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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供给侧改革为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了新思路，是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生命线”。供给侧改革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和理论内涵，与需求侧管理共同构成经济发展的“一体两面”。基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做好“转型、创新和改革”方面的工作，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一、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再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我们必须解决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纯货币刺激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确定作出更大的努力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使供应系统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总理李克强11月1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求失衡和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市场机制运作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2015年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应方面的五个关键任务。可见，供应方面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供给侧改革将会是“十三五”期间我国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二、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
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
（一）生产成本上升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过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自然环境成本这一方面，国家在自然环境的监管上有所加强，企业在污染成本和安全成本方面也大大增加，更多时间是倾向于把更多的钱放在设备和技术上，通过使用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品更新换代。[1]
（二）产品的供需错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调查显示来看，2014年度，我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9，国际上公认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从而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大于了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在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贫富差距过来，让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2]
（三）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是一种贴现率，贴现率是使资本货物使用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资本商品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或重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强劲增长，刺激下的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减少投资回报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
（四）市场机制运行不畅
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增长断断续续的问题，表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些方面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在这种局势下，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三、一些专家对供给侧改革的评论
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结构矛盾凸显的宏观环境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效率决定着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周期内经济体系的发展走向。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思想还是从需求方去观察问题。就是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求不够，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去提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于是很多人意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最终还要靠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吴敬琏指出：“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另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理论逻辑；实践路径
一、导言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再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我们必须解决世界经济的深层次问题纯货币刺激措施是不够的，必须确定作出更大的努力促进经济结构改革，使供应系统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总理李克强11月11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扩大内需”，“十三五”《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上强调“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我国经济在“三期叠加”阶段，面对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产品供求失衡和资本边际效率的降低，市场机制运作运行不畅等结构性问题，2015年12月18日-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明确“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供应方面的五个关键任务。可见，供应方面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方向，供给侧改革将会是“十三五”期间我国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政策着力点。
二、供给侧改革提出的时代背景
总体上来看，世界经济环境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发生了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经济结束了大稳定的“旧常态”而进入了“新常态”。
（一）生产成本上升
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中国面临着老龄化问题，劳动生产力增长速度过快，已经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在自然环境成本这一方面，国家在自然环境的监管上有所加强，企业在污染成本和安全成本方面也大大增加，更多时间是倾向于把更多的钱放在设备和技术上，通过使用设备和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产品更新换代。[1]
（二）产品的供需错配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调查显示来看，2014年度，我国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9，国际上公认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为0.4，从而可以看出我国的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已经大于了国际上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表明在我国存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现象。贫富差距过来，让我国的居民消费结构越来越不合理。[2]
（三）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边际效率的定义是一种贴现率，贴现率是使资本货物使用的预期收益的现值等于资本商品的供给价格的总和或重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内投资强劲增长，刺激下的资本边际产出效率呈现下降趋势，减少投资回报将直接影响企业投资。
（四）市场机制运行不畅
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经济发展的质量两者之间的关系，形成了经济增长断断续续的问题，表现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投资产能过剩、要素供给约束、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这些方面充分说明我国的经济发展不充分，发展质量与发展速度不相匹配。在这种局势下，必须全面深化改革，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三、一些专家对供给侧改革的评论
在我国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结构矛盾凸显的宏观环境下，供给侧改革的实施效率决定着我国“十三五”时期乃至更长周期内经济体系的发展走向。在我们国家，虽然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研究长期问题、趋势性问题应该着重从供给方的因素去分析。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主流的思想还是从需求方去观察问题。就是所谓“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分析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最终得出的结论是需求不够，应对的方针就成了扩需求、保增长，采用刺激的办法去提升经济增长率，但是近几年效果不佳，而且积累了大量的风险。风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刺激政策的效应越来越差；另一方面，刺激政策造成的副作用越来越大了。2015年一些研究表明，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总杠杆率大概在250%左右，甚至有研究认为已经接近300%，说明杠杆里蕴藏着很大的系统性风险。于是很多人意识到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已经不能继续了，要寻求另外的办法。从供给侧来考虑，中国经济进入下行通道的根本原因在于“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在下降”。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到供给侧，尽一切努力去提高供给的效率。在供给侧的三个主要因素——劳动力、投资和效率提高当中，劳动力因为人口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因为过度投资已经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作用，而且蕴藏着系统性风险，所以要扭转经济增速下降的形势，就要依靠提高供给的质量，也就是说提高效率。
提高供给方的效率和质量最终还要靠结构性改革。首先要优化经济结构。效率不高，肯定有资源错配、误配的问题，所以结构优化是我们要提高供给效率的重要途径。吴敬琏指出：“结构调整有两种办法，一种办法就是计划经济的办法，由政府来进行资源的再配置。我们曾经用过这个办法，比如从2004年以后提倡的‘有保有压’，‘有服有控’，由政府行政机构来包办，用各种政府补贴、贷款、投资来发展政府所指定的一些产业，来扶植政府所选的一些企业，来发展政府所提出的某些技术创新。从2004年以来做的办法看来效果并不好，因为政府没有能力去判断什么是好的结构，实际上这是要靠试验，靠千千万万的创业者、创新者通过试验在市场中受到考验，找出路径。”另一种办法，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下，主要依靠市场力量来进行。市场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就是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在进行资源的再配置的时候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市场的另外一个作用就能够形成一种所谓兼容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的创业和创新。