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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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利用受托代为行贿、受贿之机截留贿赂的行为中,贿赂财物不因被不法行为所利用的“被动状态”而丧失受法律保护的资格;防止贿赂被其他不法行为再度侵害和肆意践踏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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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利用受托代为行贿、受贿之机截留贿赂的行为中,贿赂财物不因被不法行为所利用的“被动状态”而丧失受法律保护的资格;防止贿赂被其他不法行为再度侵害和肆意践踏之必要,乃被截留贿赂之法益,故截贿行为亦应由刑法规制.就行为类型而论,受托行贿中的截贿,因第三人交付贿赂的举动系协助请托人收买国家公权力,非介绍贿赂罪所能涵盖,且契合诈骗罪成立要件,应以行贿罪共犯+诈骗罪并罚;受托受贿中的截贿,因主观上未超出共谋受贿的射程,客观上服从并服务于协同受贿的“大局”,且请托人并未因第三人截贿而陷入错误认知、导致额外损失,故该行为应囊括于受贿行为中,以共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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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初,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拉开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幕,推动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高涨,谱写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不朽篇章。关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发展的伟大意义的探讨,前人已发表了不少成果。本文从新审视,即试图阐释国共合作的伟大功用在于它的“昭示性”——“三大政策”催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萌发;统一战线绽放民主革命奥区的“广州(东)制造”;黄埔军校孕育了中国共产党建军的摇篮——从而揭示在广州发现世界的新视角,同时呈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开篇的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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