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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报道，2006年11月6日，河北某县出台了一份名为“关于公开招录中小学教师实施方案”的文件。文件称，这一方案主要解决本县专业教师缺员问题，并经县“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全县普通全日制本科、专科、中师（含幼师）毕业生中公开招录中小学教师共86名。文件明确提出，被录用人员本着自愿原则，在规定时间内到县财政局交师资培训进修费，按学历高低分别收2万元至7万元不等的费用。随后又将此改为“借款”，借款期限10年，从第11年开始每年还款20%，分5年还清。
该县的这一行为引起了被录用教师和公众的严重不满，上级机关接到举报后已派出调查组调查此事，财政局收钱账户也已被查封。
对此，笔者想着重探究一下“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的决定是个什么性质的决定，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名义来作这样的决定？
众所周知，公开招录中小学教师属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事务，由县教育局按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就行了，顶多由县人民政府政务会议作出决定就足够了。因为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部门的职权。如此简单明了的事项，为什么要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套班子”出面共同作出决定呢？显然，联席会议的主导者另有所图。
联席会议的主导者绝不是部门的负责人，而是县里的主要领导人。该县文教局一位负责人承认，这次借款在操作中确实“有所不妥”，但“这属于政府行为，县教育局也做不了主”。
会议主导者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措施为县里捞一笔收入。据计算，招录86名教师可收近500万元，既解决了缺员问题，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岂不两全其美。主导者知道，目前待业的大学生很多，他们会不惜代价来争取就业，从他们身上捞一笔收入轻而易举。但他们也清楚，向被录用教师收这么多钱或借这么多款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会遭到批评甚至反对。如果仅仅由县教育局或县政府出面，它们会顶不住批评和反对声浪。而且批评者和反对者会向县委、县人大、县政协投诉，说县教育局或县政府违法行政，非法收取不正当费用，以至拒缴此费。基于此，主导者干脆来一个“四套班子”齐上阵，由“四套班子”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以便大大提高决定的权威性，同时把群众投诉的大门关死。
但是，“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的决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决定，它具有更大的权威吗？非也！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有违宪法和法律精神。首先，县委作为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并不能直接干预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决定，它只能把自己的意图通过政府内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表达和实施。县人大是地方的权力机关，它的职权是根据选民意愿来立法，选举“一府两院”领导人，监督“一府两院”公平施政和执法，无权直接参与行政决策和实施政务。县政协则不是政权机关，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起反映民意、议政参政和咨询监督作用，无权参与立法决定，更无权参与政府行政决策。
另外，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均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非首长负责制。所谓“四套班子”联席会议，除县政府以外，其他三套班子都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来参与会议作出决定，而实际上又不可能每套班子的组成人员都来参加会议，顶多是正副书记、正副主任、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这样作出的决定往往只是这三个单位少数人的意见，而非全体的意见。比如县人大常委会起码有十几位或二十几位委员，若未经过讨论表决，主任和副主任能代表这个集体的意见吗？不能。
所以，从宪法和法律规范及事物逻辑来说，所谓“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的决定既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权威和权力效应，反倒成了“四不像”。
联席会议主导者可能还有另一目的，即显示县领导层的团结一致，以使政令畅通，提高施政效率。但团结一致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使施政有利于人民，也可能违反人民意愿，违反宪法和法律，侵犯人民权益。该县的这个决定就属于后者。实际上，任何政府的施政，如果要做到符合民意，不违法，不侵犯人民权益，恰恰需要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假如该县的这个决定是单独由县政府作出，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协不参与，一旦决定有错，人民不满意，后三者就可出面监督，要求县政府撤销或纠正。尤其是县人大，宪法明确赋予它撤销政府不适当决定的权力。这就很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符合权力运行的正常程序。而此次的“四套班子”联席会议决定的结局就尴尬了。
联席会议决定早已成时髦的事情，为许多县市级当政者所运用。最常见的是由各级党委政法委主持召开的公检法、人大、政协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就某些重大疑难案件作出决定，再由法院宣判。如果作出的决定比较适当倒也罢了，如果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其负作用是很大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爱用联席会议来对一些重大行动作出决定呢？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恐怕主要的是想逃避政治和法律责任。因为如果决定正确，实施有效，参与各方当然皆大欢喜，如果决定错了，甚至违法犯法，大家都可以逃避责任。联席会议决定的流行，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人治观念仍然很浓，他们对依宪依法治国几乎无知或者熟视无睹，对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各自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要么认识不清，要么有意混淆，而一味凭个人意志办事。现在是停止“联席会议决定”流行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该县的这一行为引起了被录用教师和公众的严重不满，上级机关接到举报后已派出调查组调查此事，财政局收钱账户也已被查封。
对此，笔者想着重探究一下“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的决定是个什么性质的决定，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名义来作这样的决定？
众所周知，公开招录中小学教师属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事务，由县教育局按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就行了，顶多由县人民政府政务会议作出决定就足够了。因为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部门的职权。如此简单明了的事项，为什么要由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四套班子”出面共同作出决定呢？显然，联席会议的主导者另有所图。
联席会议的主导者绝不是部门的负责人，而是县里的主要领导人。该县文教局一位负责人承认，这次借款在操作中确实“有所不妥”，但“这属于政府行为，县教育局也做不了主”。
会议主导者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措施为县里捞一笔收入。据计算，招录86名教师可收近500万元，既解决了缺员问题，又增加了一笔收入，岂不两全其美。主导者知道，目前待业的大学生很多，他们会不惜代价来争取就业，从他们身上捞一笔收入轻而易举。但他们也清楚，向被录用教师收这么多钱或借这么多款是不合法、不合理的，会遭到批评甚至反对。如果仅仅由县教育局或县政府出面，它们会顶不住批评和反对声浪。而且批评者和反对者会向县委、县人大、县政协投诉，说县教育局或县政府违法行政，非法收取不正当费用，以至拒缴此费。基于此，主导者干脆来一个“四套班子”齐上阵，由“四套班子”联席会议作出决定，以便大大提高决定的权威性，同时把群众投诉的大门关死。
但是，“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的决定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决定，它具有更大的权威吗？非也！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决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有违宪法和法律精神。首先，县委作为地方党的领导机关，并不能直接干预政府的行政决策和决定，它只能把自己的意图通过政府内的党员领导干部来表达和实施。县人大是地方的权力机关，它的职权是根据选民意愿来立法，选举“一府两院”领导人，监督“一府两院”公平施政和执法，无权直接参与行政决策和实施政务。县政协则不是政权机关，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起反映民意、议政参政和咨询监督作用，无权参与立法决定，更无权参与政府行政决策。
另外，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均实行民主集中制，而非首长负责制。所谓“四套班子”联席会议，除县政府以外，其他三套班子都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来参与会议作出决定，而实际上又不可能每套班子的组成人员都来参加会议，顶多是正副书记、正副主任、正副主席参加会议。这样作出的决定往往只是这三个单位少数人的意见，而非全体的意见。比如县人大常委会起码有十几位或二十几位委员，若未经过讨论表决，主任和副主任能代表这个集体的意见吗？不能。
所以，从宪法和法律规范及事物逻辑来说，所谓“四套班子”联席会议的决定既没有法律效力，也没有权威和权力效应，反倒成了“四不像”。
联席会议主导者可能还有另一目的，即显示县领导层的团结一致，以使政令畅通，提高施政效率。但团结一致也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可能使施政有利于人民，也可能违反人民意愿，违反宪法和法律，侵犯人民权益。该县的这个决定就属于后者。实际上，任何政府的施政，如果要做到符合民意，不违法，不侵犯人民权益，恰恰需要权力分立与相互制衡。假如该县的这个决定是单独由县政府作出，县委、县人大和县政协不参与，一旦决定有错，人民不满意，后三者就可出面监督，要求县政府撤销或纠正。尤其是县人大，宪法明确赋予它撤销政府不适当决定的权力。这就很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符合权力运行的正常程序。而此次的“四套班子”联席会议决定的结局就尴尬了。
联席会议决定早已成时髦的事情，为许多县市级当政者所运用。最常见的是由各级党委政法委主持召开的公检法、人大、政协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就某些重大疑难案件作出决定，再由法院宣判。如果作出的决定比较适当倒也罢了，如果作出的决定是错误的，其负作用是很大的。
那么，人们为什么爱用联席会议来对一些重大行动作出决定呢？除了上面分析的原因外，恐怕主要的是想逃避政治和法律责任。因为如果决定正确，实施有效，参与各方当然皆大欢喜，如果决定错了，甚至违法犯法，大家都可以逃避责任。联席会议决定的流行，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的人治观念仍然很浓，他们对依宪依法治国几乎无知或者熟视无睹，对党委、政府、人大和政协各自的性质、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要么认识不清，要么有意混淆，而一味凭个人意志办事。现在是停止“联席会议决定”流行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