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宋惠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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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色彩学上有个通俗的说法,叫做“红配紫,赛狗屎;黄配紫,不如死”。如果说青出于蓝的话,而紫则生于红。红色与紫色相配会靠得太近,不但无法展示两个颜色各自的特点,反而还有点相冲。所以西门大官人第一次看见宋惠莲,就问丫环玉箫道:“那个是新娶的来旺儿的媳妇子惠莲?怎的红袄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样?到明日对你娘说,另与他一条别的颜色裙子配着穿。”
  对于日理万机的西门庆来说,他能关注到最底层一个员工的穿着,不是因为什么爱心,而是看见惠莲长得还有几分姿色,见色起意罢了。所以对此绣像本作了如此眉批:“见怪不怪方妙,一见怪,则着鬼矣。”可谓入木三分。
  宋惠莲的确有她的过人之处,“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关键的问题是“比金莲脚还小些儿”。张竹坡说她“后来居上”也是指她的三寸金莲而言,这是西门庆的最爱。除了长得好,最要紧的是她还“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所以能成为“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让她与“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西门庆混做一处,岂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
  宋惠莲与西门庆的情事来得快,去得也急,简直像一场眼花缭乱的烟火。开始也璀璨夺目,也荡气回肠,结果却是一地灰土,狼藉不堪。他们第一次见面,依然是“撞个满怀”,这是西门庆惯用伎俩,与李瓶儿也是如此勾连。乍看起来,西门庆游戏的成分大,“一手搂过脖子来,就亲了个嘴,口中喃喃呐呐说道:‘我的儿,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张竹坡据此认为,西门庆对宋惠莲“纯以财动之,便非金、瓶一类矣”,好像潘金莲和李瓶儿比宋惠莲道德更高尚些。而宋惠莲也的确是见钱眼开,听了西门庆的话“一声儿没言语,推开西门庆手,一直往前走了”,直到西门庆让玉箫送了一匹蓝缎子给她,她才欣然同意。
  且慢,如果用财色交易或者始乱终弃来形容这段感情,也未免不可,但是细细看了,却也有点太武断了。尽管宋惠莲的死跟西门庆背后的运作有直接关系,但我个人觉得,在整部《金瓶梅》里,真正让西门庆动情的只有两个女人,一个是李瓶儿,一个就是宋惠莲。宋惠莲因为丈夫来旺儿递解原籍徐州为民,又被孙月娥羞辱而自缢身亡。西门庆听说后,只淡淡地说道:“他恁个拙妇,原来没福。”绣像本的眉批认为,西门庆只淡淡一语作结便了,是因为西门庆根本没把这事儿放在心上。我觉得事情远非那么简单,一个“拙”字,蕴含了西门庆多少的惋惜和无奈!这和吴月娘说她“原来是个傻孩子”其实是一个意思。如果结合后文来看,则更能见其真意。在随后的第二十八回里,潘金莲丢鞋,命丫环秋菊去找。秋菊竟然在藏春坞西门庆的暖房书箧内发现和拜帖子纸、排草、安息香包放在一处的,竟然是宋惠莲的一只大红四季花缎子白绫平底绣花鞋。所以张竹坡认为:“一收鞋,则(西门庆对)惠莲之遗想又不言而尽出矣!”


  对宋惠莲这样的女人,明显看出作者是饱含同情的,甚至可以说她是作者仅有的最尊敬的人。她很贪也很大方,很浮浪也很忠诚,很轻浮也很有才,很轻贱也很刚烈。她可以负人但绝不害人,她可以越轨但保有底线。对敢于击穿她底线的人或者事儿,她会愤然而起,甚至以死相争。在整部《金瓶梅》里,敢当面怒骂西门庆的也只有她一个卑贱的女人:“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
  宋惠莲也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她原来是嫁与厨役蒋聪为妻,后来虽与来旺言来语去暗通款曲,但在蒋聪因和一个厨役厮打被人戳死在地事件中,宋惠莲并没有撒手不管,而是反复央求来旺儿去找西门庆说项,差人捉住杀人犯问成死罪,抵了蒋聪的命。直到为蒋聪报仇雪恨,她才嫁给来旺。可见她对蒋聪还是有感情的。
  老公来旺儿被潘金莲怂恿、西门庆设计关进提刑所后,宋惠莲几次三番在西门庆面前替他求情。但西門庆架不住潘金莲撺掇,也多次改变主意,最后导致来旺儿被押解发送回原籍徐州为民。面对这样的结果,宋惠莲毫不迟疑,只有以死抗争。对于宋惠莲的死,如果仅从文本上理解,确实会有很多歧义。有人说是死于西门庆对她的欺瞒,有人说是死于孙月娥对她的羞辱。其实,哀莫大于心死,她是可怜来旺儿,觉得不应该这样暗算他:“我的人啊!你在他家干坏了甚么事来?被人纸棺材暗算计了你!你做奴才一场,好衣服没曾挣下一件在屋里。今日只当把你远离他乡,弄的去了,坑得奴好苦也!你在路上死活未知。我就如合在缸底下一般,怎的晓得?”所以自从来旺儿走了之后,她“每日只是哭泣,粥饭也不吃”。以至于连潘金莲都感叹道:“他一心只想他汉子,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这等贞节的妇人,却拿甚么拴的住他心?”
  宋惠莲的悲惨结局,当然也与自己的性格有关,她有其浅薄的一面,也有遏制不住的表现欲。对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来说,她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与西门庆几个既无衣食之忧,又无柴米之累的妻妾相比,她的所谓过分,又算得了什么呢?从没有可以合适搭配的衣服穿,到头上戴满“黄烘烘的”珠子箍儿,金灯笼坠子,似乎是鲤鱼跳龙门了,其实也不过是“成两价拿银钱买剪截花翠汗巾之类,甚至瓜子儿四五升里进去,分与各房丫鬟并众人吃”而已。而李瓶儿的一个拔步床就值百多两银子!中国几千年来的社会秩序,是讲究尊卑有序,莫非出自底层的人稍有僭越就是大逆不道?
  宋惠莲有自己的追求,也有相当的能力,既上得了厅堂,也下得了厨房。你看她烧猪头的手艺,真如庖丁解牛,一气呵成,简直是一门艺术。“只用得一根长柴禾安在灶内,用一大碗油酱,并茴香大料,拌的停当,上下锡古子扣定。那消一个时辰,把个猪头烧的皮脱肉化,香喷喷五味俱全。将大冰盘盛了,连姜蒜碟儿,用方盒拿到前边李瓶儿房里。”
  宋惠莲短暂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也是出彩的一生。看她荡秋千那一段,再想到很快跌落成尘,确实令人扼腕可惜。“这惠莲手挽彩绳,身子站的直屡屡的,脚跐定下边画板,也不用人推送,那秋千飞在半天云里,然后忽地飞将下来,端的却是飞仙一般,甚可人爱。”   不管是谁讨论金瓶梅,最繞不开的人除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就是宋惠莲了。因此有论者说,宋惠莲永远活在了文学史里。


  明朝正德皇帝武宗是个颇有争议的人,关于他在“豹房”恣意淫乱,嬉游荒政的传说更是不绝于耳。更有史书说他“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以致于“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不过,从真正的历史来看,武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不管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颇有建树。
  其实,明朝所谓世风的“败坏”与皇帝本人的行为关系不大,而与当时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兴起有关。武宗朝的经济政策比较开放,特别是对商业贸易的鼓励态度,使得商业持续发展,尤其是京杭大运河两岸,百业兴旺,商埠星罗棋布。明朝的经济繁荣,商业臻于极盛,也和武宗开放的经济政策带来的刺激有关。这从《金瓶梅》的文本里也能看得出来,虽然当时的中国还深陷在农耕文明里,但从头到尾,在这本书里几乎没见一个农民。来旺儿被发回原籍做一个农民,竟让宋惠莲羞愤致死。可见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秩序,已经在商业经济的冲击下发生了严重的倾覆。
  商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带来观念的更新和个人自由的扩张,人们争取个人权利的意识抬头。所以只有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才有可能诞生《金瓶梅》这样伟大的作品和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宋惠莲这样敢于追求性自由和个人感受的人物。这些人物不管处在上下尊卑哪个位置上,即使活得尘土满面,也都很卖力,有着自己坚定的目标和结结实实的人生。其实从本质而言,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人性的不断解放。《金瓶梅》追求自我个性的张扬,敢于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束缚提出挑战,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
  也有人说,在整部作品里,除了看见性,就是看见钱。的确,宋惠莲委身西门庆主要也是为了钱。似乎作者对金钱也是持一种否定态度,所谓“世上钱财,乃是众生脑髓,最能动人”。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能够抵抗超越社会、超越经济的封建权力的,唯有金钱。对于老百姓而言,金钱也是他们的救赎。导致社会沉沦的,是金钱的操持者而非金钱本身。而给人体面、尊严和自由的,依然是金钱。
  所以,如果完全用传统的道德观念评价《金瓶梅》和宋惠莲等一干人物,别说我们的思想跟不上时代,可能与五百多年前的明朝的人相比都是落后的。所谓“人心不古”,也能从这个角度来作反向理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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