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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岗精神，是以小岗村为载体所展现的改革精神。小岗精神，是正反对比的历史经验、思想解放的改革萌动、周边地区的实践探索、小岗村人的敢为人先、各级领导的包容支持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小岗精神，一是率先改革的“大包干精神”，二是再次改革的“沈浩精神”。大包干精神，是小岗人和各级领导共同创立的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忠诚守信的契约精神、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沈浩精神，是沈浩带领小岗人进行再次改革的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扎根基层的献身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清廉精神。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升华，二者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共同组成改革特征鲜明的小岗精神。小岗精神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即小岗精神是群众路线实践的典型体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活教材。
关键词：小岗精神;历史形成;科学内涵;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3-0027-08
四十年前，小岗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成为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中国改革第一村”。此后，小岗村，并没有像华西村、南街村等那样迅速走上富裕之路，而是经历了诸多坎坷曲折，但这却代表了大多数村庄的改革发展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小岗精神，无论对于改革之初还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都具有极大的时代价值。
一、小岗精神的历史形成
小岗精神，是以小岗村为载体所展现的改革精神。因而，小岗精神的主体和空间所在是小岗村，时间所在是小岗村改革的整个历程。但是，小岗村的改革和小岗精神，离不开梨园公社（小溪河镇）、凤阳县、滁县地委（滁州市）、安徽省乃至全国的大环境，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因而小岗精神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結果，是历史形成的。
（一）正反对比的历史经验
建国初，该村有24户人家，1955年因地处岗地成立小岗互助组而得名。此前，农户基本均为单干，全村年均产粮18万斤、上交国家4万斤，被称为“黄金时代”。1956年加入高级社，当年收粮减为16万斤。1957年，收粮6万斤，开始吃救济。1958年，出现了“十里芋峰岭，一片茅草荒，百里菜花香，收了半土缸，千里水稻一大方，结果没栽一棵秧。”1959至1962年，全村175人，饿死60人，讨饭76人;34户，死绝6户。1962至1965年，一度实行责任田，粮食总量从1.6万斤增到3.5万斤。1966至1978年，受“文革”影响，吃救济粮22.8万斤，贷款1万余元。这样，小岗村成了“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1978年，又遭遇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严重笼罩，20户人家中有2户已经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晚，18个人以“托孤”的悲壮按下了红手印。对此，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时感慨：“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1]非常明显，他们敢于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实行“大包干”，正是基于正反历史经验的对比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二）思想解放的改革萌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也影响到小岗村，特别是“注重实践”“让实践说话”的观念逐渐得到重视。1978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鼓励大家，“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2]108正因如此，得知小岗村的动向后，尽管有各种争论乃至冒有政治风险，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干到秋季再说，有啥事我顶着！”后来他回忆说：“不是我胆特别大，也不是我有什么远见卓识。大包干从兴起到被肯定、被全国推广，是因了天时地利人和。”而“天时”，就是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被这位“知识分子”常常作为理论根据。[3]1979年6月，邓小平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谈话，就有人反对包产到户一事发表意见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4]P531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明确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5]315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就不会有小岗精神。
（三）周边地区的实践探索
面对1976-1978年的特大干旱，皖东农民根据1960年代初推行“责任田”的经验，开始自发改革。1978年2月，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9月18日，肥西县黄花大队实行包产到户，9月23日下辖的小井庄则实行了“分田单干”。10月，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前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逐渐被许多社队所效仿。受此影响，小岗村先是分成4个作业组，后又分成8个组，群众均不同意，最后干脆一竿子到底——包干到户。此后，“大包干”迅速形成浪潮。1981年6月，皖东地区96%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剩余生产队也很快推广。实际上，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地方较早实行了分田到户。如1970年山东长清县双泉镇贾庄村开始偷偷分地，1976年春湖北宜昌县邓村公社谭家垭村试行“包产到组”，1977年前浙江台州皂树村就已经把地分完了（何建明著有《台州农民革命风暴》），1978年初以东明县小井村为代表的菏泽地区开始推行大包干，1978年3月山西闻喜县南郭村签订了包产到户的“秘密合同”，1978年10月21日甘肃陇西县红岩湾村试行承包到户，等等。由此可见，小岗精神是改革浪潮的缩影和集中体现。 （四）小岗村人的敢为人先
小岗精神，自然首先属于小岗村。小岗改革，自然也首先归功于小岗人。小岗人，首先是小岗的带头人，即严宏昌。严宏昌，在1978年9月26日下午选举会上高票当选队长，由于自认太年轻，甘当副队长，让严俊昌当队长。上任伊始，严宏昌就走访群众，与村干部交流，下定决心：“为大家吃饭的事，就是死了，别人也不会骂我们的。我们又没给上辈祖先和下辈小孩丢脸。”[6]14在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后，严宏昌在“秘密契约”上第一个按下了负全责的指印。在《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反对大包干”“反对复辟倒退”的舆论下，在区、公社领导的压力下，严宏昌说：“坐牢我去，该杀头我也不怨。”在县委许多领导的围攻下，严宏昌横下一条心说：“坐牢、杀头任你们发落。”[6]18可以说，没有严宏昌的坚持和坚韧，就没有小岗的改革，即使改革了也可能被扼杀掉。小岗人，当然也包括全体村民。尽管各有想法、想通有先后，但全村20户均按了手印，并表示：“万一走漏风声，宏昌为此坐牢，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6]14这样，责任人1印，18户18印，外出的2户代印，共21个红印，最终成为小岗精神永恒的红色印记。
（五）各级领导的包容支持
在前面陈庭元曾讲到小岗的“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就是贫苦的凤阳成为“穷则思变”的最好注脚;“人和”，就是下有小岗村的挑头人严宏昌、严俊昌，上有与他患难与共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更有敢拍着胸脯让老陈“干他个三五年再说”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3]1977年11月15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在农村调研的基础上，安徽下达了“省委六条”。接着，凤阳出台了“县委三条”。其中，都包括将收回的“自留地”退回农户。此后，凤阳县又实行了“一组四定”（分作业组，定任务、时间、质量、工分）、“联产计酬”“大包干到组”，对无法分到组的特殊户“特批”“单干”。这些都为小岗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实践经验。在小岗改革中，公社书记张明楼始终抱有同情心，说：“我也想叫你们这样干……”县委书记陈庭元始终包容支持，先后说过，“小岗已经穷灰了，穷透顶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群众既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就让他们试试吧，也许这个办法对他们能起作用”，“同意小岗包产到戶，有问题由县委负责”，“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要想办法干下去”等等，[6]15-16并成为“大包干到户”的主要起名人。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7名常委到小岗开常委会，并说：“县委书记能批你们干1年，我们批你们干3年。”[6]16-17省委书记万里，1979年12月26日亲自到小岗走访座谈，说：“我们早就想这样干了，就是没人敢带这个头。没有想到农业的出路你们想到了办法，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屋里。”临走时三次下车，一再叮嘱“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后哪个人再说你们搞资本主义，你写信给我，或者你去找我也行”。[6]19-20后来，万里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得到肯定。可以说，之所以是小岗而不是别的村成为“中国改革第一村”，与这些领导的包容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小岗精神的科学内涵
小岗精神，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简单概括，一是率先改革的“大包干精神”，二是再次改革的“沈浩精神”。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升华，二者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共同组成改革特征鲜明的小岗精神。
（一）大包干精神
大包干精神，是小岗人和各级领导共同创立的，因而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这一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包干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忠诚守信的契约精神、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小岗精神的核心和首要特征，就是敢为天下先、敢于改革、走在前列。尽管当时已是改革暗流涌动，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但小岗村却干脆彻底，直接实行了“包干到户”。之所以如此，与小岗村的典型性有关，即凤阳县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讨饭村”（“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户户都当过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轮流坐庄”），穷极则大变，在这里得到真实验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被定名为“大包干”后，也被编成了《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80年，邓小平讲话肯定了“大包干”的名称。1984年，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全国。由此，小岗精神成为中国改革精神的典型标志和永恒符号。
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小岗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风险和坐牢杀头的危险，也遭遇到了种种压力和围攻，但其能够改革成功，得益于小岗人的大无畏精神。萌生了改革想法时，严宏昌说：“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黄土还养活不了几个人？”面对“刘少奇都被打倒了”的告诫，严俊昌也下决心：管它倒霉不倒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7]148实行改革后，严宏昌面对着各级各方面的威胁、打压，但都坚忍不拔、据理力争，“我需要向县委书记汇报意见”，“你们有权利对我一个小小的农民这样做，但是你们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要讲不赢了，我自己来，坐牢、杀头、任你们发落。”，“国家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6]17除了带头人，小岗全村人集体按手印、表示抚养干部的孩子，在改革过程中均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精神。
忠诚守信的契约精神。小岗改革的典型标志，就是那纸红色契约。在开会的时候，会议作出决定，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是集体的留给集体，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做贡献，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8]7大家均表示同意，随后签订了那份著名的契约：“我们包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此后，小岗人严格履行契约。1979年，获得1957年来第一次大丰收，向国家交公粮29995斤，归还贷款800元，队里储备粮1000多斤，公积金150多元，人均收入从往年的20多元增至400多元。此后，小岗村逐渐实现了“家家吃新粮、盖新房，还有余钱存银行”，同时交给国家、集体的也逐渐增多。“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小岗人自己总结的“口头禅”，也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特征的形象表述。这是一种契约精神，也表现出了博大的家国情怀和共富精神。 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在小岗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开明的领导干部保持了一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县委书记陈庭元一年十多次到小岗村调研，知道每家多少人、小孩是谁家的，说：“这样干有把握干好吗？”“就做个试点吧！”在小岗获得丰收后，他又派人在小岗做了10天的调查，写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肯定了成绩，也叙述了小岗的困难。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7名常委到小岗调研，并当场召开常委会，进行座谈。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到小岗调研，挨家挨户进行查看，对比新房子旧房子、新家具旧家具，掀锅盖、衣箱，问吃饭、穿衣。正是基于调查研究的基础，这些领导干部才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最终肯定了小岗改革。小岗改革的成功，离不开这些领导的支持，而这些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精神，也自然成为小岗精神的重要组成。
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由于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禁区还没有突破，这些开明的领导干部也冒有风险和面临压力，但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舍身为民的担当精神。县委书记陈庭元，一开始允许小岗“试试看”，丰收后亲自到小岗宣布：“同意小岗包产到户，有问题由县委负责。”面对要求并组的压力，他到小岗说：“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要想办法干下去，把情况向上级反映。”在缓解了压力后，亲自主持讨论定名“大包干”。地委书记王郁昭，面对争论，说他负责到省里反映，从而力排众议。省委书记萬里，作为改革闯将，其主持颁布的安徽“省委六条”为小岗提供了宽松环境，但却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里在小岗调研时又表示：“哪个再说你们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这官司你们交给我，我替你们和他打官司。”此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央高层扩大了小岗的影响，获得肯定。“要吃米，找万里。”这是中国农村改革起点的写照，是农村改革对开明领导干部的期盼，也是党的领导干部为民担当精神在小岗精神中的体现。
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小岗改革，有辉煌，也有曲折。1979年，小岗粮食总产就到了13万多斤，“干了1年，够吃5年”。此后，小岗村也在不断扩大。1993年与相邻的大严合并，2008年与相邻的石马、严岗村合并，仍称小岗村，下辖849户、3823人，耕地面积8713亩。但是，长期以来，小岗仍沿袭传统的生产模式，以致“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未进富裕门”。当然在此期间，小岗人一直在探索。1983年严宏昌办起了第一家工厂，1993年成立小岗村农工商联合公司，1994年新建一个年产能100吨的粮食加工厂和一个镀锡铜线厂，1995年建立了小岗石英加工工业区，1996年创办了安徽长江矿业有限公司等。[9]P52尽管大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但为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2004年，省财政厅干部沈浩被选派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带领小岗人进行了再次改革，即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化集体经济;通过打造“大包干精神”，发展旅游业;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城镇化建设。“大包干精神”，作为一种改革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继续展现耀眼光芒。
（二）沈浩精神
沈浩精神，是沈浩带领小岗人进行再次改革的精神，是小岗精神在新时代的展现和重要组成。沈浩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扎根基层的献身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清廉精神。
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沈浩在铜陵财专毕业之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3年当组织决定选派他到小岗时便毫不犹豫答应了，并表示：小岗村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去了后一定好好干，对得起组织和人民。这充分体现了其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初到小岗，两不适应。他看小岗，比想象的还差：人均收入低，村里还有外债，村里环境差，柴垛垃圾遍地，交通不便，土路成泥，更为重要的是人心离散，领导班子形同虚设。群众看他，认为只是来镀金、回去就提拔，呆不长。沈浩知难而上，1个月就把全村108户走了两遍，拉家常，解民忧。不嫌脏，不怕苦，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干活，很快与大家打成了一片，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小岗人的三次红手印，是对这名党的好干部、群众的好书记的最佳证明。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小岗，热情地鼓励沈浩说：“群众拥护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褒奖！”他还荣获了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特别奖、“全国百名优秀村官”、全省选派干部标兵、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人三十事”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这是其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的绝佳写照。
扎根基层的献身精神。第一书记去的地方，基本都是最基层、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小岗村就是典型，有人称其“偏、穷、乱、散”。“是啊！小岗肯定难搞，既然来了，还怕吗？要退缩吗？绝不！”沈浩在日记中写道：“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融入小岗，了解民意，踏踏实实干几件事，让村民了解自己、认识自己。”[10]正是这种“不怕”“不退缩”“必须融入”的信念和精神，使得沈浩由一个“省城领导”变成了真正的“基层干部”“庄稼人”，变成了真正的“小岗人”“村里人”。为修路，他跑贷款，为省钱，又和大伙一块扛水泥、拌泥浆;和大家一块干农活，人变得黑瘦，满手老茧;村民的剩茶剩饭，端起来就喝就吃;他的房门从不上锁，来人直接坐床交谈……尽管上有老母下有妻女，但他却常年泡在小岗村，6年5个春节，他在小岗过了3个，即使回家过年也是行影匆匆。2006年，第一届期满，小岗人按下红手印挽留他;2009年，第二届期满，小岗人又按下红手印挽留他。尽管很矛盾、有困难，但沈浩依然留了下来，因为大家离不开他，他也已经离不开小岗。“只要大家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最后，他为小岗鞠躬尽瘁，村民的红手印把他的骨灰也永远地留在了小岗。他在入党志愿书上曾经写道：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将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他真地实现了永远扎根基层、献身小岗的心愿！
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沈浩精神，核心是改革精神。因为，带领小岗人走新路、谋发展、求致富才是最根本的初衷和最大的功绩。为此，他钻研理论，“三农”书籍堆满书架;实地考察，带领大家去华西村、大寨、南街村等取经。通过多方调研，他带领大家制定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跳出小岗求发展，着力办好工业园”的发展思路。[11]6 2004年，壮大葡萄园产业;2005年起，引进粮油食品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等;建成“大包干纪念馆”、农家茅草屋、村民文化广场等，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6年，26户贫困户住进二层新楼房，村里实现了硬化、绿化。2008年后，小岗村又提出了“四型村”战略目标，即现代农业的示范村、制度创新的实验村、城乡统筹的先行村、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在此指导下，小岗村开始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引进“美国GLG集团”“从玉菜业”“瑶海”“天下一碗”等公司，发展甜菊糖生产加工、现代蔬菜生产基地、生态农业园;从安徽科技学院引进苗娟等三名大学生来村创业，建蘑菇大棚、成立“小岗村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设立“教育基金”，开展“好婆婆、好媳妇、文明示范户”评选活动，等等。“大包干”带头人、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沈浩在小岗的6年，是村里发展最快的6年，是大家受益最大的6年，也是小岗村树立新形象的6年。”[10]2008年，小岗人均纯收入6600元，是2003年的2.87倍，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00多元。沈浩常说：“纪念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深化改革。”因此，沈浩精神，就是小岗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新升华。 艰苦奋斗的清廉精神。沈浩出身农村，自幼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后来尽管任职省财政厅，本色未变。2004年首赴小岗，90岁老娘深明大义：“乖乖，在人家那儿把人家搞好，把老百姓搞好。我的乖乖要听党的话。”10岁女儿暖暖祝愿：“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10]他在日记里还写道：“老母亲每次见我（记得从上大学时）就讲，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不该用的钱千万不能用，要学父亲再穷都不孬。”坚定的党性、良好的家风使沈浩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廉洁之风。他住在村头10几平方的简陋的小屋里，穿5块钱买的农村老棉鞋，抽2块钱一包的烟。对于群众，他却很慷慨，给86岁的邱世兰老人买拐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五保户韩庆江看急病，送去1000元给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买奶粉，给全家6人有4人残疾的关友林每年送年货和慰问金，给困难户殷广勇照全家福……艰苦奋斗，过度操劳，使沈浩体力严重透支。“心力疲倦、口干舌燥、浑身无力、特别累……”这些词在沈浩的日记里频繁出现。[10]2009年11月5日，沈浩接待了三批来小岗考察的客人，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已经累了几天，他说“我回去睡会儿。”结果，就再没有醒来。生也清贫，死亦平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三、小岗精神的时代价值
小岗精神，作为一种改革精神，始于改革，也必将贯穿整个改革过程，因而也始终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小崗精神是群众路线实践的典型体现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小岗改革和小岗精神，是群众路线的集中反映和典型体现，那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包干，是为了群众吃饭问题，全部依靠群众先干起来，实践源于群众，形成政策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实践、检验。对此，邓小平专门谈到：“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2]382沈浩，也是为了群众、深入群众、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最终赢得了群众。群众路线的前提和核心是党对群众的领导，无论是大包干精神还是沈浩精神，都是党领导群众改革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13]因此，小岗精神对于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持续开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小岗精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
小岗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为此，安徽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感慨：“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1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为此要涉险滩、啃硬骨头、拔硬钉子，其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在这一时期，我们仍极为需要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改革精神。正因如此，习近平在小岗村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15]“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也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改革开放不停步，改革永远在路上。小岗作为改革的发源地，小岗精神作为改革的精神高地，也永远不会过时，并必将成为贯穿整个改革全过程的不竭动力。
（三）小岗精神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活教材
小岗是农村，小岗改革是农村改革，小岗精神是农村改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考察时也说，改革开放30多年，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1]因而，小岗改革和小岗精神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缩影。从率先改革到二次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包产到户到土地确权再到三权分置，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从“分田到户”到“分红到人”，从“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到“凤阳再不是旧模样，致富的道路宽又长”，“变化”可以说是小岗的常态。2018年4月，小岗村组织了“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6月2日，45个国家和地区66个政党的代表齐聚小岗，讨论“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发展理念与乡村振兴”;9月21日，中国农村改革40年暨中国乡村振兴高层论坛在小岗开幕。2018年下发的《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显示，小岗村下一步将着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快推进5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建设、争创国家5A级景区、建设4300亩高标准农田等多项内容，力争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示范。相信小岗改革和小岗精神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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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
关键词：小岗精神;历史形成;科学内涵;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3-0027-08
四十年前，小岗村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成为具有历史标志性意义的“中国改革第一村”。此后，小岗村，并没有像华西村、南街村等那样迅速走上富裕之路，而是经历了诸多坎坷曲折，但这却代表了大多数村庄的改革发展历程。更为重要的是，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小岗精神，无论对于改革之初还是全面深化改革时期，都具有极大的时代价值。
一、小岗精神的历史形成
小岗精神，是以小岗村为载体所展现的改革精神。因而，小岗精神的主体和空间所在是小岗村，时间所在是小岗村改革的整个历程。但是，小岗村的改革和小岗精神，离不开梨园公社（小溪河镇）、凤阳县、滁县地委（滁州市）、安徽省乃至全国的大环境，离不开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因而小岗精神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結果，是历史形成的。
（一）正反对比的历史经验
建国初，该村有24户人家，1955年因地处岗地成立小岗互助组而得名。此前，农户基本均为单干，全村年均产粮18万斤、上交国家4万斤，被称为“黄金时代”。1956年加入高级社，当年收粮减为16万斤。1957年，收粮6万斤，开始吃救济。1958年，出现了“十里芋峰岭，一片茅草荒，百里菜花香，收了半土缸，千里水稻一大方，结果没栽一棵秧。”1959至1962年，全村175人，饿死60人，讨饭76人;34户，死绝6户。1962至1965年，一度实行责任田，粮食总量从1.6万斤增到3.5万斤。1966至1978年，受“文革”影响，吃救济粮22.8万斤，贷款1万余元。这样，小岗村成了“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1978年，又遭遇特大旱灾，饥饿的阴影严重笼罩，20户人家中有2户已经外出讨饭。1978年11月24日晚，18个人以“托孤”的悲壮按下了红手印。对此，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小岗村时感慨：“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1]非常明显，他们敢于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实行“大包干”，正是基于正反历史经验的对比而做出的无奈选择。
（二）思想解放的改革萌动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在全国迅速展开，也影响到小岗村，特别是“注重实践”“让实践说话”的观念逐渐得到重视。1978年10月11日，万里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鼓励大家，“要准确、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大胆工作。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省委没有决定的，只要符合客观情况的就去办，将来省委追认”，“各级领导处理问题，都应按这个精神办”。[2]108正因如此，得知小岗村的动向后，尽管有各种争论乃至冒有政治风险，时任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干到秋季再说，有啥事我顶着！”后来他回忆说：“不是我胆特别大，也不是我有什么远见卓识。大包干从兴起到被肯定、被全国推广，是因了天时地利人和。”而“天时”，就是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被这位“知识分子”常常作为理论根据。[3]1979年6月，邓小平与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谈话，就有人反对包产到户一事发表意见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4]P531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明确指出：“‘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5]315可以说，没有思想解放的大背景，就不会有小岗精神。
（三）周边地区的实践探索
面对1976-1978年的特大干旱，皖东农民根据1960年代初推行“责任田”的经验，开始自发改革。1978年2月，来安县烟陈公社魏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组”。9月18日，肥西县黄花大队实行包产到户，9月23日下辖的小井庄则实行了“分田单干”。10月，来安县十二里半公社前郢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包产到组”“包产到户”逐渐被许多社队所效仿。受此影响，小岗村先是分成4个作业组，后又分成8个组，群众均不同意，最后干脆一竿子到底——包干到户。此后，“大包干”迅速形成浪潮。1981年6月，皖东地区96%的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剩余生产队也很快推广。实际上，在全国各地也有一些地方较早实行了分田到户。如1970年山东长清县双泉镇贾庄村开始偷偷分地，1976年春湖北宜昌县邓村公社谭家垭村试行“包产到组”，1977年前浙江台州皂树村就已经把地分完了（何建明著有《台州农民革命风暴》），1978年初以东明县小井村为代表的菏泽地区开始推行大包干，1978年3月山西闻喜县南郭村签订了包产到户的“秘密合同”，1978年10月21日甘肃陇西县红岩湾村试行承包到户，等等。由此可见，小岗精神是改革浪潮的缩影和集中体现。 （四）小岗村人的敢为人先
小岗精神，自然首先属于小岗村。小岗改革，自然也首先归功于小岗人。小岗人，首先是小岗的带头人，即严宏昌。严宏昌，在1978年9月26日下午选举会上高票当选队长，由于自认太年轻，甘当副队长，让严俊昌当队长。上任伊始，严宏昌就走访群众，与村干部交流，下定决心：“为大家吃饭的事，就是死了，别人也不会骂我们的。我们又没给上辈祖先和下辈小孩丢脸。”[6]14在做通了大家的思想后，严宏昌在“秘密契约”上第一个按下了负全责的指印。在《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反对大包干”“反对复辟倒退”的舆论下，在区、公社领导的压力下，严宏昌说：“坐牢我去，该杀头我也不怨。”在县委许多领导的围攻下，严宏昌横下一条心说：“坐牢、杀头任你们发落。”[6]18可以说，没有严宏昌的坚持和坚韧，就没有小岗的改革，即使改革了也可能被扼杀掉。小岗人，当然也包括全体村民。尽管各有想法、想通有先后，但全村20户均按了手印，并表示：“万一走漏风声，宏昌为此坐牢，全队社员共同负责把他的小孩抚养到18岁。”[6]14这样，责任人1印，18户18印，外出的2户代印，共21个红印，最终成为小岗精神永恒的红色印记。
（五）各级领导的包容支持
在前面陈庭元曾讲到小岗的“天时地利人和”，“地利”，就是贫苦的凤阳成为“穷则思变”的最好注脚;“人和”，就是下有小岗村的挑头人严宏昌、严俊昌，上有与他患难与共的滁县地委书记王郁昭，更有敢拍着胸脯让老陈“干他个三五年再说”的省委第一书记万里。[3]1977年11月15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在农村调研的基础上，安徽下达了“省委六条”。接着，凤阳出台了“县委三条”。其中，都包括将收回的“自留地”退回农户。此后，凤阳县又实行了“一组四定”（分作业组，定任务、时间、质量、工分）、“联产计酬”“大包干到组”，对无法分到组的特殊户“特批”“单干”。这些都为小岗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实践经验。在小岗改革中，公社书记张明楼始终抱有同情心，说：“我也想叫你们这样干……”县委书记陈庭元始终包容支持，先后说过，“小岗已经穷灰了，穷透顶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群众既下了那么大的决心，就让他们试试吧，也许这个办法对他们能起作用”，“同意小岗包产到戶，有问题由县委负责”，“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要想办法干下去”等等，[6]15-16并成为“大包干到户”的主要起名人。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7名常委到小岗开常委会，并说：“县委书记能批你们干1年，我们批你们干3年。”[6]16-17省委书记万里，1979年12月26日亲自到小岗走访座谈，说：“我们早就想这样干了，就是没人敢带这个头。没有想到农业的出路你们想到了办法，马列主义竟出在你们这小茅屋里。”临走时三次下车，一再叮嘱“一定要实事求是”，“以后哪个人再说你们搞资本主义，你写信给我，或者你去找我也行”。[6]19-20后来，万里向中央和邓小平汇报，得到肯定。可以说，之所以是小岗而不是别的村成为“中国改革第一村”，与这些领导的包容支持是分不开的。
二、小岗精神的科学内涵
小岗精神，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简单概括，一是率先改革的“大包干精神”，二是再次改革的“沈浩精神”。前者是核心，后者是升华，二者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共同组成改革特征鲜明的小岗精神。
（一）大包干精神
大包干精神，是小岗人和各级领导共同创立的，因而他们的思想行为都是这一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包干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忠诚守信的契约精神、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
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小岗精神的核心和首要特征，就是敢为天下先、敢于改革、走在前列。尽管当时已是改革暗流涌动，出现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等，但小岗村却干脆彻底，直接实行了“包干到户”。之所以如此，与小岗村的典型性有关，即凤阳县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讨饭村”（“不论户大户小，户户外流;不论男人女人，只要能蹦跳的都讨过饭”），户户都当过队干部（“算盘响，换队长”“轮流坐庄”），穷极则大变，在这里得到真实验证。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被定名为“大包干”后，也被编成了《大包干》歌：“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80年，邓小平讲话肯定了“大包干”的名称。1984年，正式定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全国。由此，小岗精神成为中国改革精神的典型标志和永恒符号。
坚持真理的无畏精神。小岗改革，面临着严峻的政治风险和坐牢杀头的危险，也遭遇到了种种压力和围攻，但其能够改革成功，得益于小岗人的大无畏精神。萌生了改革想法时，严宏昌说：“我就不信这个邪！这么厚的黄土还养活不了几个人？”面对“刘少奇都被打倒了”的告诫，严俊昌也下决心：管它倒霉不倒霉，只要大家能吃饱饭就行。[7]148实行改革后，严宏昌面对着各级各方面的威胁、打压，但都坚忍不拔、据理力争，“我需要向县委书记汇报意见”，“你们有权利对我一个小小的农民这样做，但是你们要给我一个申诉的机会，要讲不赢了，我自己来，坐牢、杀头、任你们发落。”，“国家是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员？”[6]17除了带头人，小岗全村人集体按手印、表示抚养干部的孩子，在改革过程中均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精神。
忠诚守信的契约精神。小岗改革的典型标志，就是那纸红色契约。在开会的时候，会议作出决定，瞒上不瞒下，不许任何人向外透露;收了粮食，该完成国家的就完成国家的，该是集体的留给集体，粮食多了，要向国家多做贡献，不准任何人到时候装孬。[8]7大家均表示同意，随后签订了那份著名的契约：“我们包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牢杀头也干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此后，小岗人严格履行契约。1979年，获得1957年来第一次大丰收，向国家交公粮29995斤，归还贷款800元，队里储备粮1000多斤，公积金150多元，人均收入从往年的20多元增至400多元。此后，小岗村逐渐实现了“家家吃新粮、盖新房，还有余钱存银行”，同时交给国家、集体的也逐渐增多。“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是小岗人自己总结的“口头禅”，也成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特征的形象表述。这是一种契约精神，也表现出了博大的家国情怀和共富精神。 调查研究的求实精神。在小岗改革的过程中，各级开明的领导干部保持了一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县委书记陈庭元一年十多次到小岗村调研，知道每家多少人、小孩是谁家的，说：“这样干有把握干好吗？”“就做个试点吧！”在小岗获得丰收后，他又派人在小岗做了10天的调查，写了《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的调查报告，肯定了成绩，也叙述了小岗的困难。地委书记王郁昭带领7名常委到小岗调研，并当场召开常委会，进行座谈。省委书记万里亲自到小岗调研，挨家挨户进行查看，对比新房子旧房子、新家具旧家具，掀锅盖、衣箱，问吃饭、穿衣。正是基于调查研究的基础，这些领导干部才得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最终肯定了小岗改革。小岗改革的成功，离不开这些领导的支持，而这些领导干部的调查研究、求真务实的精神，也自然成为小岗精神的重要组成。
为民服务的担当精神。由于政治大环境的影响，禁区还没有突破，这些开明的领导干部也冒有风险和面临压力，但他们都表现出了一种舍身为民的担当精神。县委书记陈庭元，一开始允许小岗“试试看”，丰收后亲自到小岗宣布：“同意小岗包产到户，有问题由县委负责。”面对要求并组的压力，他到小岗说：“我的乌纱帽可以不要，要想办法干下去，把情况向上级反映。”在缓解了压力后，亲自主持讨论定名“大包干”。地委书记王郁昭，面对争论，说他负责到省里反映，从而力排众议。省委书记萬里，作为改革闯将，其主持颁布的安徽“省委六条”为小岗提供了宽松环境，但却与刚刚下发的“中央49号文件”精神完全背道而驰。万里在小岗调研时又表示：“哪个再说你们搞资本主义，不搞社会主义，这官司你们交给我，我替你们和他打官司。”此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中央高层扩大了小岗的影响，获得肯定。“要吃米，找万里。”这是中国农村改革起点的写照，是农村改革对开明领导干部的期盼，也是党的领导干部为民担当精神在小岗精神中的体现。
与时俱进的开拓精神。小岗改革，有辉煌，也有曲折。1979年，小岗粮食总产就到了13万多斤，“干了1年，够吃5年”。此后，小岗村也在不断扩大。1993年与相邻的大严合并，2008年与相邻的石马、严岗村合并，仍称小岗村，下辖849户、3823人，耕地面积8713亩。但是，长期以来，小岗仍沿袭传统的生产模式，以致“一年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未进富裕门”。当然在此期间，小岗人一直在探索。1983年严宏昌办起了第一家工厂，1993年成立小岗村农工商联合公司，1994年新建一个年产能100吨的粮食加工厂和一个镀锡铜线厂，1995年建立了小岗石英加工工业区，1996年创办了安徽长江矿业有限公司等。[9]P52尽管大多因为经营不善而倒闭，但为进一步发展积累了经验。2004年，省财政厅干部沈浩被选派担任小岗村党委第一书记、村委会主任，带领小岗人进行了再次改革，即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通过招商引资，发展工业化集体经济;通过打造“大包干精神”，发展旅游业;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带动城镇化建设。“大包干精神”，作为一种改革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继续展现耀眼光芒。
（二）沈浩精神
沈浩精神，是沈浩带领小岗人进行再次改革的精神，是小岗精神在新时代的展现和重要组成。沈浩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扎根基层的献身精神、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艰苦奋斗的清廉精神。
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沈浩在铜陵财专毕业之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003年当组织决定选派他到小岗时便毫不犹豫答应了，并表示：小岗村是大包干的发源地，去了后一定好好干，对得起组织和人民。这充分体现了其对党忠诚、为民服务的公仆情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初到小岗，两不适应。他看小岗，比想象的还差：人均收入低，村里还有外债，村里环境差，柴垛垃圾遍地，交通不便，土路成泥，更为重要的是人心离散，领导班子形同虚设。群众看他，认为只是来镀金、回去就提拔，呆不长。沈浩知难而上，1个月就把全村108户走了两遍，拉家常，解民忧。不嫌脏，不怕苦，和村民同吃同住同干活，很快与大家打成了一片，以实实在在的成绩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小岗人的三次红手印，是对这名党的好干部、群众的好书记的最佳证明。2008年9月30日，胡锦涛总书记考察小岗，热情地鼓励沈浩说：“群众拥护你，这是对你最大的褒奖！”他还荣获了全国农村基层干部“十大新闻人物”特别奖、“全国百名优秀村官”、全省选派干部标兵、安徽省改革开放“三十人三十事”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这是其忠诚为民的公仆精神的绝佳写照。
扎根基层的献身精神。第一书记去的地方，基本都是最基层、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小岗村就是典型，有人称其“偏、穷、乱、散”。“是啊！小岗肯定难搞，既然来了，还怕吗？要退缩吗？绝不！”沈浩在日记中写道：“要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融入小岗，了解民意，踏踏实实干几件事，让村民了解自己、认识自己。”[10]正是这种“不怕”“不退缩”“必须融入”的信念和精神，使得沈浩由一个“省城领导”变成了真正的“基层干部”“庄稼人”，变成了真正的“小岗人”“村里人”。为修路，他跑贷款，为省钱，又和大伙一块扛水泥、拌泥浆;和大家一块干农活，人变得黑瘦，满手老茧;村民的剩茶剩饭，端起来就喝就吃;他的房门从不上锁，来人直接坐床交谈……尽管上有老母下有妻女，但他却常年泡在小岗村，6年5个春节，他在小岗过了3个，即使回家过年也是行影匆匆。2006年，第一届期满，小岗人按下红手印挽留他;2009年，第二届期满，小岗人又按下红手印挽留他。尽管很矛盾、有困难，但沈浩依然留了下来，因为大家离不开他，他也已经离不开小岗。“只要大家欢迎我，我愿意一辈子留在小岗！”最后，他为小岗鞠躬尽瘁，村民的红手印把他的骨灰也永远地留在了小岗。他在入党志愿书上曾经写道：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我将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甘愿牺牲自己的一切。他真地实现了永远扎根基层、献身小岗的心愿！
坚持改革的创新精神。沈浩精神，核心是改革精神。因为，带领小岗人走新路、谋发展、求致富才是最根本的初衷和最大的功绩。为此，他钻研理论，“三农”书籍堆满书架;实地考察，带领大家去华西村、大寨、南街村等取经。通过多方调研，他带领大家制定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加快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跳出小岗求发展，着力办好工业园”的发展思路。[11]6 2004年，壮大葡萄园产业;2005年起，引进粮油食品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等;建成“大包干纪念馆”、农家茅草屋、村民文化广场等，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06年，26户贫困户住进二层新楼房，村里实现了硬化、绿化。2008年后，小岗村又提出了“四型村”战略目标，即现代农业的示范村、制度创新的实验村、城乡统筹的先行村、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在此指导下，小岗村开始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行规模经营;引进“美国GLG集团”“从玉菜业”“瑶海”“天下一碗”等公司，发展甜菊糖生产加工、现代蔬菜生产基地、生态农业园;从安徽科技学院引进苗娟等三名大学生来村创业，建蘑菇大棚、成立“小岗村利民食用菌合作社”;设立“教育基金”，开展“好婆婆、好媳妇、文明示范户”评选活动，等等。“大包干”带头人、村委会副主任关友江说：“沈浩在小岗的6年，是村里发展最快的6年，是大家受益最大的6年，也是小岗村树立新形象的6年。”[10]2008年，小岗人均纯收入6600元，是2003年的2.87倍，比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出2000多元。沈浩常说：“纪念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深化改革。”因此，沈浩精神，就是小岗精神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的新升华。 艰苦奋斗的清廉精神。沈浩出身农村，自幼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后来尽管任职省财政厅，本色未变。2004年首赴小岗，90岁老娘深明大义：“乖乖，在人家那儿把人家搞好，把老百姓搞好。我的乖乖要听党的话。”10岁女儿暖暖祝愿：“我爱你爸爸。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还有别做贪官！”[10]他在日记里还写道：“老母亲每次见我（记得从上大学时）就讲，要听党的话，听领导的话，不该用的钱千万不能用，要学父亲再穷都不孬。”坚定的党性、良好的家风使沈浩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廉洁之风。他住在村头10几平方的简陋的小屋里，穿5块钱买的农村老棉鞋，抽2块钱一包的烟。对于群众，他却很慷慨，给86岁的邱世兰老人买拐棍，掏出身上所有的钱给五保户韩庆江看急病，送去1000元给困难户韩德国的孙子买奶粉，给全家6人有4人残疾的关友林每年送年货和慰问金，给困难户殷广勇照全家福……艰苦奋斗，过度操劳，使沈浩体力严重透支。“心力疲倦、口干舌燥、浑身无力、特别累……”这些词在沈浩的日记里频繁出现。[10]2009年11月5日，沈浩接待了三批来小岗考察的客人，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已经累了几天，他说“我回去睡会儿。”结果，就再没有醒来。生也清贫，死亦平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新时代共产党人的精神丰碑！
三、小岗精神的时代价值
小岗精神，作为一种改革精神，始于改革，也必将贯穿整个改革过程，因而也始终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
（一）小崗精神是群众路线实践的典型体现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也是党的生命线。小岗改革和小岗精神，是群众路线的集中反映和典型体现，那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大包干，是为了群众吃饭问题，全部依靠群众先干起来，实践源于群众，形成政策后又回到群众中去实践、检验。对此，邓小平专门谈到：“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2]382沈浩，也是为了群众、深入群众、扎根群众、依靠群众，最终赢得了群众。群众路线的前提和核心是党对群众的领导，无论是大包干精神还是沈浩精神，都是党领导群众改革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主持召开农村改革座谈会强调，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各级党委要加强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要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落实党的政策、带领农民致富、密切联系群众、维护农村稳定的坚强领导核心。[13]因此，小岗精神对于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持续开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二）小岗精神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不竭动力
小岗因改革而活，因改革而兴。为此，安徽省委改革办副主任王飞感慨：“小岗村的改革实践证明，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14]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为此要涉险滩、啃硬骨头、拔硬钉子，其难度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期。在这一时期，我们仍极为需要敢试敢闯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改革精神。正因如此，习近平在小岗村强调，“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今天在这里重温改革，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改革开放不停步，续写新的篇章。“实践证明，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要常讲常新。”[15]“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金昌也说，接下来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深化改革开放，老百姓才能拥有更加美好的生活。改革开放不停步，改革永远在路上。小岗作为改革的发源地，小岗精神作为改革的精神高地，也永远不会过时，并必将成为贯穿整个改革全过程的不竭动力。
（三）小岗精神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鲜活教材
小岗是农村，小岗改革是农村改革，小岗精神是农村改革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考察时也说，改革开放30多年，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岗梦也是广大农民的梦。[1]因而，小岗改革和小岗精神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缩影。从率先改革到二次改革再到全面深化改革，从包产到户到土地确权再到三权分置，从“化整为零”到“化零为整”，从“户户包田”到“人人持股”，从“分田到户”到“分红到人”，从“十年倒有九年荒，身背花鼓走四方”到“凤阳再不是旧模样，致富的道路宽又长”，“变化”可以说是小岗的常态。2018年4月，小岗村组织了“小岗要振兴，我该怎么办”主题大讨论;6月2日，45个国家和地区66个政党的代表齐聚小岗，讨论“改革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发展理念与乡村振兴”;9月21日，中国农村改革40年暨中国乡村振兴高层论坛在小岗开幕。2018年下发的《小岗村乡村振兴实施方案》显示，小岗村下一步将着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其中包括加快推进5平方公里的产业园区建设、争创国家5A级景区、建设4300亩高标准农田等多项内容，力争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示范。相信小岗改革和小岗精神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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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王学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