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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论战，是那个世纪国际共运史上的重大事件。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其出色表现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一场痛快的争论”
1960年4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时，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纪念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此前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以及中印武装冲突时发表袒护印度的声明等损害中国主权的事情。
6月下旬，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会上，苏共动员各兄弟党批判中国党，赫鲁晓夫在最后发言中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共不为压力所屈服的情况下，这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7、8月间，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其中一项议程就是研究中苏关系问题。8月10日，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
虽然赫鲁晓夫损害中苏关系，但中共还是不愿看到两党关系继续恶化下去，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这年8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建议中苏两党举行会谈，然后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通过一个宣言，共同对付美国。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
9月12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将《通知书》的《答复书》交给他，并通知中共将于15日动身到莫斯科谈判。
9月16日，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欢迎宴会。席间，赫鲁晓夫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没有退让，对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回敬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见捡不到便宜，就干脆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党，说道：“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鄧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赫鲁晓夫辩解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9月17日，两党会谈正式开始。会谈一开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便抢先说，苏共中央初步研究了中共中央的《答复书》以后，认为两党的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接着又指责《答复书》里讲了许多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不考虑苏方的意见，是20年代托洛茨基事件以来对苏共最严重的攻击。最后，他讲了一些希望能够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套话。
针对指责，邓小平回答说，你们那个《通知书》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的这个《答复书》是由你们那个《通知书》引起的，你们不仅有那个通知书，而且还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采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一系列严重行动，所以我们的《答复书》不能不提到这个问题，不能不就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现在你们看了我们的答复，并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我们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邓小平质问道：你们究竟要把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引到什么地方去？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做出认真的答复。
9月19日，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科兹洛夫首先发言，再次对《答复书》横加指责，一口咬定分歧不是苏共引起的，而是中共引起的，还说要中共代表团改变过去的做法，要谈实质问题，例如时代、裁军、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等。科兹洛夫发言后，邓小平和彭真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要求苏方不要狡辩，不要回避事实，苏共中央犯了错误，错了就错了，应该承认。
9月20日，进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作了系统发言，主要是驳斥苏共前两次会谈的发言。他指出，自朝鲜战争以来，苏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犯了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错误。在兄弟党关系上，搞的是父子党，要兄弟党都听自己的。他还列举了长波电台、共同潜艇舰队等苏联破坏中苏关系的具体例证。邓小平声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屈服。我们要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来弥补这些损失。邓小平表示，希望苏共能改变这种态度，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我们之间的分歧。
代表团回国后，将有关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双方都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总的原则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
“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
9月30日，邓小平和彭真再率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出席将于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稿起草委员会会议。 从10月1日至22日，起草委员会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争论，声明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仍在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平等协商原则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在22日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一次发言时，将这些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以加强团结，争取多数人的同情。
据杨尚昆在日记中所写：
宴会开始时，由苏斯洛夫祝酒，小平同志也祝酒，似乎是很平静。但到末尾上咖啡的时候，赫起立发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苏共中央，他不要为首，如果共产党用战争进行革命，他说要退出这样的党，等等。其中许多话是影射我们的。
他说完后，小平同志立即讲话，提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共产党是主张用战争来推行革命，强调苏联为首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想利用宴会来讨论问题。顶了他。赫又发了言，对为首问题又说了不少话，说他们受了委屈等等，但最后还是说了要团结。
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赫又是咆哮，十分粗野。到会者都知道，彼此是针锋相对的。赫受顶，这恐怕是第一次。
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邓小平回答说：“今天证实了你们讲我们是教条主义，讲教条主义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中国在面对海参崴的地区修建国防工事是反对苏联，邓小平说：“你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澄清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还为从中国撤回专家作辩解，邓小平说：“你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绝不允许把思想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去。这种完全错误的政治行为，哪里还有什么国际主义？”赫鲁晓夫一直对毛泽东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宴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说这样的论断不正确。邓小平说：“你的说法完全错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是什么地理概念，而是对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正确分析。纸老虎更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分析。”
10月24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
11月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因有81个党参加，又称81党莫斯科会议）。
11月7日，苏共送来《答复书》，《答复书》集中攻击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一些论点。
11月10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会上发言。他分段解释由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不点名地指责中共搞所谓派别活动、“民族共产主义”等。在赫鲁晓夫发言会场起立鼓掌时，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全部工作人员静坐不动以示抗议。
14日，根据会议的安排，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方引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还是苏共。邓小平接着说，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他的就打击你，压迫你。
邓小平还说，中共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都帮助了苏联同志，但赫鲁晓夫却怀恨在心，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上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中共不能跟赫鲁晓夫走，如果跟他走，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就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就违背了国际主义，也对不起苏联人民。邓小平还列举了赫鲁晓夫认敌为友、认友为敌的若干事实，并且说，赫鲁晓夫的错误多得很，他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很多。
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出现新的变化，一致认为，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方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收到代表团电报的当晚，毛泽东同周恩来、陈毅等研究后，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了代表团。
11月22日，会议一般性讨论结束。23日，赫鲁晓夫发言。他除了对支持苏共的其他党代表团的发言表示赞赏外，还就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等作了辩解，同时在发言中继续对中共进行指责。
11月24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邓小平除了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原则立场外，着重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揭露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己不革命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线；二是回答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对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的攻击。
28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代表团現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11月30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中，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就此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状况。
12月1日，81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并通过了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就这样，为期22天的81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随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彭真等当天晚上乘飞机回国。
“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大讲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的问题，并大反斯大林，甚至呼吁要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墓中搬出，焚尸扬灰。此外，苏联领导人还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大打出手，号召推翻阿党第一书记霍查和另一领导人谢胡，暗喻中共也应该如此。 10月19日，中共代表團团长周恩来在致贺词中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很好地团结在一起，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决不应该有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只有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
大会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进行了9小时的会谈。周恩来指出：“每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法也会有区别。”谈到苏阿关系时，周恩来认为赫鲁晓夫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强调兄弟党之间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兄弟党要保持内部团结。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并说：我们过去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出现的不正常状态，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会议。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共扣上“反列宁主义的行为”“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
4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阐述了中共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和为团结所做出的努力，表示坚决维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在兄弟党之间坚持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和相互支持的原则，重申中共主张并支持许多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建议。
然而，形势并没有朝中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年4、5月间，在苏联驻乌鲁木齐、伊宁领事馆的活动下，致使伊犁、塔城地区的6万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这年5月，苏联还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
1962年4月，印度军队连续侵入我国新疆、西藏地区，并增设军事据点。10月8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中国获悉印度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印度一旦发动进攻，中国准备坚决自卫。希望苏联政府发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其悬崖勒马。
6月，苏联秘密将中程导弹和“伊尔-28”型轰炸机运往古巴，却很快被美国发觉，美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方把导弹和轰炸机即刻撤出古巴，形势十分紧张。这时的苏联十分需要中国的战略支持。于是，赫鲁晓夫于10月13日和14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表示：“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与中国是一致的。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
1962年10月，中国进行第二次对印自卫还击战。中国军队在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拔除了入侵印军所建的据点、收复失地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此时，苏联对中国的声明表示公开支持，《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
中国军队于11月22日单方面在中印边境实行全线停火，12月1日起主动从1959年10月7日控制线中国一边后撤20公里。这时，古巴导弹危机已经缓和，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便改变调子，于12月12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公开指责中国说，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有阵地前进呢？意思这个仗是中国打起来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国领土。
1962年冬，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些党向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甚至亲自出马攻击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写作班子写出了第一篇答辩文章——《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亲自作了审定，并将文章标题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12月15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至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表了《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7篇文章，中苏开始公开论战。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城市“五反”运动和1963年的经济计划，同时也讨论中苏关系和国际反修斗争的问题。会议分析了赫鲁晓夫发动反华高潮的几个特点，认为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现在已6年多，看来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观点基本没有变，这个斗争将会是长期的，要做好思想准备。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每写成一篇反修文稿，均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这时，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很重视。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同一天，邓小平和彭真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就中苏两党会谈问题交换意见，并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交苏联大使。
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其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苏共中央在信中还表示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就各种问题双方交换意见。如果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苏共中央“愿意接受你们所表示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代表会谈的意见”。4月2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这封信。周恩来说，从苏共中央的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但没有改变其路线，而且还在极力梳妆打扮推行他们的路线，决不能以他们的来信作为会谈的基础。邓小平提出，我们也应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什么的问题，要提出一个对案，提出我们对总路线的看法，到时双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解决分歧，得出一个共同草案。会议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先搞出一个全面阐述中国党的系统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并确定此事由邓小平负责准备。 根据毛泽东意见，4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写作班子很快写出了初稿。5月中旬，邓小平和彭真又主持对稿子进行了反复的修改。随后征求了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修改，复信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6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稿，并决定于6月15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所署日期为6月14日。
6月1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将复信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17日，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发表了复信的全文。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关于总路线的25个问题，我们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论述。不但提出了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以及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虽然大部分是没有点名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观点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复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并且表示，既然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苏方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进行两党会谈。
复信公开发表后，苏共中央于6月18日發表声明，认为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拒绝接受复信。
6月30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的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声明说：“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在7月5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
“赫鲁晓夫都
搬不动你、斗不过你”
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欢迎宴会。
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苏联共产党已经作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邓小平说：“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中共接受苏共的观点。邓小平说：“即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终于按捺不住，竟然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用餐刀边敲菜盘边说：“要团结必须停止相互论战！”邓小平回敬道：“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
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5个钟头的发言。讲的还是和平过渡、和平竞赛那一套，然后解释了苏共是全民党的问题，大意是苏联全国人民都拥护党，都拥护马列主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的各阶层。
7月8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5个小时。邓小平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以及分歧的实质。他回顾了中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分歧不断加深的经过，指出分歧的实质是革命还是不革命。
10日和12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苏斯洛夫的发言主要是回答邓小平上次发言中提出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中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解。邓小平在发言中则着重讲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并列举了一系列的具体事实。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公开信说：“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公开信对中共充满指责的词句，把两党产生分歧的责任全加在中共头上。
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决定于7月19日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重播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声明中说：“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这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去的。 这期间，中苏双方代表团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其中，第六次会谈由彭真发言，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康生在发言中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苏共二十次大会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苏斯洛夫听后满脸通红，波诺马廖夫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随后，苏斯洛夫断然拒绝了这个发言。
7月20日，双方举行第九次会谈，邓小平再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的情况看来，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刊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难以做到。因此，中共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会议恢复时间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来确定。
苏方代表团同意会谈暂停，但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敢答应赫鲁晓夫到北京去。于是，邓小平说，我们还是希望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还是希望赫鲁晓夫能率团到北京。赫鲁晓夫不是对我们意见很多吗？他不是昨天在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对我们大加指责吗？这些话可以到北京去讲。
会谈的最后是讨论怎样发表会谈公报。苏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里面除了讲了两党一些什么人参加会议外，还有“会谈是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的”，“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等语。邓小平看后，提出中方对稿子有些修改，建议双方各派两人共同商量如何修改。在修改中，中方将上面这样的表述去掉了。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中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邓小平回答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是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说：用这些词干什么，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
邓小平仍然强调说：我们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中国党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邓小平还讲到中国党准备发表苏方的历次声明、信件和讲話，也希望苏方发表中方的东西，既然是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究竟谁对谁错。
赫鲁晓夫狡辩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
邓小平指出：不是什么“毫无根据”，很多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讲话。1960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劝过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许多话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就是你讲的多。
赫鲁晓夫听后无言以对，只好耸耸肩，摊摊双手，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当地时间晚上11点，邓小平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表明对代表团的表现十分满意。
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总的评价。他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还说，中苏关系现在还不是完全破裂，但离破裂也差不多了，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也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文章回应和批判苏共中央发表的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具体工作由康生负责。毛泽东提出：苏共《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这年9月到1964年7月，在10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这九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1963年10月22日）；《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1964年3月2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教训》（九评，1964年7月14日）。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在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批判对方的观点，并且调子越来越高。
到这时，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是无可挽回了。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曾这样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邓小平又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这两段话，实际上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很好的总结。
题图 1960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人合影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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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痛快的争论”
1960年4月，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时，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等纪念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此前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中苏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潜艇舰队，以及中印武装冲突时发表袒护印度的声明等损害中国主权的事情。
6月下旬，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前夕，苏共代表团突然散发苏共6月21日致中共中央的通知书，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会上，苏共动员各兄弟党批判中国党，赫鲁晓夫在最后发言中激烈攻击中国共产党。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对此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中共不为压力所屈服的情况下，这年7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面决定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
7、8月间，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其中一项议程就是研究中苏关系问题。8月10日，毛泽东说，中苏关系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
虽然赫鲁晓夫损害中苏关系，但中共还是不愿看到两党关系继续恶化下去，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这年8月，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建议中苏两党举行会谈，然后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通过一个宣言，共同对付美国。中共中央接受了这个建议，并决定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会谈。
9月12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将《通知书》的《答复书》交给他，并通知中共将于15日动身到莫斯科谈判。
9月16日，代表团飞抵莫斯科。苏共中央为中共代表团的到来举行欢迎宴会。席间，赫鲁晓夫先从阿尔巴尼亚之事入手，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没有退让，对赫鲁晓夫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好地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中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
邓小平回敬说：“援助是为了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而不是为了控制和干涉。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嘛！”
赫鲁晓夫见捡不到便宜，就干脆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党，说道：“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鄧小平回答得很干脆：“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
赫鲁晓夫辩解说：“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
邓小平说：“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哟。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示了态度，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问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来时我们对他讲没讲？”“我们赞成反对个人迷信。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方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足。”“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来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
9月17日，两党会谈正式开始。会谈一开始，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便抢先说，苏共中央初步研究了中共中央的《答复书》以后，认为两党的分歧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接着又指责《答复书》里讲了许多反马列主义的观点，不考虑苏方的意见，是20年代托洛茨基事件以来对苏共最严重的攻击。最后，他讲了一些希望能够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套话。
针对指责，邓小平回答说，你们那个《通知书》的性质是很严重的，我们的这个《答复书》是由你们那个《通知书》引起的，你们不仅有那个通知书，而且还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采取撤退专家、撕毁合同一系列严重行动，所以我们的《答复书》不能不提到这个问题，不能不就这些问题做出答复。现在你们看了我们的答复，并没有一点自我批评，我们代表团感到十分遗憾。在会谈快结束的时候，邓小平质问道：你们究竟要把中苏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引到什么地方去？希望你们慎重考虑，做出认真的答复。
9月19日，进行第二次会谈。这次由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科兹洛夫首先发言，再次对《答复书》横加指责，一口咬定分歧不是苏共引起的，而是中共引起的，还说要中共代表团改变过去的做法，要谈实质问题，例如时代、裁军、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等等。科兹洛夫发言后，邓小平和彭真作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要求苏方不要狡辩，不要回避事实，苏共中央犯了错误，错了就错了，应该承认。
9月20日，进行第三次会谈。邓小平作了系统发言，主要是驳斥苏共前两次会谈的发言。他指出，自朝鲜战争以来，苏共中央在许多问题上颠倒敌我关系，犯了以敌为友、以友为敌的错误。在兄弟党关系上，搞的是父子党，要兄弟党都听自己的。他还列举了长波电台、共同潜艇舰队等苏联破坏中苏关系的具体例证。邓小平声明：苏联撤退专家、撕毁协议，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即使这样，我们也绝不屈服。我们要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双手来弥补这些损失。邓小平表示，希望苏共能改变这种态度，能够坐下来好好谈我们之间的分歧。
代表团回国后，将有关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了汇报。毛泽东表示，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双方都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总的原则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持斗争，留有余地。
“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
9月30日，邓小平和彭真再率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出席将于11月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稿起草委员会会议。 从10月1日至22日，起草委员会经过三个星期的激烈争论，声明草案基本上达成协议，但仍在战争是否可以避免、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兄弟党之间的关系、平等协商原则等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中共代表团在22日起草委员会会议最后一次发言时，将这些问题暂时挂了起来，以加强团结，争取多数人的同情。
据杨尚昆在日记中所写：
宴会开始时，由苏斯洛夫祝酒，小平同志也祝酒，似乎是很平静。但到末尾上咖啡的时候，赫起立发言，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谁反对他就是反对苏共中央，他不要为首，如果共产党用战争进行革命，他说要退出这样的党，等等。其中许多话是影射我们的。
他说完后，小平同志立即讲话，提出不同意他的意见，说找不到任何一个共产党是主张用战争来推行革命，强调苏联为首是历史形成的，我们不想利用宴会来讨论问题。顶了他。赫又发了言，对为首问题又说了不少话，说他们受了委屈等等，但最后还是说了要团结。
小平同志今天顶得很好，赫又是咆哮，十分粗野。到会者都知道，彼此是针锋相对的。赫受顶，这恐怕是第一次。
赫鲁晓夫攻击中共是教条主义，邓小平回答说：“今天证实了你们讲我们是教条主义，讲教条主义就是攻击中国共产党。”赫鲁晓夫说，中国在面对海参崴的地区修建国防工事是反对苏联，邓小平说：“你这个理解是不对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可以澄清这个问题。”赫鲁晓夫还为从中国撤回专家作辩解，邓小平说：“你这种态度是错误的，绝不允许把思想上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中去。这种完全错误的政治行为，哪里还有什么国际主义？”赫鲁晓夫一直对毛泽东提出的“东风压倒西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不以为然，在宴会上又提出这个问题，说这样的论断不正确。邓小平说：“你的说法完全错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不是什么地理概念，而是对阶级力量对比变化的正确分析。纸老虎更是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分析。”
10月24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
11月5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因有81个党参加，又称81党莫斯科会议）。
11月7日，苏共送来《答复书》，《答复书》集中攻击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一些论点。
11月10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赫鲁晓夫代表苏共中央在会上发言。他分段解释由苏方起草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不点名地指责中共搞所谓派别活动、“民族共产主义”等。在赫鲁晓夫发言会场起立鼓掌时，中共代表团全体成员和全部工作人员静坐不动以示抗议。
14日，根据会议的安排，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一共讲了十几个问题。其中讲到，中苏两党的分歧首先是由苏方引起的；把中苏分歧拿到国际会议上并组织对中国的突然袭击也是苏共搞的；把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签订的所有协议、合同，从中国撤走全部专家的，也是苏共；把中苏之间的分歧首先公开在全世界面前，还是苏共。邓小平接着说，赫鲁晓夫搞什么分工协作完全是假话，搞什么平等协商也是假话，他就是要大家听他的指挥棒，不听他的就打击你，压迫你。
邓小平还说，中共在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都帮助了苏联同志，但赫鲁晓夫却怀恨在心，在对待兄弟党的关系上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中共不能跟赫鲁晓夫走，如果跟他走，就对不起世界各国人民，就违背了马列主义原则，就违背了国际主义，也对不起苏联人民。邓小平还列举了赫鲁晓夫认敌为友、认友为敌的若干事实，并且说，赫鲁晓夫的错误多得很，他搞大国沙文主义的东西很多。
会议开到第六天，中共代表团鉴于大会的情况出现新的变化，一致认为，如果不从《声明草案》上删去中方所坚持不同意的几点，代表团就不签字，并发表声明。代表团立即发电报向中共中央说明情况并请示方针。收到代表团电报的当晚，毛泽东同周恩来、陈毅等研究后，同意代表团的意见。周恩来当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了代表团。
11月22日，会议一般性讨论结束。23日，赫鲁晓夫发言。他除了对支持苏共的其他党代表团的发言表示赞赏外，还就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等作了辩解，同时在发言中继续对中共进行指责。
11月24日，邓小平作第二次发言。邓小平除了重申中国共产党对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的原则立场外，着重讲了两个方面，一是揭露赫鲁晓夫实行的路线实质上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国际资产阶级的压力，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从自己不革命到反对人家革命的错误路线；二是回答了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对毛泽东“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等论点的攻击。
28日，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代表团：在二十大问题上可以让步，但绝不能同意写集团宗派和内部决议。代表团現在的方针应该是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到一致的会议声明。
11月30日，中共代表团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苏共代表团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会谈。会谈中，刘少奇着重谈团结问题。关于中苏两党争论，双方都表示希望就此结束，再不挑起，使两国、两党的关系恢复到1957年以前的状况。
12月1日，81党会议全体大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各党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并通过了公报、呼吁书等。刘少奇、赫鲁晓夫先后讲话，都着重讲团结问题。就这样，为期22天的81党代表会议结束了。随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邓小平、彭真等当天晚上乘飞机回国。
“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
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苏共召开了二十二大。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大讲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以及和平过渡的问题，并大反斯大林，甚至呼吁要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墓中搬出，焚尸扬灰。此外，苏联领导人还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大打出手，号召推翻阿党第一书记霍查和另一领导人谢胡，暗喻中共也应该如此。 10月19日，中共代表團团长周恩来在致贺词中指出：社会主义各国之间，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很好地团结在一起，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决不应该有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周恩来的讲话赢得了全场大多数人的掌声。只有主席台上的赫鲁晓夫等人没有鼓掌。
大会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进行了9小时的会谈。周恩来指出：“每个国家，由于他们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中的做法也会有区别。”谈到苏阿关系时，周恩来认为赫鲁晓夫等人的做法是错误的，强调兄弟党之间在对敌斗争中应该互相支持，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兄弟党要保持内部团结。赫鲁晓夫拒绝接受这些意见，并说：我们过去需要你们的支持，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而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由于苏共二十二大出现的不正常状态，于是周恩来决定提前回国。中共代表团继续留在莫斯科参加会议。
1962年2月22日，苏共中央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给中共扣上“反列宁主义的行为”“特殊立场”“特殊路线”等帽子。
4月9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阐述了中共历来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团结的重要性和为团结所做出的努力，表示坚决维护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在兄弟党之间坚持独立、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和相互支持的原则，重申中共主张并支持许多兄弟党关于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建议。
然而，形势并没有朝中共所希望的方向发展。这年4、5月间，在苏联驻乌鲁木齐、伊宁领事馆的活动下，致使伊犁、塔城地区的6万中国公民越境前往苏联。这年5月，苏联还策动了伊宁暴乱事件。
1962年4月，印度军队连续侵入我国新疆、西藏地区，并增设军事据点。10月8日，中国政府通知苏联驻华大使馆，中国获悉印度将发动大规模进攻，印度一旦发动进攻，中国准备坚决自卫。希望苏联政府发挥它对印度的影响，劝其悬崖勒马。
6月，苏联秘密将中程导弹和“伊尔-28”型轰炸机运往古巴，却很快被美国发觉，美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苏方把导弹和轰炸机即刻撤出古巴，形势十分紧张。这时的苏联十分需要中国的战略支持。于是，赫鲁晓夫于10月13日和14日，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表示：“关于印度准备向中国发动进攻的问题，苏联得到的情报与中国是一致的。如果苏联处在中国的地位，也将采取同样的措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不能采取中立态度的。如果有人进攻中国，我们说我们中立，那就是叛徒行为。”
1962年10月，中国进行第二次对印自卫还击战。中国军队在粉碎了印军的进攻、拔除了入侵印军所建的据点、收复失地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建议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此时，苏联对中国的声明表示公开支持，《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声名狼藉的麦克马洪线是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这条线从未被中国承认过。”
中国军队于11月22日单方面在中印边境实行全线停火，12月1日起主动从1959年10月7日控制线中国一边后撤20公里。这时，古巴导弹危机已经缓和，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问题上便改变调子，于12月12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公开指责中国说，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有阵地前进呢？意思这个仗是中国打起来的，而不是印度入侵中国领土。
1962年冬，东欧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或工人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苏共领导人又利用这个机会，组织一些党向出席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发起围攻。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甚至亲自出马攻击中国。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表一系列答辩文章进行反击。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写作班子写出了第一篇答辩文章——《坚持真理，分清是非，反对共同的敌人》，毛泽东亲自作了审定，并将文章标题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他在给邓小平的批语中说：“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12月15日，这篇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发表。至1963年3月8日，中共中央又先后发表了《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等7篇文章，中苏开始公开论战。
1963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城市“五反”运动和1963年的经济计划，同时也讨论中苏关系和国际反修斗争的问题。会议分析了赫鲁晓夫发动反华高潮的几个特点，认为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到现在已6年多，看来修正主义领导集团的观点基本没有变，这个斗争将会是长期的，要做好思想准备。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每写成一篇反修文稿，均由邓小平主持会议讨论修改，然后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这时，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很重视。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3月9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同一天，邓小平和彭真会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就中苏两党会谈问题交换意见，并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来信的复信交苏联大使。
3月30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其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苏共中央在信中还表示欢迎毛泽东访问苏联，并就各种问题双方交换意见。如果毛泽东不能前往莫斯科，苏共中央“愿意接受你们所表示的关于在莫斯科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代表会谈的意见”。4月2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开会讨论这封信。周恩来说，从苏共中央的来信看，赫鲁晓夫集团不但没有改变其路线，而且还在极力梳妆打扮推行他们的路线，决不能以他们的来信作为会谈的基础。邓小平提出，我们也应考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是什么的问题，要提出一个对案，提出我们对总路线的看法，到时双方经过一番争论，最后还是比较顺利地解决分歧，得出一个共同草案。会议同意了邓小平的建议，决定先搞出一个全面阐述中国党的系统观点的文件，提出同苏共来信针锋相对的国际共运总路线，并确定此事由邓小平负责准备。 根据毛泽东意见，4月4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
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写作班子很快写出了初稿。5月中旬，邓小平和彭真又主持对稿子进行了反复的修改。随后征求了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最后，经毛泽东修改，复信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1963年3月30日来信的复信》。
6月1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邓小平报告复信稿起草和修改的经过，并对一些兄弟党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说明。邓小平在谈到最后阶段毛泽东的一些修改意见时说：“这个文件，原来二十一条，后来一改，变成二十二条，二十三条。最后，主席把第一段变成三段，成了二十五条，我看很好。有一条关于总路线的表述，只有几行，这样眉目更清楚，逻辑性更强了。现在发给到会同志的，是6月10号的稿子。这个稿子，是经过伯达同志他们从杭州回来集体搞的。后来又在少奇同志那里谈了，照他的意见改了。又送到主席那里，他认为可以定稿了，只在几处加了几个字。”
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复信稿，并决定于6月15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所署日期为6月14日。
6月15日，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将复信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书记苏斯洛夫。17日，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发表了复信的全文。
吴冷西曾这样回忆：“关于总路线的25个问题，我们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加以详细论述。不但提出了总路线，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战略和策略，以及有关党的建设等问题，批判了苏共在这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虽然大部分是没有点名的，但是大家一看就知道这些观点是苏共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讲过的。”
复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和看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若干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并且表示，既然赫鲁晓夫不能到中国来，苏方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进行两党会谈。
复信公开发表后，苏共中央于6月18日發表声明，认为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拒绝接受复信。
6月30日晚，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的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7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声明说：“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将在7月5日开始在莫斯科举行两党会谈。”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刘宁一、伍修权、潘自力等人组成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谈。
“赫鲁晓夫都
搬不动你、斗不过你”
7月5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欢迎宴会。
赫鲁晓夫在祝酒时说：“苏联共产党已经作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邓小平说：“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中共接受苏共的观点。邓小平说：“即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上。”赫鲁晓夫终于按捺不住，竟然连起码的礼仪都不顾，用餐刀边敲菜盘边说：“要团结必须停止相互论战！”邓小平回敬道：“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有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作出答复。”
7月6日至20日，中苏两党会谈在莫斯科举行。第一天的会谈，苏斯洛夫代表苏共代表团作了长达5个钟头的发言。讲的还是和平过渡、和平竞赛那一套，然后解释了苏共是全民党的问题，大意是苏联全国人民都拥护党，都拥护马列主义，党的成分来自全国人民的各阶层。
7月8日，轮到邓小平代表中共代表团发言。这次发言，连同翻译的时间，也有5个小时。邓小平着重讲了中苏两党的分歧从何而来以及分歧的实质。他回顾了中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分歧不断加深的经过，指出分歧的实质是革命还是不革命。
10日和12日，又是苏斯洛夫和邓小平分别作长篇发言。苏斯洛夫的发言主要是回答邓小平上次发言中提出的分歧从何而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中方提出的问题进行辩解。邓小平在发言中则着重讲苏联搞分裂主义的问题，并列举了一系列的具体事实。
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复信作了全面的批驳。
公开信说：“许多年来，我们的党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但是，若干时候以前，在以中共为一方、以苏共和其他兄弟党为另一方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方面的破坏我们的党之间的团结和我们的人民的友谊的言论和行动，引起苏共中央委员会日益加深的焦虑。”
公开信对中共充满指责的词句，把两党产生分歧的责任全加在中共头上。
作为回应，中共中央决定于7月19日再发表一个声明，同时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重播6月14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声明中说：“至于我们广播苏共中央7月14日的公开信，则只有一个理由，即这是一篇奇文。中国人有过两句诗：‘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恐怕世界上广大的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当着苏联广播他们的这篇‘奇文’时，不愿意和不耐心收听，我们奉劝这些革命同志和革命人民，不宜采取这种态度，而要耐心收听，好好研究，公开发表，以便将正、反两种材料对比起来，才能作出比较正确的分析和批判。不批判唯心论，不批判形而上学，就不能发展辩证法。而要批判，就要掌握对方的材料。苏共这次的公开信，正是一篇绝妙的反面材料。”这段文字，是毛泽东在审稿时加上去的。 这期间，中苏双方代表团又进行了几次会谈。其中，第六次会谈由彭真发言，第八次会谈由康生发言。康生在发言中谈到赫鲁晓夫过去如何吹捧斯大林，苏共二十次大会又如何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苏斯洛夫听后满脸通红，波诺马廖夫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邓小平没有理会，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随后，苏斯洛夫断然拒绝了这个发言。
7月20日，双方举行第九次会谈，邓小平再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的情况看来，中苏两党存在严重的分歧。特别是从苏共7月14日发表《公开信》以后，苏联的报刊纷纷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一些问题达成协议已难以做到。因此，中共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亲自率代表团到中国来同我们会谈。会议恢复时间可以根据双方协商来确定。
苏方代表团同意会谈暂停，但不肯答应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更不敢答应赫鲁晓夫到北京去。于是，邓小平说，我们还是希望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还是希望赫鲁晓夫能率团到北京。赫鲁晓夫不是对我们意见很多吗？他不是昨天在苏联匈牙利友好大会上对我们大加指责吗？这些话可以到北京去讲。
会谈的最后是讨论怎样发表会谈公报。苏方事先准备了一个稿子，里面除了讲了两党一些什么人参加会议外，还有“会谈是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的”，“两党一致同意停止公开争论”等语。邓小平看后，提出中方对稿子有些修改，建议双方各派两人共同商量如何修改。在修改中，中方将上面这样的表述去掉了。
当天晚上，赫鲁晓夫为中共代表团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对邓小平说：我们两党中间没有严重的分歧，分歧是臆造的。
邓小平回答说：你不是在苏匈友好大会上讲我们是独特的路线、搞分裂，而你们是马列主义路线，这不是分歧吗？你们代表团几次发言不是都讲严重分歧吗？事实上也是存在严重的分歧。我们6月14日的复信和你们7月14日的公开信，就是两条路线明摆在那里，怎么不是严重分歧？
赫鲁晓夫说：用这些词干什么，让作家去写吧，反正我认为没有什么严重分歧。
邓小平仍然强调说：我们虽然存在严重分歧，但中国党希望通过讨论来消除分歧，增强团结。邓小平还讲到中国党准备发表苏方的历次声明、信件和讲話，也希望苏方发表中方的东西，既然是公开争论，就应当堂堂正正地进行，把双方的观点都摆出来，让大家来判断究竟谁对谁错。
赫鲁晓夫狡辩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公开争论，不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不能发表那些毫无根据的攻击。
邓小平指出：不是什么“毫无根据”，很多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讲话。1960年我们来莫斯科参加兄弟党代表会议时，少奇同志曾劝过你，希望你不要站在第一线，不要讲那么多话。在那以后，你还是讲了那么多话，我们答辩只好根据你的话，许多话都是直接引用你的，许多观点都是你自己讲的。很对不起，没有别的办法，因为就是你讲的多。
赫鲁晓夫听后无言以对，只好耸耸肩，摊摊双手，以掩饰自己的窘态。
当地时间晚上11点，邓小平率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表明对代表团的表现十分满意。
毛泽东对代表团的工作作了总的评价。他说，代表团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他还说，中苏关系现在还不是完全破裂，但离破裂也差不多了，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却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也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1963年7月23日，毛泽东召开会议，决定组织文章回应和批判苏共中央发表的致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具体工作由康生负责。毛泽东提出：苏共《公开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从这年9月到1964年7月，在10个月的时间里，中共中央以《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即“九评”。这九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一评，1963年9月6日）；《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1963年9月13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三评，1963年9月26日）；《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四评，1963年10月22日）；《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五评，1963年11月19日）；《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1963年12月12日）；《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七评，1964年2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1964年3月21日）；《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在世界上的教训》（九评，1964年7月14日）。
在这个过程中，双方都在运用各种宣传工具批判对方的观点，并且调子越来越高。
到这时，中苏关系的破裂，已是无可挽回了。后来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曾这样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邓小平又说：“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虽然如此，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这两段话，实际上对这一段历史作了很好的总结。
题图 1960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等人合影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
责任编辑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