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传柏到褚时健，再到魏剑，短短几年时间，素有“烟草王国”之称的云南省各路烟草巨头或外逃、或判刑。而在他们腐败行为的背后，总能看到当地高官或隐或现的身影。
　　对于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来说，拥有优质的烟草一直让他们感到自豪。烟草行业是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其税收占全省财政收入的70%左右。尽管如此，云南烟草业目前除了“有钱”以外，并没有给外人留下其他太好的印象，最直接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烟草巨头总是成为贪污腐败的牺牲品。
　　
　　80万元“击毁”魏剑
　　
　　2004年7月13日，曾任曲靖卷烟厂厂长，现为云南省烟草公司副总经理的魏剑涉嫌受贿80万元一案，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现年51岁的魏剑是继昆明卷烟厂厂长陈传柏外逃、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被判刑之后，因为腐败犯罪问题落马的云南省第3名卷烟厂厂长。云南省有关官员指出：魏剑受贿案的发生，对整个云南烟草行业而言，“犹如旧伤未愈，又添新伤”。
　　对于魏剑涉嫌受贿犯罪的事实，公诉机关指控：1999年初，曲靖卷烟厂因生产需要，打算在新开发的特醇福牌卷烟商标上使用先进的激光防伪技术，魏剑遂介绍美国瑞辉公司给该厂技术科，经考察比较后，技术科认为美国瑞辉公司的防伪膜价格低，质量也达到要求，魏剑表示同意使用该公司防伪膜，并于1999年9月24日签字，批准执行GDX2包装机特醇福牌卷烟小盒、条盒质量验收标准样张。
　　2000年1月，魏剑授权委托物资部主任与美国瑞辉公司、云南侨通包装印刷有限公司签订了特醇福卷烟商标上“福”字镭射防伪膜及印品供需协议。之后，他同意将该公司的镭射防伪膜使用在新开发的精品福牌卷烟商标上。为感谢魏剑的帮忙，并希望通过其扩大业务量，美国瑞辉公司董事长黄文辉，分别于2001年1月和12月先后两次在魏剑家中送给其人民币30万元和50万元。
　　近年来，伴随企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职工的收入成倍增长。身为厂长，魏剑的工资收入加政府各种奖励，每年已不低于40万元。这样的收入水平，在经济较为落后的云南，已经是天文数字了。
　　一名熟悉内情的烟草业人士指出：“像魏剑这样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无论是当卷烟厂厂长，还是任烟草公司副经理，其实到什么地方都用不着自己花钱。因此，还不到其两年收入的80万元贿赂款，不应该对其具有诱惑力。”
　　
　　烟草巨头背后的高官身影
　　
　　对于云南烟草业堪称“大腕”的3名卷烟厂厂长前“腐”后继的原因，人们在公开场合多将其归结为“他们心态失衡，没有正确把握住自己”。
　　事实上，苹果腐烂不仅仅要检查苹果自身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阿密泰所说，“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更应该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
　　魏剑案发后，昆明一度流传出其案件与曾任云南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的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维彬违法违纪案件有牵连的小道消息。但在云南省的党政机关里，人们对此一直讳莫如深。
　　2004年5月28日，云南省人大发布公告，罢免黄维彬云南省十届人大代表职务，撤销黄维彬云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至于撤职的真实原因，公告只字未提。
　　云南省烟草系统一名熟悉内情的人士透露：2003年8月初，魏剑被中纪委直接从昆明带到北京“双规”，协助调查黄维彬的问题。随后，烟草系统便不断传出魏剑在帮助黄维彬的儿子黄炜和广东老板黄文辉合作成立的瑞辉公司做卷烟商标防伪膜生意过程中，收受贿赂80万元的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在开庭审理魏剑受贿案的法庭上，其辩护律师说，魏剑收受黄文辉的贿赂，不是出于本人的意愿，而是外在的胁迫。对此，一名与魏剑家人关系甚密的人士证实，身为省委组织部部长的黄维彬在为黄炜、黄文辉联系向曲靖卷烟厂推销防伪膜的过程中，充当了与其身份不相符合的角色。起初，他向魏剑打招呼，魏剑不买账，他就让魏剑以其子的名义，在黄炜、黄文辉的公司入股，做生意赚钱之后，存在国外；遭到魏剑拒绝后，他又在一次宴会上授意黄文辉为魏剑的爱人“换辆本田轿车”。
　　事后的情况是，“车子太显眼，魏剑没有要，但他收下了黄文辉送给的好处费80万元。”魏剑也在法庭上辩解说，自己当初收下黄文辉送给的钱，以为按照正常程序办事，没有损害单位利益，所以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构成犯罪。
　　其实，云南个别高层领导干部插手云南烟草业谋取私利的问题，并非今日才暴露。云南省一名长期从事反腐败工作的官员说：“在云南省内，这个问题‘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走出云南，外界的人士只要听说云南的高层干部涉及腐败问题，都会认为与烟草有关。”
　　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在剖析自己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时说，他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时，“看到别的领导干部利用烟草企业为家属子女谋利，就产生了他们能做的事，自己为什么不能做的失衡心理”。
　　一名长期参加办理烟草系统大要案件的纪检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十分关注高中级领导干部在云南烟草企业中为子女谋利的腐败问题，所以，对涉及云南烟草行业中卷烟厂厂长的腐败案件，都是由中纪委牵头办理的。”
　　他进一步分析说：“中纪委管辖的案件范围是省部级干部，而云南烟草行业卷烟厂厂长的级别为厅级，有的仅是处级，但中纪委出面办理此类案件，说明中央对于解决隐藏在云南烟草行业中的高层干部腐败的问题，历来态度比较坚决。”
　　“态度坚决其实也说明存在的问题的严重，”这名纪检官员说，“昆明卷烟厂原厂长陈传柏涉嫌贪污犯罪的问题，实际上与一名当时在云南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0多年的省级干部之子牵扯在一起，并且，该领导之子在非法获利数千万元后，于1994年潜逃到了美国。”
　　而许多消息也不断在证实陈传柏随后同样也是外逃美国，并且现在仍然居住在美国。
　　
　　谁掌握着企业家的命运？
　　
　　一名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研究的云南省学者指出：“烟草行业作为云南的经济支柱产业，每年上缴国家的税收不低于300亿元。同时，还承担着支撑地方财政收入，拉动经济发展，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职能。此外，由于地方财政困难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投资也依赖利润丰厚和实力雄厚的烟草企业。于是，出现了经济工作围着烟草转，烟草企业围着政府转的异常现象。”
　　“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云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优秀的烟草企业家。另一方面，烟草系统得天时、地利、人和优势成长起来的土生土长的最为优秀的企业家，没有善始善终，最后跌落腐败犯罪的泥坑。”
　　一名长期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学者指出，“云南烟草产业要取得长足发展和重振辉煌，必须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腐败问题。而解决烟草系统的腐败问题，政府官员的自律比烟厂厂长的自律更为重要。”
　　2003年以来，云南省烟草系统谋划长足发展的方案正式付诸实施，云南省中烟工业公司从云南省烟草公司中分离出来，专门管理玉溪、昆明、红河、曲靖、昭通、楚雄、大理7个卷烟厂和省外市场的销售，从体制上彻底打破了云南烟草系统政企不分，卷烟厂厂长兼任当地烟草专卖局局长和烟草公司经理，集产烟、销烟、管烟于一身的格局。
　　“这样的改革措施，从制度设计上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充分论证的，”云南省烟草系统的有关人士指出，“它充分体现了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权力制衡原则，既有利于理顺管理体制，按照市场规律管理和经营企业，也有利于烟草行业的廉政建设。同时，它能使烟厂厂长更加集中精力，搞好卷烟生产和销售工作。”
　　但是很多人仍然担心，如果对云南烟草业已经出现和发现的问题不认真处理，对所有相关责任人不作彻底的查处，仅仅审判几名烟草巨头，带给社会民众的反而是更大的失望。
　　“缺乏有效的激励和保护机制，烟草巨头们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着巨额财富，同时还要为自己的生计、前途操心，怎能心安理得？”云南省一名法律专家说，“尽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考虑到中国许多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认为云南烟草业巨头们的命运充满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