尼泊尔等国家保持着传统友谊；与印度、越南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可以说，西部地区的边境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这是难得的机遇。
——政府得民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放在首位。因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在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部地区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由于我们一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民族团结一直是西部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西部地区又是我国信教人员最多的地区，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西北数省的伊斯兰教更为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进一步完善了宗教政策，把爱国与爱教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信教人员的爱国热情。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矛盾冲突，宗教危机四起的情况下，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西部地区能够长期保持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良好局面，确属不易。
——中央有财力。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实力是基础。党中央之所以把西部大开发的时机选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这绝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时间上的刻意安排。从财力物力来看，此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条件已经成熟：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接近小康水平，国家有能力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这是其一；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有更多的财力直接支持西部开发，这是其二；现在我国已基本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粮食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过于求，这就可以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有计划、分步骤地实行退耕还林(草)，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其三；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使得西部地区也将像东部沿海地区一样更加开放，这是其四。
如何开发西部?在今后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力度，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等措施；由国家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和苗木，对陡坡耕地实行退耕；三是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四是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五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观念，面向市场，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多种形式更多地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20世纪的中国，前半期的主基调是屈辱与抗争，后半期的主旋律是进步与崛起，尤其是后2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更是气势恢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奏响的将是一曲走向富强和辉煌的凯歌，而在这雄壮的凯歌声中，西部复苏将是其中的强音符。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出自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之手的《凉州词》，生动地描绘了我国古代西北边疆雄伟壮阔而又荒凉森然的景象，尤其是“春风不度玉门关”成为千古绝句。人们吟诵此诗，似乎觉得崇山峻岭和戈壁大漠的西部一直是与春风隔缘的。
其实，中国西部地区也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西部地区大溪文化、大墩子——礼州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仰韶文化等成了中国远古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夏商周三个王朝的中心横跨黄河流域的晋、陕、豫、鲁等省。春秋战国时期，西部的秦国更是成为群雄之首，统一了中国。秦汉三国时期，西部的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都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先后被称“天府”，关中地区更是秦汉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从关中以西，汉代开辟的丝绸之路更是沟通中国与中亚乃至欧洲交往的惟一通道，十分繁华与通达。胡商贩客，时见于塞下，丝路两旁农牧兼营，河西、西域地区屯田众多；丝路上城镇林立，如楼兰、精绝、且末，鄯善等十分知名。汉代的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水利工程而使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唐朝前期，西部地区经济仍然有重要的地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陇右一带“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有统计资料表明，唐代西北屯田多达584屯，西北地区占全国10％的小农提供了全国90％以上的“和籴残粮”，是当时国库的主要来源。
西部落伍于何时?从时间上看是从唐朝末期、宋朝开始。
西部为何会落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因素，也有自然因素。
1.社会因素。安史之乱当属首例。发生于唐玄宗天宝年间的安史之乱对西北地区的破坏极其严重。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数度攻陷洛阳，进逼长安，唐玄宗狼狈逃往四川。安史叛军所经之地烧杀掠夺极其残暴，为史上所罕见。安史之乱长达七年之久，不仅使唐朝伤了元气，由盛及衰，也使西北地区的经济遭到重创。宋朝建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开始东迁南移，从此，西部风光不再。
2.地理因素。从地貌上看我国地势西高东低，东西走向的山脉如阿尔泰山脉、天山山脉、昆仑山脉、祁连山山脉、冈底斯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阴山山脉、秦岭山脉等都分布在西部地区。崇山峻岭千沟万壑，使得西部地区交通闭塞，土地资源不足。从气候影响上看，近5000年来，中国的气候总的说是日趋干旱，这在西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西北地区，干旱与沙化趋势特别明显，水资源颇为缺乏，对农业经济特别是对传统的农牧经济影响明显。汉代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唐代陇右道的兴盛，是与当时气候相对湿润而河流水量充沛有关，而当这些条件日趋恶化时，西部的劣势就凸现出来了。
3.科技因素。我国领土辽阔，地形复杂。西部多山，属内陆区位；东南靠海，属海洋区位。而内陆区位与海洋区位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在生产力相对低下条件下，内陆地区更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沿海地区便在交通、资源等方面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宋代，由于指南针的发明并用之于航海，逐渐开辟了通往外部的通道。因此可以说，南方海上丝绸之路开辟之日，也就是西北陆上丝绸之路凋敝之时。除了海路，南方湖泊河流纵横交错，水路十分通畅，尤其是始于隋唐、成于元朝的京杭大运河更像一条金色的绸带将北京的政治中心与南方的经济优势连结在一起，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清。水运无论从效率、便捷都大大优于陆运，在铁路、公路、航空等现代运输方式尚未出现的古代，东南地区的崛起与西部地区的衰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春风不度玉门关”，将西部长久地定格在荒凉、贫穷的字眼里，尽管这是人们不情愿的，但也实属无奈。
西部宁则国家兴
西部虽穷，然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却十分重要。
历朝历代的事实证明，西部宁则国家兴，西部乱则国家衰。
我国西部地区疆域辽阔，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是通向东南亚、西亚、中亚以及欧亚大陆的重要通道，有12747公里陆地边境线。
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尤其是航海业还比较落后的古代，东南地区的万里海疆就是一道天然屏障，区区几个海盗对国家来说不足以构成威胁，东南无虞。那时，西部地区的安宁与稳定对我国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关系。历朝统治者都十分关注西部。中国历史的走向，无不说明：得西部，国力必强；失西部，国力必衰。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王朝的日益衰败，边疆危机开始日甚一日，蒙受了一个又一个的耻辱。
黑河作证：昔日最屈辱的地方，《中俄瑷珲条约》与后来的《中俄北京条约》一起，先后将10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让沙俄，相当于两个法国，四个英国。
阿拉山口作证：1883年中俄签订的《塔尔巴哈台西南条约》看似平等，实为沙俄霸权凌弱提供了方便。
麦克马洪线作证：1903年英军相继攻陷西藏的春丕、亚东等地。1914年，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叫麦克马洪的英国外事秘书，单方面随意在一张地图上画了一道线，便将错那等县一分为二。如今，这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还在他人占领之下。
……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掀起的那场“海防”与“塞防”之争，涉及到新疆乃至西北的命运。当年如果“海防”派占了上风，那么面积达160多万平方公里的我国最大的省份新疆将不再归属中国的版图，中国“雄鸡”那骄傲的“尾巴”也不再翘起，今天人们在此议论西部开发的话题将变得苦涩不堪。
历史在这里记录了一位英雄的业绩，他叫左宗棠。
1865年，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帝国主义支持下，侵入我国南疆地区，并于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汗”政权，残酷掠夺和奴役南疆人民。沙俄加紧侵略步伐，于1871年以“代管”伊犁地区的名义占领伊犁，并计划进而占领乌鲁木齐，甚至夺取哈密。“塞防”危机顿现。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主筹西征军饷，为收复新疆国土积极作准备。
与此同时，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引起清政府对“海防”事宜的重视。但面对财政困难，国库空虚，清政府一时想不出对策，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在“筹饷”的旗号下，公然抛出放弃收复新疆计划，对已经出关或准备出关的军队，主张“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首先挑起这场，“海防”与“塞防”之争。
左宗棠率先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中直截了当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亦未能晏然。是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则大有所妨。”
万幸的是，当时在朝廷主政的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并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拉开了收复新疆之役的序幕。时年六十三岁高龄的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开始了他晚年辉煌的爱国壮举。左宗棠的爱国是认真的，是义无反顾的，也是脚踏实地的。抬着棺材西征，表明了左宗棠誓死收复新疆失地的决心。
左宗棠的功绩不仅在于他打败了阿古柏，撵走了沙俄，收复新疆全境，还在于他从经济上对西北的苦心经营。左宗棠是一位有远见的军事家、战略家、实干家。他以新疆为我国的生命线，以甘肃、宁夏、青海、陕西为经营新疆的基地。他既懂得用武力来收复失地，又懂得如何经营、复苏失地。他在西北筑路，筑城，改兵制，制造新兵器以巩固边防；他开辟河渠，布置兵屯，提倡种棉织布，育蚕缫丝，用机器织呢以复兴经济；他设书院，设义学，刊发书籍以发扬文化以开化西北民智。没有国防，就无法开发经济；没有经济振兴也就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文化也就无法提高民族的知识来共同担负起巩固国防建设经济的使命。这是当年左宗棠收复新疆、经营西北的经验，也是留给后人宝贵的财富。
左宗棠的挚友同乡杨昌睿曾赠诗赞赏这位左大将军：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尽管，春风度玉关的美景在左宗棠时并未完全实现，但西北的山，西北的水，西北的路，将不会忘记他。
西北边疆建设的新篇章
1949年，西部边疆的历史随同新中国的诞生翻开新的一页。在书写西部边疆建设的历史画卷中，我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屯垦戍边是其中颇为精彩的一笔。
王震，这位当年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总指挥，再次受命前往天山脚下开创新的业绩，上演了一幕气势恢宏的解放军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历史剧。
1949年10月10日，我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王震所部从古城酒泉出发，西出玉门关，越过祁连山，横扫河西走廊，北穿星星峡，扣开了新疆的大门。历时三个月，行程3000多公里，圆满完成了进军新疆的任务。
新疆解放以后，驻新部队也和全国其他部队一样，要进行整编。此时，驻新部队的整编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大量缩编，将会影响保卫边疆的任务；继续保持部队编制，新疆财政困难的情况又比较严重。解放前的新疆，经济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不发达，贫苦农民平均每户才有1把砍土镘，1把镰刀，每6户才有1张土犁。1949年新疆工业总产值只有4.1亿多元，人均96元；粮食总产量仅为8.48亿公斤，而人口是480多万。当时新疆起义官兵有八万多，加上家属有十万人；民族军有一两万人；加上王震所部近十万人，三支部队加起来二十来万人，如果军队的给养完全依赖于新疆当地，是难以解决的。而由内地运粮交通不便，耗资费时。那时，通往新疆的铁路还没有修建，只靠公路从兰州运粮至哈密，运价等于粮价的7倍，何况甘肃也无粮可运。从苏联进口，每吨粮价300卢布，每年所需10万吨军粮要花3000多万卢布，再加上从国境到各地运费，粮价更高。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每月要用飞机到北京运一趟银元来购买粮食，周恩来曾对他说：“人民解放军要驻守边境，保卫边疆，长期靠别人吃饭，自己不生产是不行的。”
是让官兵退伍回家?还是寻找新的出路?具有南泥湾经验的王震选择了屯垦戍边这一条路。1950年1月，王震根据毛泽东关于军队要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向部队发出了生产劳动的命令，要求全体军人一律参加生产劳动，不得有任何军人站在劳动建设战线之外，至此，拉开了新疆部队屯垦戍边的序幕。他们“一手拿镐，一手拿枪”，把军垦看成是建设边疆，减轻边疆各族人民负担，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的战略措施。根据命令，各部队在天山南北按照师团布点，迅速掀起大生产运动。第二军向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军；第五军在伊犁、塔城、乌苏一带垦荒；第六军到准噶尔大戈壁开发。玛纳斯河流域的大垦区，有400多万亩可垦荒地，而且水土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是北疆的重要生产基地。王震与陶峙岳商定，将这一地区作为由原起义部队改编的第二十二兵团的生产基地，并决定将二十二兵团机关迁到石河子，以此为中心，建设一个新兴的城市，以便安置起义部队的官兵。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我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师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师的改编计划，将光荣的祖国建设任务赋予你们……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了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
驻疆部队白手起家，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没有房屋，战士们就在雪地上挖地窝子住；没有生产工具，各部队就收集破铜烂铁自己打制；耕马不足，八个人拉一张犁耕地；没有蔬菜，许多部队连续数月以盐水、辣椒下饭；没有石磨加工原粮，指战员就煮麦粒、玉米充饥。他们就像红柳一样在戈壁荒原上扎根发芽，正像王震写的一首诗那样：“生在井冈山，长在南泥湾，转战数万里，扎根天山下。”到1952年底，驻疆部队就已建立30个大规模农场，开荒播种面积达160万亩，收获粮食9500万公斤，产皮棉350万公斤，不仅实现了部队粮油自给，还把大量棉花运到内地，支援了国家建设，为新中国的屯垦事业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驻新部队还节衣缩食，与当地人民一道，以惊人的毅力和速度，开始创建现代工业，先后建设了新疆水泥厂、八一钢铁厂、七一棉纺厂、十月汽车修理厂，新疆机器厂，乌拉泊水电站、八一面粉厂和六道湾露天煤矿等10多个规模较大的现代化厂矿，为新疆现代化工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这些骄人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曾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担任过新疆最高行政长官的张治中先生给王震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看到您那篇《新疆军队生产简短总结》，我兴奋极了!我觉得需要写一封信给您来诉说我的意见和感想”。你的这篇文章“几乎可以说不是用笔墨写的，而是用驻在新疆的人民解放军将士的血汗所写成的”，“在这一年中，驻新战士所表现的忘我的献身精神，所发挥的高度的军队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所鼓舞起的漫溢天山南北的生产热潮，在新疆的现实里已经创造了惊人的变革。这变革几乎是以奇迹的姿态出现的。”“我把新疆生产战线上的惊人的成果和全国财经工作上伟大的胜利，并举为现实里的奇迹之两大证明”，“由于您一年来的直接领导，已经以极大的规划部分地填充了新疆的地图，初步地改造了新疆的地理，再有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新疆无疑将成为工农业、牧畜业高度发展的高度现代化的乐园，这美丽的远景实在令人羡慕。”
新疆在变。
西部在变。
西部的路，西部的水
西南地区多属喀斯特地貌，崇山峻岭，怪石嶙峋，寸草不长；而西北地区除了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就是荒莽绝迹的沙漠戈壁。整个西部，经年累月或狂风暴雪，或飞沙走石，或山洪肆虐，或赤地千里。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把走西南、闯塞外视为畏途。
西部的落伍与西部恶劣的自然环境分不开，路和水就是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两大瓶颈。
先说路。
西北历史上曾有不少著名的“路”。“古丝绸之路”当属名气最大，它东起古长安，西抵地中海东岸。其次是褒(褒水河谷)斜(斜水谷)古道，它北连西安，南通成都，“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就是由这条山地要道演绎而成的历史故事。再有就是公元前210年筑成的秦直道，秦骑兵沿着这条宽60米、长1400公里的大道，从指挥中心陕西淳化出发，3天3夜就可驶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然而，由于无数的大山脉和无数的大沙漠等天险将西北367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分隔得七零八碎，交通极为不便。林则徐流放新疆，从西安到伊犁就整整走了121天，左宗棠进军新疆，则花了两年多时间。左宗棠当年对西北情形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曾说过，收复新疆需要筹兵、筹饷、筹粮、筹转运，而在这几个环节当中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他把运输军用物资看成是收复新疆的最大困难。
据他计算，在关内(嘉峪关)要花两石的粮价，运到一石粮，而在关外，则要花十石的粮价，才能运到一石粮，可见西北地区的运输之艰难。所以，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奋力筑路，并规定部队开到哪里，马路就修到哪里，柳树就栽到哪里，从潼关到哈密，建成2000多公里的绿色干线。那干线上的柳树，被后人称为“左公柳”。
西部筑路最为悲壮的一幕，是新中国成立后由解放军在50年代先后修筑的青藏、川藏、新藏和天山公路。修筑青藏路时，慕生忠将军率领1200名筑路大军，顶着海拔5000米剧烈的高原反应，抡锤砸石，开山劈路，而他们天天吃的是煮黄豆、冻菜叶，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夜晚，官兵们睡觉的帐篷里连取暖的炭盆都没有。川藏路也是世界筑路史上罕见的宏伟工程。全长2400多公里，要翻越二郎山、雀儿山等12座高山，跨越金沙江，怒江等12条大河，沿线陡崖峭壁，地质复杂，气候恶劣。筑路部队艰苦奋战整整5年，共挖路土石方2900万立方米，架设桥梁230余座，平均每一公里就有一位烈士的忠骨埋在了川藏线上。
建国后，通过几十年的大规模建设，西部的路在不断扩展延伸，但与东部比，与全国的平均水平比，总的说仍比较落后。以公路为例，西部地区现有公路380000公里，其中高级次高级路面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3％，比东部地区低20.8％；仍有452个乡镇不通公路，占全国总数的76％；有41530个行政村不通公路，占全国总数的45％。
再说水。
按理说，西部不应该缺水，青藏高原是江河之源，中国的母亲河——长江、黄河均源自于此。有5000多公里长的黄河其中有4/5是在西北境内徘徊。占西北1/2面积的新疆，共有大小冰川1.86万条，拥有全国冰川储量的50％，储藏着2.58万亿立方米的水。冰雪溶化后，从天山、喀喇昆仑山、阿尔泰山汇成大小河流570多条，每年流出884亿立方米，流量在1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河就有18条。
然而，西部又确确实实缺水。因为，西部的自然地理决定了它——地上的水分布不均，地下的水极其贫乏，天上的水又是微乎其微。于是就出现了：陕西全省人均占有水量仅1473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1/2；宁夏地区面积占70％以上的黄土丘陵台地严重缺水，西海固地区缺水程度尤为严重，由于缺水，该地区目前仍有几十万人口未脱贫；甘肃缺水全国皆知，农民兄弟为了保持庄稼地里的湿气，常用石头压在田里防止蒸发，此情此景内地人无法想象；新疆也缺水，塔克拉玛干和古尔班通古特两大沙漠就是明证。
发展西部，开发西部，首当其冲要解决的两个难题，就是水和路。
西部复苏梦圆今朝
西部复苏，西部雄起，这是西部人的梦。
西部人的梦，将在21世纪变成现实。
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战略是迈出西部复苏的第一步。
早在8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外“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为了第一个大局，党中央率先在东南沿海拉开了“点、线、面”的对外开放布局。“点”，即首先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成立四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把整个海南省列为特区，再加上90年代初重点开放开发上海浦东；“线”，即1984年中央决定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实行开放政策；“面”，即1985年党中央把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带及辽东半岛、胶东半岛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由点到线再到面波浪式地推进，中国东南沿海这片热土沸腾了：大量的外资引进，大批的新兴产业崛起，大量的产品出口，大量的外汇涌入，一座座充满活力的城市，一片片充满生机的农村，使东南沿海地区面貌焕然一新。这将预示，落实第二个大局的时机已经来临。
江泽民提出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是迈出西部复苏的第二步。
1999年3月、6月和8月，江泽民经过深思熟虑，适时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强调，“实施西部地区大开发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从现在起，这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西部开发，不仅关系到西部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也关系到整个中国经济腾飞的问题。1995年底江泽民在视察陕、甘两省时告诫人们：“没有西部地区的繁荣昌盛，就不可能实现我们整个国家的繁荣富强；没有西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就不可能保持我们整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和国家团结；没有西部地区的全面振兴，就不可能达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西部地区的基本现代化，就不可能有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终成功”。“四个没有”把西部命运与整个中国命运之间的关系阐释得一清二楚。
西部开发，现在可以说条件基本具备：
——边境较安宁。我们西部地区分别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有1万多公里的边境线，如果没有相对安宁的边境，很难设想在硝烟弥漫、刀光剑影的环境里搞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长期的和平外交努力，赢得了相对安宁的周边环境，尤其是90年代以来我们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5个独联体国家勘定国界线，并签署互不侵犯的相关条约；与巴基斯坦、老挝、缅甸、尼泊尔等国家保持着传统友谊；与印度、越南的关系也在不断改善。可以说，西部地区的边境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好过。这是难得的机遇。
——政府得民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放在首位。因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很高。在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西部地区出现了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由于我们一贯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政策，民族团结一直是西部政治生活的主旋律。西部地区又是我国信教人员最多的地区，尤其是西藏的佛教、西北数省的伊斯兰教更为集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进一步完善了宗教政策，把爱国与爱教有机地结合起来，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广大信教人员的爱国热情。可以这样说，在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矛盾冲突，宗教危机四起的情况下，我国多民族、多宗教的西部地区能够长期保持民族团结，宗教信仰自由的良好局面，确属不易。
——中央有财力。发展是硬道理，经济实力是基础。党中央之所以把西部大开发的时机选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这绝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时间上的刻意安排。从财力物力来看，此时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条件已经成熟：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接近小康水平，国家有能力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这是其一；特别是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扩大内需的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有更多的财力直接支持西部开发，这是其二；现在我国已基本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粮食出现了阶段性的供过于求，这就可以在生态脆弱的西部地区，有计划、分步骤地实行退耕还林(草)，改善生态环境，这是其三；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程的加快，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新阶段，这就使得西部地区也将像东部沿海地区一样更加开放，这是其四。
如何开发西部?在今后一个时期主要任务有五项：一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干线建设；加强电网、通信和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力度，采取“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等措施；由国家无偿向农民提供粮食和苗木，对陡坡耕地实行退耕；三是调整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合理开发和保护资源，促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加快工业调整，大力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四是发展科技和教育，加快人才培养；五是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转变观念，面向市场，改善投资环境，采取多种形式更多地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
20世纪的中国，前半期的主基调是屈辱与抗争，后半期的主旋律是进步与崛起，尤其是后2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更是气势恢宏。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奏响的将是一曲走向富强和辉煌的凯歌，而在这雄壮的凯歌声中，西部复苏将是其中的强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